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3月6日中午，又有一名华为员工跳楼自杀了。而在之前的短短2年时间内，已经陆续有7名华为的员工自杀或猝死。一时间，对华为公司“吃人的狼性文化”的批判声汹涌澎湃。
对那些年轻鲜活的生命过早地离去，我们自然是万分痛惜。但我们据此去全盘否定华为的企业文化、甚至妖魔化任正非这样的中国企业家，又是否合适呢？我们总结那些被有些人痛斥的华为企业文化，会发现有这样几个关键词：心怀理想、无私奉献、艰苦奋斗、团队合作、善抓机遇、果断出击……这些行为和思想特征，放在几十年前，是备受赞誉和宏扬的雷锋精神、大寨精神和铁人精神，为什么到了今天却备受诟病呢？不能因为几个自杀的特例，就把华为看成一个人间炼狱，并因此全盘否定这些优秀的传统精神。
在华为公司，谁最有理由自杀？是其创始人任正非！因为家境贫穷，高三时他还没穿过衬衫，自卑可以让他自杀；到40多岁时，他一事无成，还患上了严重的糖尿病，穷困可以让他自杀；在1987年刚创业的五年时间内，他四处奔波却求贷无门，无助可以让他自杀；此后，他在国企和外资的前堵后截中苦觅一线生机，绝望可以让他自杀；2007年底，华为在世界的头号劲敌思科宣布，今年5年内将在中国投资160亿美元，准备和华为进行一场你死我活的较量，威胁可以让他自杀……但任正非没有这样做。
别以为任正非是一个心坚如钢的硬汉，其实他也曾有过特别软弱和绝望的时候，在一封对公司员工的公开信中，他透露自己也曾是一个严重的忧郁症、焦虑症患者，甚至一度无法自我排解从而必须依靠医生的帮助。是肩负的责任和不服输的性格，使他最终从忧郁中重新站了起来。
从某种程度来说，华为公司所在的深圳市，是一座忧郁和焦虑的城市。据深圳市卫生局的调查报告显示：18岁以上深圳居民精神疾病总患病率为21.1%，在全国城市名列第一；其中，深圳抑郁症发生率为7%，远远超过全球抑郁症3.1%的发生率；深圳焦虑障碍患病率为9.94%，这意味着深圳每10名成年人中，就有1人有焦虑障碍；同时，深圳年均有2000人自杀，比交通事故造成的死亡人数还要高。
象深圳这样的发达城市，为什么会有这么高的忧郁症和焦虑症患者呢？
首先，是产业竞争惨烈所致。如果按某些人的建议，华为公司实行严格的8小时工作制、午餐过后再来点下午茶、晚上不用加班全部去卡拉OK、高管每年到国外去舒适地度假……这样不用三年，华为就必将会被国有垄断企业和国外行业巨头一起扼杀了。到时，舒适的华为人会一起步入绝境之中。正是因为时刻不离的危机感，让任正非和每一位华为人始终精神紧崩、不敢懈怠；
其次，是日益剧增的生存成本带给了白领们恐慌感。拿房价来说，在深圳、上海、北京等大中城市，近几年来是数倍地往上翻腾。另外，白领们还要想方设法买更好的小车、要为股市忽上忽下的股价提心吊胆、要为下一代昂贵的教育费未雨绸缪……如此种种，让白领们在焦虑中停不下自己的脚步；
再者，现代年轻人的责任感和心理自我调解能力最来越差，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因为缺乏吃苦耐劳精神的灌输和培养，很多人往往遇到一点困难便充满挫折感，最后选择了自暴自弃；
惨烈的产业竞争环境，决定了华为之类的高科技公司必须进一步加强艰苦奋斗的作风。但在此前提下，并不意味着企业就无所作为了。时代在进步，能不能把几十年前的无私奉献改为尽可能的有私奉献？另外，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是否能积极地为自己的员工创造发泄压力和加强沟通的渠道和条件？
从政府层面而言，能否尽到自己职责，对股市、房市、车市、教育等这些和白领们休戚相关的行业进行有力的政策调控，从而避免白领们在奔向小康生活的大道上一不小心滑向房奴、车奴等的困境之中。
而至为关键的，是年轻人如何加强自身的心理调解能力？被此困惑的任正非为自己的员工们想出了一些具体的办法：“人生苦短,不必自己折磨自己。有机会去北京、去景山公园看看。从西门进，那儿是一片歌的海洋，热得像海啸一样奔放，这些都是垂暮之年的老人，几十人一族，几百人一团，都在放声歌唱，多么乐观，多么豁达……”
如果景山公园快乐的老人们还不能治愈好你的忧郁症，那也没必要跳楼，完全可以学习广告中一蹦一跳的黄健翔，高高兴兴地跳槽去吧！你可以暂时放低自己的生活欲望和要求，找一家待遇和压力一样低得多的企业去舒缓一下神经。
等重振精神后，你可以再回到华为，重新陪那个叫任正非的老头一起拼命去！
——原文发表于《中国经营报》（2008、3、17），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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