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清史稿》有传:“张之洞,字香涛,直隶南皮人。少有大略,务博览为词章,记诵绝人。” 张之洞,直隶南皮(今河北南皮)人,因此,也有人直呼其为“南皮”。其字孝达,号香涛、香岩,又号壹公、无竞居士,晚年自号“抱冰先生”。据说,“抱冰” 两字出自越王勾践抱冰之典故(“冬常抱冰夏还握火”)。张之洞自小聪明过人,十八岁中举人,廿六岁中进士,同治二年探花,历任翰林院编修、教习、侍读、侍讲学士及内阁学士等职,一度是“清流派”健将,后为“洋务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大力倡导“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曾任山西巡抚、两广总督、湖广总督、两江总督、军机大臣等职,官至体仁阁大学士,创办汉阳铁厂、大冶铁矿、湖北枪炮厂等,其死后,谥文襄。 张之洞评价,一百年来,确实是毁多誉少的,“海内外毁誉相半,而毁多于誉也”。无论其政绩,还是其为人,都有人坚持其批判态度,可说是“坏话说尽”。但是,近期,本人读了大量的有关张之洞的史料,正史野史,都在浏览之列。于是,便有订正张之洞毁誉之想法。尽管,这种订正是无足轻重的。 其一,关于兴办洋务。张之洞是著名的洋务派代表人物。其后半生,一直倡导新学,兴办洋务。但是,对其评价,不敢恭维之人,相当多。比如,他当年的主要幕僚、“怪人”辜鸿铭先生尽管对张之洞有好感,但也说张之洞“知有国而不知有身,知有国而不知有民”;只知“敬事”不知“有信”,终于“百事俱废,徒劳而无功”。梁启超也称“张之洞浮华之人也”。甚至有人编讥讽之作:“闻公之名,惊天动地;望公之来,欢天喜地;见公之事,乌天黑地;愿公之去,谢天谢地”。《清史稿》也曾说张之洞“莅官所至,必有兴作。务宏大,不问费多寡”。一句话,张之洞办洋务,完全是“好大喜功”。比如,经常被人拿来说事的,就是他所办的汉阳铁厂。“虚报”铁矿资源、建厂糜费不堪,投入产出不成正比,等等。完全是面子工程。 然而,这种说法是站不脚的。《清史稿》说:“之洞耻言和,则阴自图强,设广东水陆师学堂,创枪砲厂,开矿务局。疏请大治水师,岁提专款购兵舰。复立广雅书院。武备文事并举。”语虽简赅,却列举了张之洞兴办现代工业的清单。单就汉阳铁厂,当时就有一位外国观察家评价描述汉阳铁厂:“烟囱凸起,矗立云霄”, “化铁炉之雄杰,辗轨机之森严,汽声隆隆,锤声丁丁,触于眼帘、轰于耳鼓者,是为二十世纪中国之雄厂耶!”汉阳兵工厂生产的汉阳造步枪(德制毛瑟枪的改进型),几乎影响了中国军队装备长达五十年。毕竟,当时的中国,完全没有工业,张之洞之所为,则是风气之先。当时的武汉,已被人称为“东方芝加哥”。张之洞一心办实事,连慈禧都说过,“张之洞是个实心的人”。很多年之后,毛泽东同志还说:“中国的重工业不能忘了张之洞,就是不跟外国人谈判,不签条约。”还有一点,是张之洞本人也想不到的,他当年任职过的地方,广州、武昌、南京,后来几乎都成了革命的发源地,武昌更是打响了倒清“第一枪”。没有张之洞,就没有现代革命的基础,因此孙中山曾经评价张之洞:“不言革命的大革命者”。这就是“其始也简,其成也剧”。 其二,是说张之洞为官圆滑、惯于见风使舵。比如,说得最多的事,就是其对戊戌变法的态度,墙头草,两边不得罪。曾有记载,说强学会捐款之事。张之洞有回电:“群才荟集,不烦我,清除名,捐款必寄。”也就是说,钱可以捐,但不能列名。列名者,实仍政治立场耳。戊戌变法,张之洞可立于不败,实系其圆滑。《清史稿.张之洞传》云:“二十四年,政变作,之洞先著《劝学篇》以见意,得免议。”还有,戊戌政变之后,慈禧亟欲废光绪,立大阿哥溥隽,慈禧征求张之洞意见,他则答:“权在太后,非疆臣所得干预。”不惜得罪两江总督刘坤一。气得刘坤一大骂:“香涛见小事勇,见大事怯,姑留其身,以俟后图。吾老朽何惮?”如此等等。野史也提及,说“死不奉诏”之电文,仍未商于张之洞,系“强奸香涛一次”。这种事,显然也是不可能的。如此重大之事,张之洞怎么可能不晓而署名?唯一的解释,就是张之洞中途反悔了。 其实,这种评价也是不全面的。张之洞为官,自有其两面性,一是正直敢言,二是谨慎处事。说他正直,颇多记载,比如,同治年间,张之洞做京官,有所谓“清流”之说,众多敢言大臣,激清扬浊,被人称为“青牛”。张之洞就是健将之一,素有“敢言之名”。最为出名的一件事,就是西太后太监恃宠与护军卫士争执的事件。虽说满朝文武,对西太后的处置不满,也有谏臣暗指西太后宠信宦官,但是,张之洞则以嘉庆朝“林清事件”为例,说明宫门护卫制度严格的重要性。有话要说,但入情入理。最后此事圆满解决。护军卫士得以保全性命、涉事的太监亦受惩罚。因此,张之洞这只“青牛”,也是讲策略的,不抵痛人,却可恰到好处,既敢言又适度。义和团运动之时,西太后是暗中支持该运动的。这个时候,张之洞却以国家兴亡存续为念,公然抗命,同两江总督刘坤一、两广总督李鸿章搞了“东南互保”,并在上疏草稿中,将“臣职守东南,不敢奉诏”之语,改为“臣坐拥东南,死不奉诏”。虽说如此,张之洞却处处以“拥后派”自居,处处讨西太后欢心。史料说:“之洞与西后关系甚深,极感知遇”,这也是慈禧太后最为器重张之洞的原因之一。在张之洞一生宦海生涯之中,他充分施展了政治智慧,能伸能缩、张持有度、进退权衡、行事低调,显现了一位成熟官僚的独特魅力。因为,张之洞深知,他不是“皇亲国戚”,也没有什么赫赫战功,居官至伟,而定有旦夕之祸,不容任何之闪失。一生“为政不得罪巨室”,这才是他立身之本。这一点,他一生都做得很好。 其三,是说张之洞常居高位,满腹经纶,故自命清高、张狂傲慢。野史对这一点,尤多恶语。说张之洞“待人接物”傲慢异常,督两广,督湖广,均有人说其“骄蹇无礼”,“自负才地”。巡抚求见,可以“三谒三拒之”,且年愈迈而气愈骄,有好几次,差不多弄得同僚下属气得要辞官而去。对一些头角未露的后生晚辈,也时常怠慢之。对同为封疆大吏的李鸿章,他也是不满的,相来不客气。比如,李鸿章曾说“香涛做官数十年,犹是书生之见耳!”张之洞毫不客气,回敬“少荃议和两三次,乃以前辈自居乎?” 其实,张之洞有才学,这是公认的。我曾在野史里读到张之洞与人作无情对。有一个对子,甚感其功力。如,人作“树已半枯休纵斧”,张之洞对以“果然一点不相干”;又如“欲解牢愁惟纵酒”,张之洞对以“兴观群怨不如诗”。张之洞有学问,盖因其好学也。野史就有说法:“南皮喜读书,无论何人往谒若当卷帙纵横之际,惟有屏诸门外耳”。有学问之人,大抵清高,这也是正常的事情。但是,这也分状况,看是什么人。 有一件事,似乎能说明问题。梁启超历来对张之洞评价不高,并认为他比李鸿章差远了,“如壤别”。这是有原因的。张之洞对康梁,始终保持距离,他主张新学,但不愿与康梁为伍。毕竟,他深知,满清掌权者,并不是光绪帝。因此,当梁启超拜访湖广总督张之洞之时,甫一见面,张之洞就出了个上联,想考考这个光绪帝的红人。“四水江第一,四时夏第二——先生来江夏,谁是第一,谁是第二?”梁启超也不示弱,对出下联:“三教儒在前,三才人在后——小子本儒人,何敢在前?何敢在后?”相当绝炒。因此,张之洞对梁启超的态度,随之顿变,热情招待。另有一说,是指孙中山谒张之洞。孙中山递上名片,写上“学者孙文求见之洞兄”,张之洞一看,大为不满,随即回帖:“持三字帖,见一品官,儒兄竟敢称兄弟!”孙文也是高人,即回“行千里路,读万卷书,布衣亦可傲王侯!”张之洞一看,亦大吃一惊,马上恭请入衙,好生招待。也就是说,张之洞待人,也是有原则的。他喜欢有才有学之人。有才而无学,对不起,他不待见。比如,那个自称“有才无学”的李鸿章。 当然,人们批评张之洞的缺点还不少。比如,有人说其素以好客称,《清史稿》就说他“爱才好客,名流文士争趋之”,但是其迎为上宾之人,并不怎么样。说梁鼎芬是妄人,陈衍就会写诗,辜鸿铭更不用说,怪人一个。因此,用怪人之人,张之洞能不怪吗?这也是片面之词。辜鸿铭有天下奇才之称,早年游学欧洲十几年,精通九种西语和日语,熟谙西学西政和其社会民情,“精于别国方言,邃于西学西政者也”,张之洞主新政,兴洋务,同他是大有关系的。那个梁鼎芬亦是大有学问,擅长书法诗文,被人称为“岭南近代四家”,其书法,风骨棱棱,颇如其人,“秀雅绝伦”。那个陈衍,也是学识渊博,擅诗文,具有维新思想,特别在财经领域,素有专才。 至于说张之洞性情乖僻、生活怪异,这也是性格所致,本不是什么可以指责的问题。他是性情中人,这是无疑的。我相当喜欢。比如,野史就有张之洞“乃一老猿” 的说法,称其精力旺盛,“能十余夕不交睫”,又说:“南皮终日不食,终夜不寝,而无倦容,无论大寒暑,在签押房内和衣卧,未尝解带”,“公起居无节,世所共知”。这个人,生活无常,有点不食人间烟火的味道,也是奇人一个。另外,野史中还提到一件事,说张之洞对待官衔的随意态度。据说湖北有一富商,常“助赈”,张之洞好其事,每助赈一次,则“请奖一次”,最后连“尚书衔”也送出去了,几乎到了无官衔可送的地步,其为官作派,令人叹服。做这种官,如此随心所欲,自有奇人异士之风。野史还有“文襄买古董之被骗”的故事,让人笑死。张之洞在琉璃厂“见一巨瓮”,他爱不释手,对方索金三千,文襄“难之”,“往返数四”,最后还价二千得手,谁知,这个东西,仍纸蜡之作,经雨而“化为乌有也”。张之洞之性格,生动可见,亦可知其为官清廉。以相国之位,三千金而“难之”,不多见啊。难怪《清史稿》说:“任疆寄数十年,及卒,家不增一亩云”。 张之洞死后葬于家乡,今河北南皮县双庙村。张之洞一生被人诋毁,死后亦注定不得安宁,该墓曾多次被盗。1966年的秋天,张之洞墓被掘地三尺,其尸骨被张之洞当年曾资助的学堂、即后来的南皮中学红卫兵小将“暴尸荒野”,数十天后遗骨竟不知去向,直到2007年6月,其尸骨才被重新找回。张之洞盖棺百年,尚且没有定论,足见盖棺定论之不易。 湖南名宿王闿运先生当年曾有挽联,如今读来,仍有余痛。 老臣白发,痛矣骑箕,整顿乾坤事粗了; 满眼苍生,凄然流涕,徘徊门馆我如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