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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大师吗? 想成为大师吗? 或许本文能够给你一些启示。
何谓大师，兼论大量贡献之所在
来源：《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7年第3期 作者：蓝劲松
摘要：大师对于人类社会乃至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均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把有关大师的见解总结为四种论说，即双馨说、超人说、会通说和领头说，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大师的“超越说”，认为大师是在理论和实践领域取得超越时代与区域性重大成就的人，而大师的贡献主要体现为理论贡献、方法贡献和实践贡献。
关键词：大师；超越说；贡献
一
大师，或称学术领域的导师，或为艺术领域的灵魂，也或为管理的标杆。1931年12月4日，梅贻琦在担任清华校长的“就职演说”中指出，“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1］。在追求卓越的各级学校与研究机构，尤其在争取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高校与政府管理部门看来，引进与造就“大师”甚至是成就一流大学目标的不二法门。在“第二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总结讲话中，教育部长周济指出：“人才问题始终是高等学校改革与发展的头等大事，是学校一切问题的核心”，而衡量一流与高水平大学的标准之一就是能否“涌现新的大师”［2］。大学与社会对大师可谓期望甚殷，但是学界对于“大师”内涵与外延并无定见，以至一时“无法说清楚什么样的人才可以称大师”。从而构成了一个“很可以研究的问题”（参见金耀基在台湾大学“我的学思历程”演讲时答学生问）。鉴于大师及其成就对于社会发展、人类进步及大学建设的重要意义，本文试图以学术领域的大师为重点，在归纳以往有关大师的若干见解基础上提出自己的“大师论”，进而探讨大师之为大师的贡献之所在，目的是为中国21世纪的学术复兴提供多样化参照及启示。
二
以下几种有关大师的说辞并非来自已有的定见，而是出自本文的概括。就笔者所见，有关大师的概念界定及其本质特征的论述主要有如下四种，在此也补充我们对“大师“的看法。
1．双馨说
“双馨说”通常见于一般辞书对大师的界说。《现代汉语词典》关于大师的界说有三：(1)“在学问或艺术上有很深的造诣，为大家所尊敬的人：艺术大师；(2)某些棋类运动的等级称号：国际象棋特级大师；(3)对和尚的尊称。”[3]后两个均为特指，故不必纳入讨论。在第一个界定中，既强调大师“在学问或艺术上有很深的造诣”，又强调“为大家所尊敬”。若借用“德艺双馨”一词，此说可谓“双馨说”。
“双馨说”看似考虑全面，但其内涵却大有讨论的必要。首先，大师不一定局限于学问或艺术领域，任何人类理论与实践的重要领域都有大师的足迹，所以除了学术大师、艺术大师之外，还有管理大师、工程大师等等，而后者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前者。其次，“为大家所尊敬”也是有时空限制的。其原因在于：真理开始时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从而突破传统的科层结构与利益格局。虽说高处不胜寒，但真正达到学术高峰并不容易。“天才是独立于环境的……没有一个天才是在原有的领域完成任务的。他开辟了新的领域。”[4]既然是独立的新领域，其同行理解尚不容易，更勿论普通大众。例如尼采——其思想偏激与真知交融——是19世纪可以同黑格尔、马克思、克尔凯郭尔、叔本华匹敌的少数几个大思想家之一。尼采指出：“千万不要忘记：我们飞翔得越高，我们在那些不能飞翔的人眼中的形象就越渺小。”[5]由于大师的创造性突破，不可避免地“威胁”传统的“权威”，这时后者有意无意地排挤与打击前者就有可能出现。正如W．I．B．贝弗里奇所说：“伟大的发现家之所以遭到迫害，部分是由于这种对新设想的抗拒心理，部分是由于冒犯了权威，侵犯了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既得利益。有时，发现者不谙人情世故也使事情恶化。”[6]所以现代社会总是通过国内外同行的集体评审来避免对先知先觉者的打压。
是否“为大家所尊敬”还取决于大师的气质与性格。性格即命运。费希特说：“人注定要过社会生活的；他应该过社会生活；如果他与世隔绝，离群索居，他就不是一个完整的、完善的人，而且会自相矛盾。”[7]不幸的是，由于学术研究的特点，学术先行者常常不得不独自探索，这在普通人看来大师们往往有些“不正常”。由于竞争剧烈，加之学者追求的目标聚集，不可避免地忽视各种“琐事”。哈佛大学文理学院院长亨利·罗索夫斯基指出，“在我们选区内居住着非常有才干的学者，其中包括某些赫赫有名的天才。他们大部分具有固执和傻气的个性(请记住，任职时这种气质往往被忽略)。根据我的体会，伟大的学术成就，甚至伟大的学说，常常与怪癖的性格有联系”。 [8]由此不难理解，相当一批大师虽然“在学问或艺术上有很深的造诣”，但在他生活的时代甚至其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很难“为大家所尊敬”。为了减少学术研究的孤寂性，现代学术社会总是通过各种交流与休假等制度加以化解。只是山头主义、学术霸权等陋俗在学术领域的延伸使得相关措施存在或多或少的折扣。
当然，大师是否“为大家所尊敬”也可能导源于其独特的追求。一般地，“杰出人物是高智力的、教养很好且知识渊博、刻苦工作的，为了独立和判断甘愿冒险犯错误和(或)表现优异” [9]。在不同学科的发展史上，既有像冯特一样“宁愿平凡而不犯错误”的大师，也有像霍尔一样“宁愿犯显著的错误，而不愿庸碌无为”的学者。总的说来，大师无论对自己还是对自己的学生都有超出一般学者的高要求。因此，很难用一般人的观点去要求他们。
总之，由于真理发现的超前性，加之大师往往都有自己独特的个性、追求与风格(包括缺点)，所以大师一时为时代所“误判”有时是难免的。但从长远来说科学社会总的来说是公正的，如果确有很深的造诣，那么真正的大师迟早总会成为“大家所尊敬的人”——虽然“埋没”或“沉默”的时间或长或短。由此说来，“双馨说”不大适宜于大师的现实操作，但基本符合理想的大师设计。
2．超人说
除了上帝，世界上并不存在全知全能的人。尼采是超人学说的代表，他对大师的界定也具“超人”色彩。他认为：“我们什么时候行动起来既不出错，也不迟疑，我们什么时候就成了大师。”[10]由于此说非常人可及，故不妨称其为“超人说”。这一论说有两点值得注意：
其一，在大师的范围方面。与对大师之习见不同，尼采在这里强调的是行动领域而非思想领域的大师。尼采说：“行动，既是最先发生的，也是终极重要的!这也就是说，只要你放手行动、行动、再行动，有关的信仰很快就会尾随而至——对此你可以确信无疑!” [11]前已述及，大师并非局限于学问与艺术领域，人类理论与实践领域的其他各个领域均存在大师。学术与艺术大师尚为难得，管理、设计等实践或说行动领域的大师同样难得。我们不能因为强调一个领域的大师而排斥或忘记其他领域的大师。
其二，在大师的标准方面。尼采强调大师行动时要“既不出错，也不迟疑”。不出错已经很难，还要不迟疑，这就难上加难。这无疑与尼采的超人观念有关。在尼采心目中，“超人”就是能充分体现生命意义的人，具有旺盛创造力的人，是生活的强者。“超人的真正道德是军人和士兵的道德。其典型不是苦苦思索寻求认识的、孤独、交往不多的敏感的学者，而是既活跃又有节制的坚强人物。”[12]从这个意义上说，尼采心目中的大师不是学者，而是实践家。
可见，尼采的“超人说”对大师要求极高，或许大多数行动领域的大师均不容易达到其标准。但既然称作“大师”，那么要求甚严并不为过。对于各项管理与工程人员来说，“超人说”更深层的启示或许在于，行动者一定要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既有周密的思虑，又有灵活的计划，这样才能“既不出错，也不迟疑”。这正是各级领导、管理人员、工程人员甚至艺术工作者所应追求的目标与风格，“虽不能至，心向往之”。需要指出的是，尼采强调实践领域的大师显然是弥补了“双馨说”忽视实践领域大师的不足，但若因此而否认偏向理论的大师，则是我们所不能认同的。
3．会通说
与“双馨说”、“超人说”不同，“会通说”主要是从大师的知识结构及其创造性突破与转化来界说的。钱穆认为：“大师者，仍是通方之学，超乎各种专门之上而会通全部之大义者是也。”[13]这里强调的是学术大师，既没有涉及“双馨说”中社会伦理意义上的“为大家所尊敬”，与尼采所论“行动大师”显然也不相同。其关注的重点在于：
其一，大师要“超乎各种专门之上”。学术是分门别类的，单一学术的发展似乎只要深耕即可，但实际上并不完全如此。世界是统一的，学术的分野固然有利于分析的深入，但也在各专门领域之间留下大量的知识空白。视野单一的专业人才只能就事论事，缺乏触类旁通的本领，更谈不上实现学术突破。可见，求学者固然需要专精一门，但又绝不能局限于此，还要经常浏览周围各专门领域的进展。维纳、罗森勃吕特与赫伯特·A·西蒙就此均有多方面的论述。
其二，大师需“会通全部之大义”。大师不仅要超越单一学术门类的限制，还要统揽全局，触类旁通，进而做到融会贯通。随着知识的爆炸性增长，要精通一门尚不容易，还要“会通全部之大义”似乎不可能，但这却是似是而非。因为知识在增长，研究问题的方法与思路并不随着知识的增长而加速。即便就知识增长而言，科学研究纲领的“保护带”固然在不断延伸，但其“硬核”变化通常并不大。只要理解这一点，那么跟踪把握各保护带的进展并不太难。大师之所以为大师，就在于能够统揽全局，进而实现学术的重大突破。
需要指出的是，大师不是万金油。“会通说”强调大师对于学术增长的重要性，并不是要否定专家存在的必要性。大师首先必须是专家，因而有其学术重心，但大师与专家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他对包括自身学术重心之外其他各专门领域也能融会贯通并实现突破。若在一个专门领域内都未能获得学界的认可，则遑论大师。
4．领头说
在教育部举办的中外大学校长论坛活动中，有论者从学术管理的角度提出：“在一级学科领域里开出一片天地，并产生跨学科影响的，便是大师” [14]。具体说来，大师的标准在于，他们是学科带头人；他们培养了一支薪火相传的队伍；具有跨学科的影响力。由于此说着重从学科建设的角度进行界定，故可称其为“领头说”。“领头说”限于学术领域的大师，其明显的优点是具有可操作性，方便识别大师、引进大师、激励大师乃至培养大师。但是此说对于大师“开出一片天地”没有进行直接的界说，人们无法判断这片“天地”究竟多宽与多深。大师固然学有专攻，却又往往在多方面著书立说，以致人们甚至难以对其进行明确归类，判断其主攻领域，例如杜威在教育学领域与哲学领域同样有名。此说具体的操作标准则有可以讨论之处：
首先，大师不一定是学科带头人，因为这取决于“学科带头人”的形式与内涵。学科带头人如果来自学界的公认自然令人心服口服，但若来自行政安排，那么此“带头人”可能只是行政主管而非学术领导。换言之，若学术带头人缺乏足够的学术造诣，那么即便有“学术带头人”的头衔，其公信力仍然属于存疑之列。退而言之，即便是公认的学术带头人，也要看“公认”的范围大小。公认的范围越小，大师的范围也越有限。
其次，“培养了一支薪火相传的队伍”对大学系统内部的“大师”较有意义，但却不利于出自研究院所、政府或企业部门，尤其是独自探索的大师。实际上，大师之所以为大师，主要不在于直接培养人才，而在于其学术影响力与公信度。类似尼采、牛顿、爱因斯坦等学术大师固然有许多学术追随者，但这些大师的独立性往往很强，在培养“薪火相传的队伍”不说空白，至少也是相当有限的。由于“大多数伟大的先驱者都必须独立构思自己的设想” [15]，故不为时代所了解的大师并非鲜见。若要求他们“培养一支薪火相传的队伍”就不免强人所难。当然，不说也知，一些著名大学及实验室的大师确实在做出重大创新的同时也以人才辈出著称。
5．超越说
毫无疑问，无论“双馨说”、“超人说”，还是“会通说”、“领头说”，这些对大师内涵的探索均促进了人们对大师的多角度理解。大师就像一座大山，人们就不同角度观察都可能得到不同的印象。最好的做法或许是对人类历史上所有大师的人生及其创造作一全景式扫描，从而获得较为完整的大师“面目”。这里不妨也提出本文对大师的理解。由于下说强调大师的“超越性”，为了与上述其他数说相对照，故不妨把本说称作大师的“超越说”。
大师的“超越说”认为，大师之义，不仅在于“师”，更在于“大”，且来自两者的有机结合。大师之“师”，主要不在于直接培养的人才情况，而在于通过大师的创造性成就，导致世界为之一新，思想为之变革，进而激发了系列的追随者和探索者，所以大师之“师”，是超越时代与地域的导师。大师之“大”，不在于知识驳杂，也不在于著述众多，而在于是否在科学、艺术、管理或其他人类理论与实践领域重大问题上取得重大突破，而其唯一评价标准就是经过科学、艺术、管理等领域长期考验之后能否得到世界公认。从狭义上讲，大师是指在学问或艺术上取得超越时代与区域性重大成就的人；从广义上讲，大师还包括除此之外各实践领域取得超越时代与区域性重大成就的人。概言之，所谓大师，就是在理论与实践领域取得超越时代与区域性重大成就的人。
此说对大师界定的特色在于强调超越性。这种“超越”，首先是“大师”外延的突破，即包括但又不限于学问或艺术领域，也不限于尼采强调的行动领域，而是把理论与实践的各个领域均纳入大师的考察范围，从而突破了有关大师的传统看法。显然，这是在吸收前面数种大师见解基础上形成的。其次，大师的“超越说”强调的是大师取得了科学、艺术或管理等领域的重大成就。既然是“重大的成就”，就意味着它不是一般的改进或改良，而是“革命”性的变革。显然，这是建立在人类已有探索基础之上的质的跃迁，从而在一定意义上开辟了一个以大师为代表的时代。其次，大师的“超越”具有时空超越性。换言之，大师的“成就”必须具有普适性，既不能随着岁月流逝而减弱其智慧的光芒，也不应随着地域的转换而改变其意义。大师的成就可能带来即时的轰动，但更主要的还在于其重大突破吸引了一批又一批不同时代与地域的追随者。所以即便大师早已远去，一代又一代的人们仍然不得不回望大师的身影，在追随其足迹的同时超越大师。大师的“超越说”没有突出“大家所尊敬”并不是要否定这一方面，而是因为大师并非道德完人，也与历史事实不完全相符，刻意强调此点反为不美。
三
哲学似乎是一门“忙里偷闲”的学科。从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开始，哲学家大多盛赞闲暇之妙处，宣称“闲暇乃是智慧的主要条件”。他们在没有问题的地方发现问题，甚至认为“没有问题就是最大的问题”。那么，大师贡献何在?此问题预示着中国未来的大师应该贡献的主题，因此其“意义”无须多言。
前已述及，大师通常存在于“学问或艺术”领域，但也不尽然。管理大师就是行动领域大师的重要组成部分。哈金斯基指出：“自上一个世纪之交以来，管理大师们在管理学知识的创造、传播和应用中扮演了核心角色。要解释他们的影响，必须了解管理工作的性质以及它对占据管理职位者的要求，那些满足他们需要的观点通常是最受喜爱的。而且，管理自身的性质使这一职业的人极容易以管理大师们为指导，因为这些大师们建立并代表了其观点，同时他们还是自己的观点应用于组织中的渠道。”就此，马尔科姆·沃纳在其主编的《管理大师手册》中提出管理大师的贡献主要体现在概念化、术语、方法论和实践四个方面。笔者深以为然，只是认为概念与术语难以分界，两者皆为理论基石，故不作区分。而阿·迈纳认为科学研究的“成果”还包括形成规则、构造标记、模型等。不同领域大师贡献的史实与方法思考有利于阐明这一点。
1．理论贡献
理论是命题之有机组合，而命题又是概念之有机组合。从概念到命题再到理论，构成了研究深化的逻辑进程。相应地，大师的理论贡献就包括建构概念、确立命题或创立理论等几个方面。其中，前者往往是后者的基础，后者则是前者的深化。社会的改变往往从理论观念的改变开始，只有接受了一定的思想观念，人们才会按照这种思想观念调整自己的行动。思想观念的系统表现就构成各种理论或“主义”。
大师往往是概念、命题或理论的化身。先说概念。观诸哲学史，说到“证伪”，波普尔不能不了解；采用“范式”，库恩不能不涉及；探讨“交往行为”，必然想到哈贝马斯；辩论“语言游戏”，自然念及维特根斯坦。道理很简单，新概念是大师们提出、阐发并以之影响社会的。提出一个概念并不太难，难的是得到世人认可。再以管理学为例，冯·贝塔朗菲在“系统思维”方面做出了重要的概念性突破；赫伯特·西蒙使我们加深了对“程序化和非程序化”决策的认识；马奇和西尔特在“公司行为理论”概念化方面的深刻见解则对管理思想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
次说命题。命题有多种表现形式，可以是假说、公式、模型(模式)、定律、预言、规则等等，但常见的命题表现为一个判断或一组陈述。大师的理论精华有时就表达为几个有限命题。泰勒斯说：“水是最好的”，此命题表达出他试图从大千世界中去寻求一个统一的物质基础；培根认为“知识就是力量”，该命题对于人们探求知识，开拓世界至今仍然具有激励作用；黑格尔提出“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蕴涵着新事物必然产生，旧事物必然灭亡的辨证思想；马克思说：“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其中心思想在于宣示马克思主义与各种旧哲学的根本差异。诸如此类的命题在不同学科中都有所表现。
再说理论与“主义”。若说概念是学科之“细胞”，命题是学科之“组织”，那么理论就是学科之“系统”，“主义”更是多种理论思潮的共同倾向。作为对客观世界、社会生活以及学术问题等所持有的系统的理论和主张，“主义”对国人而言可谓耳熟能详，又多存敬畏之心，故极难见到国人姓名出现于各种“主义”的定语当中。一部思想史，几乎就是一部“主义史”。大师往往与“主义”相连。部分大师难以纳入某一“主义”，但多数大师仍然是“主义”的代表，如叔本华、尼采与唯意志主义，孔德、斯宾塞与实证主义，詹姆士、杜威与实用主义，海德格尔、萨特与存在主义，乔姆斯基、皮亚杰与结构主义等等。一些“主义”甚至直接以其代表人物命名，如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马赫主义等。当然，大师的理论贡献并不一定用“主义”来命名，使用“思潮”、“思想”、“理论”、“××学”等也是极为常见的，但其内涵并无严格区别。
总之，无论哪门学科，大凡大师，在概念、命题与理论(或主义)的建构上必有创新。需要指出的是，这里说及概念、命题、理论或“主义”的重要性，并不是说它们可以依赖个人强力为之。因为只有在一定环境下通过“准大师”们对人生与世界的不懈探索，才有可能成就各种“主义”。即便一个概念要得到确立，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一国学术的累积，正是从各门学科基本概念的创新开始的。新兴交叉学科要得到承认，概念的拓展是绕不过去的工作。就此，为学者不能不加以明察。
2．方法贡献
任何一个概念(尤其是一个重要却遭到忽视的概念或现象)如果用放大镜加以“放大”或用显微镜加以“显微”，常常能“见人之未见”，从而“言人所未言”——这是研究成功的“秘诀”之一。所谓的“放大镜”或“显微镜”自然包括引入新方法与新思路。学习并分析各种“先进”理论或“主义”固然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了解并把握他们分析与解决问题的思路或方法。若视方法与思路于不顾，则为“授人以鱼”，而不是“授人以渔”，但后者偏偏易为国人所忽略。师资、生源、期刊乃至官员的水准之所以有所不足，解决之道与其说在扩充其知识容积，不如提高其思路方法。一般地，方法包括方法论与具体方法两方面。前者之提升主要来自哲学探索，此略而不论，且看看不同学科的大师在具体方法方面是如何作出贡献的。
方法贡献往往是理论贡献之先导。在管理学科中，设计调查的新方法(即如何考察某个管理问题)就很重要，如霍桑实验与梅奥的论著就带来了群体行为上的进步；一些管理思想家(如阿斯顿集团在其组织结构研究中)发展出新型的研究途径；劳勒在其专长的领域中发明了报酬系统研究的新型工具；菲德勒则在领导领域中作出了相似的贡献。
一门学科能够产生甚至主要取决于是否在方法上具有独立性。心理学就是如此。如众所知，心理学独立是以冯特1879年在莱比锡大学建立世界上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为标志的。艾宾浩斯的名字同样使人想起关于记忆的实验。创立“优生学”的高尔顿则以其家谱调查、人类学测量及统计方法的创造而著称。类似事例不胜枚举。
方法不仅存在“软方法”，也存在“硬手段”，后者就是各种研究工具或仪器的改进。从福尔摩斯手拿放大镜细查可疑足迹，到马丁·瑞尔爵士通过射电望远镜研究遥远的星系，两者之间一脉相承，但后者所见事物显然前者难以企及(当然目的也不同)。工具或仪器改进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们可以克服观察者的偏见，因此发明更加高级尖端的工具或仪器，同样构成了大师方法贡献的有机组成部分。
概言之，没有选题创新与方法改进的结合，大师的成就将难以谈起。科学史不仅是概念与理论不断突破的历史，也是方法不断创新的历史。造就学术大师，就要从这两方面进行努力。
3．实践贡献
大师存在于不同领域，传统“学问或艺术”领域的大师需要造就，实践领域的大师同样不能忽视。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对国家民族的意义向来为我国所重视，但对创立“百年老店”的企业家的重视则还远远不够。所谓企业家是指那些寻求机会，通过创新满足顾客的需要和愿望，而不顾手中现有资源的人。其特征有三，即对成就的高度期望，对把握自己命运的强烈自信，以及对冒险的适度节制。从日本的松下、索尼，美国的福特、微软，到德国的宝马、奔驰，著名企业的背后都有合理机制下的著名企业家集团在长期支持。由于现代中国较为稳定的持续发展只有短暂的20多年，显然其政治、经济还是文化领域的管理大师都还远远不足。
马尔科姆·沃纳等人认为，增添新的实践是管理大师的重要表现之一。有些人从根本上就是实践者，但作为管理大师，其表现还需要他们自身对自己如何改进实践进行反思并将其付诸文字。如美国福特、斯隆，日本松下幸之助、盛田昭夫等企业家就能够做到这一点。造就教育管理大师是另一值得引起注意的领域。正如识者所云，今日中国大学不仅面临科技革命、知识经济、网络科技、大众文化等强烈挑战，也面临市场经济、人口激增、资源危机、劳动就业、腐败风气等社会转型时期各种矛盾的压力与冲击，面临局面如此复杂，谙熟作为专业组织的大学发展规律，又掌握管理规律的杰出人才的教育管理大师——杰出的大学校长就呼之欲出了。与造就企业管理大师类似，我们可以说，教育管理领域的大师在致力于管理实务的同时，同样需要他们及时地总结反思并形成文字。
由此看来，虽然管理大师致力于实践领域并取得重大成就，他们必然有一套自己的管理思想与方法，并把这些思想方法进行提炼。即便他们分身乏术，那么支撑其实践的思想方法也必须由相关人员加以完成。可见实践领域的大师与“学问或艺术”领域的大师在这方面形成了“交集”。推而广之，政治、军事、外交等其他实践领域的大师均存在同样的使命。固然他们集中于实践或应用，但是作为实践领域的大师，他们自己或相关专业人员必须就此进行必要的总结分析，形成较为系统的思想体系，如此才能构造文化、传统、制度、故事与“神话”，而后来者也可以追随他们的足迹，在开拓未来的道路上继续前行。
注释:
[1]梅贻琦．就职演说[A]．刘述礼，黄延复．梅贻琦教育论著选[C]．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10-11．
[2]周济．谋划改革的新突破，实现发展的新跨越[A]．教育部中外大学校长论坛领导小组．中外大学校长论坛文集(第二辑)[C]．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20-21．
[3]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Z]．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236．
[4]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现代大学论[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309．
[5]尼采．曙光[M]．桂林：漓江出版社，2000．574．
[6]W．I. B.贝弗里奇．科学研究的艺术[M]．北京：科学出版社，1979．124．
[7]费希特．论学者的使命[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16-17．
[8]亨利·罗索夫斯基．美国校园文化[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215．
[9]罗伯特·S·艾伯特．创造性及非凡成就社会心理学[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36．
[10]尼采．曙光[M]．桂林：漓江出版社，2000．311．
[11]尼采．曙光[M]．桂林：漓江出版社，2000．17．
[12]伊沃·弗伦策尔．尼采传[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84．
[13]钱穆．改革大学制度议[A]．钱穆．文化与教育[C]．台北：东大图书出版公司，1976．65．
[14]徐显明．我的大学理念[A]．教育部中外大学校长论坛领导小组．大学校长中的大学教育[C]．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386．
[15]W．I. B.贝弗里奇．科学研究的艺术[M]．北京：科学出版社，1979．16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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