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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最先朝气蓬勃地投入新生活的人，他们的命运是令人羡慕的。”这些被称为“知识青年”的人们，他们曾经被“朝气蓬勃地投入新生活”，但谁也没有——从来也没有人——羡慕过他们的命运。因为他们曾经是这样生活的。
难忘：他们曾经这样生活
贫穷和艰苦常常能从两方面导致人的行为，一方面是激励人改变处境，另一方面则是让人颓废，绝望，堕落。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处于这种生存状态的知青们，在无法改变的现实面前，大多倒向了后者。
饥饿无时不在
在繁重的劳动之余，饥饿是知青们首先要解决的一大难题。当年轻而又缺乏营养的身体几乎无法承担自己的重量时，一种求生的渴望，能让人放下一切正常人应该维持的东西。因此，在知青身上，常常会有一些让人目瞪口呆的事情发生。
十几个男知青逛到饭馆门前，碰上一笼刚蒸好的白面馒头从里面端出来。一个知青停下了，两个停下了，十几个全停了下来。终于，第一只手五爪齐下，跟着十几双手都伸了下去，一笼馒头被抢了多半。
饭馆里的工作人员呆了，甚至没有一个人追上来要钱。
这有点象无声的黑白电影中的一个慢镜头。一群人面无表情，毫无意识地干了一件不光彩的事；工作人员目瞪口呆，不明白这件事的意思。
但这确实就是饿坏了的知青们干的事。
在云南生产建设兵团，那时每顿吃饭时，知青们总是端着一碗白饭，在农场老职工门前东逛西逛，见哪家主人桌上有好菜就挟，决不看主人脸色，决不手软。这种半抢半讨，弄得老工人叫苦不迭。因为大家日子都艰难。于是，老工人便在桌子下做了一个抽屉，每每见知青走来，便赶紧将菜藏进抽屉里。
明抢是一种解决办法，但那时知青们惯常用的手段还是偷。
李新民是去延安插队的北京知青，他在1996年接受采访时，这样回忆他们的“盗贼”行为，“那时候我们整天饿得愁眉苦脸，记得是1970年6月的一天，我们从早到晚饿得没东西吃，好不容易等到天黑，我带着知青爬上山坡，在月光下一夜就挖光了队里将近20亩没有成熟的土豆，拉回了满满两架子车，天不亮，两个女同学就煮熟了一大锅土豆，个个吃得高兴。”
有了土豆又想吃肉，因为好几个月没有闻到腥味了，当天上午李新民用气枪又偷偷打回两只公鸡，中午同学们饱餐了一顿鸡肉炖土豆。没想到第二天偷土豆和偷鸡的事被大队发现，并上报到公社革委会，公社当天便派来干部调查案情，找的第一个主犯就是李新民，一贯行侠仗义的李新民把事情一口包揽在自己身上。公社干部大发雷霆地喊道：“你身为红卫兵，偷集体财产不说，还竟敢把枪口对准贫下中农的鸡，你究竟是什么目的？”李新民一看自己犯了如此严重的错误，忙说：“没目的，没目的，只是因为肚子饿才……”公社干部还是严厉地喊道：“谁不饿？！”多亏聪明的李新民能软能硬才免去了一次五花大绑。李新民说：“尽管最后没酿成什么大祸，但是一连几天把我整得够呛。”过了不久，招工开始了，村里人都希望李新民早点走，因此他被贫下中农首批“推荐”离开了农村。
爱情不再缠绵
十六七岁的青年来到农村，从第一天起，他们的青春就注定留在文明之外的地方，而这种处境将持续多久却不明确。多数知青在幻想中等待，以各种方式努力使自己能尽快返回城市。而爱情在这场等待中，早已失掉了它的浪漫和缠绵，剩下的是赤裸裸的现实。
一位知青在文艺演出中认识了一位女知青，男方单相思，女方态度暧昧。局势发展到了双方稍稍再进半步就皆大欢喜的时候，男方给女方写去一封可进可退的试探性的信，等啊等啊，终于，女方回信了。
“信中说收到了我的信，……她好像压根忘了曾经与我有约。信中只是一般的问候话语，但末尾却突兀地冒出一句：“你们那里招工如何？”这句似通非通的话，立即让我读懂了。她很巧妙地给我一个答复，指出了目前我们面临的客观现实。知青是没有资格谈情的，不能招工回城，发展“朋友”关系便只是一句空话；没有起码的经济基础，爱情的玫瑰也会迅速凋零。……我知道，我和宦英（女知青）都不是只顾眼前的浪漫小青年，我们都认认真真考虑到将来。
我很冷静地给她回了一封信，告诉她，短时间内招工无望。
她没有再来信……
我也渐渐地忘掉了她。……”
这就是那个时代知青在爱情上难以跨越的障碍。有些人就此偃旗息鼓，但另外一些人，却借着这个机会进行了更为夸张的表演。
在边疆，一位男知青喜欢一位女知青，他写了一封信，趁没有别人在场时，偷偷地走近那位女知青，将信塞到对方手里，然后做贼心虚地转身就跑。他回到房间得意地向人宣布：“干成了！”女知青接过信脸通红，塞进衣袋里就进房间把门关上了。不用说，那位女知青一定明白信中可能会是什么内容。但结果却不妙。女知青看完信，立即将信交给副连长。副连长那时已是个大龄女青年，她对这种事怀着一种莫名的愤怒，当天晚上就召开全连大会，在马灯下大声朗读这封信。当然，有一点她做得还不是那么过份——她没有读出收信人和写信人的姓名。但这已经够了，大家很快就知道谁写给谁的。副连长鄙夷地说：“看看这种人吧，满脑袋下流念头，这是没有好好接受再教育的结果……”说着说着她就来气了，用力撕碎那封信，她的脸因愤怒而变形，她语无伦次地骂道：“可耻！叛徒！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这种人……”她突然不知该怎么往下说，怔了一会，才有气无力地说：“这种人要好好教育。”
这件事发生后不久，那位女知青就入了团，当了班长；而那位男青年从此一蹶不振，变得极不自信；那位副连长，没多久终于忍不住和一位远处的复员军人结婚，离开了原来的山沟。从那以后，在那寂寞的山沟，单调的知青生活里，又多了一个令当事人尴尬令旁观者欢乐的话题，人们为这件事足足笑了半年。男知青们同情男知青，私下里，给那位女知青取了个绰号“懂不起”。
其实，没什么“懂不起”的。一年以后，这位极其现实的女知青就和另一位上进青年恋爱上了，他们一起学习，一起劳动，一起吃饭，他们又红又爱。几年以后，他们回到城市，结婚生子，一天天过着平平淡淡的生活。
暴力是种发泄
1984年，邓小平在会见前联邦德国总理施密特时说：“‘文革’期间把城市里的许多年轻人送到农村，但那里根本没有他们工作的位子。”从1968年起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们，在农村的七、八年间，他们没有工作位子，那他们都干了些什么呢？
由于前途渺茫，知青们绝望的情绪与日俱增，他们到处发泄心中的压抑和不满，暴力成了他们反抗的主要形式。这些没有希望的混乱的人们，作为一个大规模的有组织的苦难接受者，他们不知道自己被何物所伤，因而他们的反抗便表现得粗野盲目。
他们与当地农民打，在知青内部斗，甚至在云南边疆，他们还和越南侨民一决高下。
一位插队的辽宁知青是这样回忆当年他们作恶多端的往事的：
还没等我们醒过神来，前后左右冒出五十多个一律身着军装的知青，把我们团团围在当中，个个一脸杀气，满目凶光。一个为首的头向前跨了一步，他中等个，健壮结实，一对小眼睛闪烁着咄咄逼人的寒光，低吼道：“让他们见见红！”
他的话刚出口，他们“嘎”地一声从后腰抽出五十多把寒光闪闪的枪刺，我们“唰”地一声从书包里抓出三十多把明晃晃的菜刀——血战开始了！
终因寡不敌众，我们全部被打翻在地，个个血葫芦似的惨不忍睹。
打架往往并不是彼此之间有过节儿，有时它爆发的理由在今天看来，真有些难以启齿。
一个身体壮硕的北京知青，在云南某农场被认为是个不务正业的人。他干活不积极，上山砍草，他总是将砍刀插地，下巴撑在长长的刀把上，站在那里哎哟哎哟地呻吟，不管你信不信，他就这样干；要不就是上了山，一头钻进深草里呼呼大睡，被人发现，他就说“头昏”、“肚子疼”、“腿疼”……总之，他永远有理由。但这位仁兄干别的事又特别来劲。
那时流行政治学习，每天晚上，不管多么疲倦，总要集中学两小时。一天晚上，大家照例坐在会议室里，睡眼朦胧地任指导员读一张旧报纸上的社论，指导员抽着二角九分钱一盒的金沙江香烟，所以精神很好，知青们到月中就没钱买烟了，只好打瞌睡。
散会后，大家刚离开会议室，指导员也出去了，几位知青突然拿着手电筒不知从什么角落钻出来，在刚才指导员坐过的地方东找西找。一位重庆知青眼尖，一下抓住一枚已经踩瘪的烟蒂，一位北京知青冲过去抓住这位重庆知青大声嚷道：“这烟屁是我先看见的，孙子！不信咱们到沟里去单练单练！”要讲“单练”，恐怕这位重庆知青不是对手，北京知青练过一阵摔跤和拳击。而重庆知青们正好没有“单练”的习惯，他们喜欢打群架。
这时，在场的重庆知青一下子冲上去，将北京知青围在中间；北京知青见势不对，立即从身上抽出一把锃亮的匕首，他以为这群重庆小孩会被吓住，哪知那重庆知青也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家伙，他将“烟屁”递给旁边一位知青说：“帮我保管好，”然后冲着大家说：“你们都不要上，我一个人来对付！”说完，解开上衣，用手拍拍赤裸着的瘦胸膛，对北京知青说：“来吧，有胆量你就先给我这里来一刀！”说着就将胸膛朝对方的匕首尖猛挺过去，手持武器的北京知青反倒吓得倒退两步，他扔掉手中匕首，双手握住那位不怕死的小伙子，激动地说：“重庆知青真他妈了不起，我彻底服了！”
身处那个时代的知青们，相信很少有人能说出，这样的生活有什么可取之处。即便在事后，仍然有很多人抵触，王安忆就说：“如果说靠上山下乡运动成为作家，我宁愿不是一个作家。我只能说，百分之九十九是牺牲”。
那么，剩下的百分之一是什么呢？多年以后，当人们再以理性的态度审视这段历史时，不得不承认，从某种角度看，那是一种财富。叶辛说：“十年零七个月的农村生活，使我对中国农村，对生长在农村中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民的生活有了另外一种感受和理解，因此，我始终对生长在祖国广袤大地上的农民有着一分感情。这个理解对我创作来讲是非常重要、弥足珍贵的。”
曾在北大荒插过队的前国家环保局局长解振华，对自己的知青经历也有过这样一段总结：“二十几年过去了，对知青生活的日日夜夜，不仅没有淡忘，在我头脑中反而变得更加鲜活。我常对自己说，经历过那段磨难，如今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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