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后随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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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后随想

2008-6-23

周末连续通宵看了一部电视剧《追》。该剧讲述了警察和一个大毒枭之间可以追溯至十几年前的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具体剧情介绍请见：http://ent.sina.com.cn/v/2007-04-18/21271524940.html）。毒枭和警察的矛盾，最后在仓库的桥段中得以结束。本文不是剧评，暂时不分析其中的故事人物和情节的安排，只从剧情矛盾解决背后，引申出笔者的若干联想。

该剧矛盾的核心是邪恶和正义，毒枭、警察叛徒和正义警察之间的纠缠。最后，邪恶的警察内鬼、大毒枭得到了该有的结局，在这过程中，正气警察（卢扬、董荷）的努力，小人物（蒋冬至）的抗争与充分证据，以及胡岩的网络技能（技术），最终让罪恶得以被揭露。

这个故事给我的启示是：罪恶（贩毒、走私、扼杀正义），很容易在这个脆弱的社会中得以隐藏和暗中壮大，而制约罪恶的力量（警察、政府）通常在犯罪力量的诱惑下，成为罪恶的帮凶，甚至主谋。罪恶被揭露和惩罚，却通常需要小人物的不懈抗争和努力，付出沉重代价后才能实现。问题是，剧情中的罪恶，很容易在现实找到屡见不鲜的缩影，而对抗罪恶却往往被寄托在小人物的主观能动性上。这样正义的观照，在现实生活中却被深深掩埋。

《追》电视剧，给了观众们一个完美的结局。可现实中呢？罪恶可以强大到渗透入国家机器中，可正义的力量却往往被寄托在个体人物上。这显然是一种被颠倒的力量对比，令人绝望。在这部电视剧中，代表正义力量的制度，如公安局、区政府、公安局长等因素，未能体现出应有的效能出来。

我们可以从中设想一套对抗罪恶的社会体系。甚至，放大一点说，是否从中引申出建立一套“解决问题”的大逻辑。

“解决问题”往往取决于三个层面的因素：技术、制度和文化。技术很关键，但绝对不是最根本的，就如《追》中胡岩的黑客技术，它有助于最终解决问题，但如果没有其他，技术只是一种工具和手段。制度，才是解决问题最关键的因素。《追》中卢扬、董荷、蒋冬至等小人物的个体努力，是一种“解决问题”的巨大有效的能量，但它往往取决于个体人物的性格和背景，偶然性太强，不足以成为一种稳定的体制性力量。这就如日本可以通过明治天王的维新举措，使日本走上强国之路，而光绪变法，却只是个体力量企图奋发的历史悲剧。其中的意味很明显，个体力量很关键，但最重要的还是需要将这种积极的个体力量转变成稳定的体制性力量，最后将这种体制性力量背后的文化基因挖掘出来，使体制本身具备持续更新的造血能力。

这也许对创业期或成长期的公司有所启发。物理层面的技术变革很重要，这是产生原始竞争力的因素。而塑造制度性的竞争能力更重要。一个公司一段时间，可以依靠一个杰出职业经理人的经验和主观努力，获得“解决问题”的能力，但它不可能在所有的时间内解决所有的问题，因为毕竟靠个体力量，太偶然也太不可靠。对于这样的公司而言，有意义的事情是，通过职业经理人个体努力和优秀技能，孕育出一套融入血液和灵魂的，习惯性的行为制度，并依赖这种制度，产生无限的能量和无数的个体能动性。当然，最高明的事情还应当属，通过生动的个体案例和制度安排，衍生出一种“文化”能力，这种文化能力保证具备主动性的个体源源不断的出现，以及制度力量的有效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