叶公超：敢和蒋介石顶嘴

翻阅日历

“我执行政府的外交政策，在运用和决断上，我有我的自由，某某也干涉不了我”。这是叶公超在1955年与记者交谈中的一段话， “某某”指的就是蒋介石。
　　
　　叶公超：敢和蒋介石顶嘴
　　
　　叶公超是谁？这个名字相信会让很多人感到陌生。但是在五、六十年前，无论是在学术文化界还是在政界，叶公超都是一个响当当的名字。他既是一个桃李满天下的着名教授，钱钟书、季羡林、杨振宁这些知名学者都曾是他的学生；他也是一个酷爱诗歌的着名文人，新月派的代表人物，与他齐名的都是徐志摩、胡适、梁实秋这些文化界名人。
　　
　　叶公超有两个特殊的习惯：一不写日记，二不留照片，这让他的故事大多淹没在浩瀚的历史里，很少被人提及。叶公超早年留学英美，归国后先后在北大、暨南、清华、西南联大等校教授，后入政坛，曾在台湾任“外交部长”、“驻美大使”等职。不管是前半生的教授生涯，还是后半生的外交政客，无论叶公超身份如何变化，有一点始终未变——终其一生的脾气。有人评价叶公超说：“公超一天的脾气有四季──春夏秋冬，你拿不准去见他时会遇到那一季，全凭运气。可能早上去看他时好好的，下午就被骂了出来。”
　　
　　叶公超脾气坏，而他坏脾气的最终表现就在他那张嘴上，画家陈子和在总结叶公超的缺点时说“他看不得别人有错，有错就当面指责。”朱自清也说“他是一位极不容易被了解的人，喜怒无常、狂狷耿介，……他常骂人，但被骂的人并不怀恨，而且感激。”
　　
　　叶公超的老友梁实秋为我们讲述了一件他骂人的轶事：“公超在某校任教时，邻居为一美国人家。这家顽童时常翻墙过来骚扰，公超不胜其烦，出面制止。顽童不听，反以恶言相向，于是双方互相大声叫骂，秽语尽出。其家长闻声出视，公超正在厉声大骂：I’ll crown you with a pot of shit！（我要把一桶粪便浇在你的头上！）那位家长慢步走了过来，并无怒容，问道：‘你这一句话是从哪里学来的？我有好久好久没有听见过这样的话了。你使得我想起我的家乡’。”一句骂人的脏话让邻居和叶公超成了朋友。
　　
　　叶公超爱骂人，他的这张嘴骂过学生、骂过朋友，骂过同事、骂过上司，甚至连自己的最高领导蒋介石也照顶不误。
　　
　　爱骂人的教授
　　
　　叶公超23岁就进入了北大英文系出任教授。尽管坐在下面的许多学生都比他大，可都无一例外的被他的学识所征服。他的学生赵萝蕤（音ruí）说叶公超才华出众，“他一目十行，没有哪本书的内容他不知道，……他的文艺理论知识多得很，用10辆卡车也装不完的。”如今的北大老教授季羡林是叶公超在清华任教时的学生，季羡林也认为，“说到学问，公超先生是有一肚皮的。”
　　
　　学生们除了记住了叶老师的学识风范，也记住了他的脾气，他那张爱讽刺挖苦人的嘴。叶公超在暨南大学的学生、作家温梓川回忆说：“他最注意发音，如果发音有误，照例须挨骂。……即使是女同学，如发音恶劣，亦不稍假以辞色，直言斥讽，入木三分，那被骂的女同学也常常直立以巾掩面，甚至有泪不可抑者。”在西南联大教书时，叶公超对学生的英文发音亦是十分严苛，一般学生才念一句，他就会毫不犹豫地说出学生是哪省人，让学生十分难堪。
　　
　　叶公超在西南联大的学生许渊冲回忆：“他讲课前先要学生朗读课文，读慢了，他讥讽学生结结巴巴；读快了，他又说快不等于好，结果学生得到的只是批评，没有表扬。……在联大时，他讲《生活的目的》时，……轮到我念了，我在别人念时没听，只顾准备下面一段，所以念得非常流利，满以为不会挨骂了，不料他却问我，‘你读得这么快干什么？你说生活的目的到底是什么？’生活的目的在上一段，我没有听，自然也答不出，他就批评我只重形式，不重内容，这对我是一个很好的教训。”
　　
　　叶公超这种奇特的念书教学法在清华也是如此。季羡林回忆说：“公超先生的教学法非常奇特。他几乎从不讲解，一上课，就让坐在前排的学生，依次朗读原文，到了一定段落，他大喊一声：‘stop！’问大家有问题没有。没人回答，就让学生依次朗读下去，一直到下课。……有人偶尔提一个问题，他喝一声：‘查字典去！’这一声狮子吼有大威力，从此天下太平，宇域宁静。”
　　
　　在学生们的眼里，叶公超的脾气古怪，几乎是喜怒无常。1933年，叶公超与闻一多、林徽因创办《学文》月刊,作者中有一批北大、清华的高材生，季羡林也在其中。季羡林曾写过一篇名为《年》的散文，受到叶公超好评，这下把季羡林美得不得了，紧接着又写了一篇《我是怎样写起文章来的》，也期望得到叶公超的首肯。可没料到，叶公超大发雷霆，铁青着脸对季羡林大吼：“我一个字也没有看！”把季羡林吓得目瞪口呆，赶忙拿了文章走人。
　　
　　顶撞上司的政客
　　
　　叶公超不仅当教授时看不得学生有错，就算后来当了官，也不肯让人。他最看不起的就是伪君子、假道学，最痛恨小人得志后打击正人君子。在官场交往中，在酒筵酬酢间，他直言、敢言，从来就不会顾忌自己的话中不中听，因此得罪了不少人。
　　
　　有一次，某个“立委”在“立法院”对叶公超的用人提出异议，质问叶公超：“什么样的人才能当外交官？”叶公超的回答足可以把该“立委”气晕，他知道这个人有羊癫疯，所以故意答道：“只要大学毕业，五官端正，不患羊癫疯的都可以当。”说完，还鞠了一个90度的大躬。（傅国涌《叶公超传》）
　　
　　不仅对“立委”的质询不屑一顾，就算是对自己的上司，叶公超也是不卑不亢，决不曲意逢迎。那个时候，陈诚是叶公超的顶头上司，对于这个领导，叶公超就从没看得起过。
　　
　　1950年，国民政府迁往台湾之后，搞了一个“革命实践研究院”，主任就是陈诚。对于这个研究院，叶公超颇有微词。一次吃饭时，他当面对陈诚直言：“研究院是做官的‘终南捷径’，受过训的人除了多一件护身符外，看不出什么效果。”一句话把陈诚噎得半天说不出话。
　　
　　陈诚在会谈中有个习惯，喜欢引经据典。1961年，时任“副总统”的陈诚“访美”，与肯尼迪总统会谈，叶公超临时充当翻译。在会谈中，陈诚引用《孙子兵法》中的话，让肯尼迪听得一头雾水，会谈气氛十分尴尬。后来，叶公超索性不拘泥于陈诚的原话，只根据其要点进行翻译，才扭转了会谈的气氛。会后，叶公超把自己不按句翻译的事告诉了部下，至于他这样自作主张，陈诚会不会介意？会不会不高兴？叶公超根本就不在乎。
　　
　　叶公超这种敢说敢做的性格在对待蒋介石时仍旧不改。他这个“外交部长”从不把自己的最高领导放在眼中。叶公超最烦老蒋的文山会海，更加反感开会签到，平时开会都让别人去顶替。一次，在听蒋介石的报告时，叶公超无所顾忌他在下面跟同事发牢骚：“两个小时可以办许多事情，却一定要让我来浪费。”还用英语补了一句，“他敢拿枪枪毙我！”
　　
　　即便是当着蒋介石的面，叶公超也敢公然顶撞。抗日期间，叶公超奉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命令在伦敦发表了《西藏事件宣言》。《宣言》发表以后，宣传部电令停止发表，叶公超复电：“业已发表。”宣传部再电：“应予更正。”叶公超再复电：“不能更正。”不久，叶公超奉命返国。陈布雷特地到机场接他，悄悄告诉他，老蒋很生气后果很严重，见面要小心应付。
　　
　　这是叶公超第一次见到蒋介石。蒋沉着脸问：“叫你更正，为何不更正？”“此事关系国家威信，是绝对不能更正的。”叶的回答很干脆。在蒋介石的面前，多少文臣武将都是唯唯诺诺，不敢说半个“不”字，而叶公超，竟敢在他面前直言无忌，让蒋深感惊讶。随后，蒋不再追问宣言的事，转而问起叶公超的工作情况。叶公超的敢言不仅为自己化险为夷，也让蒋介石对他另眼看待。
　　
　　在叶公超看来，自己的外交决断有自己的自由，不会受外界干扰。记者乐恕人在1955年曾与叶公超在日本有过一席长谈。叶公超说：“我是做的中华民国的外交部长，不是做的哪一个人的外交部长。我执行政府的外交政策，在运用和决断上，我有我的自由，某某也干涉不了我。”即便是没有点名道姓，但谁都明白这里的“某某”就是蒋介石。后来，乐恕人问他这句话可否引用时，叶公超无所谓地回答：“你引用好了，我不在乎。”
　　
　　朋友们经常劝诫叶公超“凡事要听话”，但叶公超依然故我。1961年，联合国讨论蒙古入会的问题，时任台湾“驻美大使”的叶公超，没有听从蒋介石的命令投反对票，而投了弃权票。这一票投出，他很快就被召回述职，不久就被贬下岗，从此退出外交舞台。据说，这是因为他又一次顶撞了蒋介石，他曾当面跟蒋说：“别的您懂，外交您比不上我懂！”
　　
　　到晚年，叶公超也承认自己“一辈子脾气大，吃的也就是这个亏，却改不过来，总忍不住要发脾气。”在他看来，在不该说之时危言危行，如天寒地冻雪中送炭，该说时而人云亦云，只算锦上添花，大可不必。1969年7月21日，人类登月成功，举世庆祝，只有叶公超特立独行，认为月亮被科学污染了，作诗一首表示异议：“登月人归佳话多，何曾月里见嫦娥。举头望月明如旧，对月无言且放歌。”
　　
　　这就是叶公超，一个耿直而不懂得圆滑的人，“好放言无忌，辞欠斟酌”，无论是评论世事，还是臧否人物，总是直来直去，从不转弯抹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