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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事
在每个人仓促的一生当中做的很多事情，其实都不重要。在人们仰望浩渺星空的时候，很容易发现，所谓“重要”只是一种错觉，漫长的时间和空间当中，大部分都只扮演着“过客”和“访客”的角色。 冯仑觉着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是“奋斗”。“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在潮流里，你要不被沉下去，不断顽强地把脖子伸出来。这就叫奋斗。你得从十几亿人里头冒出来，你得在各个行业里面，在几万家公司里面冒出来，所以你一生实际上都是在奋斗。”他说，“所谓奋斗是正面表达，负面叫折腾。我们刚下海叫折腾，现在都叫奋斗了。实际上是不想被淹死。潮水来了、漫过去，然后脖子又伸了出来……这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老很紧张。你想你在海水里面上下翻腾，一定会很紧张，因为一不留神就给淹下去了。” 冯仑知道，在今天这个残酷的商业进化系统当中，活下去其实比什么都重要。有一个人曾问他最恐惧什么，他说他最恐惧活着——因为活着，他就必须思考如何使自己成为大时代的商业先驱而不是先烈。 “为什么呢？活着就要琢磨这个事，死了就没事了。所以中国老有一句话：‘死都不怕，还怕活吗？’其实应该倒过来：‘活都不怕，还怕死吗？’活着这么难你都不怕，死了有什么怕？闭着眼睛什么事都不知道了。活着就要不断地抗拒这个浪潮，不要把自己淹死，这是我最重要的一件事。” 作为先行者，1980年代初期创业的柳传志那批人，他们经过了差不多有20年时间，不停地跟各种各样的浪潮斗，最后才冒了出来。他们展示出一种压制不住的激情和活力，这使冯仑深为敬重。冯仑知道，“水来了，水性好的人才能活。只有少数人活下来，多数人还是淹下去了”。他要为少数派鼓掌。 《华夏时报》：他们活下来可能是因为他们有非常强大的内心力量，更多人是自认为要沉下去而放弃了。 冯仑：有的人没看见光明，自己就吓死了。当理想引导你的时候，你才能坚持；很多人没有理想的引导就吓死了。他恐惧呀！还有一种人不知道自己有多大的体力，自己就放弃了，也许他再折腾一下就出去了。更多的一种人，他一开始就没有准备，走到一半又回去了，他不往前走了。只有少数人，心里头看到了光明并被光明引导，才一直不屈不挠地往前走，最后走了出来。这种人很少。 《华夏时报》：这种人应该是有基因的？ 冯仑：他这种基因就是有理想引导，所以中国古人讲“必有坚韧不拔之志，方有坚韧不拔之力”。这个坚韧不拔之志，也就是理想、志向，然后才有毅力。毅力不是天生想练就能练出来的，凡是有理想的人、有信念的人，他才能有毅力。那些有理想的人，是最有毅力的人，而不是那些身体好的人。 任何人做事都会面临内心世界与外部世界的冲突，冯仑有一次对一位来访者说，他处理痛苦的人际关系时，会使用在中国传统哲学学到的那一套：“在我很困难的时候，我读得最多的是《道德经》。《道德经》对我的世界观有很大的改变。比如说我觉得自己是万通的董事长，把它背在身上，我就让自己变小了。如果我没有什么角色，就拥有自由，就会变得强大。这便是老庄的‘虚无’……” 他努力修补着内心的圆圈与外部世界圆圈之间的凹凸不平。他使自己变得豁达而坚硬，使自己变得境界通透脱俗、做人通情达理、做事通权达变。他曾经感慨说：“历史就是要委屈一些人，它让你死，你就死了，这就是历史的代价。”他要使自己拥有足够强大的内心力量，在民营企业转型的浪潮当中，不仅不会被冲刷掉，而且可以成为站在潮头的人。 今天的冯仑已经获得了丰厚的创业回报，他开始意识到，他现在正在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事情，它们能够与自己的内心圆润通透起来，而不是充满了无穷尽的冲突。 “我们那个时代说的是改造中国、推动社会进步，现在80后都说特小的事。”他说，“我觉得今天做的工作，小到能改变一些城市景观，大到能影响周围社区以及这个行业，再大一点，如果还能工作十年、二十年，我们还可以通过NGO，通过各种途径影响到一些其他的人群，影响到社区环境、自然环境。我觉得这些都在逐步实现。 ●最独特的价值 春节前半个月的时候，冯仑哭了。 有一天他和原来的一些老同事聚会，他们回首年轻时指点江山、挥斥方遒的书生意气，他们感慨在大时代当中各自迥异的命运，伤怀那些被时代和历史伤害了的朋友、兄弟和他们坚定、坚韧的亲人。他们泪流满面。 他们发现，有一个同事生了病却没人管，后来大家捐了一些钱，但那人还是过世了。他们还发现，又有一个人得了癌症。他们感慨生命的脆弱，决心扭转这种颠覆性的人生。 他们当中有很多人做期货、股票、房地产都获得了成功，有不少人的身家都超过了10亿。有一个人提议说：“我们要做点事情。我们要发誓不让我们的同事因为钱而看不起病，不让他们因为钱而不能有很好的生活。” 他们决定成立一个基金，把这个基金赚的20%的钱捐出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他们委托了一个股票能手管理这个基金。他们说基金赚到钱后，20%的收益归那个管理者。那个人拒绝了，他要把这个钱也捐出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他们用行为实践着全新而又质朴的商道——财富是用来帮助他人的；财富只有用来帮助他人才会实现最大的价值。 在冯仑看来，商人“是一个创造财富的专业工作者”，他们“创造财富满足别人需要”。然而“无商不奸”和“为富不仁”已经成为两个深入人心的概念，尽管人人都知道商人不是坏蛋，富人不是恶霸，但是对商人的偏见和对富人的敌意一旦被无限放大，他们就会变成“逆流”，就会成为“反动派”。 冯仑有时候会因此激动和愤怒，有一次他反驳说那些人“站着说话不腰疼”。冯仑意识到“中国社会需要耐心，需要宽容”，他建议说：“大家慢慢来，走到一个新的游戏规则中。比如说80后、90后，慢慢他们来管理这个社会，规则会发生变化，商业文明、商业伦理就站在了一个更主流的位置。” 冯仑梦想着在中国会出现一种具有创造性的制度安排，它的出现可以使商业文明成为一种主流价值观，从而改变商业文明在中国自生自灭的无奈以及混乱无序的状态。 “中国在鸦片战争以后慢慢建立起现代商业文明的规则，但它长期都不是主流。现在改革开放30年了，特别最近十几年，我觉得它有望发展成为一个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和基础性的制度安排。” 商人在中国历史当中的位置是一段一段地忽上忽下。冯仑觉得中国真正需要的是商业文化，只有市场经济和法律秩序才能催生真正的商业。 “封建社会那些是小买卖，是商人，现在需要企业家。企业家是专业运动员，是刘翔，商人是野地里跑的傻小子。”他说，“市场经济是靠企业家、靠若干大企业、行业的领袖支撑的。企业家已经超出了简单的个人利益，他承担更多的行业、社会职责。他承担更多的组织创新、技术创新、社会进步职责。现代商业社会，最重要的是那些负责任的工商领袖，他们带领商业社会的进步。” 冯仑想呼吁和帮助中国商业界建立一种打着自己烙印的道德体系，他曾经期望“从中国传统的文化当中寻找一种新的解释，帮助我们能够在财富的追求、政府和企业的关系以及穷人和富人的关系当中找到一种平衡”。 可是传统文化中有商人但没有企业家的概念，有财富但没有资本的概念。他们得花足够的时间和足够的耐心使传统文化接受现代商业文明。他们得努力使它们之间形成一种默契，可以使资本、财富的积累以及良好的政商关系获得积极的文化支撑。 中国的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正在为这个国家、这个时代做更大的贡献，可是他们所分享的权利与他们的贡献并不匹配。在中国的土壤里面，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要想成为主流的力量，依旧要野蛮生长。 但是今天已经不再是那个把商人和企业家的贡献连同尸骨一起埋葬的年代了，邓小平开创的“改革开放”已经到了第30个年头。中国在向着更好的方向走，中国人不愿也不可能再回到过去。 而他，一个亲历了时间和空间的历史见证者，愿意将自己的欢喜与悲哀、兴奋与沮丧、幸福与悲哀，滴着血、赤裸裸地展示出来与所有人分享。他说他写《野蛮生长》，“就是觉得也都折腾这么多年了，我在规划下一个10年要做什么……在改革30年的时候，需要把这些想法和大家做一下分享，同时也对过去19年参与做生意过程中观察到的一些事情和一些感想做一些记录”。 《华夏时报》：你现在觉得最迫在眉睫的问题是什么？ 冯仑：实际上最迫在眉睫的有两方面：从企业来说是组织的改造，因为我们去年完成了一个变化，把开发这一部分上市了，非开发这一部分，组织架构按照投资公司来组织新的业务。这是我现在比较急切的一个事情。从个人来说当然希望在未来自己通过社会公益和企业共赢这方面的工作，来扩大我们对社会的回馈，在这个过程中也充分地使自己更有能力来参与公共事务、公众事务，包括环保、社区这样一些事情。 《华夏时报》：工商领袖来做环保、社区、NGO，本来是一件挺好的事，但是总有一些人把它认定为一种做秀行为。 冯仑：是。我们做事情，我认为坚守的是一个理想，至于别人怎么来观察这件事情，我们不会太在意。我们的公益基金会在去年年底就开始筹备，董事会、股东会都做了决议，每年拿出利润的0.5%－1%；我们的高管和员工也都会捐钱给这个公益基金。我们今年还安排到国外做专门的访问和学习。我还专门准备去听课，然后去学习做NGO，学习做公益、环保。我们有自己的制度安排、人员计划、资金安排，这个和秀不秀没关系。做秀从来是不花钱挣大钱的，如果做一个秀需要这么高的成本还有人愿意做，我觉得对这个社会意味着很大的进步。 《华夏时报》：在中国做生意，尤其是做民营企业，必须拥有非常强大的内心力量，否则就没办法野蛮生长。 冯仑：确实是这样。这种力量并不是一天练习出来的，它是被摧残起来的。有时候挺搓火，有时候真的会很江湖、很野蛮，但是也会在这样的过程中变得很坚强，很有韧劲。这种强大的内心力量、信念的支持，要在中国做成功事情特别重要。这个过程也恰好说明相当长的时间不利于商业文明的成长。商业文明没有法律，你开个公司折腾起来就很辛苦，是非判断也很复杂，你得完全靠个人的经验和智慧。所以社会进步了，像现在这样，法律越来越完善，你的毅力、勇气都会用在科技、用在市场竞争上，而不是像我们那时候，勇气和毅力是用在折腾人和磨合体制上。 《华夏时报》：你觉得对于这个国家和这个时代你所能提供的最大价值是什么？ 冯仑：不是盖这个楼，而是我和我们这一代人的努力能够给中国宣导一个未来的发展方向——让大家意识到应该怎么样来做企业？怎么样来推动市场经济？怎么样来建立法治社会？怎么样来建立公民社会？我们所做的工作，最大的意义就在这里。因为这是这一代人能做的事情，下一代能做的事情更了不起，就是这么一个接力棒的过程，我们能做的工作非常有限。 ●最本色的人生 在一半剽悍一半通达的十几年过去后，当年的小伙子已步入中年，当年的皮包公司如今也变成了赫赫有名的“万通集团”。冯仑回过头来一看，自己这公司与别家的公司没什么区别，都是在杂草丛中、石头缝儿里野蛮生长，都是从石头底下慢慢地拱翻石头，才最终见着了阳光。 花了十几年时间，冯仑不经意间把自己做成了一个标本。作为承前启后的一代企业家代表，他往左伸伸手就能拉着柳传志、张瑞敏他们；他往右探探头就能瞅见丁磊、李彦宏他们。他为中国的民营企业家提供了一条折中的成功路径。 冯仑的通透脱俗、通权达变、通情达理已经成为他的人生标签。他的“三通”带给了他鲜活的“万通”。 30年来，很多激情洋溢的企业家都在“三通”上栽了跟头，有的人刻薄寡恩，有的人野心膨胀，有的人人情世故都懂却看不清局势。 最典型的一个当属牟其中，冯仑的《野蛮生长》中说他有激情、有理想，更有超强的毅力，但是他性格霸蛮，做事没有原则，更没有底限，而且还一根筋地不是跟政治叫劲儿，就是跟政治叫板儿，他最终的命运就是跑到大牢里面，而且这辈子不大可能再有翻身的机会。 值得冯仑尊敬的企业家是万科的王石，冯仑说王石是一个范例，“他的成功是我们许多人不能企及的”。他觉得王石是一个标准的儒家君子，符合孔子为君子设立的“君子三变”标准：“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 凡是公司有什么事情不清楚，冯仑就打发下面的人看看万科如何解决，或者干脆直接与王石吹牛，他甚至还写了篇著名的《学习万科好榜样》，作为对王石的致敬。但是他们不是一类人，王石是一个愿意去当中流砥柱的儒家人物，为此他无论律人律己都极为严苛，但冯仑却是一个取法老庄的道家人物。他曾评价自己与王石的差异说：“我不登顶，能不登顶就不登顶，他(王石)是以登顶为目的，我以不登顶为取舍。” 在无数个民俗学佚文当中，冯仑都将人生比喻成一坛咸菜，他说“不同的卤汁，不同的分量，再加上不同的腌制时间，最后浸渍到菜里，你的味儿就变了，不用刀刮还看不出原来的本色”。 冯仑的本色是什么呢？ 他曾说男人一生要上四堂课：第一：坐牢一年无罪，知道什么叫是非；第二：离异无子女，知道什么叫爱恨；第三，癌症误诊，知道什么是生死；第四，非典疑似，知道什么叫委屈。 在或耳闻目睹或亲身经历了男人的四堂课之后，他的本色又是什么？ “大哥”、“大侠”、“大亨”、“枭雄”、“小诸葛”、“地产理论家”、“学者”、“博士”、“黄段子专家”……各种各样的符号叠加在冯仑身上，有时候令他自己都感到困惑。 或许对于“土匪知识分子”冯仑来说，他更愿意使自己重新回到文人行列，回到传统士大夫的境界当中。他在写完《野蛮生长》这本书后，据说想写《历史现场读大历史》，“走遵义、走延安、走庐山、重读中共党史，研究微观的细节，寻找现场亲历的感觉”。 “除了商人，我最想当的是知名文化人。当文人有三种选择，一种叫反对文人，他们最终可能成为正义的象征与真理的守护者，但这种人容易掉脑袋；第二种叫走狗文人，他们的任务是拍马屁，这种文人生活得可能不错，但内心苦恼；第三种叫流氓文人，写点鸳鸯蝴蝶、文人骚客的东西。”他说，“我分析了一下自己：最早从国家文职人员开始，到后来的下岗、流浪、打工，到自己办公司，走进江湖，开始一种狂放不羁的表达，这个过程正好是从走狗文人开始，没留神成为反对文人，最后成为流氓文人。” 在一个风云际会的大时代当中，很多人扮演着过客的角色，匆匆地与大时代相逢，又匆匆地转身而去，甚至连拱手的动作都来不及做。但是冯仑不同。他很幸运。“当岁月逝去的时候回头望望”，他知道自己是这个大时代的一个小访客。 有一个叫罗振宇的人曾用一副张元济的对联当做对他的结论性评判——“言或自成天趣，事当曲尽人情。”冯仑很喜欢。 《华夏时报》问卷 你最害怕的是什么？长生不老 你最钦佩的(健在者)是谁？柳传志 你觉得生命中最奢侈的是什么？时间 你最希望得到的是什么？自由 你生命中最快乐的时刻是什么时候？ 意外之喜 你最希望拥有哪种才能？走钢丝 你痛苦的时刻是什么时候？睡着的时候 如果你能选择的话，你希望让什么重现？让我的敌人活过来 你最值得自豪的品质是什么？无欲则刚 假设现在就是生命最后时刻，你是否会为往事后悔？不后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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