讽刺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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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品等语言类节目，深受观众喜爱，成为每年春节晚会的重头戏。小品原本不是一个独立的文艺样式，戏剧史上没有它的地位。但历史上确曾出现过一种小品，具有浓烈的讽刺意味，没有讽刺小品之名，而有讽刺小品之实。
　　明宪宗成化末年，有一位名叫阿丑的宦官，擅长演杂剧。他演过的其他剧目不得而知，但他的几次即兴发挥，由于发挥了实实在在的讽刺规谏作用，而为正史和多种笔记记载下来。
　　成化十三年设置的西厂，实际上是一个特务机构，而提督西厂的太监汪直就成了当时最大的特务头子。汪直领西厂期间，屡兴大狱，弹劾罢免公卿大臣数十人，以致朝野不安，人人自危；却深得明宪宗信任，权势愈益煊赫。明代笔记《都公谈纂》载，宦官阿丑有意打击汪直的气焰，当明宪宗让他献艺时，他装扮成一名醉汉，卧倒在地。有人过来呵斥他：“大官过来了！”醉汉置之不理；又说：“皇帝驾到！”醉汉依然卧着不动；直到听说：“汪直来了！” 醉汉才急忙爬起来。问他：“汝不畏驾至而避畏汪直，何也?”他说：“当今之世，吾知有汪直而已，他（其他人）不知也。”明宪宗正是看了这出戏后，若有所悟，对汪直的宠幸顿时衰减。
　　汪直权势炙手可热之际，曾扶植阿附他的王越做了兵部尚书兼左都御史、陈钺做了右副都御史。两人曾先后巡抚辽东，没什么功绩，却干了许多不法之事，陈钺甚至因掩杀冒功激起变乱，朝廷于是派兵部侍郎马文升前往安抚。马文升曾代王越总制三边，在辽东的治绩和军功颇为卓著，他一到，变乱很快平息。汪直欲夺马文升之功，主动请缨赴辽东处置边务，与陈钺沆瀣一气，设计陷害马文升。在此背景下，《明史》记载，阿丑又装扮成汪直的样子，手持两把大斧朝宪宗疾走，有人问他，他说：“吾将兵，仗此两钺（斧）耳。”又问他是哪两钺，他说：“王越、陈钺也（越、钺同音）。”明宪宗听得明白，会心一笑，史称“稍稍悟”，但朝廷大臣仍然不敢弹劾汪直。
　　满朝文武噤若寒蝉之际，直言只能沽祸，而借助于讽刺，却可以收到直言收不道的效果。鲁迅先生曾引英国哲学家约翰·穆勒的话说，“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接下来又说，“但这是英国的事情，古来只能‘道路以目’的人们是不敢的”（《南腔北调集·〈萧伯纳在上海〉序》）。封建专制时代，尤其是东厂、西厂特务机构横行的恐怖时期，老百姓“道路以目”，所以阿丑这样的讽刺不是产生在民间，而是产生在宫廷；而阿丑敢于进行这样的讽刺，也与他的宫廷弄臣身份分不开。尽管如此，他指名道姓，将讽刺的锋芒直指权奸，并专意表演给皇帝看，让皇帝从中受到刺激并有所感悟，显示了讽刺的力量，古来罕见，实属难能可贵。
　　阿丑也并非仅仅和汪太监过不去，对其他现象也有所针砭。得知保国公朱永私役大量军士为自己建造宅第，阿丑与另一艺人在宪宗前表演，一人朗诵诗歌道：“六千兵散楚歌声。”另一人打他一下，说：“何为误八千为六千?”（项羽的江东子弟号称八千）一人答道：“二千在保国公家造房。”宪宗还不相信，遣人秘密打探，结果完全属实。这一来保国公害怕了，当天就把人撤了下来。（据《都公谈纂》）
　　阿丑的讽刺小品，也不完全就事论事。明代笔记《四友斋丛说》记载，鉴于当时刑政废弛，阿丑为宪宗表演六部（吏、户、礼、兵、刑、工）选任官员。主其事者命令精挑细选，首先选得一人，主事者问姓名，他说：“公论。”主事者说：“公论如今无用。”其次选得一人，问姓名，他说：“公道。”主事者说：“公道亦难行。”最后选得一人，问姓名，他说：“胡涂。”主事者这才首肯，说：“胡涂如今尽去得。”宪宗看过之后，微笑而已，并没放在心上。但该小品对官场现实的讽刺，不可谓不尖锐。《四友斋丛说》的作者何良俊评说：“若宪宗因此稍加厘正，则于朝政大有所补正。太史公所谓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则滑稽其可少哉！惜乎宪庙但付之一哂而已。”并联系作者所处的嘉靖年间，指出：“若在今日，则胡涂亦无用处，唯佻狡躁竞者乃得进耳。” 阿丑的这一作品，已具有现代讽刺小品的意味。
　　现代讽刺小品兴起于社会转型期，对种种社会不良现象的讽刺，引起了观众的共鸣，因而深受欢迎。它不同于专制条件下的冷嘲，而产生于比较宽松的环境，无须付出阿丑那样非凡的勇气；它也不再寄望于专制权力，而借助讽刺触动公众，引起对社会不良现象的关注；它所讽刺的对象不再是巨奸大恶，而多属人民内部矛盾，也不再指名道姓（那会惹来官司），而对生活加以典型化概括，“不必是曾有的实事，但必须是会有的实情”（鲁迅语）。但即使这样，讽刺也不容易，近年来小品渐渐失去讽刺锋芒，甚至讽刺缺席，便是明证。某届电视小品大赛，入围作品竟然没有一个讽刺小品。凭借讽刺兴起，以讽刺为生命，赚了观众许多笑声的小品，倘若没有了讽刺，剩下小品，很难设想还能走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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