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农轻商与信用制度

essay

8月22日

重农轻商与信用制度

如果说手工业的发展是资本主义萌芽的基础，那么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可能可以追溯到黄帝时代，至少可以追溯到商代，而不是历史书所说的明代。
也许你会说，所谓手工业的发展，是指手工业完全从农业牧业分离出来，成为社会经济的重要构成部分，先秦时期农业的发展还不足以支持手工业作为国民经济的独立组成部分。
问题在于：先秦时期的农作物收成比明朝的农作物收成有多大的区别，假如区别很小的话，那么上述观点就有问题了----既然每个农民能养活的人差不多，那么农民与手工业从业者的比例也就差不多。
我不是历史学家，但是，我觉得手工业的发展与资本主义萌芽之间的因果关系有必要作新的考察。

最近，有个突然而来的念头：中国古代不管哪个朝代都“重农轻商”，很可能是一种制度选择的结果。传统上我们都批判“重农轻商”是一种愚民政策----把人民绑在土地上，不让其流动，信息不易沟通，方便管理。这样的观念感觉有点“以现代人之心度古代人之腹”的嫌疑。

假设不抑制商业活动，会是怎样的一种结果呢？结果就是我们今天所感受到的一样----社会信用正受到严重的破坏。当农民守候在自己的田地里的时候，人与人之间的信用关系是稳固的，背信弃义的结果，就会被全村（全社会）人所鄙视所不予合作。而商业发展的结果，就是人员流动频繁，象《威尼斯商人》描述的，人们必须靠契约来保证信用关系，即使割人家心头一快肉，也要信守信用。而卢梭把这信用推而广之，写成了《社会契约论》一书，在肯定天授人权的同时，指出人与人之间是契约关系，政府与人民之间也是一种契约关系，可以说西方现代文明的基础就是建立在契约之上的。但是，中国不同，中国尽管也有信守诺言的传统，可是更多的是谋略，讲求如何欺骗的文化，连信守诺言也成了一种工具。
现在开办公司，验证合作者的资质就是一件很头痛的问题，要付出相当高的成本或风险；消费者购买商品，验证商品质量也不容易，什么苏丹红、孔雀绿事件，只是沧海一粟的反映，所以很多人宁可购买外国品牌的物品，不是他们不爱国，而是他们爱国的结果经常受到伤害。今晚广州电视台报道了一家叫“锦江”的公司被法院判败诉，结果执法的时候人去楼空，这种情况我单位都遇过几次，结果只能单位自己作坏帐准备逐年摊销了。要是在美国、德国这些信用制度健全的国家，那么这个法人可能就惨了，再开公司是绝对不可能了，社保没人理、银行不借钱，连到国外旅行也不可能，甚至住旅店、坐飞机都有可能被拒。

有时候想，什么时候我们的信用制度建立起来了，那么我们离强国的日子也就非常近了。

网络时代给我们重建信用制度提供了很好的物质基础，举个例子：想看一个人的学历证书是否假冒的，上网一下就搜到了。一个人在某地干了坏事，在信息流通比较困难的传统社会，另一个地方的人不容易了解，但是，现在用网络搜索一般也容易查找得到。

信用制度是商业社会的基础，古代信息传播不易，国家为了保证社会稳定，没办法，只好让更多的人绑在土地上，限制其流动，以确保社会信用的建立。当然，这样做是不是也有加强中央集权的想法呢？也许有吧，但，从客观的角度看，这种“重农轻商”的政策取向是信用制度建设的要求。

vic

呵呵..

楼猪所讲的这个资本主义的定义是纯技术上的.如果把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定义在明代末年，那么这个资本主义也关注的是资本主义体系上的生产关系.

诚如LZ所言,中国的农业生产技术在汉唐以后基本成型,后期的发展也没有实质性的飞跃,如果算上人口增长,加上官僚体系不断膨胀(黄宗懿观察到的农业赋税越改革越重也说明这一个事实), (历史上人均耕地应该是逐步减少的..呵呵…我以前看过的资料,现在有些模糊),应该说,人民的生活水平是不会有多大的提高农业对手工业的支持力度也应该是不会有太大的改善.呵呵….但是,明末资本主义的萌芽,并不仅限于手工业自身的发展.所以,就更没法推导到先秦时代了.

LZ探讨的第二个问题-信用制度.这点我觉得从中国社会某些特征上寻找答案更好些.如果非要拿商业活动与信用制度联系到一起,信用制度更恰当地说是商业活动的结果.西方也是经历过几百年的混乱与无数个血的教训才逐步发展到现在的秩序.而从中国市场目前的经济能力与信用秩序的现状来看,信用秩序严重滞后与经济的发展.这样推理来,只能说明中国的商业活动还没有达到它本来需要达到的结果.

但是,从我们国家的社会结构来看,还是以权力作为整个社会的支撑核心.我国的权力结构是没有监督的约束力的.以这种社会结构来运行商业活动的结果就会使商业活动显得不伦不类.商业语言皆法律,商业活动往往更多的是在暗箱中进行的.

信用制度是不能独立发展并独善其身的.其毕竟是一个社会制度体系的一个部分,中国什么时候进入法制社会,什么时候才能有完备的信用制度.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