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在世，人人渴望安定富庶的生活，但是命运之神并不总是满足所有人的愿望，总会有人经历一番漂泊和动荡。有的人在经历过动荡之后，最终获得了安逸的生活，能够在人生暮年安享晚年，而也有些人漂泊一生，直到生命的终点才静了下来。
回首走过的36载，少年时期在家乡河北省任丘市的农村读书，连县城都没有独立去过，除了跟随母亲去串亲时在外面过夜，根本没有离开过家。在上初中时我开始住校，才初次体验到离家时的那种感觉，才感受到什么叫想家。可那时，我离家其实不过五六里，而且一个礼拜就可以回家一次，而且在住校时，跟我睡在一张床的，是自己的大哥。
虽然有亲人在一起，但也挡不住对家的思念，心里想的是母亲给我的爱抚，想的是小伙伴们的嬉戏，想的是场院里用来捉迷藏的柴禾垛，想的是邻家阿姨那爽朗的笑声，想的是爱开玩笑的婶子高声称我“小侯宝林”时的那份得意和开心。那个时候的我，已经开始有了少年的忧郁，不再像童年时那么无忧无虑，心里面开始装下父母生活的压力，小小年纪也想替父母分忧。
等我上了中专，是到离家100多公里的沧州市读书。第一次离家这么远，我真的受不了。十五岁的我，几回回让思乡的泪水打湿了枕巾。有一天晚上，正在教室上晚自习，突然停了电，教室里一片黑暗。同学们有的走出去找蜡烛，有的在一起闲聊。待三五支红烛燃起，朦胧中见到烛光闪烁，好似家乡过年时我们打着灯笼里面的烛火，想着想着，竟然不能自持，泪水再次涌出眼眶……待人们听到隐隐的啜泣声，循声而至的同学们，还以为我受了谁的欺负。见这么多人关切地围上来，我也自然觉得不好意思了。无奈再三追问之下，还是道出了实情：我想家了。众人闻听，竟哈哈大笑，我也破涕为笑了。
毕业18年了，直到现在想起这件事，同学们还引以为笑谈。当时谁也不会想到，那么一个求安定、怕漂泊的人，后来竟自寻漂泊路，辞去工作，只身来到北京，追逐自己的梦想。
对我辞去报社记者的工作，表示不理解的，有我的同事，我的同学，还有我的大哥。
大哥是属猴的，今年五十岁了吧。他从小得了小儿麻痹症，腿落下残疾，走路有点跛。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大哥高中毕业后，先是在生产队里记工分。后来有个招考民办教师的机会，于是大哥成了一名教师，这一教就是30年。而家庭的贫困和他的残疾，让善良而热诚的大哥，直到40岁时才成家。那时候，他已经转为国办教师。
我们弟兄姐妹，除了跟大哥相差一岁的二哥跟大哥曾在一起上学外，其他四人，三哥，姐姐，我，还有小我7岁的弟弟，都是跟随大哥上中学的。大哥在公社中学任教，有一段在乡里的一所“戴帽中学”（当地人这样称呼那些校址不在乡政府所在地的中学）教书。他每周回家一次，小时候，每到星期六傍晚，我都会站在自家门口，等着哥哥放学回家。等那辆破旧却被他擦拭得干干净净的自行车，载着大哥出现在我的视线里，我就会迈开小脚步，快跑过去，拉住见到我就下了车的哥哥的手，亲热地把大哥迎回家。
大哥对我们兄妹四个的学业要求极严，我们几个上学时都很怕他。我们哥儿几个应该算是比较聪明，除了三哥上学时正值“文革”，他跟着同学们一起忙着批斗老师而误了学业，姐姐、我和弟弟的学习应该说都还过得去。记得在学龄前，大哥就教我识字，那正是那场文化革命的尾声期，农村的墙壁上刷着标语，用那种很好看的字体－－长大后才知道是楷体－－写着“三要三不要”：要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虽然不明白是什么意思，更不知道这些话的背景，就是因为喜欢认字，也因为读音正确了就能获得长辈的啧啧赞扬，尤其是大哥不厌其烦地一遍遍教我，我才爱上了学习，更确切地说是爱上了语文学习。以至于，在成年后，最终走上了与文字打交道的职业，先是从师范毕业后留校做秘书，后来调到报社任新闻编辑、记者，直到现在做了自由培训师依然要跟文字打交道，直到今天，直到此时，还在用键盘写着这些回忆性的文字。
上初二、三的时候，是十四五岁的年纪，正是人生中那个要求自立又冒冒失失、常犯错误的年纪，我开始贪玩，听流行音乐，主要是台湾校园歌曲，以及刚刚进入大陆的邓丽君的歌。不明事理，只图好玩的我，开始在课上跟数学、英语老师耍贫嘴，最后是被气极的老师赶出教室，然后就是逃课。我这个初一时班上的尖子生，到中考前两个月的模拟考试中，滑落到了全校100多名。大哥把我狠批了一通，虽然现在已经记不清他具体批我时说了哪些话，讲了哪些道理，只记得那一刻好像幡然悔悟，之后就把除了吃饭和睡觉的时间用在了补习功课，迎接中考上。
不知是自己的脑瓜里是不是真的储存了恰好中考时考到的知识，不知是那四五十天的恶补确实起到了临阵磨枪的效果，反正那年中考，在考上了中专的六七位同学中，我是唯一的应届生。
现在回想起来，与其说是我考上了中专，不如说是大哥的梦想最终成真－－他是多么盼望他能有一个弟弟能够走出农村，能够减轻父母的负担，能够让他这个当哥哥的有成就感，能够在春节上坟时在列祖列宗面前，在内心里默默地告知他们：有一个出生在1970年、属狗的、名字叫惠琳的孩子，成了新时代的秀才啊！
到沧州师范读书期间，我珍惜这改变命运的机会。靠努力，靠农家孩子的朴实和上进，赢得了老师们的赏识。进入到学校团委，当上了宣传部长，入了党，留了校。后来又调到沧州日报，成为当时报社最年轻的记者。而这些，正是对大哥培育我的回报，也是他引以为自豪的啊！
因此，当我在前年“五一”提出辞职时，大哥坚决反对。
我有我的人生追求，只是在成家后跟大哥的交流少了。我辞职，是想突破自己，追逐更大的成绩，实现自己的目标。我不想就这么在工作中混天度日，要挑战生活、实现自我价值的愿望，让我战胜了对失去工作的恐惧。但是，这毕竟是人生的重大选择，不能一个人轻易做主。我先是征得了妻子的支持－－其实她才是我敢于挑战自己的最大原动力，后来又征得了中专时我的入党介绍人、恩师王金兰的支持与理解。因为我的岳父岳母已经过世，父亲也已经在1998年离开了我们，在老家的年迈的母亲，我不想打扰她老人家，同时她肯定不会提出什么具体的意见，因此，长兄为父的观念，让我拿起了电话，向着电话那头的大哥说出了我的想法。
“我不同意！”大哥在电话里是那样的坚决。他说了很多理由。一是你好不容易才考上学，有了这份令人羡慕的工作，你又不是不胜任工作被辞退，何必自己去过那种风雨不定的生活呢？二是你当报社的记者，虽然不是什么官儿，我们也不想沾你什么光，但毕竟一说起自己的弟弟是报社记者，脸上光彩。现在不干了，人家还以为是你犯了什么大错误，单位被开除了呢！总之，大哥非常郑重地、语气严厉地表示：“我保留意见。”
最终我没有听大哥的话，离开了服务了14年的报社，离开了奉献了17年的全民所有制事业单位。抛弃皇粮不吃，偏要到市场经济的海洋中自己去找饭吃，到人生的大海里去搏击风浪……
辞职后，我先是经营一个美体内衣专卖店，并且为北京一家培训公司兼职做讲师。在市场变幻、销售不畅直到难以为继后，我到了北京。在一家国内知名的培训公司做了9个月专职培训师，后来又为西安、香港的两家公司做文化教育和宣传策划。在这两年时间里，我尝到了人间的酸甜苦辣。在喧闹的首都，我睡过公司沙发，在公司地板打过地铺，住过阴暗的地下室，也跟人合租住并不宽敞和单元楼房。我登上过有鲜花和掌声的讲台，也曾几次失业，经历过那未知前途的到处求职应聘的日子。既入过大雅之堂，也跟魔鬼打过交道。当我一个人静静地想时，我曾一度怀疑这是不是我真实的生活，我自问怎么会有勇气选择这样的生活道路，为什么会在三十五六岁的时候，选择了漂泊。
可以安慰大哥的是，如今，他的弟弟的生存能力在一步步提高，对生存竞争的承受力超过了与我同龄的人。站在讲台上，我的劳动价值与一般工薪族相比，差距越来越大。今天我理解了，为什么引导我进入培训业的前辈在五年前就启发我说：有的人工作一两个小时的收入，超过了一味图安定的人的月薪还要多。
当我探家时跟妻子一起描绘和畅想未来的美好生活时，心里又想起了一直惦记我的大哥。听报社的一位同事说，他到我的老家采访时曾见到大哥，大哥在跟这位同事说起我辞职一事时仍然觉得相当惋惜，同事动情地说：“你大哥说这些话时，那种眼神和表情，只有最关心你的亲人才会有！”
大哥，我的好大哥，弟弟不是不听你的话，弟弟是想让你以后会更加开心地对人们说：我弟弟，他选择的，没有错！
眼看就要过年了，盼望着回家，跟大哥叙叙这一年来的故事，说说我的收获，给大哥倒上一杯酒，敬我可亲可敬的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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