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送你一付历史解毒剂：中国人的历史误读（1）

蔡根

前言
　　
　　历史研究在真正意义上是一种为政治生活进行的教育和训练。……最有益的，或者说惟一的，学会在命运中保持尊严的方法，就是：回忆起他人的灾难。——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波利比奥斯：《通史》

　　“赵州桥本是鲁班修”到时下已经进入最广阔的通俗文化领域，成了歌唱家的一句唱词。唱词来源于一个流传已久的说法，即世世代代的老人们讲给孩子们听的鲁班的故事。

　　稍有史学常识的人都知道这是一个美丽的误会，一场常识的谬误。因为事实上，赵州桥是隋朝著名工匠（也是设计师）李春于公元595年至605年十年的时间修成的。鲁班是春秋时人，与李春相去千年。

　　一千年之前的人，何以修一千年之后的桥呢？

　　然而，中国人的历史思维就是靠这些由常识的谬误积累起来的东西来支持的！在我们自称善向历史学习的文化中，其实总在不自觉地误读历史。为了一时的实用或为了创建一个所谓的新的历史标准，不惜篡改、删削历史，成为我们文化中的一种几不可治的痼疾。这种故意造成了更深的误读，从《史记》的尧帝将帝位禅让给了舜帝到朱熹肆意贬低左丘明的身份，不胜枚举。

　　历史失真，历史思维偏差，必然会使文明的生命力逐渐下降——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史实！从东汉末王符的悲叹，到明末的黄宗羲的激愤，无不是头撞变形的历史之壁的沉闷回声。王符叹到：王莽篡位之时，汉家吏官与贵戚十万人余人，敢于抗争的不过刘崇、翟义二人，“由是观之，衰世群臣诚少贤也，其官益大者罪益重，位益高者罪益深尔。”

　　在黄宗羲生活过的那个灭亡了的王朝，又一次重复了“昨天的故事”：崇祯皇帝（思宗朱由检）向岳父周奎（封嘉定伯）借钱凑军饷，老家伙软磨硬抗勉强交了两万两银子；到了李自成进了北京，对他严加拷打，结果他不仅交出52万两银子，还交了许多的珍宝……

　　王符的浩汉、王符的定律，在周奎的身上反馈了、验证了。其间一千四百年，中国历史本质之未变，历史思维亦未曾变！不能从历史中读出更新的东西，不能深自反省，结果历史慢性中毒导致了现实政治的道德贫血！

　　这一千四百年中间，王朝兴替也频发生，类似的真事又也不曾一次地发生过：南宋末年，高官大吏惧怕蒙古兵到了弃官不要的地步，以致于原来荫补为滥的官场到了要职重津无人应守的地步。一个领着年幼小皇帝的老太婆（太皇太后）苦苦地哀求高官大吏们：宋家三百年没亏过你们文人呀，怎么到了国家危亡之时都弃官逃走了呢？

　　要知道南宋时期是中国儒学最兴盛的时期，程朱理学讲死不失节，并获得种种政治殊荣。可真实的历史是什么？最兴盛的信仰说教与最败坏的政治道德共生，南宋王朝小皇帝终于在大臣的背负下，跳进了大海。

　　少年皇帝的跳海与三百五十年之后成年皇帝的上吊，没有本质的区别。

　　中国人生活在历史的泰坦尼克号上，一次次地撞沉，却难以反省！

　　何以反省？只有消除历史误读即中毒状态——改变历史思维才是唯一出路。

　　当然，本书作为一个“颠覆历史”的现代话语版本，并不否认文学创造对历史的影响。相反，文学创作对历史的解析起到的辅助作用几乎与考古学的贡献是一样的。我所反对只是肆意妄为的改写，或为明显政治目的改写。

　　一部好的古典名著往往能写出一个时代、一种文化更翔实的历史。之于中国四大古典名著来说，《水浒传》以文写史的意义是最深刻不过的了，它远超过了《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的史学意义。《水浒传》的核心主题“只反贪（奸）官，不反皇帝”，几乎就是中国自南宋以降对待秦桧历史评价的一个缩影或最简洁注释。秦桧成了赵构的替罪羊！而在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赵构发布的诏书中，他明确表示：“议和是朕定的国策，秦桧只不过起辅助作用而已。”

　　《水浒传》写出投降的悲剧，也暗示了如此历史悖论的存在，所以清代的金叹圣大骂《水浒传》教坏天下人心。

　　在还原真实历史与解析多伪的历史书写的过程中，我们也能从历史事件中找到《水浒传》各种人物的原型：北宋车盖亭诗案的事主蔡确无疑就是浔阳江酒楼上醉酒题诗的宋江；清代王肇基献诗邀恩案几乎是对杨志打点高俅的一个“新注释”，凡此等等。

　　我刻意将历史与文学创作分开，如批判“赵州桥本是鲁班修”的民间传说式的“通俗历史”，但在另一端也能看到：真实的历史的一部分也“隐匿”在文学之中。当然，这是一个很专业的问题，比如文学史家如何从杜甫的诗作中找到当时真实的社会生活。他的《卖炭翁》既反映了底层的不幸，又记录当时长安城冬季取暖的热能来源。凡此等等。

　　文学之能证史，功用如此，但要以一部文学作品来与通史比较，全面“说事”，则很困难。在中国，唯有一部《水浒传》可起到这个作用。

　　于是，我自以为是地也是有意识地把对《水浒传》的史学解析，当成了一部史学批判著作的一部分。

　　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波利比奥斯在《通史》中曾说道：“历史研究在真正意义上是一种为政治生活进行的教育和训练。……最有益的，或者说是唯一的，学会在命运中保持尊严的方法－－就是：回忆起他人的灾难。”

　　《水浒传》是一部灾难的历史，更是多灾多难中国历史的一个缩影。它从记录君王的懈怠开始，描述了一场社会灾变发生的机理。而这样的灾变确实真实地发生过。在被后世神化的汉武帝那里发生过，在被后世斥为暴君的隋炀帝那里发生过。在宋江等人挑起的这场灾难中，他们运用了传统的反抗资源，与当年的陈胜、吴广何其相似乃尔，而其中被人推为真正的英雄李逵血腥的杀戮－－以耳朵计杀人数，又与发生在当时的真实的方腊事件多么地“神合”－－方腊及其所部屠杀了北宋居民的十八分之一。晁盖的原型几乎就是方腊，一个小财主，一个因受盘剥而产生不满的小人物；而宋江的原型几乎就是唐代的黄巢，他愤怒的诗篇，他向朝廷谋封妻荫子的心理，凡此等等。一个走向衰败的社会，会习惯地把体制内的力量逼到反对它的反方向去，杨玄感的反叛与李渊的兴起何尝又不是林冲、杨志们的真实文本呢？

　　一个走向衰败的社会，它用制造蒙蔽与虐杀的内在机制来为死亡点刹车，虽然可骗一时，但方向是变不了的。于是高俅们兴起了，对下层的蒙蔽开始了，而下层社会何尝不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呢？宋代建立前的五代十国里强势集团的暴虐，几乎让宋王朝的创建者时时梦中惊起……

　　北宋是中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这也是本书多析其史实的最主要原因），从此以后，中国再无汉唐的辉煌，更无那时的恢宏与宽容，全面走向了阴暗、狭隘与刻毒。

　　《水浒传》的源创作是南宋时斯的佚名作《宣和遗事》。宣和是宋徽宗赵佶的年号，共历七年（1119∽1126）。这七年，北宋的政治衰败到了顶点。宣和七年（1126），在金兵的攻势中，赵佶匆忙把帝位传给了儿子赵桓。虽然由《大宋宣和遗事》而《水浒传》，文学色彩已经大大加重，但其内部的历史惯性却丝毫没削减，甚至在加强。所以，清代的体制内大学者金圣叹大骂《水浒传》：“一部《水浒》教坏天下有强力而思不逞之民。”

　　如果排除政治歧见，仅以历史社会学的观点来看，金圣叹的判断是准确的。可以说，《水浒》问世以前，底层社会与上层社会一样是读史的文化，而到了《水浒》之出，底层社会断然与上层进行了文化分裂，走向了话本文化。故而，古典四大名著，唯《水浒》家喻户晓，也就不足为怪了。

　　仍以历史社会学的观点来论，《水浒传》（以及《宣和遗事》）是一部预言书。至少它关于投降的隐喻是非常准确的－－英雄们归化的历程，成为皇权结构的一部分。朱元璋的成功，证实了这一点。朱元璋作为一个反叛者，终于归化到皇权体制。这是一次最成功的思想投降，此前只有刘邦一个人向皇权体制进行思想投降的活动成功了。《水浒传》依史实告诉人们（不逞之民们）：不管你们如何反抗，最终是要归于皇权体制的，即便你反成功了，也不过是对皇权的一次复制！

　　这才是中国历史的最核心的秘密。

　　这部伟大的预言书，其智慧超乎了所有的正史，无论《史记》、《汉书》，品位均在其以下。

　　《水浒传》所描述的底层社会的生活也有着准确的预言性。以宋江为例，他身为小吏，却以公职为谋取自身利益的手段，并且享受着婚外性生活的好处。清代文人的好色之瘾，重复了宋江的活法儿，乃至于今天的“包二奶”何尝又不是如此呢？

　　假公器以自肥，让清朝付出了最大的成本。漕运之败坏概由此者。

　　李逵以杀人为快的屠城心理，在此后也有真实的写照，如明末张献忠之屠武昌、清初顺治之屠扬州、清中后曾国荃之屠金陵（天京）。血淋淋的预言，屡屡实现。

　　有谁能否认：《水浒》既是写史也是写预言呢？！

　　权力秩序的安排是中国历史一个神话源头性的根本问题，关乎尧禅舜继的文本已成公理。但，至少另外的文本却与历史的真实大相径庭，《竹书纪年》打破了这个神话。《水浒传》再一次颠覆了“尧禅舜继”的文本，宋江与卢俊义的权力秩序的复杂博弈让晁盖的传位路线彻底失败。《水浒传》的作者把权力秩序的更迭予以了双重合法化，称之为“尧舜推贤万世无，禹汤传后亦良图。”否定了晁盖的传位路线后，采取了新的实力博弈，历史便更加地真实了。

　　历史分析不惟是讲故事，而是让想了解它的人从中得到启益。从人物到社会，有一个全场性经历。阿诺德·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曾说过：“当社会解体的过程进行到尽头时，一个灵魂便处于主动与与被动两不相容的的选择之间，在界限上，趋于更加僵硬；在分歧上，趋向于更加极端；在后果上，趋向于更加严重。这就是说，灵魂分裂的灵性经验是一种动力的运动，而不是一种静止的状态。”

　　放下汤因比的高深的学术总结不说，只看一场场由个人到社会构成的帝国历史败亡的场景，我们就不难明白：只有走出历史中毒状态，我们的文化生命才会焕发青春。

　　古代的帝国如汉唐宋元明清作为国家形式，不仅有非常强烈的外向冲动如对邻国乃至更远方的征伐，而且它的内向扩张欲望也十分强烈－－如大肆耗费税收以建筑庞大的娱乐工程。后者往往成为引发帝国大衰退的原因之一。帝国的强大，往往让最高当权者过于自信并产生幻觉性的判断失误，从而引发政治败坏－－我称之为“窳政”。而所谓的强大，不只是指军事力量、经济总量，更是文化上的优越感、地理范围上的广袤、存在时间的绵长。

　　向历史学习即以史为鉴不只是政治家们的专利，也更是普通人的“活儿”－－我们真地有义务来学习历史，以便把这些体悟传给后人。在你与自己的孩子以及其他的晚辈的言语交谈中，在让他们得知您的史学涵养的同时，他们自然会认识到“窳政”的危害。倘使受益的他（她）日后成一个优秀的政治家，这也是我们无形之中做出了贡献！倘使他（她）日后成为一个非常平凡的人，但其思维方式良好、史学心态正常，那也是我们为他们开凿了幸福的源泉。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时常会看到史学心态不正常的群体做出的种种荒谬行为，许多人为之忧心乃至汗颜，而行为者们却充满了道德优越感。最典型的就是“愤青”现象。这种病态人格的形成首先是史学心态不正常所引起的，就像历史上具有病态人格的帝王所产生的强大幻觉是由文化优越、地理广袤、时间绵长共同产生的一样。

　　玩味历史，不只是为了兴趣上的满足，更在于我们从历史中习得真知以创造健康的生活方式、构建美好社会。此中以史寄实的愿望早在爱默生那里就有所表现，他在《历史》一书中说：“无论什么人，如果他认为远古驰名人物做的一切比他今天所做的事更有意义，我不相信他能正确理解历史。”

　　綦彦臣

　　2003年9月写于乡下含溪轩书房
　　2005年1月改于小城泊头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10-16 13:32:30编辑过]

蔡根

第一章　赵构导演的冤案：一个被毒化了的文化附号
　　
　　“秦桧”已成为具有特定历史意义的符号，是自他以后的一切奸臣的代表，恰如民间把工于心计又不说理的人叫成“曹操”一样，同成抽象概念。然而，秦桧远没曹操那样幸运。曹操曾统一了中国北方，并试图统一全国，因此多少带有“民族英雄”的光环，还有他那万世不磨的文采，让后人永记。
　　　
　　误读点评

　　◎秦桧在中国忠奸对立的文化传统中成了坏蛋们的代名词，但很少有人知道他在国家危难之时挺身而出，并被掳至敌国。他后来的弱势和平路线即主张对金的和谈，是南宋王朝得以延续的重要因素。

　　●正如《水浒传》的英雄们“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一样”，宋以后的中国也是“只反秦桧，不反赵构。”事实上赵构才是杀害岳飞的元凶。在赵构的心灵深处有一个挥之不去的忧虑：“你岳飞迎请二帝还朝，把我赵构放在什么位置？”

　　◎中国人权欲强烈，岂不知掌权也是围城状态。没权的人一旦掌了权，会发现掌权是少有快乐的事情。读过《水浒传》的人总为宋江没当皇帝为憾，殊不知宋江聪明无比——“我才不费劲去收拾这个烂摊子呢！”

　　“秦桧”已成为具有特定历史意义的符号，是自他以后的一切奸臣的代表，恰如民间把工于心计又不说理的人叫成“曹操”一样，同成抽象概念。

　　然而，秦桧远没曹操那样幸运。曹操曾统一了中国北方，并试图统一全国，因此多少带有“民族英雄”的光环，还有他那万世不磨的文采，让后人永记。秦桧呢？在民间被用于外号儿的频率虽然没曹操大，但却被深毁重辱。河北东南部有一种吃鸡头的方法，叫“剥秦桧儿”，就是把脑壳挑开，把鸡脑剔出，送入口中。此法起自何年，尚无可考，但由此足见历史对秦桧的判定。至于秦桧夫妇代赵构受过，跪在了岳飞墓前，就自不必说了。

　　不仅秦桧本人要承担历史的成本，就连秦氏后人，也无法幸免，除有秦氏后人云：“愧姓秦”的说法，还有“秦岳不通婚”的习俗。社会进步了，亦未见此时更改。

　　中国人历史中毒，已到了神经末稍。

　　秦桧作为历史的存在，无法删，但是后代人却尽量地改写他、抹杀他。

　　比如姓氏辞典中，涉及秦姓，都回避他；又比如历史文学创作中，又都一味地贬低他，《说岳全传》是个代表作了。

　　单说姓氏辞典一则，就让人感到中国“杀父文化”【注1】的厉害。

　　一本到目前编篡最全、作品质量最好的姓氏辞典，是由汪宗虎和陈明远编写的《中国姓氏辞典》（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关于秦姓条目，该辞典自孔子门徒秦非记到明代秦良玉，计10人，时间跨度两千年，只字不提秦桧。

　　历史何以对秦桧如此不公，竟不能给一个死了近八百五十年的人一点客观的地位？！

　　连现代“奸臣”林彪，都能得到黄克诚将军“不写林彪，中国革命史就不真实”的客观评价，知识分子却何以对秦桧一点不宽容？！

　　秦松究竟何许人也？何样本来面目？

　　《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卷》“秦桧”条目，诠释如下：

　　秦桧（1090－1155）宋江宁（今江苏南京）人，字会之。政和进士。历任左司谏、御史中丞，因上书金帅反对主张邦昌，被俘至金，后为完颜昌（挞懒）所信用。建炎四年（1130）随金军攻楚州，被挞懒纵归，诈称杀死监守金兵，夺船逃回。绍兴元年（1131）任参知政事，旋拜相。次年，被劾专主和议而罢。八年再相，前后贬逐张浚、赵鼎，独相十七年，收韩世忠、岳飞、张俊三大将兵权，以“莫须有”罪名杀害岳飞，与高宗共主持议和投降活动，向金纳币称臣，订立“绍兴和议”，两据相位，历封秦、魏两国公，结纳死党，控制台谏，屡兴大狱，斥逐异已。深受高宗宠信，卒赠申王，谥忠献。开禧二年（1206）追夺王爵，改谥谬丑。

　　对秦桧的整个评价基本是否定的，但并没否认一个事实“因上书金帅反对立张邦昌，被俘至金”。这一事实是说明秦桧于国家危亡之时，挺身而出，才致使被掳的。

　　北宋王朝的最后一年，也就是靖康二年，即公元127年，宋钦宗赵桓给金国人上了降表。金主吴乞买收到降表，就把赵桓与共父赵佶废为庶人，知枢密院事（相当于国家军事委员会主席）。刘彦宗请求再立一位赵氏宗族为宋朝皇帝，金国人不同意。

　　接下来就是双方争执，以及皇室被掳，迁往金国。

　　虽有兵部尚书（相当于文职的国防部长）孙傅坚决不从金人之令，且吏部侍郎（相当于人事部副部长）李若水以刎颈抗议，但并没能阻止金国人废赵的决心。

　　这年整个二月份，余下的宋庭官员都为这一个事忙得焦头烂额。金国人逼着翰林承旨（相当于主管文秘的国务院办公厅副主任）吴正仲、吏部尚书（相当于人事部长）莫俦召开百官会议商量立张邦昌为皇帝的事。迫于金人的压力，大多数官员签名表示同意。因为金人已给了百官威摄，把不想签字的签书枢密院事（相当于国家军委副主席）张叔夜给抓到金营去了（张叔夜刚升此职不久）。不仅抓了张叔夜，连文职国防部长孙傅也给抓起来了。

　　在王时雍率先签字之后，百官默认。但是总有慷慨之士，不想背负此辱，尽管他们是少数。御史（监察官）马伸大叫：“我的职责就是做个诤臣，岂能坐视不管！”就和另一部监察官吴给与他们的部长秦桧联系,一块起草了个议状对金人表示抗议。他的抗议书不仅文采飞扬，而且对金人晓以利害。特别是后者，成为金人日后废弃伪齐刘豫的一个重要依据。他在抗议书中说：

　　今之致书，非特忠于主也，且明两国之利害。赵自祖宗至今嗣君，百七十余载，顷缘奸臣败盟，误主丧师。割两河地，恭为臣子，人臣安忍畏死。然两国之胜事，岂可一城决废之？

　　宋于中国号令一统，绵地万里，德泽加于百姓，前古未有。西汉之绝于新室，复由光武；东汉绝于曹氏，刘备帝蜀；唐为朱篡，乃有李克用推其世序而继之。故云：基广则难倾，根深则难拔。

　　张邦昌附权贵为蠹政，虽今国倾之倾非一个所为，然邦昌罪在其中，且大矣。天下方视之如仇，若付土地，使主人民，四方豪杰必起而诛，终不为大金屏翰。必立邦昌，京师之民可服，天下之民不服；京师之宗子可灭，天下之宗子不可灭。

　　桧不顾斧铖之诛，言两朝利害，愿复嗣君以安四方，非特大宋蒙福，亦大金万世利也。

　　抗议的后果是可怕的，金人抓走了秦桧（可能由于马伸与吴给的职务较低，没抓）。

　　孙傅、张叔夜、秦桧被抓，成了阴暗、腐败的政治的一线少有的亮光。那时，北宋人的政治道德太败坏了，几乎无法指责任何一个人。在钦宗皇帝仓促接位的时候，就有讽刺为政者们的谚语，称：“城门闭，言路开；城门开，言路闭。”它描述的是这样一种格局：自从金兵侵边犯境（宣和七年，1126）以来，朝廷多资下达征求直言的诏书，但局势稍一缓和，就暗中加以阻挠压制。

　　良好的个人表现少而又少了。李若水刎颈断舌自杀时，金国人议论说：“辽国灭亡，死难的忠义之士有几十人，南朝（宋朝）就只有李待郎一人。”

　　与李若水相比，秦桧略逊一筹，但要与当时的王时雍、张邦昌、徐秉哲及那些为自保而在金人政策的百官相比，毫无疑问，秦桧是一个正直且负责任的人。甚至说，不会耍滑头。若是他把马伸、吴给的意见给推掉，不与之联名并带头，也许不会有被掳金营的遭遇。

　　与秦桧相比，值得一提的是开封府尹（相当于首都市长兼警备司令）徐秉哲，他接着金人的命令，搜捕诸王、皇孙、王妃、诸王之女，并让这些人把衣袖拴在一起，把他们一并送往金营。退一步说，秦桧也比稍他之前以功臣自据的童贯【注2】强多了。就在一年前，获封广阳郡王的宦官童贯以接收土地特使的身份和金人接洽，非但一寸土地未得，反而弃太原城，单骑逃回东京。起初（宣和七年，1125），金国派遣使者来宋朝，答应割让蔚州、应州和飞狐县、灵丘县（蔚州治所灵仙县，即今河北蔚县；飞狐县，即今河北涞源县；灵丘县，即今山西灵丘县），徽宗相信了，派遣童贯前往接收土地。到了太原，听说粘没喝从云中县（即今山西大同市）南下，童贯就派马扩、辛兴宗前往，向粘没喝告以交接土地的事宜。马扩到达以后，粘没喝说：“你们还要这两个州两个县吗？你们另外再割让几座城送来，可以赎罪！你们这些人就赶快走吧！”马扩返回报告，请童贯赶快作好防御的准备，童贯没有听从。随后粘没喝派遣王介儒、撒离拇带着书信来到太原，指责宋朝违背盟誓招降纳叛等事，用词傲慢不逊。童贯问他们说：“这样的大事，为什么不早告诉我？”撒离姆说：“已经兴兵了，还告诉你什么！应该赶快割让河东、河北，以黄河作为两国的分界，借此保存宋朝的宗庙社稷，这就是你报效国家了。”童贯听了以后吓晕了，极力地定了定神儿，就想假借进京禀告商议为名，逃回京城。太原府知府张孝纯阻止他说：“金国人违背盟誓，大王应当会合各路将士极力支撑抵抗。现在大王一走，人心必须动摇，就等于把河东路送给金国。河东路一旦失去，河北路难道可以保住吗！希望您先留下来，共同图谋报国。而且太原地势险要，城池坚固，人们也习惯了作战，金兵未必就能攻克它。”童贯发怒，斥喝他说：“童贯是受命来宣抚的，不是来守卫土地的。一定要我童贯留下来，还设置统兵大臣干什么？”于是出发返回京城，张孝纯叹息说：“平时童太师的威望达到了何等程度！等到有事，就通缩畏惧，抱头鼠窜，有什么面目再去见天子呢！”

　　没办法，那个社会的主流就那么个样子。

　　秦桧的不幸，并不因为他的正直与负责任而始，而完全是由于他主张了一条弱势和平的路线并与赵构达成一致，而代人受过，成了所谓千古罪人。

蔡根

一个审时度势的大臣
　　
　　秦桧被掳到北国，看到了一个正在崛起的民族的力量，自知无力实现一统梦想，便走了弱势和平道路。这又有何不可？

　　秦桧似乎经历了北国磨难，仍未放弃敢言的性情，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冬十月，他从金国逃回，赵构让他先去见宰相，秦桧对宰相说：“如果想让天下无事，必须南自南，北自北，宋金双方互不侵犯。”

　　这种说法很现实，但又很不符合民族主义感情高涨而实无能力的上层官吏们的口味，因此遭到了怀疑：

　　“他和孙傅等人一起被掳，为什么他能从燕山府隔二千八百里跑回？即使是金帅挞懒放他，为何不扣他妻子王氏？”——确实值得怀疑，但又没充分的证据。只有秦桧的朋友范宗尹和李回二人极力向大家说帖，才使秦桧终于得用。

　　从历史事实判断：秦桧很大可能是被故意放归的，因为当时金国实力人物之一挞懒是主张互不侵犯、相安无事的。这从秦桧得用之初，就代朝廷给挞懒写求和书，能得到印证。挞懒一直对争取金国的最高统治权抱有野心，所以他也希望求得相对的和平。这从他后来谋反、被杀，能到些许印证。赵构时代，主张一心与金人消解仇意，息兵不战，确从秦桧开始无疑。但翻开北宋的历史，在其强大的时期，不也有“澶渊之盟”吗？除了象征性地给辽国10万两币岁、20万匹绢外，还有就是宋真宗与辽圣宗以兄弟相称，遵辽萧太后为叔母。这件事发生在景德二年（公元1005年）。

　　北宋以来，文人不如唐代文武兼职，无兵权、无作为，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的壮志也好、陆游“王师北定中原日”的寄托也罢，不过士大夫的一种表现欲望，但打仗靠的是国家的实力而不是文人的情绪。宋朝的皇帝也不是没有过收复北地的打算，宋神宗赵琐算是一个比较有作为的皇帝，他曾与奶奶（太皇太后）曹氏讨论收复燕州、蓟州，老太婆告诉孙子：“此事关系重大。得到了二州，不过南面受群臣之贺而已；要是得不到，就会有无数人丧生。事之结果难料。如果可以收复，太祖、太宗早就收复了，何必等到现在。”

　　神宗听从了长者的建议。

　　曹氏乃北宋开国名将曹彬的孙女，历以仁英两朝，又对神宗有影响力，她岂不愿实现伟大的梦想，给祖先争光？只是她比较冷静，在国家实力面前，她是一个理性主义者。

　　这段对话，发生在秦桧主张和平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之前的五十一年，即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

　　秦桧的和平主张，不是没有历史依据的，曹氏与神宗的祖孙对话当为其一；至于“澶渊之盟”也相去未远，还是本朝的当代史，尽管其间有125年了。

　　若是这二段“当代史”之背景还不足以为秦桧的弱势和平路线找到历史依托。那么，看看秦桧之后的韩侂胄便可明了。

　　削夺秦桧王爵，改谥谬丑的政策制定人是韩侂胄，贬秦扬岳（追封岳飞为鄂王）是他开禧（公元1205年至1207年）以来政策的一部分【注3】。他力谋开边、刻意北伐，结果，丧师失地，国内也发生了叛乱。无可奈何，南宋王朝只有以他的头换和平了。

　　韩被密杀于花园，头被送到金国求和。

　　秦桧之后的历史似乎证明了秦桧弱势和平路线的正确性。韩头北送后，他的王爵与谥号又被恢复了。
　　政治就这么奇怪。无论功过是非，秦桧被削王爵是他死后五十一年的事，被复王爵是他死后五十三年的事。岳飞的名号也从中受益，由韩侂胄给进武穆为鄂王，并未因韩的掉头而受贬抑。

　　不仅北宋有弱势和平路线的“当代史”先例，强大的西汉也有，如名臣晁错就主张对匈奴采取弱势和平路线。晁错的弱势和平路线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

　　汉文帝前元十一年（公元前169）夏天，匈奴多次骚扰边境，文帝欲采取大规模战略反击，但由于太子家令晁错的建议而做罢。随后，又接受晁的建议改行实边策略。

　　晁第一次说：

　　《兵法》上说：“有必胜的将军，没有必胜的人民。”由此看来，保持过境的安定、建立功名，在于有优秀有将领，不可不做慎重的选择呀。我又听说用兵作战最紧急的要务有三条：一是取得有利地形；二是士兵经过严格训练演习；三是武器锐利。所以说，武器不精良，是把士兵送给敌人；士兵不能作战，是把将领送给敌人；将领不懂用兵，是把君王送给敌人；君王不能选择将领，是把国家送给敌人。这四项是军事上最重要的了。我又听说，用蛮夷攻击蛮夷，是中国应有的决策。当今匈奴地形、技艺与中国的不一样。翻山越岭，跨河跳涧，险道危径上，一边奔驰一边射箭，风雨疲劳，忍饥挨渴，仍坚持战斗，这些都是匈奴的优点。至于平原大地，轻车快马，强弓长戟，都可以在远距离造成杀伤，士兵下马格斗，剑戟相接，这些是中国的优点。帝王处理国家事务，必须有万全之策。现在降服胡人、义渠，来归顺我们，他们的优点同匈奴一样。可以发给他们盔甲，强弓利剑，再拨给他们边塞战马，平原地区道路通畅则轻车、力士对付敌人，这样两军互相声援，各自发挥长处，这应是万全之策。

　　刘恒对晁错的建议大为欣赏，亲笔回信，以示宠爱。在“以胡制胡”政策得到充分肯定后，晁错进一步地扩展了他的弱势和平路钱，提出实边策略，他给刘写信说：

　　胡人扰乱边境，边塞配备的士兵人数过少，他们就会乘虚而入，如果不救援，那么边塞的人民就会绝望而投降敌人。如果发兵求援，等赶到边塞胡人也早就溜之大吉了。集结部队长期驻扎，费用太大，如果部队驻扎一段时间又撤走，胡人就会再度入塞侵扰。几年下来，那么中国就会被搞得国库空虚，人民更加贫穷不安了。陛下有幸忧虑边境之事，征调士兵，

　　治理边塞，这是陛下对百姓很大的恩惠。然而现在规定，让远方的士兵守护边塞，每年都要轮换一次，时间短，不容易了解和熟悉胡人的能力。不如提倡鼓励百姓到边塞定居，先为他们修建好房屋，配置器物，一切准备就绪，就召募百姓。百姓中有罪的赦免他们的罪行，无罪的赐给爵位，免除他们全部的赋税、徭役，发给冬天夏天穿的衣服和日用粮食。这样，边塞的居民就会永久居留。胡人入寇掠夺，如果能截获所掠财物，就把其中的一半赏赐给他。如此办理，那么乡里邻居就会互相帮助，对胡人的攻击也会冒死以赴。这同征调远方士兵，既不熟悉地理环境，又心怀畏惧的做法比较起来，功效将在万倍以上。

蔡根

赵构一手导演的秦、岳之仇
　　
　　岳飞的主战固然与秦桧的主和完全相反，但要将岳飞之死全归咎于秦桧有失公平。首先是皇帝主和，虽然中间有主张之变，但赵构总的倾向是主和。这决定了岳飞政治上的不正确。岳飞主张“迎请二帝还朝”，对赵构的地位是一种威胁。二帝回来干什么，怎么安置法，都是大问题。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力，赵构是绝不希望岳飞的计划成为事实的。以秦桧与韩侂胄两大“奸臣”案例结果做比较，不同的政治主张却同被打入历史的另册；用岳飞与后来明代的于谦比，也是不同的政治主张，却同样也以生命的代价换来了列入正册的资本。岳飞要迎二帝还朝，于谦【注4】却坚决反对老皇帝复辟，但《满江红》与《石灰吟》同样给后人留下了千古绝唱，只是绝大多数人不懂历史，明白不了此中的道理。

　　岳飞被杀的第二个原因，还在于赵宋家从兴起以来，就刻意防范军人势力，有了所谓“杯酒释兵权”的典故。说起来轻松，做起来却十分不易。如何除掉一位皇帝自认为有危胁的军事人物，是一个技术性很强的问题。赵构作为一个历经政治灾变又有政治谋略的统治者，选择了利用自己的同盟者秦桧的办法。
　　设想一下，要让一个文官去除掉带甲十万的武将，他怎么下手？没有最高统治者的授意，他绝对不会干的！那样，秦桧就不是奸臣了，只是个蠢才。面对两难选择，他只有选择“政治上正确”，服从政治盟友和上级的命令，除掉一个政治反对派。

　　在赵构下决心除掉岳飞前，还是力求平衡和、战两派的利益关系的。绍兴九年（公元1139年），与金人修和讲好，赵构不忘岳飞武功之作用，给岳飞加开府仪同三司。岳飞不接受，迫使赵构在三下诏令之外，又好言宽慰。毫无疑问，这从最深处触犯了赵宋家的意识形态禁忌！

　　岳飞的为人正直，是毫无疑问，绝非秦桧可比。但他只是个军事家，而不是政治家，更不是战略家。从他“文官不爱钱，武将不惜死，天下就太平了”的信念，到礼贤下士的亲行，说明了他的个人品格。然而，他个人的悲剧不过是赵宋王朝最阴暗意识形态禁忌的一个影射而已。岳家军有铁的纪律，饿死不抢粮、冻死不拆屋，但十数万大军总要有供给呀！没有钱粮，别说打仗，就是生存下去也很困难。绍兴六年（1136年），岳飞兵进襄阳，纵深伪齐境内，收恢了洛阳西南的一些州县，并试图与太行山义军取得联系，但终因粮食不足而撤回。粮食，始终是战争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况且南北交战已历经年，在庞大的军队是必须的，但庞大的军队不仅消耗粮食，还要从社会上抽调一批种粮的劳动力。平常百姓不仅粮食缺乏，而且还要负担军事开支，于是不满情绪时不时酿成政治事件。被岳飞镇压了的钟相、杨幺起义，算是再典型的例子不过了!

　　秦与岳的交恶绝对是因不同的政治观点、战略主张所致，不知后人何以附会成“秦岳不通婚”的扩大化平民斗争？后人尽可按自己的意图去附绘历史，一如岳飞墓前的下跪铁人与颂岳贬秦的碑刻，多系明清以来的作品一样，但后人在按自己的历史“装修”历史时，却忘了一个最基本追问：赵构该不该跪在岳飞面前？

　　若是废除这下跪的历史不公正的标志，就不用细论了；若是一直坚持这种另类的图腾，那么，只有添上赵构，才能还历史一个完整的图式！在岳飞父子及张宪遭到逮捕后，这位狡猾的统治者说：“刑法是用来制止乱事的，不要胡乱追逼证据，动摇人心！”表面是体恤，实际上是定了罪。

　　这正是他比秦桧高明的地方。

　　按三个人的智力排列，应是赵一、秦二、岳三，人格排列正相反！

　　秦桧担当了历史非正义的不幸，自然有个人性格的内在原因。但是纵观两宋以来权奸，无一不是货赇无度，唯有秦桧算个例外了。后人可以说他是权奸，却不能把他列入巨贪行列之中去。两宋有名的巨贪，有梁师成、王黼、蔡京、朱勔、陈自强、贾似道，此六人有四人正式当过宰相；余二人梁师成为宦官，朱勔为军人兼官商。

　　作为强势宰相，秦桧与王、蔡、陈、贾四人的政治风格无多大的差异，不惜力量打击异已。但秦桧与四人最大的区别又在于不贪。

　　王、蔡在秦桧以前，陈、贾在秦桧以后，唯独秦桧作为“巨奸”没列入贪官之属，也算历史的一个奇迹了！

　　是秦桧心计高深，还是史家的漏笔？前者无法确认，但肯定不是后一种原因。
　　
　　中毒：他把自己想象成了诸葛亮
　　
　　从历史逻辑角度来讲，秦桧的南归确实是金国主和派完颜昌的一个战略设计。绍兴初次议和（绍兴八年，1138年），金国就主动提出归还宋之陕西、河南两地。该两地原为叛国者刘豫（伪齐）所据，完颜昌主动议和前已经削去刘豫的帝号，废为蜀王（最后徒临潢即今内蒙巴林左旗，改封曹王）。由于归还陕西、河南两地一年之后，金国内发生政变，主战派完颜宗弼杀了主和派完颜昌，金人才复夺陕西、河南两地。

　　处于弱势中的南宋对于崛起中的金国是无可奈何的。经过一年的军事较量，南宋勉强维持不致全面崩溃的局面，再次回应金人的议和的要求（绍兴十一年），不过，这次制定谈判方针的是金国的主战派。万不得已情形之下，南宋只好以土地换和平，割唐、邓、商、泗四州及和尚原、方山原等地，划定了西起大散关、东沿淮河的边界。

　　南宋不甘受此辱，只是无可奈何而已！为了挽回历史的“面子”，他们不怕重复联合灭辽的后果，在以后又联蒙灭金，终于把自己置于了蒙古的全面威胁之下。

　　如果一定要点明整个南宋所犯的战略上的致命错误是什么的话，那么非联蒙灭金莫属。其严重的政治后果要比秦桧的弱势和平路线坏百倍有余！

　　当然，秦桧并非“一贯正确”路线的代表，他身上所带有的文化烙印特别深刻。对持不同意见者的排挤乃至陷害，接续了庆历以来北宋文人整体道德水平的先天缺陷。也正是这一点，说明秦桧不是一个孤立的历史“反面教材”。他的身上即有范仲淹的大话主义又有王安石的偏激急躁，王拱宸式的心胸狭隘也在他身上表露无疑。

　　“城门开，言路闭”的国家政治性格在他身上也表露无疑。当他除掉政治对手岳飞之后，开始了收紧言论的行动，请求赵构下令禁绝野史。收紧言论是外交环境的一个产物，也是封闭社会的一种习性，作为遗传因素它已深入到知识分子心目当中。言论几乎不具备任何道德性，只是斗争的工具而已，因此封闭社会对待言论的态度也是机会主义的。在秦桧主张禁野史之后，著作郎林机又建议加大收紧力度，他说：“有些不得意的人，隐匿在附近的地方，窥视朝廷之事，私下编写野史，以兜售其邪说，请求加以禁绝。”

　　那个时代知识分子道德水平之低下，让人难以置信，然而那又是事实。从历史长轴上看：中国自东汉以后知识分子人格经历一次整体大衰败后，至北宋中后期和南宋初期再一次大跌，并且对后世的负面影响至今而不绝。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岳飞已经死了（被害）十四年了，竟然有人请求将岳州改为纯州、改岳阳军为华容军，因为带“岳”字就与岳飞有关系。多么荒唐，与以后秦涧泉“愧姓秦”何其相似乃尔！

　　不管时人如何议论，后人怎么评价，秦桧始终是赵构主和的助手。奇怪的是没有痛批赵构，反而一味地将罪责全归于秦松。整个文化体系，就是一部《水浒》写真版“只反贪污（奸）官，不反皇帝。”从本心上，赵构也不希望为秦松开脱什么，只是到了秦桧已死，有人试图在建议废主和政策时，他才讲出了问题的实质。绍兴二十六年（1156）春天，秦松刚死不到半年，进士梁勋上书，劝赵构作好防御金国兴兵的准备并批判秦桧的主和政策。赵构明确反对改变既定方针，把上书的梁勋流动到千里以外，向天下发诏说：“讲和之策是凭朕的意志决定的，秦桧只是辅助而已。怎么能因他的死活改变国策呢！近来无知之辈，鼓吹荒诞无据的谣言蛊惑人心，朕感到很惊骇，今后如再有此类事件，一定加重处理。”

　　秦桧死后的政治待遇的反复变化，几乎重复了王安石死的故事。王安石在主战派眼中成了与主和（时人认为主和即投降）同样有害的祸源，就在钦定赵桓正式即位的第一年（1126年）面临外敌入侵的危亡之际，大臣们还争议王安石的政治地位问题。杨时上书指出蔡京是今天乱局的制造者，而蔡京推崇王安石并给了王很高的政治荣誉（加封王爵，配享孔庙），因此王是今天败局的理论祸源。

　　赵桓就下诏停止王安石的配享资格，降级为从祀。这时，王安石学术地位的问题的斗争并没因此而止，到了赵构时代又发生了王居正与秦桧“交火”事件。王居正受杨时之托，用了十年的功夫完成《三经义解》，主要目的就是消除王安石理论的影响。绍兴十一年（1141年）月，兵部侍郎（国防部副部长）王居正指责秦桧的过失，被秦桧排挤出朝任温州知州；后又被秦派御史中丞何铸弹劾，撤消了知州职务。王居正衡量秦的标准是他批判王安石的理论体系。

　　由庆历经元丰而绍兴，宋朝发生了一场深刻且绵延历久的学术斗争；这场学术斗争以争夺话语霸权为目标，是为中国古代只上一场历时近百年的“文化大革命”。秦桧之于这场文化大革命，不过是一幕悲剧的小小演员而已！与蔡确死后的政治待遇之反复相比，秦桧的身后变故确实有些不足为道。

　　蔡确受贬，元祐八年（1093年）死于流放地（见第六章第三节所叙“车盖亭诗案”），第二年（1094）年，其子蔡渭拦御驾为父鸣冤。此时高太后已死，哲宗亲政，立刻下诏给蔡确平反，又给了一连串的荣誉：追复正议大夫、赠太师、谥忠怀，等等。同样的告状，不一样的结果。在蔡确未死之时，其母曾拦高太后【注5】的驾（元祐六年，1091），为儿子鸣冤求恩。高太后不准，并宣谕说：“处分蔡确不只为他讪谤朝廷，实在是他有眩惑人主的打算。我不忍揭穿他的奸谋，只是借讪谤之罪处置他。”－－这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一旦蔡确自称定策有功，那不等把太后放到小皇帝的对立面去了吗？

　　实际上的效果也已如此了，何以仅仅过了三年，告状的结果就完全不一样了呢？在享受了哲宗的恩赐后，蔡确家族继续沐浴在浩荡的皇恩中：徽宗（赵佶）于崇宁初下诏让蔡确配享哲宗庙，并给蔡题写墓碑名号，称曰：元丰受遗定策殊勋宰相蔡确之墓。后来，又追封为清河郡王，由皇帝书写了碑文。

　　到了赵构时代，一切又发生反复。靖康二年（1127年）的五月即建炎元年，赵构即位的当月，就宣布追贬蔡确、蔡卞、邢恕的官位。蔡家无论死人活人所享受的荣耀顿时灰飞烟灭。这时，蔡确已经死了三十四年了。

　　那个年代就那么奇怪，中国的文化性格自北宋之后也变得越加奇怪，不可理喻，好像国家大事靠给什么人平平后、给什么人定定罪就能治好了的！

　　当赵构宣布蔡确为历史罪人时，秦桧正在金营里过囚虏生活。实际上，从蔡确被追贬之时，就已经为他秦桧的此后人生划好了路子、定好了模式！既便秦桧能走出宋代的“百年文革”也未必能走出诸葛亮的阴影。“好为《梁父吟》”，成为胸怀天下的文人的一个符号化追求，就象武人曹操读到蒙恬的临终表白一样；“三桃杀三士”，也早已变成了“武不敌文”的一种历史共识，一如诸葛亮之除廖立。

　　为了和平的实现，晏子除掉了反对和平的三士【注6】，秦桧也同样必须除掉主战派。观乎北宋末以来，主战派没有一个有好下场的，童贯、岳飞、韩侂胄、贾似道，不管他们最后被祭为精忠还是巨奸，结局是一样的！于是，诸葛亮神话的精髓——不在于主战与主和而在于如何掌控权力，才是秦桧的必选的政治策略。一如北宋亡国之君赵佶及赵佶前的杨广可能把自己想像成汉武复现一样，秦桧也可能把自己诸葛亮化了，只是他的上面不是一位懦懦的晚辈，而是一位工于心计、脸孔多变的强势君王而已。历史的想像影响着任何一位政治家，这是铁律！王莽可以把自己想像成黄（帝）虞（舜），秦桧为什么不能把自己想像成诸葛亮或管仲呢？！
　　

蔡根

宋江的投降是最优理性
　　
　　赵佶这个人还是不错的

　　中国人从走卒贩夫到公卿巨宦都有皇帝心态，这是个不争的事实。要么，有些位高权重的大臣被判处死刑的理由总有“意欲篡弑”这一知条呢？岳飞说了一句自己的眼睛长得像宋太祖，就成了谋反的罪证之一；被破弹劾的经济案件往往伴随着政治问题，被搜查的时候，查出了龙袍以及其它的皇帝专用品，凡此等等。中国人当皇帝的机会有的是。刘邦从社会底层崛起的“帝起于细微”的故事太动人了，到了朱温，以降将之身，受赐“全忠”大为惊喜，这“人王中心”不是皇帝又是什么？作为军事将领的赵匡胤，一领皇袍加身，赶下了周柴天子。在他之前不到四十年的时间，这样的闹剧已经上演过多次了。

　　就像挤线较热的公交车一样，上不了车，着急；上了车，就不愿让别人再上来挤了。当皇帝前还有点沉稳劲儿，当上皇帝就有些沉不住气了，怕别人“重复昨天的故事”。所以，赵匡胤才玩了个“杯酒释兵权”。其实，杯酒释兵权不是什么新鲜招儿，刘秀早就用过，只是不这么叫【注7】。

　　聪明的皇帝有烦恼，糊涂的皇帝也有烦恼。不聪明的又不糊涂的皇帝就更难受了！相干点事儿，又没相应的才干；不干正事儿，又有一帮装模作样的大臣在不断地给予批评乃至顶撞。

　　是神，是人，自己也分不清。

　　宋徽宗就是既不聪明又不糊涂的那类。

　　在整个《水浒传》中他虽是个配角，但他所代表的心理倾向却极有价值。因为，他承接的是一个冗员无数、腐气冲天的烂摊子。

　　在位二十四年间，他也有过重大举措，不过多不奏效，便心灰意懒了。《水浒传》中所说的大办花石纲一事，在史书上也凿凿不磨。他上任之初，力复新法，也是寄希望国家气氛由此为之一新，而不惜采取了一些偏激的改革措施，比如崇宁三年（1104年）的重树元祐党人碑，没点政治胆量是不行的。在推行王安石派系传下的新法的同时，还改革了教育制度，把书学、画学、算学列为国立教程。这项改革实属不易，因为儒家一直把书、画、算还有工艺技术视为末计、小道，不能与四书五经的大道相提并论。

　　作为皇帝，他也能知错即改。过了三年，发现立元祐当人碑一事不妥。马上撤掉并解除对元祐党人的禁令。下诏求直言（——可以批评他这个最高领导人），并给一批冤假错案平了反。

　　一个末世皇帝能作到这样，已经十分不错了，尽管他想也没想自己会被掳到金国去。

　　干到第十个年头儿上，他还挺来劲儿，爱国主义情绪高涨，争取联金灭辽，拿回一些失去的土地。所以，《水浒传》大书灭辽一事并把功劳记在梁山好汉头上，也不完全没有史实根据。

　　他的政治反省力与平衡术也不错，在给元祐党人平反后，并没把元祐党人的政敌贬下去，反而再次提高王安石的地位，追封王安石为舒王。王安石的儿子也被追封了爵位并从祀孔庙。

　　宋徽宗还是个富有同情心人，大概和他的艺术家气质有关。当时，宋朝的城市经济畸型地繁荣，破产的业户与农村的贫困人员便寄生于城市畸型的繁荣。以乞讨为生的人再遭灾病，免不了死掉。宋徽宗批准蔡京采取了三种措施：建居养院，收养乞丐和贫困人口；设安济坊，给看不起病的病人提供医疗与护理；设立漏泽院，负责无法安葬的人的丧葬费用。所以，当代中国学者（2003，尚园子、陈维礼）高度赞扬说：“试想，在800多年前，今河南开封的一个没钱看病的穷人，就能到政府开设的免费机构得到治疗，吃到药物，这是一种多么了不起的制度。”

　　我这沉重的肉身啊！

　　面对一个江河日下的烂摊子能做到这些，已十分不易了。皇帝作为俗世的肉身，他是人。首先是人的儿子，而不是天的儿子；作为一个天才的艺术家，他的艺术家的气质决定了他向往美好精神生活的一面必然借助政治权力表现出来。

　　如果说联金灭辽是国家战略上的失误，那么尊崇道教的责任则完全要由个人来负责。在他执政的后半部分里，他的精神生活借助政治权力而充实，国家财政去因此承担了巨大的额外支出，像办什么“千道会”、造什么“万岁山”之类的。

　　这种精神生活只是一种形式上有效的东西，还不能解决一个名神（天子）实人（赵佶）的人的内心无奈，那种深度的无可奈何。在蔡攸的劝说下，他终于认可自己是人了，要尽可能享受人的享乐。蔡攸说：“人生能有多少岁月，岂能徒然劳苦自己。”

　　对，这话对！玩起来看。《水浒传》中写皇帝宠幸妓女李师师，也不是空穴来风。因为赵佶常“轻车小辇，出入于街巷郊野。”

　　宋代文人嫖妓成风。允许文人嫖，为什么不允许皇帝嫖？况且他还是个很有成就的书法家、画家呢！是个大牌的文人。

　　李师师不是个平常妓女，只图钱财。史载：李师师、汴京人，本姓王，染局匠之女，四岁父死，遂入娼籍李家。为名妓，色艺双绝，慷慨有侠名，号“飞将军”。徽宗微行，屡至其家。徽宗禅位，她曾献金助饷。抗金，并乞为女冠。“

　　不过，她的爱国主义的义举没得到理解。徽宗的儿子即位后，下令没收她的家产。一段夹杂着爱国主义的婚外情，以悲剧而结局。

　　一个曾为皇帝的人面对着一个心爱的女人的悲剧，也无可奈何了！

　　作为皇帝的无可奈何，他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他之前最有名的该是汉哀帝，此后的是明武宗。刘欣觉得当皇帝实在没意思了，当着众大臣的面说：要效法尧帝，把位子传给董贤。——在当时来说，是个不可思议的选择，现在看来真是一种明智的举措——谁还愿干自己已腻烦了的事儿呢？大臣们一齐反对，刘欣也没办法。对于一位上书者过激的指责，既不表示肯定，也不治罪。权当没这么回事儿。
　　无可奈何的皇帝还得当下去。但是大汉江山却在十年后落到了有一位雄心勃勃的政治家王莽手中。王莽也万万没想到，自己也收拾不了这么个烂摊子，并最终搭上性命。

　　还是明武宗【注8】好一点，就用性欲来排遣无奈吧！在每每短暂的刺激中，忘了无奈。

　　
　　当了皇帝又能如何
　　
　　《水浒传》写宋江一心招安，不想当皇帝，在多数人看来不可理喻。其实，宋江很聪明。当那个烂摊子的掌班人有什么用，还不如用手中的资本换个官职爵位为好。——用现代经济学术语来说，叫“搭便车”。尽管这趟车的尽头可能是万丈深渊，但到万丈深渊之前，驾车人还要费心思呀！

　　愿当皇帝的是傻种，能当又不想当的是坏种。这就是《水浒传》给后世野心家们的一项最重要的忠告。乍看宋江招安思路，觉得很庸俗，其实其内在却富有理性。虽然说整个招安的操作也很庸俗，实际上也是社会整体性无奈的一种表现。

　　经过理性的筛选、道德的磨合，宋江更进一步地认识到了皇帝的无奈：皇帝是最大的无奈的载体，所以也最不幸。不甘寂寞的郓城小吏，本来只想是在体制内进一步实现，没想造反，上了梁山也实属无奈。
　　“我不能从一种无奈跳进另一种无奈！”——这才是宋江最深层的意识。

　　第一番探道儿，见了李师师；第二番就让燕青去说实话。多亏师师是个侠肝义胆的风尘女子，才敢为招安牵线搭桥。

　　第二番时，宋江没亲临现场，完全由燕青一个现场操作。忠心耿耿的燕青回来后，一五一十地汇报。宋江除了对招安有了心理把握外，对一些细节，也不能不深思。

　　什么细节？

　　就是徽宗一番最人性的道白。

　　《水浒传》第八十一回中写道：

　　李师师叫燕青吹萧，伏侍圣上饮酒。少顷，又拔一回阮，然后叫燕青唱曲。燕青再拜奏道：“所记无非是淫艳词曲，如何敢伏侍圣上！”官家道：“寡人私行妓馆，其意要听艳曲消闷。卿当勿疑”。

　　一个“私行”说出苦衷，一个“消闷”说出无奈，一个“勿疑”说出人性。是呀，身为皇帝的人还不如当年他一个郓城小吏自由里哩。我宋江敢包一奶，不结婚，皇帝却不能这么做！我宋江敢同阎婆惜公开同居，皇帝却不敢。

　　这皇帝有个什么当头儿？！招安，还是招安好。

蔡根

【注1】“杀父文化”是即指子女对祖先没义务，一成人便背叛父母。中国的家族谱系（牒）学是“杀父文化”的一个变种。明人黄伯善最先总结过这种现象，书云：“夫人不善，见弃于子孙，天下后世，其谁不厌之？”黄伯善之说，非为一时示警之言，不用说祖先是巨恶大奸，就是颇有成就者，往往也因本身“出身不好”而被后“杀掉”。南朝时，就出现过一个笑话：刘裕建宋后，自觉功绩赫赫，建了一个纪念馆，把自己为人打工时使用过的灯笼麻绳放在馆里。他死后，孙子刘骏去纪念馆转了一番，看见灯笼麻绳，觉得十分难堪，手指祖父遗像说：“一个庄稼汉子混到贵为天子，岂不太过分了。”刘裕身起寒微，拼智拼力，创建了一个国家留给子孙，想不到还被后代讥笑。清乾隆年间，秦涧泉由金陵（今南京）结伴与友人游西湖，同伴在栖霞岭下指着秦桧跪像说：“涧泉兄，尊祖竟是这般模样，你可题他一联了。”秦涧泉略作思索挥笔写下：“人从宋后少名桧，我到坟前悔姓秦。”

　　“杀父文化”的另一种现象是乱认祖先，连曹操及其后人都在所不免。曹操自称是周文王第十三子曹叔振铎之后，就是说与姬姓同源；到了他孙子魏明帝曹睿时，又称出自舜即出自妫性。祖孙二人自认的祖系竟然不一致。唐代文豪白居易自称白氏出自白公胜（春秋时楚平王的孙子），然后白公胜又生了白乙丙、白起等后人。但是，白乙丙早在白公胜之前一百四十八年前就死子。白乙丙乃孟明视之子，孟明视为百里奚之子。如此有名的大人物还要“杀父”，平常人就不用说了。

　　【注2】童贯（1054－1126）宋开封人。字道夫（一作道铺）。宦官。因善迎合徽宗意图而获宠。与蔡京相勾结。京为相，他被荐监西北边军，积军功迁武康军节度使。使契丹还，开府仪同三司，领枢密院事，权比宰相，握兵权二十年，骄恣专横，势倾一时。时称蔡京为“公相”，他为“媪相”，为六贼之一。政和初使辽，载马植（后改名赵良嗣）归，与谋联金灭辽。宣和时统兵镇压方腊起义。进为太师。宣和四年（1122），攻辽失败，密使金人图燕，又以岁币赂金换取檀、顺、景、蓟四州空城。侈言收复有功，被封为广阳郡王。及金攻宋，他自太愿遁归，随徽宗南逃。钦宗即位，贬窜英州（今广东英德），后处死于南雄州。

　　【注3】韩侂胄（1152－1207）宋相州安阳（今河南）人，字节夫。韩琦曾孙，以策立宁宗有功，自宜州观察使兼枢都承旨，累迁少师，封平原郡王，除平章军国事，执政十三年，势焰熏灼，序班丞相之上。排斥大臣赵汝愚，贬逐朱熹、彭龟年。斥理学为伪学，兴“庆元党禁”。开禧元年用进士毛自知策，以苏师旦等为心腹，谋开边自固，恢复中原。次年，追封岳飞鄂王，夺秦桧王爵，改谥谬丑，兴兵攻金，输家财二十万以助军用。初战略胜，后因所用非人，措置失当，北伐失利，遂遣使请和，因金人要索甚苛，复锐意用兵。礼部侍郎史弥远与杨皇后密谋，命夏震把他拥至王津园杀死，函首送金廷乞和。

　　【注4】于谦（1398－1457）明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字廷益，号节庵。永乐进士。宣德初授御史，曾随宣宗镇压汉王朱高煦之叛。出按江西，颂声满道。五年（1430），以兵部右侍郎巡抚河南、山西。正统十一年（1446）遭王振等迫害下狱论死。后因两省百姓官吏乃至藩王力请复任。十四年土木之变，明英宗被瓦剌也先俘获，他力排南迁之议，坚请固守，进尚书。景帝立，整饬兵备，部署要害，身自督战，率师二十二万，列阵北京九门外，破瓦剌之军。加少保，总督军务。也先挟英宗逼和，他以社稷为重君为轻，不许。也先以无隙可乘，被迫释放英宗。英宗既归，仍以和议难持，择京军精锐分十团营操练，又遣兵出关屯守，边境以安。其时朝野多事，乃独运征调，番合机宜，号令明审，片纸行万里外无不惕息。忧国忘身，口不言功，自奉俭约，所居仅蔽风雨。性固刚直，颇遭众忌。天顺元年（1457）英宗复辟，石亨等诬其谋立襄王之子，被杀。成化初，复官赐祭，弘治二年（1489）谥肃愍。万历中，改谥忠肃。有《于忠肃集》。

　　【注5】高太后（1032－1093）宋毫州蒙城（今属安徽）人。英宗皇后。庆历七年（1047），归英宗于濮邸。八年，生神宗。神宗即位，尊为皇太后。哲宗立，尊为太皇太后，权同听政，以恢复祖宗法度为先务，起用司马光、吕公著等，斥逐变法派，凡熙宁、元丰所建新法，次第划革略尽，史称元祐更化。临政凡九年。卒谥宣仁圣烈。

　　【注6】在话本演义中高档（如明·冯梦龙《晏仲平三桃杀三士》），晏子除掉三士不主要因为他们群前无礼，而是反对齐楚的和平即对楚国求和使靳尚无礼，表明了他们的主战立场：“量汝楚国，何足道哉！吾三人亲提雄兵，将楚国战为平地”

　　【注7】《廿五史纲鉴》之＜东汉光武帝刘秀＞卷曰：“帝在兵间久，厌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乐息肩，自陇、蜀平后，非警急未尝复言军旅。邓禹、贾复知帝偃弇干戈、修文德，不欲功臣拥众京师，乃去四兵，敦儒学。耿弇等亦上大将军印、绶，皆以列侯就第，加位特进，奉朝请。”

　　【注7】明武宗（1491－1521）即朱厚照。孝宗长子。弘治五年（1492）立为皇太子，十八年即位，年号正德。初期信用太监刘瑾，司礼之权高于内阁。后宠信佞臣江彬等，皆赐朱姓。好声色，建豹房，屡至宣府（今河北宣化）等地巡游；喜弄兵，自称威武大将军。因过度荒淫，无子。溺水得病而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