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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之痛 7位企业家命运沉浮与30年经济法制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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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3-6 09:26:53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3月05日 14:03 《法人》

  □ 年广九 傻子瓜子创始人,1989年被捕,后被起诉

  □ 牟其中 原南德集团总裁,2000年被判无期徒刑

  □ 褚时健 原红塔集团董事长,1999年被判无期徒刑

  □ 孙大午 原河北大午农牧集团董事长,2003年被判有期徒刑

  □ 唐万新 原德隆国际投资控股公司总裁,2006年被判有期徒刑8年

  □ 顾雏军 原科龙电器董事长,2008年1月被佛山中院判有期徒刑10年

  □ 张荣坤 上海福禧投资集团董事长,2006年被依法逮捕

  法治之痛

  ——7位企业家的命运沉浮与中国30年经济法制的变迁

  文 本刊记者 张驰

  在过去这个充满巨变的30年中,几乎每一部经济法律法规的诞生和完善背后,都能看到一批商界能人黯然倒下的背影。他们都曾通过异乎寻常的手腕和想象力,创造过声名显赫的商业帝国,并在中国经济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是,因为与法律的龃龉,他们在30年中先后离开了梦想的舞台——本刊对这些事件的描述将使我们清晰地看到,在某种意义上,正是他们的失败或者成功推动了中国经济走向法治的进程,使越来越多的商界同行更加健康,与中国的法制建设一起成长。

  时间像一把残忍的刷子,不显山不露水地抹去人们对琐碎历史的记忆,但总有那几件事、几个人,仍然顽强地占据着诸多人群的思维一角,年广久、牟其中、孙大午、顾雏军等人便是代表。

  曾几何时,他们是站在时代风口浪尖的弄潮儿,是纵横商海、叱咤风云的企业精英;现如今,他们或是惨淡经营,被后来的财富新贵迅速超过,或是身居高墙,咀嚼各自的干涩人生。

  今天,我们翻开这段历史,无意替某个人、某件事翻案,更无意讨论细节、过程的是非曲直,在时代的大背景下,他们个人的得与失,命运的跌宕起伏犹如浩瀚宇宙的点点繁星,显得微不足道。

  但正是这点点繁星,却串起了中国改革开放过程经济、法律变迁的每一个重要节点,彰显出他们的独特价值。

  30年,那人

  在1978年以前,中国是没有“企业家”这一名词的,这段时期,人们沿习旧历,对办企业、做生意的人冠以“资本家”的称谓。

  随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强化,“资本家”作为一个被批斗的阶层基本上淡出了人们的视线,1978年以后,“个体户”、“厂长”、“经理”便成为那一个时代生意人的代名词,年广久、牟其中便是从那时起的步。

  要知道,那个年代虽然国家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工作路线,但却沿着计划经济的轨道在运转。年、牟二人一个卖瓜子,一个卖钟,在计划经济主宰一切的经济环境下,他们是个异类。

  不久,年广久因为雇工问题被审查,牟其中被投入了监狱,罪名是投机倒把。

  当年广久、牟其中还在为前途未卜的命运苦苦支撑的时候,步鑫生、马胜利在国内掀起了国企改革的巨浪,因个人的突出成绩,步鑫生被称为“最知名的工厂厂长”,马胜利的名头似乎更响,“中国承包第一人”是他带着的光环。

  在风光无限的时候,往往潜藏着危机,没过几年,步鑫生败走麦城,马胜利也被撤了职。

  上述四位并非是孤独的探索者,与他们相伴同行的有冯根生、邹凤楼、汪海、周冠五、朱毅......

  如今,这些曾经的风云人物是“抓的抓、退的退、病的病、逃的逃”,仍在企业岗位坚持的屈指可数。

  人们在嘘唏他们迥异命运的同时,并没有忽视他们所处的时代背景:1978年所提出的改革开放,其实更多的是思想的解放,社会秩序、经济秩序、法律秩序的重构与调整;“文革”的负面影响加上计划经济的铜墙铁壁,让社会对新生事物的出现与成长产生了复杂的社会心理,是扶持,还是催毁,前无先例,于是,历史在谨慎的行进中一步步发展,早期企业家人生的起起伏伏也就有了顺理成章的解释。

  这种情况一直到1992年。

  整个90年代,是中国资本市场、证券市场立制定规的历史时期。在这个阶段,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步伐加快,国退民进的政策与案例与日俱增。

  沈太福、禹作敏、张国庆、褚时健、牟其中等成为这一段历史舞台上企业家起伏的标志性人物。

  他们成功的因素几乎惊人的相似,但每个人身触红线的方式又各有千秋。

  以高息的名义向社会募集资金是沈太福事发的原因;禹作敏一手成就的大邱庄与吴仁宝带领的华西村(11.91,0.00,0.00%,)曾是集体经济的代表,但在他自我毁灭的同时,也使大邱庄遭受重创;张国庆与褚时健是国有企业的领导,前者是因为试水MBO(管理层收购)遭调查,在其后,MBO在争议中如火如荼地进行;后者则在临近退休的59岁时因贪污被送进监狱,由他而引发的“五十九岁现象”成为国企改革重点关注的问题;牟其中则在这短暂的几年中完成了事业的又一次起落。

  时光进入二十一世纪,历史不会重现,但企业家沉浮故事仍然不断上演。

  这一时期,中国资本、金融大环境由定规立制走向整顿。

  唐氏三兄弟的德隆系、孙大午的“大午庄园”、黄宏生的创维神话、顾雏军的科龙情结,随着快节奏的经济发展步伐,迅速走向巅峰,又迅速走向波谷。

  人们不禁会问:他们为什么会重蹈覆辙?

  项兵教授的观点意味深长。

  他认为,中国的企业家必须具备“全球视野”和“创新意识”的内在素质,无论是技术、品牌还是人才,都必须从全球竞争中获取资源,无论是管理、组织还是商业模式,都必须在创新中获取优势。

  这些因素在唐氏兄弟、顾雏军、孙大午身上并不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是一个个商业天才,但缺的是对于商业操作行为所带来社会结果的一种预估。

  中国企业基因能否跟社会基因融合好,这是决定中国企业发展前景的重大问题,更是关乎企业家生死存亡的要命事。

  30年,那事

  我们在剖析企业家成败起伏的同时,决不能忽视给企业家创造生存发展空间的社会、经济、法律环境,30年的改革开放,本身就是一部凝聚国人智慧与汗水的艰难探索简史。

  还是1978年,《光明日报》在5月11日刊登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文章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实践第一”的观点,指出任何理论都要接受实践的检验。

  这一文章引发了人们对真理问题的大讨论,更是思想风暴的开端。

  虽然坚冰已破,但阻力重重,不过,历史并没有在阻力之下重蹈覆辙,而是在缓慢地前行。

  当年的12月18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经济体制的改革也拉开了历史的大幕,传统计划经济的坚冰已破,摆在决策层议事日程的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1984年,国家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提法,对国企改革、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政策上的指引。

  仔细观察,这一阶段,虽然国家已经加快了法律体系建设的进程,但政策指导多于法律的出台。

  这意味着在政与法之间存在着大量的中间地带,也给众多有志于干一番事业的人们提供了敢想敢干的空间。

  只不过,这个空间既是一些企(商)业精英赖以生存的丰厚土壤,又是一个致命的陷阱。

  由于政策制定的是粗略框架,具体部门实际掌握的执行力度可大可小,当政商关系处于蜜月期时,企业家一路畅通;一旦关系紧张,就会带来后果难料的连锁反应。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年广久、牟其中的人生经历就不难理解了。

  1992年,邓小平南巡,他的谈话对中国上个世纪90年代的经济改革与社会进步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邓小平强调,改革开放的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那一年,党的十四大召开,它形成的历史决议是中国人思想解放的再一次体现。

  十四大明确提出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从整个国家层面,围绕建立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立法活动全面展开, 我国按照现代市场经济法制的共同要求,先后制定了公司法、合同法、审计法、证券法等多部法律,刑法也进行了修订,有意思的事,1997年刑法的修订,“投机倒把罪”悄然消失,这把曾经悬在企业家头上的“利剑”终于被历史淘汰。

  这个阶段成长起来的企业家,在资本、知本、金融、证券的洗礼下,既具开放的视野,又有探索的雄心。

  他们有的在烈火中锤炼成钢,有的却瞬间被融化。

  造成他们不同命运结局的,既有内因,又有外在的因素。

  敢于承担责任的勇气,是他们做事的特点,不过前提是不能跨越法律划定的红线,在经济法律相对完备的社会环境中,你哪怕越雷池半步,就有可能身陷旋涡出不来。

  通过研究上个世纪90年代的法律出台过程,我们发现,这些企业家个案的发生与某些法律的出台,虽然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系,但某种程度上来说,它们是加速器或推进剂。

  按照概率学原理,一个个偶然性是必然的最终结果,从这个角度理解,在中国经济、法律发展的进程中,他们是历史的见证。

  因为张国庆,好多人都了解了MBO是怎么一回事,因为褚时建,国家对国有大中型企业领导人的监督、管理、薪酬待遇才有了进一步的体现。

  这一时期,我们看到国家市场经济法治体系在不断完善的同时,还有很多遗憾:立法层面,法律出台的前瞻性、系统性不够;司法层面,司法的独立性并不“独立”。

  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在更加开放的环境中发展。

  200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完成第四次修订,“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被郑重地写入法律。随后反垄断法、物权法的出台,让人们看到了法律制定背后的科学与理性。

  在这种形式下,一些敏锐的企业家感觉到市场机会的到来,都在筹划自己的未来。

  这些企业家在谋篇布局的时候,忽略了自己也是一个棋子,无论你的商业帝国构建得如何出色,如果忽视了自己的角色与定位,最终还会身败名裂。

  资本市场只是给企业家们描述了一个美好的未来,并没有教会他们如何在这个资本江湖好好地生存。德隆的垮塌、孙大午的案发、顾雏军的败走,这一个个鲜活的教训,留给人们的并不仅仅是“一声叹息”!

(待续)

沙发
 楼主| 发表于 2008-3-6 09:27:18 | 只看该作者

  智者生存

  我们注意到,在转轨时期为企业谋取生存发展空间的过程中,尤其是在一个权力支配资源的特定环境下,任何一个企业家都难免发生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

  改革开放30年,我们看到太多的企业家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倒下,但是我们还是看到柳传志、张瑞敏、汪海、王石等人不仅活下来了,而且事业仍然很坚挺。

  柳传志说,对于他那一代企业家,要想把企业办好,不踩红线是活不下去的,不能一点不踩,但是也不能踩多了。把握打“擦边球”的平衡对于那个年代的企业家是很要命的事。

  柳传志的话很简单,但极其经典。

  柳传志的不败,因为他掌握了“平衡”二字,在体制之内他掌握同事之间,上下级之间的平衡;投入商海,他掌握政商平衡。

  不能说他有多么睿智,而是他清楚自己的角色、定位。

  如今,柳传志的这种说法,现在仍然是商人处世的“生存法则”。

  有些企业家在倒下去的那一刻,还不明白自己究竟是怎么垮的。

  有一点在局外人看来很清楚:他们的企业基因与社会基因没有形成有效的对接与融合。

  倒下的企业家,论实力、论个性,他们也许比柳传志、张瑞敏强一千倍,但他们的功力差就差在没把握好企业与社会的平衡,没能把握好每一次经济转轨时期政商关系的协调相处,忽视了中国几千年来形成的商业环境。

  中国的企业家群体是到了反思的时候了:除了在商言商,遵守商道之外,还能做什么?

  我们认为,企业家不仅要顺应历史的潮流,把自己的企业做强做精,还要积极地学习,提高自我素质,主动投入到企业生存所依赖的社会环境,融入眼前所处的时代。

  因为,我们需要有理性的社会,更需要智慧的企业家。

板凳
发表于 2008-3-6 21:58:31 | 只看该作者
值得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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