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走访了国内数家国有企业以及道路运输企业,总体感觉不是很好。
普遍地看来,目前盈利能力较好的国有企业基本上均处于资源专营、产业主导和行业独占地位,甚至有些企业在所在行政区域内居于绝对的市场垄断地位,一些相关产品配套供应商从一定意义上沦为给他们打工的地位。可以说,这些国企不依靠运营模式与管理能力的竞争来获得利润,应该决定了所在行业的整体管理水平之所以保持了一种相对较低层次的共性特征;同样,几乎不用置疑地,基于地区间独占地位和巨大的市场需求相互之间的利益矛盾,导致了这类企业与民众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冲突,则必然使得社会职业衍生出一种非法性质的合理分化。这一职业已经体现为系统的运作模式——“掮客”或“票贩”式中介贸易机制,是国企的定价权力和社会的民生权利相互博弈的一种畸形载体,尽管可能因其具有一定的时代特性不能永续存在,但目前已在渐趋成熟与理性。
由于这套机制并不合法,但合理化存在,是一种可以被称作为消极的社会救济或补充机制的。一般表现为:有独占权,就一定有附庸的或雇佣的贩卖机制。这或许是一个深刻的社会游戏规则的现实表现:在不规范的组织内必得讲关系。因此,精明的“社会活动家”们应运而生,他们将“搞关系”获得交易及其贩卖交易权的运作方式进行了实际的理论化与系统化。因而,目前看来,例如活动在火车站和汽车站周边的票贩子、黑车与“兔子”之流是不可能消失的,在其他国企周围从事类似工作的编外“中间商”尚大有可为。
为什么这样说?因为独占意味着暴利与无保证的质量,在需求不足或不稳,以及在组织休克或养尊处优等等复杂的背景下,特别是国企间的权利分配秩序被新政治改革或冲击后,随着替代的、廉价的、组合的和优惠的其它国企供应商的出现或加入,这时,意味着独占者业务开始出现萎缩,则需要主动出让价格权益的比例来稳定渠道以获得顾客。所以,对上述独占经营的“社会救济或补充形式”,事实上已经由“倒卖票证(计划供应)”转变为“贩卖价差(价格供应)”。
这种方式在财势时代应该是极其普遍的现象,能起到缓和社会供需矛盾的经济作用。不过,由于这种所谓的“社会救济或补充机制”实际上也是催生了新的职业分类的形成,事实上强化了“钱”的购买能力,既增加了富人对选择权的优越程度及其购买便利性,也因为剥夺或侵害了穷人的相关购买与使用权益,必然加大公共管理的难度,令社会形态变得更加复杂:幕后交易使社会变得更加黑暗,社会信任危机成为企业永续发展的最主要难题——复杂的外部环境令企业创塑品牌的活动变得非常艰难或毫无价值。
还有一些情况容易被我们忽略,那就是国企十分普遍的在职腐败与裙带关系问题,其危害程度往往远远超出我们的预计。由于缺乏良好的制度设计和制订合理的约束与激励机制,企业没有形成均衡的组织架构,则基于一种个人私欲的考虑,同企业业务链有关的员工眼见大把的钞票流入企业账房和部分高管的口袋,他们必然开始大肆营私,贿赂成为内部管理的潜规则,管理层必然沆瀣一气。而里应外合倒卖票证还只是其中很小的一种例子。这通常是国企的致命之癌,不仅因损害组织利益而严重地影响了企业前途,也因不断人为地提高产品价格加重了民众负担而不断深化民生危机。此时,业务开始萎缩的企业则逐步走向衰败与没落。
对此,甚至于,我们不需要从产品特征、业务方式、管理水平、运作模式等方面来进行综合评价与数据比对,也无须对企业的组织架构和职位设置进行评价。不仅仅是因为这些方面都将通过相关企业的市场活动,即通过它们对社会民众所提供的产品功能与服务来得以具体体现;相反,令管理学家们更加难以接受的现实,往往是可观的利润数据常常使得国企运作模式变得晦暗不明。通过国企嗜好者对我们呼吁并积极追求的新市场秩序与管理再造的奚落和嘲弄,不断让我们丧失对先进管理理念与运作技术的信心。
这时,管理领域存在的难题,已经不再是表现为理念和工具存在着落后与先进的技术性、创造性及其“有还是没有”的问题,而是领导者在主观方面的思想同社会文化之间存在着严重冲突这一性质问题。这些国企领导的核心价值观和经营理念,成为限制企业发展的最主要智力瓶颈和直接绳索,同时他们在企业的组织架构里到处安插自己人共同疯狂地享用独占盛宴。
现实是,如果从企业运营的起始角度出发,缺乏市场化的经营理念,对这些企业的核心管理层来说,可能是最关键的原因。但这些企业的高管一般都不接受这种评价。相反,它们都以市场为由花费甚巨,并将这些支出直接列入了产品的价格,直至进行预见性的结构定价。
由上可见,加上企业冗员及叠加的种种不合理负担,在昂贵的总合成价格中真正用于产品本身的那部分价格比例已经被国企种种灰色怪圈成倍地放大了,也就必然使得国企产品定价出现不断攀升而产品性能、质量与服务不见明显改善,甚至于反而呈现下降趋势。
也可以解释,这种企业不能从根本上转变管理职能,必然直接形成类似于官僚性质的工作作风。但对于这样的评价,这些企业的管理层也是不愿意接受的。相反地,他们为此也实施了“卓有成效的以旅游为目的”的所谓企业外或行业外的考察活动。比如,道路客运企业在春运后,或地产企业在建党日,通常都会约定在特定的风景名胜区进行有组织的、奢华的所谓“市场调研”活动。
国有企业中,湖南的企业和广东的企业具有一定的经营共同点,那就是务实。它们在业务的拓展与延伸方面,以及在管理能力方面,都愿意进行一定意义上的尝试和努力,并且能够想方设法稳定这一现状。由于湖南是我实际考察的第一站,当时,我甚至有些过于乐观,以为国企管理水平已经有了实质的改进。但随着考察的深入,客观地来说,湖南的企业和广东的企业也存在一个明显的差异,那就是企业形象所附着的文化冲突。业绩良好的广东的企业(包括国企、民企和其他性质企业)一般具有较为时尚的现代建筑外表,而湖南的国企一般倾向于保守的传统建筑,甚至故意表现出一种朴素与寒酸的形象。但是这并非能够证明这些企业没有灰色地带,遗憾的是,这些企业的管理层甚至更为腐化和缺乏责任感。
在湖北的一家国有企业,他们的人力资源负责人、总经理办公室负责人集中代表了“缺乏责任感”的工作态度。他们是高层管理作风在基层的直接表现。对于所谓的人才,他们说:“我们是国企,我既没有时间对人才进行什么背景调查,也没有可能改变工资现状。不过,几乎每个人才都在书面上对自己写得很好,但实际上都不怎么样。所以,我现在没有时间去看什么材料,反正上面要我招什么人我就找什么人;而对于人才的去留问题,我也是不会过于在意的。”对于涉及高层决策的企业再造项目或其他关系企业发展的非政府交流内容,他们习惯于一种踢皮球的做法,绝不主动揽住责任,不会让高层有揪住自己辫子的机会。除此之外,他们表达更多的是:“领导们有会要开,你先放下材料而后等电话吧。”
在郑州的几家国企,他们的办公场地设计以及工作程序和政府机关无异,通过数年前应该是较为豪华的办公楼和刻板繁琐的办事程序,将高层等级森严地严格隔离在市场和企业的现场之外。甚至有的企业出现组织架构明显不合时宜的做法,比如设置“人力资源部”管工人编制,设置“组织部”管管理层和技术层(他们至今仍旧称之为“干部”编制)。这样的企业在这个人口密度最大的省份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不能例外的是,安徽的国企有过之而无不及。周一拜访合肥汽车客运总公司,两位保安守在一楼狭窄的机关门口,不断地强烈拒绝来往办事的人员,他们异口同声地说:“今天全部人员都没有来上班,你们等几天再来吧。”有人说:“我是从北京来的,有重要事务要见你们的人员。”他们说:“哪里来的都不行。”来人又说:“你们这样做,不担心我们会给你们不好的评估?”他们说:“这有什么意义呢!”有人问:“不可能周一连个值班的人员都没有吧?”他们答:“没有,就是没有。”并伸出警棍拦住来办事的人们…… 江苏国企的表现并不比经济不发达省份的国企强多少。因为这是一个拥有很多家世界500强企业投资和经过现代管理理念洗礼的省份,这样的感触让我尤为强烈:一方面是世界管理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繁荣发达,一方面是国企恪守传统经营思路及其落后的管理模式。这两个方面在当前显示出十分莫名其妙的共存属性——先进与落后同时并存,泾渭分明,彼此隔离!
造成这一怪异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主要还是企业的财务表现。不过,让我们再难以信任的又是什么呢?主要是按照管理科学的分析方法,我们无法通过对企业的经营数据分析来透析经营实质与潜在问题。相反,这些优秀的财报不仅掩盖了问题的实质,反而使得我们的企业管理活动变得逐步地过于抽象和政治化——事实上,太多缺乏现代管理技术的国企或泛企业化事业单位所表现出的强劲盈利实力,其实和它们的管理者的能力毫无关系。这样的财报其实是国企疯狂掠夺民众收入的直接证据,而并非颁发给他们为社会服务的奖状!
不过,也有一些令人吃惊的表现,对于业务方面的问题,有些职能部门的中、基层普通管理者,特别是一些管理新人,甚至有吹毛求疵的喜好,积极“卖弄”自己的勤奋和专业能力,他们不断地对每个问题的细节,包括标点符号均予以高度重视并反复纠缠;同时,也偶尔会有老练的中层管理者会建议说:“对于有关管理方面的安排,最好是通过行业主管部门或协会,有个熟人介绍,我们也好妥善接待安排,不然我们根本不会信任,很多很好的、积极的东西到高层那里去的可能性都没有。”
同时,我也发现一种有趣的现象,这些企业对境外企业,特别是对远远超出企业自身承受能力的东西表现出一种异乎寻常的兴趣,而对贴合企业实际的东西往往容易先以“官场文化”(强调政府关系或泛官方背景)进行揣度和衡量。所以,这些企业一般愿意从事一些花费巨大而收效甚微的面子活动,同时“十分尊敬”或“愿意积极地奉迎”与巴结政府公职人员。
当然,上述种种列举或没有被列举的外部表现,只是国企于现实市场的沧海一粟,今天已经不再让我们感到惊讶。只是,他们的实际运作活动对于社会民生的影响却日复一日,并一直在延续着…… 另外,所谓国企不“亡”?“亡”,并非意味着这些组织必得死去,而是说它们若想获得新生和再造,就必须要付出割弃“落后之癌”的巨大代价,同时要投入很大的努力才能扭转失去了很多市场机会的被动局面。否则,因为国企不仅不能改善民众的生存环境,反而会变本加厉地令社会民生陷入更大的困境,从而削弱国家竞争力,直接影响社会前途,所以,我们要提倡宏观层面“逼死”国企这些既得利益集团。 对我这样的管理者来说,现在我们要明白: 我们的很多管理理念与操作模式已经超前和纯粹,而现实的情况远比我们想象的还要落后和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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