栖息谷第二期焦点话题——企业管理，要集权还是分权？
任何一个企业管理者都会碰到这样的问题——集权好还是分权合适？这个问题的正负面影响可以在古时的君主时代看的异常明显，在今天商业社会下，仍然让每一个成长中的企业苦恼不已，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后迅速崛起的民营企业。
我们常常会赞扬某个高管，因为他关注基层，工作上一杆子插到底，但是，关注与干预的界限实在模糊，也很难去操作，我们的这种赞扬随时会转变成诋毁。
我们又会大肆赞美某个民营企业老板的分权意识，寻找职业经理人来使家族企业规范化，但是，为什么那么多经理人的蜜月期如此短暂？为什么又有那么多黯然神伤的商业风云故事？
作为管理者，我们在企业中，往往期望得到自己相应的权力，往往不满意老板的疑心，终于，老板为了自己的心血再次辉煌，横下心肠，分权给我们，但是，我们往往从此陷入到内部的权力斗争当中……
什么更可怕？集权带来的决策盲目，还是分权带来的企业风险？
请注意，为了不让我们的话题讨论漫无边际，特意加上一个前提：中国大陆资产5000万以上的民营企业，运转3年以上。还请吹毛求疵者注意，或许你会说两个结合起来，这点地球人都知道，但是，总会更侧重一个，对不对？
请所有家人及PK者注意规则（感谢热心家人的集思广益）——
1、本期活动为两派PK，集权派以优秀家人“brainman”为擂主，分权派以家园新星“会飞的猫”为擂主；
2、两位擂主可拉拢自己的助拳队伍，也可通过文字感召家人加入自己的阵营；
3、我们既然玩论坛，就要玩出点新意，这不但是个思想的碰撞，也是个好玩的游戏——鼓励PK中双方阵营的叛逃行为；
4、本次PK将有最终胜负者，而这一切全由家人决定。请参看顶部的投票帖，前两项一票积一分计算，后两项由于难度较大，每票按照5分计算——所以，PK者多多挖墙脚；至于投票截止时间，请让少天我本人拥有这个小小权力，我会在话题进入收尾期叫停统计积分；
5、既然有胜负，那么家园将给胜利者象征性奖励：经管类新书一本。但我建议胜利者可以转赠给自己最需要感谢的助拳者，呵呵，家园当然可以代你直接寄给他。
最后声明：第一期焦点话题带来了家园的新空气，讨论的质量可谓是空前的。我们延续第一期的以文会友的可贵精神，可以言辞犀利，但杜绝辱骂、人格诋毁等情况发生，斑竹们将时时监测，一旦发现，将永远封杀家园ID。
关于此话题的讨论帖，请全都跟在本帖集中进行，不要担心别人看不到，这里就是焦点战场。
王老师是长者智者，飞猫是后学之辈，在此，有请王老师先上台给大家演讲，让我们一起用热烈的掌声欢迎王老师闪亮登场、激扬文字、指点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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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少天把这样一个难题分配给我和飞猫兄，说它是难题，一是古老，集权与分权是一个古老话题，古往今来，围绕这个话题的争论可以用尸横遍野来形容。二是没结论，在互联网上，检索“企业管理＋分权＋集权”，可以获得五万多条检索结果，说明什么？没有权威结果；三是急待答案，我国的经济发展已经催生了一批规模化企业，多数都面临了一个这样的问题“统则僵死、放亦失控”，企业达到一定规模就开始徘徊。
集权与分权表面上是一个统治（管理）决策权的分配方式，然其背后是利益的分配，是国民或员工对国家或企业归属权认识的问题。这一点必须要明确。
中国封建社会，百姓认为国家是皇帝个人的，皇帝是真龙天子，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皇帝个人意志可以决定一个属民的生死。所以，中央集权模式在中国可以延续几千年，朝代、皇帝可以更替，但皇权不会改变。
西方社会，特别是美国立国后，百姓认为国家是国民共有的，人民有权参与国家管理，这就产生了民主选举、三权分立彼此制衡的政治体制。
我们再来看企业管理，企业的所有权比较清晰，个人、合伙、国有三种情况。
对于个人企业，所有权当然属于投资者个人，享有法律所允许业主拥有的所有权利。因此，在独资企业中，员工无权向业主要求分享企业的经营管理权，只有根据业主授权，在授权范围内履行委托义务的权利。独资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会产生引集权而带来的决策失误、贻误商机等弊端，但这时，员工也只能选择离开或忍受。业主在面临这些风险时，可以通过引入幕僚体系，改善决策机制；扩大授权范围；或通过资本运作，引入战略投资、内部分配股份，改变持股结构等方式进行防范，但这些措施的决策权，全在于业主。
合伙企业或股份制企业，业主不再是个人，而是一个集体，这时，企业经营管理中的决策权产生了分权，这种分权是在业主间产生的，对员工而言，企业依然是集权特征，由一个人说了算，变成几个人的代表说了算。这个代表可能会改变，但集权模式的倒金字塔权利结构没有改变，业主代表拥有全部权利，权利逐级向下委托，上级可以否定下级权利的模式没有改变。
国有企业中，企业所有权是国家，是虚位的，部分员工虽然属于国民（国企存在外籍员工），但依然无权要求分享企业经营管理权。这时，企业的权利是通过国家行政机关任命的官员来代表，如国资委。职工代表大会对企业管理层决策的制衡作用没有现实意义，因此，在我国国企中，集权模式依然是一种自然选择。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企业中的分权现象只发生在股份制企业的股东之间，而与雇员无关，雇员只能在授权范围内工作。一些企业鼓励雇员参与企业经营，这种参与也只是限于雇主希望更多的获得雇员的智力资源，雇员只有建议权而无决策权。
现在，一些企业也进行一些不涉及股权的分权实验，如海尔搞的SBU（Strategical Business Unit的缩写，即策略事业单位），这种将员工按岗位虚拟成一个个小老板的内部市场化运作，表面上是将一些决策权转移给员工，实质是一种将企业风险转嫁员工，而利益不完全转化的方法，绝大多数员工并没有从中获得利益。
集于上述观点，我认为，企业发展倒一定规模后，虽然内部会产生一些对集权模式的不满，但企业绝不可以采取逐级承包的所谓“分权”模式，对于这个问题，我是主张加强集权，扩大授权的方式。下面，给出一些分析，希望飞猫指正。
集权强调终裁权的绝对统一，分权则要求部分终裁权的分散。
企业管理也需要集权，创业期的企业，权利分配一般为两种，一是独裁，二是议决。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议决”的企业会逐步向独裁（集权的极端模式）过渡，原来参与决策的创业兄弟不是离开就是臣服，这是一种不争的现象亦或规律。
独裁型企业是典型的集权模式，当企业发展，如少天所言，达到5000万以上资产时，企业的规模膨胀造成决策者的精力难以应对时，部分集权开始演变为“有限授权”。这里大家要注意，“授权”决不同于“分权”。“分权”是一种法定形式，分权的对象只能在股东之间以及被法律授权的独立董事；“授权”是在集权基础上，因事对人的一种临时性安排，张三做财务经理，可以有50万以内开支的审核权，换了李四，对不起，你只有5万。再如，大客户部经理冯五去投标，岗位职责规定他可以掌握10％的标底浮动，但行前老总告知，递标前要将文本传真法务部确认一下，只要汪总同意就行，实际上这时的冯五已经没有一点决策权；换一个项目，老总说好去吧，在这个项目冯五就拥有10％的决策权，这就是集权下的授权模式。
企业中为什么不能采取逐级承包的分权？很简单，利益决定。以承包为基础的分权机制，虽然表面上灵活，但因为存在可能的利益风险，企业必须要再设立一套机制来制衡。例如，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承包责任制，就是分权，但结果是企业经营者为了追逐短期效益，毁坏了长期发展的动力。还有一些分权的销售部门，利用权利的价差损公肥私。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权利代表着利益，拥有权利而不谋私利者甚少，因此，分权对于企业而言是风险大于利益。
集权是否会影响企业发展，这个回答是肯定的，会！但放慢发展所带来的损失远小于分权风险可能承受的损失。集权本质上不会影响企业的发展，前面，我们讲到，集权企业发展到一定时期便会开始走向“集权下的授权”方式。
我们熟悉的西方大企业，都是董事会集权下的经理人授权模式。董事会是企业的最高决策机关，拥有企业决策终裁权，总裁、CEO也只是授权执行人而已。前几年，开始有一些企业尝试经理人和董事会分权，运行的结果就是出了“安然”这样典型的失败案例。
我们从社会政治到企业管理看到，由于利益关系，集权模式一定是管理的终极选择。我们看到的很多关于集权和分权的讨论，其实是集权模式下“授权”程度的技术讨论，不能动摇集权模式的根本。
理解了上述问题，大家应该清楚，集权下的授权是老板把自己一定决策责任临时性托付给你，老板还要承担最终利益和风险，因为这个责任并没有转移。
既然是“集权模式下的授权”，那么在个体之间便失去了可比性。我在甲企业能够有50万的决策权，到了乙企业只给我10万是不是丢脸了，不是，因为没有可比性。
什么程度的授权是恰当的，决定权完全在老板的判断，下属间争夺授权的行为在老板看来有益的。这里有一个案例，一个企业的销售部经理是一个平庸的人，但手下一直是人才辈出，为什么？因为销售部的人都看出经理的平庸，很多人都认为自己有机会可以取代他，老板在授权设计上很得当，一些费用性的决策权都集中在经理，但价格浮动权直接授权给了销售经理。几年下来，销售业绩一直提高，一些优秀的人才也被提拔到其他管理岗位，但那个平庸经理确一直没有变动，虽然因此走了一些人，但不断有新人进来努力创造业绩，跃跃欲试的要取代他。
现在，很多人不明白任何一种集权下的授权，都是老板的一份风险托付。自己认可的能力老板并非认可，在一个成熟的企业里，只要你的忠诚、能力被认可，老板会主动把一些权利授权给你，一个成熟的经理人会选择性的接受授权。
现在发帖太多，观点淹没，我已将集权派的主要观点转贴在我的博客中，欢迎点击左侧，访问我的博客，了解集权观点，利益事业人生。http://www.folo.cn/user1/1303/index.html
等待观点公布,再决定支持哪方?
呵呵,看了集权派擂主的观点,我准备站在分权派立场.
呵呵，好戏即将开锣，本次相对第一期又加了彩头，相信这次会引起家园里不少潜水的老板注意。
俺也占位。
说到分权和集权，我们先看看有哪些权力，权力是怎么来的，权力是怎么分配和使用的，就可以看到权力是根本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多数人分到的只是执行的权力，也就是少数人定了的事，多数人去做事。
1、权力分强弱（余老师的内容，案例已经取舍）
弱的权力 1．合法权 平时大家常说的权力，就是合法权，也就是组织安排你担任某种职务，其实这是最弱的一个权力了。因为中国人有句古话，叫做“阳奉阴违”，别人表面上承认你、服从你，私下有什么想法就不一定知道了。在政府组织内，组织安排很重要，因为资源由国家分配，但现在“国家、组织等在帮你、党在照顾你”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已进入了市场经济时代，资源自由竞争，一切都靠大家共同的支持和认定，而不是仅靠组织的制订，所以这是最弱的权力。 2．报酬权 赖昌星没有受过在这方面经验和知识很丰富。他说过：“是石头就有缝，是人就有弱点”。赖昌星知道，这个世界上是没有人没有欲望的。只要有欲望，人肯定就有了弱点。如“无欲则刚”这个成语所言，一个人没有欲望就非常刚强。但人们都是凡人，禁不住欲望的诱惑。所以赖昌星以利益的引诱，使用报酬权来影响和腐蚀政府的官员，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 3．强制权 交通警察并不是人们的长官，也不是上面派的领导，可是他因为具备这种惩罚的威胁，这就是交通警察的强制权。同样，一个坏人，一个流氓，一个无赖在街上掏出刀子威胁人们的生命，这也是一种强制权。可是作为一个领导最喜欢用的强制权，就是“你小心，我叫你下岗，我可以调你”，这种权利最好不要常常挂在嘴上。 强的权力 作为一个领导最需要的权力是一个是专家权，另一个是典范权。 1．专家权 专家权，一般指专业技能，这应该是广义的解释。作为一个领导，从基层开始做起来，其技术能力和专业技巧，会随着职务的提升，范围会慢慢变得比较狭窄，而观念化的能力的范围慢慢会扩大。因为作为一家现代化的企业领导，要具备多元化的技术、观点、能力，要懂专业技术以外的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甚至要懂经济学、货币学、银行学，要懂贸易、金融，还要懂财税法规、艺术、美学。所谓职业经理人或专业经理人，就是要具备现代化的多元观点。如果一个人具备这样的专家权，具备这样的专业技能，属下的员工就自然而然地服从你，把你称作师傅，把你当成一切技术的领导者，一切知识的拥有者，自然就会水到渠成地呈现出了经理人的权威。所以每天要抽一点时间来充实这种专业技能作为一家现代化大企业的领导，在这么多的下属之间，不能用知识经济去领导他们，就不能在员工中树立起威信。 2．典范权 一个人如果有个人魅力，他的典范权就大。精神领袖的典范权最大。英国死去的戴安娜王妃在没有去世以前换顶帽子，在世界上有的女人就换帽子，这是一种个人魅力。美国著名歌手麦克?杰克逊，拿起吉它一唱一跳，在世界上有的观众都为他而为之疯狂，这也是个人魅力。
2、权力是怎么来的
现实中权力是怎么来的，从国家来讲可以是天赋民权，但总要选出小部分人来执行；可以是君权神授，但也要指定少数人来实行。从企业来讲，个人公司和公众公司都是要有一套领导班子，并且会以资本的代表方的名义赋予。可以看出权力的来源是一个复数词，但这个复数词绝不是多数人的意见，只是少数人自认为的大多数且从来也不是大多数人的意见。所以从权力的来源看权力就是集中的。
3、权力是怎么分配和使用的
权力集中倒不一定是“独夫”治理，但绝对是集中治理。上到国家大政方针，小到企业发展战略，一般都是少数人通过适当的程序做出，然后再细化推广执行，泱泱亿兆人听命也不例外。所以除了高管，那么以下的人基本上就只有办事的权力了，只不过是组织加构中某个节点的分工对应人，所以一般所谓的管理人员的分权其实只有分工。并且我们常说的分权也就是常说的民主一般也只是个建议权，这虽然能算是民权的一部分——发言权，但好不好用不用还是要少数人判断。政治中的民主也只不过是大多数人在少数人的影响力下前行。从历史上看、东西方各国的强盛的时代莫不是集权的时代，而在权力分散到不知谁来支配时都是一片混乱的时代。不用说东方国度，看过《光荣与梦想》的都知道所谓的民主国家美国在二战时罗斯福也要当皇帝了。
在企业管理中，高管分得的权力也是相对具体的治理权，企业那么做与不做也就是战略，还要看资方代表的意思，然后再往下分工。当然有的人会说我的什么什么推动了企业的什么，实际只不过是实权当局采纳了你的建议而已，并不是你权力如何。如果权力在手只管发布就好了，而不是建议。所以从建议和意见两个词汇的使用不同，就公发现只有少数掌握权力的人出意见，而大多数人只能提建议了。并且能提出真知灼见的也只有少数人，大部分人只不过是发发劳骚罢了。以某最佳雇主100年企业为例，所有的自动波已经被员工演绎成了自动不要乱拔，因为你说了是不算的，同时维护权力的基础的两条高压线是不能碰的，一是财务，一是人事，钱和人的事一定是总以上的人们来判断。
4、集分权的东西之别
最后说一下这方面东西的不同，在政权方面，东方国度喜欢集权，西方喜欢分权；在企业方面东方喜欢分权，分不成就分家，比如联想、宏基，西方喜欢集权，并且经常不停并购，以信息产业飞速发展影响后尤其是如此，比如汽车行业，比如软包装，更不用说韦尔奇把GE变成了一个投资公司了。有兴趣大家就此题再议。
在中国,真正分权的企业是没有的,集权是现阶段中国企业长期发展的必要条件.
这其中的原因主要有:
1、企业对人才的认识程度，大多以学历识人，文凭高的就是人才，可知现在文凭的含金量是多少？
2、职场经理人职业化程度较低，这是中国存在的普遍现象，也是阻碍企业发展的一大瓶劲；
3、中国的文化很大程度阻碍了企业的发展，中国的文化太具有包溶性，所有的新鲜事务、价值观在中国都有其生长的土壤；
4、中国的教育体制问题，中国的大多正规教育注重硬式教育，不关注人们心智模式、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的引导，特别是教育人员素质问题。
就企业的老板而言，都是非常的希望能够分权，这样他将有更多的精力想发展的问题，想战略的问题，想宏观的问题，何乐而不为，但话又说回来关键是什么？权分给谁？分权的程度是多少？怎么分？这都是头痛的问题。说白了一名话，老板可以信任谁，信任，在分权的过程中本身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不容忽视的问题。老板总不能为了分权而冒着公司失控的风险吧！！！对前面的分析我是赞同的。对结论中
就企业的老板而言，都是非常的希望能够分权，而应该是分工，有人做他的助手，替他做他不想再做琐事，这样他将有更多的精力想发展的问题，想战略的问题，想宏观的问题，何乐而不为，。。。。。。。。。。。。。。。。
我觉得辩论之初还是要把"集权"与"分权"的定义搞清楚.
在中国,真正分权的企业是没有的,集权是现阶段中国企业长期发展的必要条件.
这其中的原因主要有:
1、企业对人才的认识程度，大多以学历识人，文凭高的就是人才，可知现在文凭的含金量是多少？
2、职场经理人职业化程度较低，这是中国存在的普遍现象，也是阻碍企业发展的一大瓶劲；
3、中国的文化很大程度阻碍了企业的发展，中国的文化太具有包溶性，所有的新鲜事务、价值观在中国都有其生长的土壤；
4、中国的教育体制问题，中国的大多正规教育注重硬式教育，不关注人们心智模式、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的引导，特别是教育人员素质问题。
就企业的老板而言，都是非常的希望能够分权，这样他将有更多的精力想发展的问题，想战略的问题，想宏观的问题，何乐而不为，但话又说回来关键是什么？权分给谁？分权的程度是多少？怎么分？这都是头痛的问题。说白了一名话，老板可以信任谁，信任，在分权的过程中本身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不容忽视的问题。老板总不能为了分权而冒着公司失控的风险吧！！！在中国,真正分权的企业是没有的.这话有点绝对,并且我们不能认为现阶段中国没有,就否定不能分权啊!
我觉得张小姐的意思好像是因为目前中国企业分权的条件不具备,所以不赞同分权,那么等到条件具备的时候,要不要分权呢?能不能做一下分权的尝试呢?
分权管理ＶＳ集权管理，谁更重要？！
先哲马克思曾说：“二十世纪所生产的物质财富，是前面十九个世纪累积生产的物质财富之总和。”那21世纪又将如何？
在上世纪中叶，西方发达国家的管理正式步入了“以人为本”的“社会人”管理阶段。随着时间巨轮的不断前进，越来越多的企业领导者都清醒的认识到——“人”——已经成为企业最重要的资源。同样，管理理论发展到今天更加令人眼花缭乱，情商管理（EQ）、智商管理（IQ）……都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对管理之道有价值的观点。
走进21世纪，企业领导者们独占信息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人类已置身于一个极剧变革的伟大的互联网时代。以互联网为核心的知识经济、层出不穷的科技发明与日益更新的技术应用，使人类从未像现在这样的紧密联系，并享受着大海一样宽广的的知识财富与信息，使人类社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不断改变与发展。
时代在发展，科学在进步。面对互联网传递资讯的速度、效率和日益深远的巨大影响力，市场上大量的产品转瞬即逝，产品的生命周期正在大大缩短，公司今天的利润之源，明天可能很快就会枯竭。而同时，产业的交汇融合与转型正方兴未艾，越来越多的行业从本质上难以确切界定。无论今天企业控制着什么市场，它都有可能在未来发生巨变。保卫今天的领先地位，代替不了创建明天的冠军位置。
面对当前社会企业生存环境的急剧变革，企业内部“自上而下”式的一言堂领导和控制模式已经不再显得那么灵活、有效，有能力的员工越来越善于使用自己的头脑与手脚，越来越不愿意接受上级的控制和领导。企业在传统的管理方式下，诸多问题都要反馈到领导权威当中，由领导层决策，但往往可能对市场、对许多变化的反应跟不上节奏，反而会错失良机。随着现代社会商业环境的不断变化，效率和速度显得非常重要，让所有员工充分地发挥潜在能力，提升创造力，提升他们的绩效，已成为领导者的当务之急。
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的企业管理依赖的是行政指令，行政指令的特征是僵化性和独断性。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这种管理模式很快就显示出它的种种弊端，计划经济的国营企业VS市场经济的私营企业（即集权VS分权）的现实效益对比，国营企业（集权管理）的种种弊病，已为今天的商人们所深深认同。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管理制度化、作业流程化的重要性和科学性被越来越多人认识到，从而在中国企业中广泛推行。
集权管理与分权管理，既有联系又有本质区别，集权管理是收敛体系、是对人负责制，分权管理是扩张体系、是对事负责制。
在集权管理方式下的干部，他们习惯于事事都请示上级。在时间与效益的角度上而言，这是错的，已经有规定，或者成为惯例的东西，不必请示，应快速让它通过去。
在分权管理方式下的人，是对事情负责，这就是对事负责制。事事请示，是对人负责制，它是收敛的。我们要简化不必要确认的东西，要减少在管理中不必要、不重要的环节，否则公司怎么能高效运行呢？秘书有权对例行的管理工作进行处理，经理主要对例外事件，以及判别不清的重要例行事件作出处理。例行越多，经理就越少，成本就越低。
对于承担最大责任的企业家而言，飞猫非常喜欢许伯源老师在管理课程中的一句话：“规避风险第一，大家有份第二，拓展生存空间第三。”
那什么是风险呢？——责任权利不明确、不能落实到个人（责任权利必须唯一，也就是个人本位制），业绩考核体系出了毛病，这就是最大的风险。它削弱了个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使整个组织死气沉沉，发展缓慢。
就像中国的国营企业（集权管理）一样，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出资人长期不到位和政府的娇生惯养。前者指没有业绩考核做监管，国企负责人只剩法律监管最后一道防线；加上政府的娇生惯养，国企基本是依靠垄断“帝位”得以生存。“就像食草动物，低头啃地上一动不动的青草、抬头咀嚼唾手可得的树叶一样，他们养成了许多臭毛病——盈利模式靠加价，增长方式靠贷款，发展方向靠政策”。
对比国企和外企，过去我们一直搞不懂到底缺什么——说缺管理，但每年花几十亿元对企业经理进行管理培训；说缺质量保证，却全面推行ISO质量认证；说缺法人治理结构，也下大力气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多少年来，几乎缺什么补什么，好像什么都有了，可一比管理水平、经济效率，还是落后，甚至出现了新的问题。比如，强调法人治理结构、扩大法人自主权，却带来了国企老总上演失踪案、国企新窟窿等等……”
这一切，难道不是集权管理所带来的种种弊病吗？！计划经济国营企业的昨天，难道不是市场经济私营企业的今天吗？国家管理之道与企业管理之道，异曲同工，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就像今天的中国始终还未建立起信用体系，无法真正完全驾驭中国的企业、个人！历史，往往会惊人的重复着！
中国又真正有几家企业是事事责任权利清晰明确、落实到个人呢？业绩考核体系没有问题呢？飞猫不敢说中国企业百分之百是这样的，但飞猫敢说９９％的企业是这样。
这就像当初中国的改革开放一样，产权、责任真正明晰落实到个人了，企业家们自然尽心尽力的干好属于自己的哪一份。但如果是利益归属于集体，则削弱了个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使整个组织死气沉沉，发展缓慢。
作为承受最大责任的企业家，第一就是要学会分钱（分钱的同时意味着责任，没有责任就没有权利，能够承受多大责任，就可以享有多大权利）。就是当企业赚钱的时候，把每个人应该得到的钱准确地分给他。什么叫准确？就是不多不少。多了他当然高兴但是你没有也不愿意给，少了人家有情绪。看着容易说着容易，做起来可不简单。国营企业为什么容易跨？就是不会分钱。私营企业为什么人才走了？也是不会分钱。
其实无论是集权管理还是分权管理，又是约束又是激励，最终不都是一个钱字吗？好一个“钱”字了得！先哲司马迁说得好：“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
由于文化历史传统的差距，中国的管理之道（集权管理）与西方的管理之道（分权管理）有很大不同。这与我们中国人自古以来“以家庭为本位制”……许多历史文化习惯有很大关联，并与西方人自古以来“以个人为本位制”的……许多历史文化习惯形成鲜明的对比，两者的有些价值取向甚至是背道而驰的。
由于中国人的世界观与西方人不同，所以中国人常常基于自己的家庭观念（集权管理）去评论西方人，认为西方人家庭关系冷淡，人情淡泊，人与人之间完全是金钱关系，儿子到父亲家吃一顿饭也要付钱，而年老的父母也得不到子女的关照。同样西方人亦往往基于自己的人权观念去评论中国人，认为中国的父母打骂子女，甚至干涉子女婚姻的行为是侵犯个人人权的行为。
中国人以家庭为本位，首先维护的是家庭的尊严和权力，认为别人插手家庭的内部事物是不可容忍的侵权行为。而西方人以个人为本位，首先维护的是个人的尊严和权力，认为即使在家庭内，每个成员也都享有同样的权力，家庭内部的侵权行为也是不能容忍的。比如中国人认为父母打骂子女是家庭内部的事情，外部的人去插手、干涉别人家庭内部的事情是不应该的，不道德的行为。而西方人则认为父母打骂子女是侵犯了个人的权力，对这种事情视而不见才是不应该的，不道德的。
这样看来，中国人的观念的确与西方人有很大不同，甚至可以说完全相反。中国人传统上所持的是家族主义世界观、采用的是家庭本位制的国家体制。而西方人所持的是个人主义世界观、采用的是个人本位制的国家体制。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不强调、甚至否定个人自由，认为个人一旦有了自由就会天下大乱，只有采用严格的“君、臣、父、子”的等级体制（正如集权管理），社会才能安定。而西方文化中则强调和肯定个人自由，认为个人自由是每个人生来就有、不可剥夺的基本权力，只有保障个人自由才能实现社会的公平（正如分权管理）。中国文化的最终目的是建立一个稳定的社会，而西方文化的最终目的则是建立一个平等的社会。
既然中国与西方在历史文化习惯上的看法截然不同，那么不得不面对一个问题：中国的看法正确还是西方国家的看法正确呢？有人称二者各有优缺点，这是事实。但就总体而言，那个更好一些呢？当然评判中国与西方人权观念的优劣可以用很多指标进行衡量，其中最基本、最客观的硬指标就是国家经济军事力量，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采用否定个人自由、权力的家庭本位制的中国，无论在国家实力还是在人民生活方面，都与采用肯定个人自由、权力的个人本位制的西方国家有巨大差异。
这不能不迫使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的否定个人权力的家庭本位制（集权管理）不如西方的肯定个人权力的个人本位制（分权管理），西方的权力观念更为可取。
为什么中国的否定个人人权的家庭本位制不能使中国成为强大国家，而采用肯定个人人权的个人本位制的西方国家却成为了先进强大的国家呢？这其实可以用非常简单的道理予以说明。
一个国家是由一个个国民组成的，国家的力量就是每个国民力量的总和，这是小学生都可以明白的道理。如果一个国家的体制，可以让每个国民将自己的能力充分发挥出来，整个国家的力量就强大。反之如果一个国家的体制不能让每个国民将自己的能力充分发挥出来，整个国家的力量就弱小。比如美国的人均国民总产值约为中国的五十倍，如果假设美国的体制让美国人可以将自己能力的百分之五十发挥出来的话，中国的体制则只能让中国人将自己能力的百分之一发挥出来。在中国无所作为的中国人，到了西方国家就成为人才的例子比比皆是。
中国的家庭本位制束缚了个人的自由，削弱了个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使整个国家死气沉沉，发展缓慢。而西方的个人本位制解放了个人的自由，给了人们充分发挥自己能力的空间，才使整个国家成为强大的实体。解放个人就是解放生产力已被大量的事实所证明。东邻日本是亚洲第一个彻底引进西方个人本位制社会体系的国家，西方式的个人本位制使日本在短短几十年时间内由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弱小国家一跃成为世界屈指的先进国家。而西邻印度则至今仍坚持其传统的身份制，即国民要按照其身份来决定所从事的职业，个人没有选择职业的自由。这种不能充分发挥个人能力的体制使印度难于摆脱发展中国家的命运。
中国人也早已看到中国传统的家庭本位制的弊病，但中国抛弃了传统家庭本位制后，却引进了西方学者理论上推算出来的最先进社会体制：社会主义体制。
不幸的是学者们的推算出了巨大的差错，事实证明采用国家本位制的公有制还不如中国传统的家庭本位制。因为传统的家庭本位制虽然没有能使中国成为强大国家，但还能保证人们填饱肚皮，而国家本位制的社会主义却把中国人搞到连饭也吃不饱的地步。国家本位制不如家庭本位制，家庭本位制不如个人本位制，这是人们用苦难的经历换来的真理。因为国家本位制最限制个人的自由，个人本位制则给予人们最大的自由。中国在搞国家本位制的社会主义失败后，不得不退回到传统的家庭本位制，这样才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
中国政府的另一个说法是：“中国的问题首先是解决吃饭问题、即生存权，而不是西方所谓的个人自由与权力问题。”表面上看这种说法似乎有一定道理，但仔细探讨一下就会发现，吃饭的生存权和个人自由之间并不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而是密切相关的因果关系。中国搞社会主义公有制时，由于剥夺农民的个人自由，就使中国人吃不饱饭，丧失了最基本的生存权。农村改革并不是向农村投入巨额的资金，也不是向农村引进先进的农业技术，仅仅是给了农民一定的个人自由，一下子就解决了中国人吃饭的生存权问题。坚持国家本位制社会主义的北朝鲜至今仍不肯给农民一点个人自由，于是北朝鲜人就丧失了生存权，到了饿死的边缘。相反有充分人权、个人自由的西方国家不但早已解决了吃饭的生存权问题，而且还实现了吃好饭的富裕生活。
因此我们是否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要解决人吃饭的生存权问题，首先要解决人的自由与权力问题。人们碗里饭菜怎么会变好呢？这当然是靠人自己干出来的。有了自由，人的能力充分发挥出来了，碗里的饭菜也就自然好起来了。可以说人们碗里饭菜的好坏是与个人自由的多少成正比的。中国人现在享有的自由、人权比改革开放前多了不少，碗里的饭菜也就跟着好了不少。中国是这样，其他国家也是这样，象亚洲“四小龙”等国家和地区也都是个人人权和国民经济同步发展的，至今地球上也没有一个国家实现个人人权越来越少，经济发展越来越好的先例。
…………
面对企业生存环境的急剧变革，西方管理界“管理越少越好”、“组织扁平化”、“像小公司般行事”等等新潮的管理思想应运而生。
有一些专家、学者对于管理之道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观点：
“管理者是向人泼冷水，领导者是激励人的热情。”。
“管理者喜欢指令人，领导者乐于服侍人”。
“管理属于守成，领导属于创新”。
“管理者喜欢控制，领导者讲究引导”。
“传统的管理方式是胡萝卜加大棒，但如果你把员工当驴一样地对待，他们就会像驴一样的办事。”
中国古人云：“礼崇则智士至，禄重则义士轻死”、“礼赏不倦，则士争先”。
……
专家、学者们所提出的有价值的观点，是为了让我们对于知识经济和互联网时代的管理和工业时代的管理进行明显的区分。事实上，即使到未来某个时代，我们仍然需要管理；只不过，管理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必须以崭新（领导）的思路与方式进行。
……
新的环境，新的挑战，要求人们重新思考、重新检验、重新变革以往所熟知、所信任的一切。
欢迎众家人踊跃发言，对正反两方的论点不断质疑、论证和提出建议性的意见。
……
分权，是现代企业管理的要义之一。没有分权，也就是没有管理。这是现代管理与传统管理的根本区别之一。每个企业领导人对于分权之道不同的理解与行为，都将不同的影响、决定着这家企业的文化内涵、领导力的能量和企业生产力的水平。
分权，是企业领导者必须学习的“孙悟空”式的分身之术。它是激活自身与组织蕴藏着的领导力巨大能量的真正源泉。
分权，使企业的干部员工感受到热情的激励和充满前途希望的机会，进一步提高了士气和忠诚度，稳定了队伍。
分权，把领导者从事务性、常规性的工作中解脱出来，使他们有更多的时间与精力，关注、开拓新的领域，构思企业未来的发展战略。
分权，可以使下属干与自己干的人工成本降得更低，让企业的发展更为有效，使企业进入真正高速发展的轨道成为可能！
综上所述，分权管理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
这几个答案本身是一种桎梏，不客气的说是一种坐井观天的讨论
讨论这个没有意义，我不投票
中国人把“权术”玩到极致
所谓内斗内行、外斗外行
你们怎么不讨论一下如何给客户创造价值？如何良性竞争地达到企业的目的？
根据实际的企业性质和商业环境有一个合理的法人治理结构，有良性的合作、竞争机制、有良性的人员流程
这几个答案本身是一种桎梏，不客气的说是一种坐井观天的讨论
讨论这个没有意义，我不投票
中国人把“权术”玩到极致
所谓内斗内行、外斗外行
你们怎么不讨论一下如何给客户创造价值？如何良性竞争地达到企业的目的？
根据实际的企业性质和商业环境有一个合理的法人治理结构，有良性的合作、竞争机制、有良性的人员流程
辩论活动最终能得出什么结论不重要，重要的是辩论过程中闪现出的智慧，好比先有鸡还是先有蛋。按你逻辑，任何辩论都没有必要了。
或者，“你们怎么不讨论一下如何给客户创造价值？如何良性竞争地达到企业的目的？”——这不是辩论了，教科书上多的是。
这几个答案本身是一种桎梏，不客气的说是一种坐井观天的讨论
讨论这个没有意义，我不投票
中国人把“权术”玩到极致
所谓内斗内行、外斗外行
你们怎么不讨论一下如何给客户创造价值？如何良性竞争地达到企业的目的？
根据实际的企业性质和商业环境有一个合理的法人治理结构，有良性的合作、竞争机制、有良性的人员流程
老版子，历史现象和理论理想是互为表里的，怎能一个权术了得。
基础的问题不解决，不利于达到德老人家说的管理卓有成效，我们一个一个来吗？当然不能因为论战荒了业务。
我们从社会政治到企业管理看到，由于利益关系，集权模式一定是管理的终极选择。我们看到的很多关于集权和分权的讨论，其实是集权模式下“授权”程度的技术讨论，不能动摇集权模式的根本。
赞同，用人不疑，疑人不用...........
期待飞猫的观点........
分权管理ＶＳ集权管理，谁更重要？！
曾有人说：“二十世纪所生产的物质财富，是前面十九个世纪累积生产的物质财富之总和。”那21世纪又将如何？
在上世纪中叶，西方发达国家的管理正式步入了“以人为本”的“社会人”管理阶段。随着时间巨轮的不断前进，越来越多的企业领导者都清醒的认识到——“人”——已经成为企业最重要的资源。同样，管理理论发展到今天更加令人眼花缭乱，情商管理（EQ）、智商管理（IQ）……都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对管理之道有价值的观点。
走进21世纪，企业领导者们独占信息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企业的关键决策信息是不可能共享的），人类已置身于一个极剧变革的伟大的互联网时代。以互联网为核心的知识经济、层出不穷的科技发明与日益更新的技术应用，使人类从未像现在这样的紧密联系，并享受着大海一样宽广的的知识财富与信息，使人类社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不断改变与发展。
时代在发展，科学在进步。面对互联网传递资讯的速度、效率和日益深远的巨大影响力，市场上大量的产品转瞬即逝，产品的生命周期正在大大缩短，公司今天的利润之源，明天可能很快就会枯竭。而同时，产业的交汇融合与转型正方兴未艾，越来越多的行业从本质上难以确切界定。无论今天企业控制着什么市场，它都有可能在未来发生巨变。保卫今天的领先地位，代替不了创建明天的冠军位置。
面对当前社会企业生存环境的急剧变革，企业内部“自上而下”式的一言堂领导和控制模式已经不再显得那么灵活、有效，有能力的员工越来越善于使用自己的头脑与手脚，越来越不愿意接受上级的控制和领导（有点武断，员工素质的提高在于执行能力的提升，创新性的执行和决策分权是两回事）。企业在传统的管理方式下，诸多问题都要反馈到领导权威当中，由领导层决策，但往往可能对市场、对许多变化的反应跟不上节奏，反而会错失良机。随着现代社会商业环境的不断变化，效率和速度显得非常重要，让所有员工充分地发挥潜在能力，提升创造力，提升他们的绩效，已成为领导者的当务之急（可控下的有限授权正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
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的企业管理依赖的是行政指令，行政指令的特征是僵化性和独断性（错了，开放前的国企管理才是民主管理，所以现在很多国企员工反映，以前以厂为家的主人翁感觉没有了，现在反倒是管、卡、压、裁横行）。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这种管理模式很快就显示出它的种种弊端，国营企业VS私营企业（即集权VS分权）（国营企业VS私营企业＝集权VS分权？这个结论莫名其妙，很多私企是集权的最极端形式――独裁，国企反倒是由于经营权和管理权分离造成分权局面），的现实效益对比，国营企业（集权管理）的种种弊病，已为今天的商人们所深深认同。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管理制度化、作业流程化的重要性和科学性被越来越多人认识到，从而在中国企业中广泛推行。
集权管理与分权管理，既有联系又有本质区别，集权管理是收敛体系、是对人负责制，分权管理是扩张体系、是对事负责制。
在集权管理方式下的干部，他们习惯于事事都请示上级。在时间与效益的角度上而言，这是错的，已经有规定，或者成为惯例的东西，不必请示，应快速让它通过去。（这不是分权，是集权下的流程管理，因为决定那些可以成为惯例的决定权在老板）
在分权管理方式下的人，是对事情负责（这是岗位责权利的问题，而这个问题是老板因人而定的，这就是人们应聘管理岗位时，为什么要和老板谈清责权利，谈得过程实质是承认老板的集权权威，争取授权的过程），这就是对事负责制。事事请示，是对人负责制，它是收敛的。我们要简化不必要确认的东西，要减少在管理中不必要、不重要的环节，否则公司怎么能高效运行呢？秘书有权对例行的管理工作进行处理（现在很多干部就是倒在了秘书身上），经理主要对例外事件，以及判别不清的重要例行事件作出处理。例行越多，经理就越少，成本就越低。
对于承担最大责任的企业家而言，飞猫非常喜欢
那什么是风险呢？——责任权利不明确、不能落实到个人（责任权利必须唯一，也就是个人本位制），业绩考核体系出了毛病，这就是最大的风险。它削弱了个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使整个组织死气沉沉，发展缓慢。（老板最大的风险是不了解下属在干什么？）
就像中国的国营企业（集权管理）一样，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出资人长期不到位和政府的娇生惯养。前者指没有业绩考核做监管，国企负责人只剩法律监管最后一道防线；加上政府的娇生惯养，国企基本是依靠垄断“帝位”得以生存。“就像食草动物，低头啃地上一动不动的青草、抬头咀嚼唾手可得的树叶一样，他们养成了许多臭毛病——盈利模式靠加价，增长方式靠贷款，发展方向靠政策”。（计划经济时代，国企就是生产车间，利润全部上缴，因此，不能拿那时的国企和现在的公司来比）
对比国企和外企，过去我们一直搞不懂到底缺什么——说缺管理，但每年花几十亿元对企业经理进行管理培训；说缺质量保证，却全面推行ISO质量认证；说缺法人治理结构，也下大力气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多少年来，几乎缺什么补什么，好像什么都有了，可一比管理水平、经济效率，还是落后，甚至出现了新的问题。比如，强调法人治理结构、扩大法人自主权，却带来了国企老总上演失踪案、国企新窟窿等等……”（一个字，缺“德”！！！）
这一切，难道不是集权管理所带来的种种弊病吗？！国营企业的昨天，难道不是私营企业的今天吗？历史，往往会惊人的重复着！（和前面观点国营企业VS私营企业（即集权VS分权）矛盾）
中国又真正有几家企业是事事责任权利清晰明确、落实到个人呢？业绩考核体系没有问题呢？飞猫不敢说中国企业百分之百是这样的，但飞猫敢说９９％的企业是这样。（其实在企业中，职责是很清楚的，至少，我考察过的几百家企业多数如此，国有企业发展问题多数是“德”的问题，政策之德和人之德，私营企业发展问题有政策，也有人，真正因为产品、市场的不多）
这就像当初中国的改革开放一样，产权、责任真正明晰落实到个人了，企业家们自然尽心尽力的干好属于自己的哪一份。但如果是利益归属于集体，则削弱了个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使整个组织死气沉沉，发展缓慢。（在没有期权方式之前，资本主义发展了几百年，利益归属于资本所有者，工人和管理者也死气沉沉吗？这种说法是为私有化找借口而已）
作为承受最大责任的企业家，第一就是要学会分钱（分钱的同时意味着责任，没有责任就没有权利，能够承受多大责任，就可以享有多大权利）。就是当企业赚钱的时候，把每个人应该得到的钱准确地分给他。什么叫准确？就是不多不少。多了他当然高兴但是你没有也不愿意给，少了人家有情绪。看着容易说着容易，做起来可不简单。国营企业为什么容易跨？就是不会分钱。私营企业为什么人才走了？也是不会分钱。（这个观点我赞同）
其实无论是集权管理还是分权管理，又是约束又是激励，最终不都是一个钱字吗？好一个“钱”字了得！先哲司马迁说得好：“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
由于文化历史传统的差距，中国的管理之道（集权管理）与西方的管理之道（分权管理）有很大不同。这与我们中国人自古以来“以家庭为本位制”……许多历史文化习惯有很大关联，并与西方人自古以来“以个人为本位制”的……许多历史文化习惯形成鲜明的对比，两者的有些价值取向甚至是背道而驰的。（西方的政治是分权制衡，注意，分权是为制衡，不是提高效率，国家政治，集权效率优于分权，西方企业则是集权，个人资产神圣不可侵犯，因此，企业的决策权当然是所有者的，雇员决对在授权范围内做事）
由于中国人的世界观与西方人不同，所以中国人常常基于自己的家庭观念（集权管理）去评论西方人，认为西方人家庭关系冷淡，人情淡泊，人与人之间完全是金钱关系，儿子到父亲家吃一顿饭也要付钱，而年老的父母也得不到子女的关照。同样西方人亦往往基于自己的人权观念去评论中国人，认为中国的父母打骂子女，甚至干涉子女婚姻的行为是侵犯个人人权的行为。
中国人以家庭为本位，首先维护的是家庭的尊严和权力，认为别人插手家庭的内部事物是不可容忍的侵权行为。而西方人以个人为本位，首先维护的是个人的尊严和权力，认为即使在家庭内，每个成员也都享有同样的权力，家庭内部的侵权行为也是不能容忍的。比如中国人认为父母打骂子女是家庭内部的事情，外部的人去插手、干涉别人家庭内部的事情是不应该的，不道德的行为。而西方人则认为父母打骂子女是侵犯了个人的权力，对这种事情视而不见才是不应该的，不道德的。（这些正好说明，西方雇员不会要求老板分权，只会接受授权）
这样看来，中国人的观念的确与西方人有很大不同，甚至可以说完全相反。中国人传统上所持的是家族主义世界观、采用的是家庭本位制的国家体制。而西方人所持的是个人主义世界观、采用的是个人本位制的国家体制。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不强调、甚至否定个人自由，认为个人一旦有了自由就会天下大乱，只有采用严格的“君、臣、父、子”的等级体制（正如集权管理），社会才能安定。而西方文化中则强调和肯定个人自由，认为个人自由是每个人生来就有、不可剥夺的基本权力，只有保障个人自由才能实现社会的公平（正如分权管理）。中国文化的最终目的是建立一个稳定的社会，而西方文化的最终目的则是建立一个平等的社会。（西方的平等观是人格和人权、机会的平等，没有要求财富的平等，更不会在企业中要求决策权的平等）
既然中国与西方在历史文化习惯上的看法截然不同，那么不得不面对一个问题：中国的看法正确还是西方国家的看法正确呢？有人称二者各有优缺点，这是事实。但就总体而言，那个更好一些呢？当然评判中国与西方人权观念的优劣可以用很多指标进行衡量，其中最基本、最客观的硬指标就是国家经济军事力量，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采用否定个人自由、权力的家庭本位制的中国，无论在国家实力还是在人民生活方面，都与采用肯定个人自由、权力的个人本位制的西方国家有巨大差异（好像200年前，中国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近代中国的衰落原因很多，我以为，戊戌变法失败，中国没有走
这不能不迫使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的否定个人权力的家庭本位制（集权管理）不如西方的肯定个人权力的个人本位制（分权管理），西方的权力观念更为可取。（政治上可取，企业管理上不可取）
一个国家是由一个个国民组成的，国家的力量就是每个国民力量的总和，这是小学生都可以明白的道理。如果一个国家的体制，可以让每个国民将自己的能力充分发挥出来，整个国家的力量就强大。反之如果一个国家的体制不能让每个国民将自己的能力充分发挥出来，整个国家的力量就弱小。比如美国的人均国民总产值约为中国的五十倍，如果假设美国的体制让美国人可以将自己能力的百分之五十发挥出来的话，中国的体制则只能让中国人将自己能力的百分之一发挥出来。在中国无所作为的中国人，到了西方国家就成为人才的例子比比皆是。
中国的家庭本位制束缚了个人的自由，削弱了个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使整个国家死气沉沉，发展缓慢。而西方的个人本位制解放了个人的自由，给了人们充分发挥自己能力的空间，才使整个国家成为强大的实体。解放个人就是解放生产力已被大量的事实所证明。东邻日本是亚洲第一个彻底引进西方个人本位制社会体系的国家，西方式的个人本位制使日本在短短几十年时间内由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弱小国家一跃成为世界屈指的先进国家。而西邻印度则至今仍坚持其传统的身份制，即国民要按照其身份来决定所从事的职业，个人没有选择职业的自由。这种不能充分发挥个人能力的体制使印度难于摆脱发展中国家的命运。
中国人也早已看到中国传统的家庭本位制的弊病，但中国抛弃了传统家庭本位制后，却引进了西方学者理论上推算出来的最先进社会体制：社会主义体制。
不幸的是学者们的推算出了巨大的差错，事实证明采用国家本位制的公有制还不如中国传统的家庭本位制。因为传统的家庭本位制虽然没有能使中国成为强大国家，但还能保证人们填饱肚皮，而国家本位制的社会主义却把中国人搞到连饭也吃不饱的地步。国家本位制不如家庭本位制，家庭本位制不如个人本位制，这是人们用苦难的经历换来的真理。因为国家本位制最限制个人的自由，个人本位制则给予人们最大的自由。中国在搞国家本位制的社会主义失败后，不得不退回到传统的家庭本位制，这样才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研究一下日本和德国的崛起，一定程度上能够部分否定你的观点，他们的崛起依靠的是国家社会主义，中国人吃饱饭是分田到户吗？笑话！真正让中国吃饱饭的是石油工业，是几个30万吨乙希工程，人造棉让中国的粮食耕作面积提高了三分之一（以前国家规定，土地的三分之一要种棉花），看看现在家里的织物，多少是化纤产品，中国人吃饱饭要感谢陈锦华同志）
中国政府的另一个说法是：“中国的问题首先是解决吃饭问题、即生存权，而不是西方所谓的个人自由与权力问题。”表面上看这种说法似乎有一定道理，但仔细探讨一下就会发现，吃饭的生存权和个人自由之间并不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而是密切相关的因果关系。中国搞社会主义公有制时，由于剥夺农民的个人自由，就使中国人吃不饱饭，丧失了最基本的生存权。农村改革并不是向农村投入巨额的资金，也不是向农村引进先进的农业技术，仅仅是给了农民一定的个人自由，一下子就解决了中国人吃饭的生存权问题。坚持国家本位制社会主义的北朝鲜至今仍不肯给农民一点个人自由，于是北朝鲜人就丧失了生存权，到了饿死的边缘。相反有充分人权、个人自由的西方国家不但早已解决了吃饭的生存权问题，而且还实现了吃好饭的富裕生活。
（这是国家建国后以农养工的政策结果，也是一种国际政治环境的选择）
因此我们是否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要解决人吃饭的生存权问题，首先要解决人的自由与权力问题。人们碗里饭菜怎么会变好呢？这当然是靠人自己干出来的。有了自由，人的能力充分发挥出来了，碗里的饭菜也就自然好起来了。可以说人们碗里饭菜的好坏是与个人自由的多少成正比的。中国人现在享有的自由、人权比改革开放前多了不少，碗里的饭菜也就跟着好了不少。中国是这样，其他国家也是这样，象亚洲“四小龙”等国家和地区也都是个人人权和国民经济同步发展的，至今地球上也没有一个国家实现个人人权越来越少，经济发展越来越好的先例。（西方的农业现在也是采用补偿这种国家干预方式
，放任农民自由，城里人只有饿肚子，农民是懂得丰年谷贱这个道理的，不会拼命生产让你吃到便宜饭）
…………
面对企业生存环境的急剧变革，西方管理界“管理越少越好”、“组织扁平化”、“像小公司般行事”等等新潮的管理思想应运而生。（技术的进步带来管理方式的变革，组织扁平是为提高集权效率，小公司更是集权管理）
有一些专家、学者对于管理之道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观点：
“管理者是向人泼冷水，领导者是激励人的热情。”。
“管理者喜欢指令人，领导者乐于服侍人”。
“管理属于守成，领导属于创新”。
“管理者喜欢控制，领导者讲究引导”。
“传统的管理方式是胡萝卜加大棒，但如果你把员工当驴一样地对待，他们就会像驴一样的办事。” （这些是管理者岗位技术的范畴）
中国古人云：“礼崇则智士至，禄重则义士轻死”、“礼赏不倦，则士争先”。
……
专家、学者们所提出的有价值的观点，是为了让我们对于知识经济和互联网时代的管理和工业时代的管理进行明显的区分。事实上，即使到未来某个时代，我们仍然需要管理；只不过，管理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必须以崭新（领导）的思路与方式进行。
在中国,真正分权的企业是没有的,集权是现阶段中国企业长期发展的必要条件.
我也赞同这观点
附和附和brainman的总体意见。从历史传统、文化传承、中国现代企业发展等各个角度，集权的模式是大量存在的，当然分权模式也有，比如一些企业现在推行的事业部制（那还是有限分权，或者按照前面说法，是授权）、委托管理、部分央企的管理权与所有权的分离等。现在从国家政体上来看，西方国家多有实行分权制，西方的企业也是大量实行分权制的。这个在西方有他的传统的，比如东印度公司成立就是依靠发起募集方式，所以，英女王为首的大股东把公司的军事权、行政权、经济管理权基本都分开实施了。后来的西方企业多依照这个传统，建立董事会，把管理权和所有权分离，进入了比较完善的现代企业时期。而当下的中国，事实上企业界的所有权和管理权（经营权）分离，也还是初步的、比较肤浅的、甚至是不完全的、表面性质的“分权”其实质还是集权。说到这里，我倒觉得这个话题的范围是不是再缩小一些，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是不是我们的话题？
[em06]附和附和brainman的总体意见。从历史传统、文化传承、中国现代企业发展等各个角度，集权的模式是大量存在的，当然分权模式也有，比如一些企业现在推行的事业部制（那还是有限分权，或者按照前面说法，是授权）、委托管理、部分央企的管理权与所有权的分离等。现在从国家政体上来看，西方国家多有实行分权制，西方的企业也是大量实行分权制的。这个在西方有他的传统的，比如东印度公司成立就是依靠发起募集方式，所以，英女王为首的大股东把公司的军事权、行政权、经济管理权基本都分开实施了。后来的西方企业多依照这个传统，建立董事会，把管理权和所有权分离，进入了比较完善的现代企业时期。而当下的中国，事实上企业界的所有权和管理权（经营权）分离，也还是初步的、比较肤浅的、甚至是不完全的、表面性质的“分权”其实质还是集权。说到这里，我倒觉得这个话题的范围是不是再缩小一些，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是不是我们的话题？
[em06]央企现在都在向集权化转化，中石油、中石化、网通、电信、移动等都在将下属企业分公司化，取消独立法人。
以前的所有权经营权分离是一种国家对企业经营的分权行为，现在应该已经证明不可行！
谢谢支持！
王老师，飞猫正在拟文，请您与大家稍为耐心一点。文章可能有点长。王大妈的裹脚，又长又臭吧。但不这样，还真不好说分权管理。
央企现在都在向集权化转化，中石油、中石化、网通、电信、移动等都在将下属企业分公司化，取消独立法人。
以前的所有权经营权分离是一种国家对企业经营的分权行为，现在应该已经证明不可行！
谢谢支持！
央企本质上仍是政府部门,央企领导人本质上仍是政府的官.在我看来,央企取消子公司而设分公司,是因为在子公司这一层面缺少制约,即子公司这一层面缺少上层分下来的制约或监督权,不能否认分权的不可取.另外央企分公司化或许还有纳税的考虑.
有的人还举现在中央收回地方部分权力比如死刑核准权等等来证明集权是趋势,其实我觉得,是因为地方政府没有权力制衡也就是说同一层面的分权不合理导致.
另外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证明不可行也稍嫌武断! 我们也见过许多股改的例子.
飞猫的发言，已经修改在第十楼了。
欢迎众家人踊跃发言，对正反两方的论点不断质疑、论证和提出建议性的意见。
哈哈，这得怪少天兄，他是专管到处点火的主，自己却躲到一边偷偷笑。[em10][em10][em10]
虽然任何事情都有两面，但辩论就需要这样非黑即白，这样才能辩论出真知，辩论出智慧。
真理的燧石，需要经过不断的敲打，需要多方的、多层次的知识共享、讨论交锋、博奕进化，才会闪出智慧的火花。
不能从多个角度、多个层面去分析、总结、预测问题，容易将一隅之见视为真知灼见，容易一叶障目、误人误己。因为每个人的思想与言论，不同的群体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在不同的时间环境下去审视分析，都会产生不同的结果乃至相反的结论，正所谓“大国以世界看一隅，小国以一隅看世界”。例如飞猫所写的“财富三次分配过程”财富论就是典型的事例。
人，总是习惯于从自己的角度出发，视自己的利益、思想、感觉、嗜好、习惯……为独有的领土，为悍卫自己的领土，为了自己的生存发展，少有心甘情愿、至始至终的站在对方、自己的角度，设身处地的想问题，往往会英明的放大自己的功绩与智慧，常常自然而然的缩小自己的过失与愚蠢，从而在自己的人生之旅中，自然而然的给自己树立了大大小小的沟通上的障碍、前进中的阻力，埋下了欲速则不达的失败种子。
人无完人，伟大人物的缺点与优点总是同样鲜明。一个伟人与一个庸人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也仅是看问题的角度、人事知识结构、处世为人才能与品质的不同。 同理，任何一件事，都有其利，都有其弊，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是每个人看问题的角度不同、知识结构有所不同。
只有当自己从本身的角度、对方的角度、他人的角度、旁观者的角度去看问题的话，然后再反视自己、对方、他人、旁观者看问题的角度与观点，去粗存精、去错存真、去繁为简，才能得到更加完善、更逼近科学的真理，才能进一步走进科学真理的圣殿。
一定的知识总是因为一定的环境而生，鞋子只有穿在自己脚上，才知合不合适。古人说得好：“为道也屡迁”。
回到家里网络反映有点慢!但趁这段网速慢的时间我已吃饱喝足,现在可以慢慢认认真真的来向诸位高人们学习!
首先向两位舵主王老师跟飞猫兄致敬,感谢他们勇挑重担带领大家将真理越辩越明,相信每人通过辩论都会有所进步!
咱们英明伟大神勇的舵主飞猫兄已经抛出立论,作为分权派帮拳,我先来抓抓几条集权派的小辨子,以备后用!呵呵,我不是企图断章取义，主要是你们人多势众,我要花点时间好好想一想.
王老师在第3楼有这样的论述:
1、集权与分权表面上是一个统治（管理）决策权的分配方式，然其背后是利益的分配，这一点必须要明确。这点我赞同。
2、集权强调终裁权的绝对统一，分权则要求部分终裁权的分散。 这里提出一个终裁权的概念，什么是终裁权？在国家，终裁权最终掌握在人民手中（或人大或议会），在企业，终裁权掌握在股东手中． 3、独裁型企业是典型的集权模式，当企业发展，决策者的精力难以应对时，部分集权开始演变为“有限授权”。这里大家要注意，“授权”决不同于“分权”。“分权”是一种法定形式，分权的对象是“岗位”，谁在这个岗位，谁就拥有这个权利；“授权”是在集权基础上，因事对人的一种临时性安排，.......。这里提出了一个授权的概念。 4、我们从社会政治到企业管理看到，由于利益关系，集权模式一定是管理的终极选择。我们看到的很多关于集权和分权的讨论，其实是集权模式下“授权”程度的技术讨论，不能动摇集权模式的根本。 王老师很巧妙的用"授权"代替"分权",将集权大一统.我认为＂授权＂其实就是一定程度的＂分权＂． 5、什么程度的授权是恰当的，决定权完全在老板的判断，下属间争夺授权的行为在老板看来有益的。........任何一种集权下的授权，都是老板的一份风险托付。王老师也说明授权是一种风险托付。这说明在民营企业，集权专制的决策风险是很大的，正是民企要引入＂合理分权＂的原因．
3、独裁型企业是典型的集权模式，当企业发展，决策者的精力难以应对时，部分集权开始演变为“有限授权”。这里大家要注意，“授权”决不同于“分权”。“分权”是一种法定形式，分权的对象是“岗位”，谁在这个岗位，谁就拥有这个权利；“授权”是在集权基础上，因事对人的一种临时性安排，.......。这里提出了一个授权的概念。
4、我们从社会政治到企业管理看到，由于利益关系，集权模式一定是管理的终极选择。我们看到的很多关于集权和分权的讨论，其实是集权模式下“授权”程度的技术讨论，不能动摇集权模式的根本。 王老师很巧妙的用"授权"代替"分权",将集权大一统.我认为＂授权＂其实就是一定程度的＂分权＂．
5、什么程度的授权是恰当的，决定权完全在老板的判断，下属间争夺授权的行为在老板看来有益的。........任何一种集权下的授权，都是老板的一份风险托付。王老师也说明授权是一种风险托付。这说明在民营企业，集权专制的决策风险是很大的，正是民企要引入＂合理分权＂的原因．
3、独裁型企业是典型的集权模式，当企业发展，决策者的精力难以应对时，部分集权开始演变为“有限授权”。这里大家要注意，“授权”决不同于“分权”。“分权”是一种法定形式，分权的对象是“岗位”，谁在这个岗位，谁就拥有这个权利；“授权”是在集权基础上，因事对人的一种临时性安排，.......。这里提出了一个授权的概念。
4、我们从社会政治到企业管理看到，由于利益关系，集权模式一定是管理的终极选择。我们看到的很多关于集权和分权的讨论，其实是集权模式下“授权”程度的技术讨论，不能动摇集权模式的根本。 王老师很巧妙的用"授权"代替"分权",将集权大一统.我认为＂授权＂其实就是一定程度的＂分权＂．
5、理解了上述问题，大家应该清楚，集权下的授权是老板把自己一定决策责任临时性托付给你，老板还要承担最终利益和风险，因为这个责任并没有转移。王老师这里隐藏了“授权”的定义。
6、什么程度的授权是恰当的，决定权完全在老板的判断，下属间争夺授权的行为在老板看来有益的。........任何一种集权下的授权，都是老板的一份风险托付。王老师也说明授权是一种风险托付。这说明在民营企业，集权专制的决策风险是很大的，正是民企要引入＂合理分权＂的原因．
继续抓一抓：
5楼leeiiii兄认为：
1、因为权力总是掌握在少数人手中。所以从权力的来源看权力就是集中的。
2、 权力集中倒不一定是“独夫”治理，但绝对是集中治理。........所以一般所谓的管理人员的分权其实只有分工。........ 在企业管理中，高管分得的权力也是相对具体的治理权.
我怎么一个晚上发不了言?
ocq1208兄，千万别给飞猫戴高帽，那会摔坏、累坏飞猫的。
支持分权管理的同志们，我们一起冲呀。风潇潇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O^
[em01][em01][em01]关注！还是支持分权吧。
给大家一个佐证，目前中央政府在作些什么动作？集权！！土地监察、纪委；价格审批权、死刑审批权......不胜枚举，在中央政府分权导致的各“地方诸侯”足以影响到整个国家的和谐时，当国家“宏观调控”根本无效时，集权需要啦！
但是，我一直以为集权从来不是绝对的真理。一个国家、一个组织乃至一个老板，他的精力一定是有限的。这时候就需要授权，也就是分权。
其实，大家都知道每个企业都不是绝对的集权和绝对的分权，而较多的都是追求的“分权有序、集权有道、授权有章”为核心的集分权相结合的模式。
这个命题，我觉得还有值得商榷之处。简单去论述集权、分权的优劣，其实意义不大。这是理论问题。
“中国大陆资产5000万以上的民营企业，运转3年以上。”其实运作三年的民营企业可以说依然是创业期，这个可以基本确认；但是5000万对于不同的行业来说，不具有任何可比性。5000万，对于生产制造业来说，可能单一的生产基地即可达到，而生产制造业需要的可能就是集权模式；5000万，对于多元化的投资“集团”来说，很多小老树都是如此，就会存在对于下属分子公司的管理，不管大小，都需要授权，特别是对于初创期的民营企业来说，多多分权，可能会培养更多的能人、培育更多的机会。
因此，猫兄、王老师，大家可能还需要更聚焦一些。
[em05][em05]
俺支持分权，分权是公司，企业做强做大的发展必然的方向
打个比方，我们每天走的路有大有小的。一条10几米20几米的大道，分成左右行道，摩托车道，人行道，是非常必要的，这样可以很好的保证了道路的畅通。但如果只是一条羊肠小道，我们硬要把他分成左右行道，摩托车道，人行道的话那估计汽车都过不了。所以我认为企业要做大，要成长为长大的公司肯定要分权。
但一旦分道以后就也有可能在一些事情决策上会出现缓慢的现象，要走到目的地，不可能象以前一样总是一直线行走。经常需要绕一个很大的圈，走到人行道，地下隧道，人行天桥转回去才可以到达目的地。以至在这很多人会出现横过马路的现象。所以分道的前提是要有规章制度与人员素质为前提。
让路人按照交通规则自己自由的去行走，才不至于把交警给累死。
各位支持分权的家人，看看俺在第二页16、17、18楼，对飞猫兄帖子的“批判”，欢迎加入集权阵营！
集权阵营的同志们也加油呀，飞猫帖子很精彩，“谬误”中也蕴含精华，很值得学习，研究、批判、讨论、共进
俺支持分权，分权是公司，企业做强做大的发展必然的方向
打个比方，我们每天走的路有大有小的。一条10几米20几米的大道，分成左右行道，摩托车道，人行道，是非常必要的，这样可以很好的保证了道路的畅通。但如果只是一条羊肠小道，我们硬要把他分成左右行道，摩托车道，人行道的话那估计汽车都过不了。所以我认为企业要做大，要成长为长大的公司肯定要分权。
但一旦分道以后就也有可能在一些事情决策上会出现缓慢的现象，要走到目的地，不可能象以前一样总是一直线行走。经常需要绕一个很大的圈，走到人行道，地下隧道，人行天桥转回去才可以到达目的地。以至在这很多人会出现横过马路的现象。所以分道的前提是要有规章制度与人员素质为前提。
让路人按照交通规则自己自由的去行走，才不至于把交警给累死。
呵呵！这是一个公共管理问题，关键是这些道如何分？100个人有100种方法，没有集权来划分行吗？显然不可以，划分后，人们就会遵守吗？不会，还要靠集权工具来制定处罚规则，所以可以分道的前提一定是有一个集权体系。即使在西方所谓民主国家，公共管理也是集权部门。
致jsabby：
给大家一个佐证，目前中央政府在作些什么动作？集权！！土地监察、纪委；价格审批权、死刑审批权......不胜枚举，在中央政府分权导致的各“地方诸侯”足以影响到整个国家的和谐时，当国家“宏观调控”根本无效时，集权需要啦！
转飞猫以前的文章：
飞猫对于诚信之道的浅见：
信用体系虽然于人，于家，于企，于国很有益，但中国要想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信用体系和运营机制，至少是10年之后的事，依飞猫的看法，非得遇上大危机，并重演“优生劣汰、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才能下得了这个狠心，乱而思治。否则，有几个达官贵人，愿意从自己的腰包里大把大把的掏银子出来？！就算有少数人愿意掏出来，可在其他人的眼中，就成了刺眼的另类，你拦在大家发财的公交车门口，孰可忍孰不可忍？！这里存在一个“君子道消、小人道长”还是“君子道长、小人道消”的问题。
新中国建立之初，毛主席、周恩来总理与开国功臣们奉公守法、以身作则、一心为民，他们是诚信的、善良的，同时也是掌握大权的。所以，子率之以正，孰敢不正？正所谓：“正己身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
没有良好的武力与经济就没有良好的法律，哪里有良好的武力与经济，哪里就必然会有良好的法律。没有强权的诚信是软弱的，缺乏忠诚的追随者；没有诚信的强权是暴虐的，必有阴谋的反叛者。我们必须把诚信和强权结合在一起，必须使诚信的成为强有力的，或者使强有力的成为诚信的。
历史，往往会惊人的重复着。
于加朋老师发贴：
我对飞猫信用体系是这样理解的，重在“体系”，对否？
飞猫回复：
信用体系，是有一套完整的理论和可执行的运营机制。信用体系在西方得到了迅猛发展，这也是西方国家经济发展为什么这么迅猛的原因之一！就当今世界的信用体系而言，还存在一定的缺陷和漏洞，还需要不断的完善之。这一点，在信用体系比较发达的美国，就能很好的体现出来。不过，美国的信用体系现在日趋老化而脱离了最初的正确发展轨道。诸多金融丑闻就是历史的见证。
飞猫心目中所崇仰的信用体系，应该将所有人置于它之下。无论他是国家寡头还是企业领袖，还是达官贵族、走马贩卒。当然，这更多的像是一个美丽的空想。但也许……百年之后，这个世上本没有路，因为走的人多了，所以形成了路。
…………
转飞猫与网友讨论：
网友说：“囚徒困境”所描述的不信任的原因是信息不完全以及人的自私。要解决前者的办法是大家把想法都公诸于众，由于关于生产的信息都零散地分布在各个市场参与者手上，要将之汇集成品无限高。其次人未必能精确无误地描述自己的想法，除非进行脑部扫描。后者趋利避害是人基因所定的，解决办法是对人的基因进行改造。请问以上可以解决吗？
飞猫说：这个问题可以解决。那就是建立信用体系和不断的完善它。将全国的工商、税务、银行、海关、公安、司法、质检……各重要单位的信息汇总到一起（例如第二代ＩＰ身份证，第三代互联网体系ＩＰＶ６），为每一个人建立一个从生到死一直使用的唯一总帐户。将每一个人的负面信息予以公开和限制性公开，其信息保持７年。凡属负面信息达到一定的级别，则在就学就业、贷款融资、购房购车、信用消费、大额消费、出国上市……等一系列方面进行严厉制裁，大幅度提高他的生产成本和缩小他的预期收益，从而使人们的思想行为真正做到自律，也只有自觉的行为，才是真正的铁律。（注：中国人民银行在２００５年底建立起全国银行业征信体系的初步框架。）
在美国，如果你恶意诈骗，除将受到法律惩罚外，你的信用记录将记上一笔，从此，你难以找到工作，难以贷款买车买房，难以申请到信用卡，难以与客户达成商业合作。你也可以申请破产，把你的债务赖掉，但你在以后的7年内，不能购买1000美元以上的汽车；可以工作，但工作的全部收入扣除你的基本生活费外全部用于还债；不能开公司；不能从银行拿到任何贷款；不能买房子等等。
公民失信信息只要被有关征信机构记录在案，那么即使是仅仅一两张支票迟付，都会被保留污点长达五年，而使用该征信机构数据库的银行以及其它商家就将拒绝为此人开立支票账户，拒绝使用其提供的信用卡。 这样的征信机构美国多达几百家，其中比较著名的有美国邓白氏公司、美国中央信用调查公司，其中有些公司拥有的会员数量达到5700万。
德国信用制度也很有特色 ，一旦公民出现信用问题，如恶意透支信用卡或不及时还款，甚至逃车票被查到都会被记入征信机构的资料库。而有过不良信用记录的客户在今后的生活中会碰到很多困难，如申请贷款时会被拒绝或者抬高利率，要想用分期付款方式购买一些大件商品时也会被商家拒绝。这些看似简单的失信行为将成为公民终生的污点，自从制定这种制度后，公民自律性普遍提高，没有谁会勇敢的挑战诚信。
英国政府和有关机构面对社会上的种种有失诚信的现象，采取的对策是，加强对欺诈事件的调查和曝光，以道德、经济和刑事等惩罚方式来强制改善社会环境。在英国从来没有人幻想对失信者宽容会自动使其良心发现，改邪归正，同样也没有人认为通过公示曝光这种方式约束社会信用，会使社会秩序大乱。
在当今的新加坡，其国土面积才几百平方公里，不到上海的十分之一，人口不到400万，相当于上海的三分之一，但是其国民生产总值是却比上海高出100亿美元，产生这一巨大差距的原因是什么，我想首先应该是新加坡有全世界最健全的法制，关于诚信方面的立法，新加坡的规定是很多中国人根本无法理解或者根本无法接受的，例如欠帐不还者首先要入穷籍，另外就是不能身穿华丽衣衫，不得进出高档场所，不得出国旅游，不得进行高档消费，否则情节严重者将面临一年牢狱之灾。
…………
信用制度的建立源于不诚信
尽管看上去很完备，但信用制度当初在美国的建立也是因为秩序混乱、骗子横行。
100多年前的美国市场处处充满活力和商机。那时候，美国市场上圈地热潮、淘金热潮、修铁路热潮等一浪高过一浪。冒险家们的发财故事吸引着更多的欧洲冒险家纷至沓来。
在后来者眼里，北美大陆上多的是机会、资源，缺的是资金。于是，北美人带着一个个项目的蓝图跑到欧洲去，到伦敦、到巴黎，去介绍他们的项目。同样狂热的欧洲富豪把钱大笔地投入。很快，这个链条就变成了一个用纸片换钞票的骗子游戏。后来的经济学家描述当时的情景说：扛着钱袋的开发者一上了开回北美大陆的船，就再也没有消息了。
骗子的行为很快就被看穿，欧洲富豪们不愿再掏钱，真正的开发者也拿不到资金，开发陷入僵局。这时，花旗银行等一批银行站了出来。他们在美国对开发商的计划进行审核，然后出具一个担保函。有了这些银行的担保，真正的开发商又获得了他们需要的资金。
开发商要通过花旗银行的调查，就要严格规范自己的行为，信守承诺。真正想做大、做强的企业也逐渐明白：只有诚信经营，才能得到投资商的青睐。后来，才有了邓白氏等公司记录和传递企业的经营信息，现代信用体系由此诞生。这一体系对后来的股票上市保荐制度、风险资金的运作模式、金融保理业务等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信用体系要发挥作用，必须要有严密的法律基础做支撑。
信用制度的最大好处是：它让骗子没有第二次犯罪的机会，一处失信，多方惩罚。在一个信用社会里，缺乏信用的个人寸步难行，缺乏信用的公司等于自我封杀。慑于如此威力，所有的人都多一份顾忌，从而使每一个人形成能自觉遵守的铁律。
…………
至于这些国家的立法，以美国为例子：美国信用管理的相关法律有《公平信用报告法》、《平等信用机会法》、《公平债务催收作业法》、《公平信用结账法》、《诚实租借法》等16项法律，这些法律构成了国家信用体系正常运转的法律环境。
与信用调查密不可分的是信息的公开，否则信用调查无从展开。为此，美国颁布了《信息自由法》、《联邦咨询委员会法》、《阳光下的联邦政府法》、《美国国家安全法》、《统一商业秘密法》、《隐私权法》。这一系列的法律条文，一方面保证了与信用信息有关的信息披露的公开、透明，另一方面又在法律上理清了公开曝光的信息与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及个人秘密的关系以及区别。从而使信用调查机构合法地获得大量的信用信息，同时为将来予以批露铺平了道路。
当然，即使是信用制度相对完备的美国也不断受到不诚信问题的困扰。时至今日，在安然、安达信等系列商业欺诈黑幕被揭穿之后，美国人也在忙着修补他们以为非常完备的信用和市场监督法律大网，包括新的企业会计法、新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法等，以求“亡羊补牢”之效。
可以看出，国外的信用制度建设主要呈现三个特点：一是法律健全、执法严格。无论是银行信用、商业信用还是消费信用方面的相关法律都非常完善，而且执法严格，对失信者都进行严厉惩罚。失信者的违约成本非常高昂，因而对不法奸商或失信者具有强大的威胁力和约束力。二是信用体系完善，在这些发达国家里，银行信用、商业信用和消费信用都发育成熟，三者之间相互联系，构成有机的整体，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三是建立了全国统一的信用监控系统，在遵照统一的法律基础上，在全国范围内对失信者进行监控，使失信者无法逃避制裁，无法逍遥法外。
其实说到底，发达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对失信者的容忍，就是对守信者的残忍。
例如：国企基本是依靠垄断‘帝位’得以生存，就像食草动物，低头啃地上一动不动的青草、抬头咀嚼唾手可得的树叶一样，他们养成了许多臭毛病——盈利模式靠加价，增长方式靠贷款，发展方向靠政策。对比国企和外企，过去我们一直搞不懂到底缺什么——说缺管理，但每年花几十亿元对企业经理进行管理培训；说缺质量保证，却全面推行ISO质量认证；说缺法人治理结构，也下大力气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多少年来，几乎缺什么补什么，好像什么都有了，可一比管理水平、经济效率，还是落后，甚至出现了新的问题。比如，强调法人治理结构、扩大法人自主权，却带来了国企老总上演失踪案、国企新窟窿等等……
…………
诚信——等于财富，融资，授权，规避风险，博奕效率化，信息对称化，交易成本低廉化，它是市场经济、法治社会的真正灵魂！它是未来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所在！
所以飞猫说：“天下之乱，在于吏治不修；吏治不修，在于人才不出；人才不出，在于人心不正；人心不正，在于学术不讲；学术不讲，在于诚信之道不立也！”
…………
中国从古代直至今天，都没有重视和建立起信用体系，今天的中国，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国家又怎么放心和信任旗下大大小小的企业、个人呢？如此不放心和不信任，岂能不集权？！
反观中国的企业，也不是在重复国家的老路吗？！企业家，你可曾真正为企业内的每一个员工，建立起类似于“信用体系”的管理驾驭体系吗？建立起唯一的管理总帐户吗？
说之易，行之难。但这却是最有效的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
中华文明智慧瑰宝《周易》有云：“一阴一阳谓之道。终日乾乾，反复道也。”
给大家一个佐证，目前中央政府在作些什么动作？集权！！土地监察、纪委；价格审批权、死刑审批权......不胜枚举，在中央政府分权导致的各“地方诸侯”足以影响到整个国家的和谐时，当国家“宏观调控”根本无效时，集权需要啦！
但是，我一直以为集权从来不是绝对的真理。一个国家、一个组织乃至一个老板，他的精力一定是有限的。这时候就需要授权，也就是分权。
其实，大家都知道每个企业都不是绝对的集权和绝对的分权，而较多的都是追求的“分权有序、集权有道、授权有章”为核心的集分权相结合的模式。
这个命题，我觉得还有值得商榷之处。简单去论述集权、分权的优劣，其实意义不大。这是理论问题。
“中国大陆资产5000万以上的民营企业，运转3年以上。”其实运作三年的民营企业可以说依然是创业期，这个可以基本确认；但是5000万对于不同的行业来说，不具有任何可比性。5000万，对于生产制造业来说，可能单一的生产基地即可达到，而生产制造业需要的可能就是集权模式；5000万，对于多元化的投资“集团”来说，很多小老树都是如此，就会存在对于下属分子公司的管理，不管大小，都需要授权，特别是对于初创期的民营企业来说，多多分权，可能会培养更多的能人、培育更多的机会。
因此，猫兄、王老师，大家可能还需要更聚焦一些。
[em05][em05]授权不是分权，授权是在集权基础上进行的，承认集权的权威，分权是一种权利主体的分配，乳飞猫所言西方政治分权，是为了彼此制衡。
5000万实在不算大企业，只能算中等，在中国这个群体私营企业越来越多，因此值得关注。
恩，确实是管理上的问题，但实际上您上面所说的也是一个分权的例子。制定规则的人，以及守护规则的人在西方也是分开的，立法与执法的分离的。建立规则以及守护规则的机构都是同一个机构的话，那这样就会出现特权。所以必须要分权。才可致使其健康的成长以及不断的完善。
恩，确实是管理上的问题，但实际上您上面所说的也是一个分权的例子。制定规则的人，以及守护规则的人在西方也是分开的，立法与执法的分离的。建立规则以及守护规则的机构都是同一个机构的话，那这样就会出现特权。所以必须要分权。才可致使其健康的成长以及不断的完善。
你讲的是国家政治，在这方面分权是有利百姓的，因为百姓利益是国家利益的主体。但企业不同，企业利益主体是业主，集权是利益业主的，类比国家政治，企业如同中国的封建社会，利益归于小集团。如果是全流通的公众公司，总裁、CEO会合董事会、监事会分权，但这样的企业必经是极少数千分之一都不到。
谢谢少天把这样一个难题分配给我和飞猫兄，说它是难题，一是古老，集权与分权是一个古老话题，古往今来，围绕这个话题的争论可以用尸横遍野来形容。二是没结论，在互联网上，检索“企业管理＋分权＋集权”，可以获得五万多条检索结果，说明什么？没有权威结果；三是急待答案，我国的经济发展已经催生了一批规模化企业，多数都面临了一个这样的问题“统则僵死、放亦失控”，企业达到一定规模就开始徘徊。（这段话恰好自己证明集权管理也不一定有理。）
对于这个问题，我是主张集权的，下面，给出一些分析，希望飞猫指正。
集权与分权表面上是一个统治（管理）决策权的分配方式，然其背后是利益的分配，这一点必须要明确。（同意）
集权强调终裁权的绝对统一，分权则要求部分终裁权的分散。（同意）
从国家政治角度，吏、兵、刑、钱、粮（税）是五项核心权利，中国两千年封建历史发展的实践说明，集权是明智的选择。秦统一后，一改前朝分封的分权模式，开创了中央集权的郡县制，这是中国政治第一次弃分权（诸侯制）而选择集权。汉初，开始恢复分权，虽诸王同出汉家，但还是引发了社会动荡，不久前热播的电视剧《汉武大帝》中部分反映了这一历史，后晁错主张消藩，强化中央集权为武帝采纳，虽然他最终也是横尸街头，但其后是中国历史两千年的中央集权模式。（好像王老师忘了一句名言：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秦朝是一个短命的二代王朝。）
秦朝短命的原因：
1、秦国靠法制发展起来，战胜了其他国家，统一了中国后，它的法网更严密、刑罚更为野蛮残酷，例如最残酷的死刑"具五刑"，一人犯罪、诛杀其父族、母族、妻族的"灭三族"，族内一人犯罪、余皆株连的"连坐之法"……，秦始皇又长期频繁加重了贫苦人民的徭役，修建阿房宫、骊山陵墓、长城……，范文澜著《中国通史简编》认为："秦时全中国人口约二千万左右，被征发造宫室坟墓共一百五十万人，守五岭五十万人，蒙恬所率防匈奴兵三十万，筑长城假定五十万，再加其他杂役，总数不下三百万人，占总人口百分之十五。使用民力如此巨大急促，实非民力所能胜任。"林剑鸣的《秦汉史》也沿用这一说法。白寿彝、高敏、安作璋主编的《中国通史》第四卷的估计稍低："据统计，秦代全国人口约两千万，而每年被迫服役的不下二百万，以致丁男不足，又征丁女，秦代徭役之繁重，由此可见一斑！"西汉初的晁错就有这样的说法：“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
秦国徭役的繁重、刑律残酷的暴政，使秦家王朝走向了"损一利万、政乃不乱"的反面极端，激发了六国旧民"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的极大仇恨，导致佣耕出身的陈胜、吴广等九百贫苦人被征戍边，因途中遇雨、道路不通而无法按期到达目的地，而按秦朝法律都要被杀的情况下，不得不举行起义的，各地豪雄百姓纷纷响应，终于使秦朝"与众同恶，则靡不倾"十五年后灭亡。
而汉高祖刘邦率领大军攻下秦国首都咸阳后，为了赢取民心，刘邦召集了咸阳附近各县的父老，对他们宣布："你们长期以来受尽了秦朝暴政的残害，如稍有指责就遭灭族之灾，秦朝的这些法规都是压榨老百姓的。从今天起，我跟诸位父老约法三章：第一，杀人的偿命；第二，打伤人的办罪；第三，偷盗抢劫的要惩罚。除这三条外，其他法律、禁令一律废除。"各县父老听到了刘邦的约法三章，高兴地不得了，百姓们争先恐后地拿出自家的酒肉和粮食来慰劳刘邦的将士。从此，刘邦的威望更高了，老百姓们巴不得刘邦能留在关中做王。
企业管理也需要集权，创业期的企业，权利分配一般为两种，一是独裁，二是议决。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议决”的企业会逐步向独裁（集权的极端模式）过渡，原来参与决策的创业兄弟不是离开就是臣服，这是一种不争的现象亦或规律。（在集权管理统治下，资本就是老大，飞猫同意。但世事并非总如资本的心愿，所以也产生了段永平负气离开小霸王，并成立了全员股份制的企业步步高……的等等故事，这对小霸王的集权管理而言，是吉是凶呢？）
你讲的是国家政治，在这方面分权是有利百姓的，因为百姓利益是国家利益的主体。但企业不同，企业利益主体是业主，集权是利益业主的，类比国家政治，企业如同中国的封建社会，利益归于小集团。如果是全流通的公众公司，总裁、CEO会合董事会、监事会分权，但这样的企业必经是极少数千分之一都不到。
国家与企业虽然不同，但在管理的实质上是一样的。分权可以照顾到百姓的利益，但同样分权也是照顾到没个股份的利益。随着企业的成长以及扩大，家族模式的集权管理已经慢慢的已经无法满足以及适应企业。
我们的重心在于企业，把企业要发展壮大寄托在一个或者少数几个人的英明指导下在现今的信息时代是非常危险的，从制造业的分工合作，到管理的分权管理是一个符合企业发展的趋势。集权管理在公司中仍然会在突发事件中存在，如救护车，警车闯红灯之类。封建社会的没落，集权统治的没落，是否让我们也看到了在发展的道路上，企业更需要的是一套更好的分权管理方法。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大陆新成立的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私营企业，基本上都是家族化集权式管理，也就是以血缘关系、朋友关系、地缘关系为纽带的控制。家族化集权管理常常受到学者和媒体的批评。
而企业家一旦想把企业做大，就会碰到管理问题。几个人或几十个人的时候，都在创业者的眼皮子底下，管理再不行，总也出不了大问题，无论理论家们怎么指责私营企业的创业者们如何不会管理，如何不懂MBA，如何臭没水平，但是这些私营的创业者们比理论家们能赚钱，会赚钱，理论家们无非是说你们再发展下去就不行了，其实这都是猜测，让理论家们来就行吗？却也未必。如果请个外来的人才管理也是个麻烦，刚开始是你给他提供了一个发展的平台，要是凭他自己的能耐，他可能二十年后也爬不上这个平台，但是一旦他发展了，成熟了，你就累了，给你撂个橛子你就得伤筋动骨，保不齐你也许就背过气去。
企业要发展壮大，要在市场上有竞争力，不走出家族化的集权管理体制，不利用市场上的人力资源、管理资源，不行。但是，中国企业家面临的一个困惑是，当他们试探着迈出这一步，引入现代化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管理体制时，又缺乏可以信赖的职业经理人，大量的资产被偷窃，痛定思痛，最后发现“任人唯贤”还是不如“任人唯亲”，雇来的经理还是不如“自家人”值得信任，于是又要回到家族化集权管理。这是家族企业成长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甚至可以说是关键问题。
企业家总是想把自己的企业做大，把自己的市场做大。但要把企业做大，靠你一个人又不行，所以一定要雇佣更多的经理，雇佣更多的员工来帮助你把企业管理好。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企业发展壮大，也就是企业的委托－代理关系不断的延伸，不断的扩展。但如何控制代理人的行为就成为一个关键问题。
顾名思义，“代理”建设让别人替你干事。但要想使你的员工、高级经理能够按照你的意旨实现你的理想，你就一定要给他们授权，要使他们有机会接触企业的核心资源、客户、技术，要把他们放在一个非常关键的岗位上。但是当这些员工、这些经理获得了企业的核心资源，或者知道得到这些核心资源的渠道后，他们可能会想：我为什么要为你干？为什么不利用这些技术自己干，自己创业，与你竞争？这可能是我们好多的民营企业面临的非常残酷的现实。
一个企业搞大之后，就可能会发现好多“叛将”出来了。“叛将”通常也不是一个人，他下面还有好多人，“叛将”走的时候可能会带走好多“叛军”。我们知道孙子对父亲比对爷爷更亲，一个副总、部门经理离开企业的时候，老总可能很难留住副总、部门经理下面的人。这个问题不仅仅是中国存在的问题，在西方也存在。美国硅谷就存在好多这样的例子，比如说著名的英特尔（Intel）公司，它的两个创始人Noyce和Moore，一个是以前Fairchild（仙童）的总经理，一个是研发部主任。在他们离开之前，Fairchild的一个技术人员发明了一个新的芯片，这个芯片后来就成为Intel的核心技术。我们知道现在Intel已经垄断了芯片市场，Fairchild已经变得没有人知道了。据Inc的统计，全球500家增长最快的企业中，71%的核心技术都来自于他原来企业的雇员，所以西方企业中有一个忠告：从来不要让你的员工干你对你过去的雇主干过的事情。
中国企业的问题又有非常特殊的一面。在西方有相对完善的法律制度来保护企业家的产权，而中国的法律非常的弱（这是比较重要的问题，例如信用体系）。在前段时间，我听到硅谷有6个中国人被判刑，就是因为盗窃了企业的技术，然后拿去创办自己的企业。在这样一个环境下，中国企业家面临的一个任务是怎么能够保证你雇来的人，帮你创业的人，真正是为你的企业服务，而不是利用你的企业来获得技术、资源，然后离开你，与你竞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对产权的法律保护。一个人要离开你，他要承担他的成本，包括盗窃你的技术引起的法律成本。产权保护越好，他离开你的成本就越大，剽窃你的技术的可能性就越小，企业的规模才能做得越大。如果法律制度对企业的产权没有给予很好的保护，企业就不可能做大。世界上有好多这样的例子，好比在意大利，那里的黑社会很多，产权的有效保护非常的弱，所以意大利流行小企业。
产权保护的有效性也与企业的资产本身的特点有关系。要保护一个钢铁企业，那是很容易的。因为如果要防止一个人从钢铁企业那里偷走钢材、机器，我们只要雇佣两个彪形大汉守在门口就可以了。但如果我们经营的是一个知识型企业，企业最核心的技术都要通过工程师、管理人员的脑子来保存，然后再传输、再生产，那么这时候门口的两个彪形大汉对于保护产权就没有多大的作用。所以越是知识型的企业，产权保护就越困难。
如果你无法阻止“叛军”离开你的企业，那么你就要贿赂他，使他不背叛你，也就是如何通过激励手段使他觉得，呆在你的企业里面比他自己干、与你竞争，能得到更大的利益。所以，在一个高科技的企业，一个知识型的企业，激励机制变得更为重要。知识型的企业，甚至非知识型的企业，高层的员工一定要持有企业的股票。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产权保护越困难，产权的分享就越重要。记得我在农村的时候，我们家有一棵苹果树，这棵苹果树离我们家比较远，离另一家人比较近，我们很难保护这棵苹果树。所以我们家每年秋天摘了苹果都要送两筐给这家人，这样他就不偷苹果了。这个道理适合所有的企业，当你的产权没法有效保护的时候，你一定要送两筐苹果给最容易偷窃你的资产的人，也就是让他自己在里面也有产权。但是我知道我们的企业家经常不愿意出让产权，这样最后不但苹果没收获，连苹果树也让人家扛走了。企业家要有核心员工保驾护航。最安全的护航员是谁呢？就是你身边最有可能性接触到你的核心技术、核心资源的人。拉拢住了这些人，其他人就好办了。
初始的合约对产权保护也非常重要。好多企业家在开始创业的时候，都不注意初始合约，几个人糊里糊涂就走到一块办企业。一个原因是开始的时候谁也没想到能赚很多钱，但一旦企业做大之后，产权的纠纷就来了。企业的产权说不清是谁的，不清楚谁有多少股，自然也就无所谓偷，法院也没办法判这个案。我要提醒企业界的朋友注意，一定要在一开始，在“结婚”之前就能想到“结婚”后的事，尽量减少“离婚”时的冲突。
如果防止“叛将”很困难，如何做到有“叛将”无“叛军”就变得非常重要。也就是说，怎么能够使到，也许你的副总、部门经理背叛你，但他下面的人不跟他走。当然，如果能做到这一点，他背叛你的积极性就小多了。这里我想提供一个例子，就是北京慧聪公司的例子。慧聪是我们国家一个非常成功的信息企业，它一年的收入比我们最著名的三个网络公司加起来还要高好多倍。这个企业基本是做到了有“叛将”无“叛军”。它有一个部门经理跑了，但是没有人跟着他跑。为什么呢？因为企业里的产权进行了很好的分割，由于“叛将”手下的人在企业里面有股票，他们如果跟着“叛将”走了，其持有的股票也就一分钱也不值了，所以宁可留下来，也不愿意跟他走。
除了产权问题、激励机制外，就是职业经理的职业道德。没有职业经理，就没有大企业。什么是职业经理？第一他有管理的专业技能，第二他要有职业道德。当我们去选一个人当经理的时候，我们能够信赖他，愿意把权力交给他。光有能力是不够的，他还要有很好的职业道德、诚信责任。就好象你上火车，你是个老太太，背着个很重的包，看到一个年轻小伙子，年轻力壮，你愿意把背包交给这个年轻小伙子帮你扛吗？肯定不愿意，尽管他的力气很大，你最担心的是你把包给他以后，他又跑得快，你就追不着他了。所以在西方，经理人的职业道德非常重要，不值得信赖的人不可能成为经理人。
在中国，可信赖的经理人比能干的经理人更稀少。有一次我去北京郊区的一个企业访问，那里养了好几条狗。我问老板为什么养这么多狗。他说，养狗比雇人便宜多了，狗也比较忠诚，不会偷你的财产，不会拉走你的客户。这当然是一个笑话了，但也说明一个职业经理人对企业的忠诚是多么重要。我们已经有好多这样的例子，好比郑百文就是这么一个例子。大家都知道，郑百文是个上市公司，已经垮了，现在正在商量怎么重组它。郑百文的失败有好多原因，包括个人素质、经营战略、政府干预等。但是我相信里面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职业经理人的背叛。当西方的大公司派人到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来办分公司的时候，几年以后，当地的企业就很有规模、很象样，像摩托罗拉、诺基亚等等。但我们想一下，当中国的企业要派出一个经理到其它地方开拓市场、办一个企业的时候，你最大的危险是几年之后，这个企业就变成他的了，已经不是你的了。包括我刚才讲的慧聪公司，也出现过这个问题。有些地方经理竟然在北京的老板不知道的情况下，把公司的注册改了，变成了自己的公司。当然这里面有我们的工商部门的配合，否则这种事情是做不成的。郑百文在全国建立了大大小小好几百个子公司，他们相当一部分子公司的经理是利用郑百文的销售渠道、郑百文的投资来为自己赚钱，销售自己的产品。企业的收入就归这个地方经理所有了，而企业的成本都写在郑百文的帐上了，这样的企业是不可能搞好的。
为什么我们中国这样缺乏好的经理人呢？这并不是我们中国人品性比较差，我们的水平比较低，而是因为我们的法律制度有问题，社会人文思想不足，改革开放几十年的时间比不上西方几百年的历史沉淀。职业经理人要有职业道德，首先对职业道德要有市场需求。在计划经济下，国有企业只需要职业官员，经理的职业道德是不值钱的，因为我们的政府部门对于职业道德不是很欣赏。在外国，在市场是缺乏良好声誉的经理是很难找到工作的（因为西方有信用体系）。但在我们国有企业用人的时候，我们并不考虑这一点，政府官员甚至与企业经理合谋盗窃企业资产（出资人长期不到位和政府的娇生惯养。没有良好的业绩考核体系做监管，国企负责人只剩法律监管最后一道防线）。所以说职业经理的道德是一个制度问题。职业经理的职业道德是由企业家、资本家培养起来的，就像保姆的职业道德是由家庭主妇教养出来的一样。如果我们不能够改变我们的产权制度，经理的职业道德的建设就会非常难。
这样，前面所讲的困惑就很容易理解了。我们的民营企业都是家族化集权管理，好多的经济学家、管理专家都在批评这个现象，认为一个企业要搞好，要发展，一定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要用能人，要由职业经理人管理企业。这个道理没有错。但我们的民营企业家都觉得非常的困难，不是他不愿意，而是太缺少值得信赖的人了。没有职业经理，没有职业经理的职业道德，我们的企业就只能停留在家族企业的层面上。过去的家族企业可以搞得比较大，你生了七八个儿子，儿子又生孙子，一家有一二百人，也可以组成一个有一定规模的企业。现在一家人只生一个，搞一个家族化集权管理的大企业就非常困难了。
政府可以给你资源，给你资金，给你贷款，但政府不能够给你员工的忠诚。没有员工的忠诚，更多的贷款可能意味着企业破产的可能性更大。怎么办？除了刚才讲的激励制度外，企业家必须还要有很好的内部控制制度，也就是企业这个大厦的“承重结构”。设计内部控制制度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保证在企业业务扩展的同时，企业的核心资源不会由少数人来掌握，不会对企业家构成很大的威胁。一个大楼能盖多高，取决于地基，取决于材料的品质。企业组织可以是一个非常高的金字塔科层结构，也可以是扁平的水平结构。如果你的产权不容易被盗窃，你可以用高科层的制度，有副总，下面有部门经理等等。但如果你的产权很容易被盗窃的话，你的科层越高，你的危险就越大，那就要实行一个相对比较扁形的企业结构。在扁形的企业结构下，由于“叛将”手下的兵很少，他背叛你的积极性也就比较小一些。但如果你是高科层的话，内部股权也不会很奏效，那就非常危险了。
企业还要设计很好的财务审计制度。在现代企业制度中，事后的审计是非常重要的，财务上的相对集中控制也非常重要。
企业家也要设法提高一些重要岗位的可替代性，降低经理人讨价还价的能力。这就像剧团一样，如果一出戏只有一个名角演的话，那么剧团老板就会经常受到这个名角的要挟，要你涨工资，不涨今晚就罢演了。所以一个剧团一个剧目一定要有两个人演主角，一是以防意外的情况，二是要降低每个人讨价还价的能力。所以怎么使到你的岗位有可替代性，对于保护你自己的企业非常重要。所以，在知名大企业里，凡属主管以上的干部，如果想往再上升职，在出色完成目标业绩的前提下，还必须培养几个可以替代自己职位的销售型、管理型员工和技术生产型员工，否则就不予以升迁，这是一个硬性的指标。这样，在职场上欲图往上爬的人，就不会只想到自己的个人前途而不管下属死活，从此会认真的培养下属，期望下属与自己共同成长。这样，可以为老板解决不少为人而头痛的问题。老板不再因为企业缺乏人才而头痛，不再因为自己缺乏能力或者自己没有时间培养下属而忧心重重。它就像齿轮一样转动，使企业里各个部门各层次的人才实现了“传、帮、带”，这样的企业，就是人才的大课堂。IBM、麦当劳、宏基、阿里巴巴……等知名企业都是这样做的，例如微软公司的高级总裁们也具有相互替代性，可以相对胜任彼此的工作。）
另外，完善的劳动合同也非常重要。在西方，重要的资产、技术保密方面有竞业条款的限制条款。比如说，你离开我的企业，在几年内都不能到我的竞争对手的企业里工作。但中国没有，这是因为中国的合同精神跟西方很不一样，西方的合同法是尊重个人选择的自由、签约的自由；但我们中国的合同法带有更多政府的意旨，使当事人的选择空间变得很小。再有，一些高科技的企业，一些直接研究开发、市场营销这样的部门，是坚决不能搞第二职业的，因为第二职业是企业内部人盗窃企业资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渠道。如果我们没有办法限制这一渠道，没有办法直接控制它，那么我们就只能限制你，不允许搞第二职业。
国家与企业虽然不同，但在管理的实质上是一样的。分权可以照顾到百姓的利益，但同样分权也是照顾到没个股份的利益。随着企业的成长以及扩大，家族模式的集权管理已经慢慢的已经无法满足以及适应企业。
我们的重心在于企业，把企业要发展壮大寄托在一个或者少数几个人的英明指导下在现今的信息时代是非常危险的，从制造业的分工合作，到管理的分权管理是一个符合企业发展的趋势。集权管理在公司中仍然会在突发事件中存在，如救护车，警车闯红灯之类。封建社会的没落，集权统治的没落，是否让我们也看到了在发展的道路上，企业更需要的是一套更好的分权管理方法。
前面我讲了，全流通的公众上市公司，其决策管理是分权趋势，但这样的企业不是我们讨论的目标，太少、太少！企业所有者是企业的利益和风险承受者，不管他是英明还是流俗，企业是他的，他为什么要制度性的把风险的操控权分给员工？你会这样吗？事实上，企业的发展确是系与老板身上，因为总是英明的老板不多，所以即使是发展了几百年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企业的平均寿命也不长。现实和理想存在差距，我们生于现实社会之中，只能遵循现实社会的规则，“企业应该如何”这样的话只是所谓专家们嘴里山侃东西。
答复飞猫：
秦的短命并非集权的关系，汉律也是一部大法典。中国社会自秦延续至今，集权是绝对主流确是不争的事实。步步高搞了全员持股，因此具有了分权治理的基础，但是，在步步高，分权又表现多少哪？那些权利分配原则是写进公司章程的？没有段永平签字，步步高的那些决策可以被执行？我不否认股份制企业中也存在大股东间分配管理岗位的安排，但这些权利岗位的人是属于集权群体的。“少数服从多数”是一句民主口号，但实质是一种集权安排，最终要有多数的代表行使集权权利。
企业管理，要集权还是要分权？要讨论这个话题，我觉得先要从“权力”入手。先搞清楚“权力”是什么东西，然后再来讨论是“集权”好还是“分权”好。
权力，是一种支配他人的力量。权力背后站着两个巨人，一个是“利益”，一个是“能力”（如果加上德、贤也不反对）！权力一定要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或者阶级利益）”，或者说“公共权益”；同时，权力的获得者，必须有一定的“能力（或者德才兼备）”做作保障！
有人说专制社会，君主权力只代表少数人利益，其实一个好的君主或统治阶级的地位稳固，他必须要重视人民大众的利益即公共权益，否则他也必然会被人民推翻。企业也如此，我们所讨论的5000万资产的民企老板，如果他只顾自己的利益，不顾员工利益，不“以人为本”，相信这个企业也不长久。
权力在一定程度上等同于岗位，岗位必须“德者能者居之”，我相信这点大家也不反对，因为无德无能者即使坐上去，也不会有好下场。
下面我表明我的立场，“反对高度集权，主张合理分权，权力制衡”。我理解的分权的概念如下：
1、在最高权力中心，“终裁权”不能集中在一个人手中，必须是分权于相对少数人中，实行“民主集中制”。
2、对于上下层组织之间，下层组织对等相应职责必须有相应权力，即上层组织向下层组织分权。
集权与分权，最大的区别在于权力运行的原则不同。在民主社会，权力的运行遵守民主和制衡原则，即有合理分权。而在专制社会，权力的运行实行集权原则。可以说，所有专制社会都是集权社会。
可以讲，集权，其前提就是“专制”；分权，其前提就是“民主”！“高度集权”，是民主社会所不允许的，也是危险的！
1、集权必然导致一人专制。有人说集权不是“独裁”，其实“独裁”就是最典型的集权。有人认为“集权”就是少数人决策，少数人决策没有“民主”作保障，没有“权力制约”作保障，也必然走向“独裁专制”。关于国家治理我们有深刻的教训，在此放下，就拿我们讨论的范畴民营企业来说，绝大多数民营企业都是专制的，都是老板最终一人说了算。
2、集权容易扼杀新思想，扼杀创新。由于集权，集力过分集中在某些人或某个人手中，当另外有人有创新，有新思想出现时，与集权者意见相左时，很容易被忽视、被排挤、被扼杀，最终导致国家、企业、组织不进反退。
3、集权会导致特权和腐败的滋生。“权力会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会导致绝对的腐败”，人都是有私欲的，没有一定的权力制衡，特权阶级就会产生，腐败就会产生，中央目前为什么反腐力度这么大？就是地方领导权力过于集中，地方相应部门没有获得对等的制衡权力。对企业来讲，民企老板因为没有权力制衡，创业初“生于忧患”，发展中“死于安乐”的例子比比皆是。
4、集权容易导致决策失误。没有谁永远英明，永远判断准确，他的道德永远不出问题，他的能力能永远解决任何问题。要知道，“真理总掌握在少数人手中”有时候也成了借刀杀人的工具。在文化大革命中，集权主义又重新滋生，出现了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对于这一点小平同志曾十分严肃地指出，“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或少数人手里，多数办事的人无权决定，少数有权的人负担过重，必然造成官僚主义，必然要犯各种错误。而林林总总的企业倒闭的案例，也不缺乏企业老板一时头脑发热所犯下致命错误所导致的结果！
我们再回到现实的企业中来，大家都知道，权与责相匹配的，对等的权力需承担对等的责任。大家会看到企业由于没有“合理分权”，经常出现这些现象：
高层职责不清，老板（总经理）沉迷于“抓小放大”；
各级管理者都在忙于救火；
审批流程很长，但是大家对签字都不负责；
公司很多事无法开展，因为都得等老板（总经理）批；
大家都习惯于请示，工作主动性和责任心不强；
老板（总经理）在公司具有绝对的影响力，一旦离开他公司就无法正常运转。
“合理分权”，建立在“分权”基础上的“权责对等”的企业管理模式将是企业壮大的根本出路。
中国受专制社会毒害久矣，民主之风不盛！多数人脑袋仍停留在专制社会影响下的“集权”，而视民主社会的“分权”理念为洪水猛兽。孰不知，“分权”是大势所趋，无论国家治理还是企业治理。
两位舵主精神可嘉，这么晚了还在挑灯暗（夜）战．
集权方提出“授权”、“分工”不是分权，然后借此来否定分权，我觉得这有偷换概念之嫌，我认为“授权”、“分工”的实质就是分权，相信大家一眼明了，不需多做解释。
最后我还想问一句，不知家园里有没有台湾、香港的朋友，大家对“一国两制”这一基本国策怎么看？大家鼓吹集权，不要分权，幸好香港是收回来了，但台湾怎么办呢？我们要考虑分权的现实意义啊。
前面我讲了，全流通的公众上市公司，其决策管理是分权趋势，但这样的企业不是我们讨论的目标，太少、太少！企业所有者是企业的利益和风险承受者，不管他是英明还是流俗，企业是他的，他为什么要制度性的把风险的操控权分给员工？你会这样吗？事实上，企业的发展确是系与老板身上，因为总是英明的老板不多，所以即使是发展了几百年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企业的平均寿命也不长。现实和理想存在差距，我们生于现实社会之中，只能遵循现实社会的规则，“企业应该如何”这样的话只是所谓专家们嘴里山侃东西。
恩，那我举我身边一个很现实的例子。我在自己家乡的一个公司上班，公司成立到现在也就10几年的时间。老板10几年前还是在摆地摊，短短10几年的时间。公司由一个玩具的制造公司，发展到一个拥有自己的动谩公司，模型公司，贸易公司，房产公司等多个子公司。公司并没有上市，但公司如此多的业务老总一个人可以处理的来吗？不分权出去，不引进专业性能强的职业经理人公司又怎么可以发展呢？
公司成长的起初肯定是中央集权的管理去打天下，但当公司发展到一个阶段以后。中央集权已经无法满足公司成长的需求，所以公司的所有者不得不分权于他的员工。在分权的期间总会出现分权所带来的弊病，但弊病的出现并不可以阻碍公司分权管理的趋势，而是在一步一步的完善公司的制度，完善对于分权的管理。
企业管理，要集权还是要分权？要讨论这个话题，我觉得先要从“权力”入手。先搞清楚“权力”是什么东西，然后再来讨论是“集权”好还是“分权”好。
权力，是一种支配他人的力量。权力背后站着两个巨人，一个是“利益”，一个是“能力”（如果加上德、贤也不反对）！权力一定要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或者阶级利益）”，或者说“公共权益”；同时，权力的获得者，必须有一定的“能力（或者德才兼备）”做作保障！
有人说专制社会，君主权力只代表少数人利益，其实一个好的君主或统治阶级的地位稳固，他必须要重视人民大众的利益即公共权益，否则他也必然会被人民推翻。企业也如此，我们所讨论的5000万资产的民企老板，如果他只顾自己的利益，不顾员工利益，不“以人为本”，相信这个企业也不长久。
权力在一定程度上等同于岗位，岗位必须“德者能者居之”，我相信这点大家也不反对，因为无德无能者即使坐上去，也不会有好下场。
下面我表明我的立场，“反对高度集权，主张合理分权，权力制衡”。我理解的分权的概念如下：
1、在最高权力中心，“终裁权”不能集中在一个人手中，必须是分权于相对少数人中，实行“民主集中制”。
2、对于上下层组织之间，下层组织对等相应职责必须有相应权力，即上层组织向下层组织分权。
集权与分权，最大的区别在于权力运行的原则不同。在民主社会，权力的运行遵守民主和制衡原则，即有合理分权。而在专制社会，权力的运行实行集权原则。可以说，所有专制社会都是集权社会。
可以讲，集权，其前提就是“专制”；分权，其前提就是“民主”！“高度集权”，是民主社会所不允许的，也是危险的！
1、集权必然导致一人专制。有人说集权不是“独裁”，其实“独裁”就是最典型的集权。有人认为“集权”就是少数人决策，少数人决策没有“民主”作保障，没有“权力制约”作保障，也必然走向“独裁专制”。关于国家治理我们有深刻的教训，在此放下，就拿我们讨论的范畴民营企业来说，绝大多数民营企业都是专制的，都是老板最终一人说了算。
2、集权容易扼杀新思想，扼杀创新。由于集权，集力过分集中在某些人或某个人手中，当另外有人有创新，有新思想出现时，与集权者意见相左时，很容易被忽视、被排挤、被扼杀，最终导致国家、企业、组织不进反退。
3、集权会导致特权和腐败的滋生。“权力会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会导致绝对的腐败”，人都是有私欲的，没有一定的权力制衡，特权阶级就会产生，腐败就会产生，中央目前为什么反腐力度这么大？就是地方领导权力过于集中，地方相应部门没有获得对等的制衡权力。对企业来讲，民企老板因为没有权力制衡，创业初“生于忧患”，发展中“死于安乐”的例子比比皆是。
4、集权容易导致决策失误。没有谁永远英明，永远判断准确，他的道德永远不出问题，他的能力能永远解决任何问题。要知道，“真理总掌握在少数人手中”有时候也成了借刀杀人的工具。在文化大革命中，集权主义又重新滋生，出现了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对于这一点小平同志曾十分严肃地指出，“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或少数人手里，多数办事的人无权决定，少数有权的人负担过重，必然造成官僚主义，必然要犯各种错误。而林林总总的企业倒闭的案例，也不缺乏企业老板一时头脑发热所犯下致命错误所导致的结果！
我们再回到现实的企业中来，大家都知道，权与责相匹配的，对等的权力需承担对等的责任。大家会看到企业由于没有“合理分权”，经常出现这些现象：
高层职责不清，老板（总经理）沉迷于“抓小放大”；
各级管理者都在忙于救火；
审批流程很长，但是大家对签字都不负责；
公司很多事无法开展，因为都得等老板（总经理）批；
大家都习惯于请示，工作主动性和责任心不强；
老板（总经理）在公司具有绝对的影响力，一旦离开他公司就无法正常运转。
“合理分权”，建立在“分权”基础上的“权责对等”的企业管理模式将是企业壮大的根本出路。
中国受专制社会毒害久矣，民主之风不盛！多数人脑袋仍停留在专制社会影响下的“集权”，而视民主社会的“分权”理念为洪水猛兽。孰不知，“分权”是大势所趋，无论国家治理还是企业治理。
兄台说的真好，呵呵，应该多象你学习。我口笨，想了很久总是表达不了自己的意思。
绝对的集权肯定的行不通，但做为老板又不可能做到绝对分权。
红绿灯大家都要遵守，但救护车，警车等执行任务时红灯还是要闯的。
答复飞猫：
秦的短命并非集权的关系，汉律也是一部大法典。中国社会自秦延续至今，集权是绝对主流确是不争的事实。步步高搞了全员持股，因此具有了分权治理的基础，但是，在步步高，分权又表现多少哪？那些权利分配原则是写进公司章程的？没有段永平签字，步步高的那些决策可以被执行？我不否认股份制企业中也存在大股东间分配管理岗位的安排，但这些权利岗位的人是属于集权群体的。“少数服从多数”是一句民主口号，但实质是一种集权安排，最终要有多数的代表行使集权权利。
段永平当年是因为经营者持股的问题从小霸王出走的。如今在他的步步高里面，这个问题是如何解决的？
“我最早成立这个公司的时候，我是占最大股的，因为很多员工手头没有现金。很多专家讲你应该用期权，期权其实是没有用的。如果不是上市企业，有期权没有用，就算是上市企业，如果不是一个成长性非常高的企业，期权也没有用。”
“我想的办法是把自己的股份稀释了，当时我占最大股，有７０％多，现在我的股份连原来的１／４都不到了。股份我全都送给员工了，怎么送的呢？白送也不行。我借你一块钱的现金，你买我一块钱的股份。然后你欠我一块钱，你也不用还我，将来用股份的利润，或者股份增长的股息还我。每年的利润有多少是给员工的，有多少股份是要稀释给现有的员工的，规定得都很清楚。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企业碰到的问题比较小。”
其实，所谓的集权与分权，最终讲的是钱的分配，而不是只论最终裁决权。段永平个人的股份连1/4都不到，股份全都送给了员工，请问王老师：这是分权还是集权？是个人钱多还是集体钱多？人们是想所谓的最终裁决权，还是希望多得一些钱呢？
慧聪创始人郭凡生对股份制早有研究，有自己的一套完整的理论。所以他从慧聪一开始就确定了全员劳动股份制，这种全员劳动股份制在股权分配上完全合乎《公司法》的原则，但不同的是分配制度。公司章程中明确规定，任何股东的年终分红不得超过分红总额的10％，所有董事的年终分红总额不得超过分红总额的30％，所剩70％的年终分红，将分给公司里所有不持股的正式员工，也就是说不谈股份，就谈年终分红，不持股的员工的分红总额要远远大于所有董事分红。公司董事长郭凡生的持股达到50％，按照规定他名下的80％的分红连续八年分给了公司不持股的员工。
由于股东们如此“冒傻气”，使得公司人员流动率极低。这个“故事”听起来就像假的一样，但实际上却真的发生了。惊愕过后，仔细研究这个制度的“发明人”郭凡生，却发现此人一点也不傻。所谓分红，无非是拉小了股东与普通员工的距离而已，让出了大部分股份，却可以换来多数员工的支持，促进了这个“以人为本”的企业的发展，是眼光长远的表现，虽然实行这样的制度有可能会失去一部分股东，但最终公司是未来的赢家。郭凡生把人琢磨透了，他能抗拒“马上当富翁”的诱惑，经过不到十年的时间，就成了中国商情业的老大。现在回过头来想想，郭凡生当初想当的根本就不是百万富翁、千万富翁，可能一开始就想当中国的“比尔·盖茨”。据说，慧聪如果现在上市，员工中将有500人成为百万富翁，其中的100人将成为千万富翁。
1995年11月，孙正义所掌控的软银公司向只有几个人的雅虎公司投入了200万美元。1996年3月，软银公司又注资1亿美元，却仅仅拥有了雅虎33%的股份。雅虎酋长杨致远对这一点的感触是最深刻的：“我们当时大多数人都认为孙正义疯了。在1996年3月，在一个新兴公司投资100万美元都是具有相当风险性的。”即使这样同样一位充满远见的创业者，面对当时孙正义慷慨的投资仍然吃了一惊。可是，在最近一次和杨致远聊天的时候，杨致远还调侃地说起，当年卖给他的股份太多了。可见，10年过去，他当时看来疯狂的投资，已经成为所有人都认为的“便宜事”，证明他的远见近乎天才。
慧聪、雅虎、阿里巴巴都几乎相似。请问王老师，这是集权还是分权？
授权不是分权，授权是在集权基础上进行的，承认集权的权威，分权是一种权利主体的分配，乳飞猫所言西方政治分权，是为了彼此制衡。
5000万实在不算大企业，只能算中等，在中国这个群体私营企业越来越多，因此值得关注。
王老师说授权不是分权，并提出了一个很好的＂终裁权＂概念，请问王老师，私营企业老板有＂终裁权＂吗？
自在的风，我大概知道你说的是哪家公司了，我虽然身不在家乡也生不在家乡，但它毕竟是我妈妈的家乡，因此我爱它也关注它。从经常往来的亲戚朋友口中得知这公司的成长，它的成长过程可算坎坷，或者是曾经出过的大事让最高决策者最终采用权力分散制，也就是把风险分摊出去，但我感觉那不是分权，是授权。如果说错了，还请自在的风原谅并赐教。*^_^*
还是继续支持集权派：）
.........
理解了上述问题，大家应该清楚，集权下的授权是老板把自己一定决策责任临时性托付给你，老板还要承担最终利益和风险，因为这个责任并没有转移。
我觉得一定要搞清楚"授权"是不是"分权",这个问题很关键,我觉得这是一个偷换概念.
王老师认为授权是临时性,分权是法定(制度决定);认为授权没有发生责任转移,也就意味着分权产生责任转移;我这样理解没有曲解王老师的意思吧?请给个答复．
另外，权利与权力大家分清楚，集权与分权指的是权力吧？我想应是笔误，这里不需要澄清吧？
集权和分权都是相对的,但是,分权更是大势所趋.
现代工业的发展,从当初福特的流水线作业就是分权的一种思想体现,而供应链各环节的外包亦是如此.
既然brainman兄也说了,老板最大的风险是不了解下属在做什么,管理者最大的局限亦在于此,怎么办呢?兵法上说了,只能是利用他人的眼睛来作为自己的眼睛,用他人耳为己耳,方能更好的驾驭现状,有效的进行管理.如此,还要更集权么?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如果没有如此分权,怕是历史要被无数次地改写了吧?
权是一定要分的,视乎分多少而已,而此,决定权往往在于掌握权力的人.
恩，那我举我身边一个很现实的例子。我在自己家乡的一个公司上班，公司成立到现在也就10几年的时间。老板10几年前还是在摆地摊，短短10几年的时间。公司由一个玩具的制造公司，发展到一个拥有自己的动谩公司，模型公司，贸易公司，房产公司等多个子公司。公司并没有上市，但公司如此多的业务老总一个人可以处理的来吗？不分权出去，不引进专业性能强的职业经理人公司又怎么可以发展呢？
公司成长的起初肯定是中央集权的管理去打天下，但当公司发展到一个阶段以后。中央集权已经无法满足公司成长的需求，所以公司的所有者不得不分权于他的员工。在分权的期间总会出现分权所带来的弊病，但弊病的出现并不可以阻碍公司分权管理的趋势，而是在一步一步的完善公司的制度，完善对于分权的管理。
你说的例子属于授权，因为公司中任何一个人，老板都可以随时决定他的权利大小，随时教他走人，这就是集权的特征。分权是什么？企业中存在制度性权利制衡安排，这是分权，给你个例子吧，当当网的联合总裁制度实质是分权。但这种分权和少天命题时考虑的意思不一样，当当网对下也是授权。
关于"终裁权"与分权
王老师一直在讲"终裁权",那么我就来谈谈"终裁权"!
对“终裁权”，我的看法是这样的：权力是相对的，权力在一定组织范围内存在，也就是说权力是有个框的。在这里我引入“组织分层”的概念，即组织分为“基层组织”与“高层组织”。“终裁权”同样也是相对的，基层组织领导（企业老板）的终裁权要服从高层组织领导（政府、国家），高层组织通过“分权”下放权力（终裁权）给基层组织。比如私营企业主对企业有相对的“终裁权”，这是建立在国家允许“私有经济”，法律承认“财产私有”为前提的，即这是国家通过“法治”形式的“分权”。比如最近的天发集团的龚家龙，他在天发集团拥有“终裁权”，但随着国家将“石油经营权”收归“中石油”跟“中石化”（这就是上层组织的“终裁权”终结基层组织“终裁权”的例子，这本身是一种专制、垄断），导致了天发集团的最终结局。在我看来，终极的“终裁权”也即权力也存在，它的掌握者有两个，一个是经济（钱），一个是暴力。
权力从“高层组织”向“低层组织”下放叫“分权”或“授权（非临时性，受法律或制度保障）”。同样，同一层级组织内部，也需要“分权”，即需要“权力制衡”，否则也很容易出现“权力失衡”，导致“专制”。像美国，联邦政府有“三权分立、相互制约”，各州政府也有州议会、州政府、州法院，也是“三权分立相互制约”，运行都非常好。而中国，从最高层看有人大、有国务院、有最高法院、检院等，在最高层“分权制衡”处理较好，但在地方政府，人大、政府、中院、检院形式都在，但却没有贯彻“分权制衡”原则，所以地方腐败只能中央监督、查处。中国前几年的党书记兼人大主任，现在又分开；以前多设副职，现在一正二副，说白了，不就是在集权与分权间找平衡嘛！分权是必须的，如果担心分权形成不了决策，地球人都知道答案：民主集中制！
同样，对于企业内部的“分权”，从“权力制衡”的角度，无论西方的“公司法”还是中国的“公司法”，都有明确的规定，如：监事会、独董。朗
再讲讲分权与民主、法制的关系
权力的本质是权利，权力必须代表大部分的权利（公共权利），否则，必然有反抗，必然被推翻。所以，权力必须受民主、法治的约束，而反专制、分权、制衡则是民主法制社会的重要特征。对国家而言，分权总与民主、法治联系在一起，集权与专制、人治联系在一起；对企业而言，分权与制度、股改联系在一起，集权与能人、横断联系在一起。一个国家总是由专制社会走向民主法制社会，一个企业也必须由能人管理转向制度管理、股权分离。从历史上看，在晚清政府（学历史的都知道，中国的封建社会是中央集权逐渐趋强的）将集权管理提至极致，但最终抵抗不了“德先生与赛先生”，抵抗不了“三民主义”。可见，民主与专制对抗，民主是占上风的，同样，分权与集权相比，分权绝对是民主法制社会的趋势。有人说
以下是引用王老师在2007-1-6 10:15:23的发言：
你说的例子属于授权，因为公司中任何一个人，老板都可以随时决定他的权利大小，随时教他走人，这就是集权的特征。分权是什么？企业中存在制度性权利制衡安排，这是分权，给你个例子吧，当当网的联合总裁制度实质是分权。但这种分权和少天命题时考虑的意思不一样，当当网对下也是授权。
王老师总是不承认授权就是分权！其实明眼人一看都知授权就是分权！王老师说公司任何一个人老板都可以决定他的权利（权力？）大小，随时教他走人。那么对于《公司法》规定的监事、独董制度，他能不遵守吗？（现实确实是没遵守，但现实不能代替完全合理）
另外，我看“赢在中国”还是“绝对挑战”的时候（上上周吧，记不清了），主持人问当当网的俞渝女士：当两人做最后决策时到底谁做主？俞渝女士还是说：我先生。所以你这个例子能证明分权，也能证明集权的。
回答OCQ1208网友提问：
通俗的讲吧，在企业中只要存在这样一个人，或者一个利益小团体，可以随时决定他们以外员工的去留、职责、奖罚，这就是集权体制。我称这个权利为“终裁权”。
分权的企业中，存在一种保护所有者权益，保证权力制衡体制的基本章程，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凌驾于章程之上。如老板不可以随意开除财务经理，干部任命必须得到考核委员会80%以上通过等等。
分权的体制在一股独大的私营企业是难以实现的；在股权分散或国有企业有存在土壤，只是现在不是主流。（飞猫的炸弹没有落对地方，brainman躲过一炸，现在是自我暴露目标）
另外，我看“赢在中国”还是“绝对挑战”的时候（上上周吧，记不清了），主持人问当当网的俞渝女士：当两人做最后决策时到底谁做主？俞渝女士还是说：我先生。所以你这个例子能证明分权，也能证明集权的。
授权是我委托你去做，分权是我们一起做，一样吗？我们讨论很严肃，电视上作秀的话不可以用来辩论，权利背后只有利益是根本的东西。《公司法》对99％的公司没用。
我觉得一定要搞清楚"授权"是不是"分权",这个问题很关键,我觉得这是一个偷换概念.
王老师认为授权是临时性,分权是法定(制度决定);认为授权没有发生责任转移,也就意味着分权产生责任转移;我这样理解没有曲解王老师的意思吧?请给个答复．
另外，权利与权力大家分清楚，集权与分权指的是权力吧？我想应是笔误，这里不需要澄清吧？
授权是责任的转移，利益、风险不转移，分权是责任、利益、风险一起转移。
回答OCQ1208网友提问：
通俗的讲吧，在企业中只要存在这样一个人，或者一个利益小团体，可以随时决定他们以外员工的去留、职责、奖罚，这就是集权体制。我称这个权利为“终裁权”。
分权的企业中，存在一种保护所有者权益，保证权力制衡体制的基本章程，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凌驾于章程之上。如老板不可以随意开除财务经理，干部任命必须得到考核委员会80%以上通过等等。
分权的体制在一股独大的私营企业是难以实现的；在股权分散或国有企业有存在土壤，只是现在不是主流。（飞猫的炸弹没有落对地方，brainman躲过一炸，现在是自我暴露目标）
谢谢王老师的自我暴露，看来王老师是独孤求败啊！
“通俗的讲吧，在企业中只要存在这样一个人，或者一个利益小团体，可以随时决定他们以外员工的去留、职责、奖罚，这就是集权体制。”您觉得这是民营企业发展壮大的出路吗？
“分权的体制在一股独大的私营企业是难以实现的；.......”就拿我们企业来说，是一个资产几亿的民营企业，实行集团公司对分公司的管理（对外是独立注册公司），实际利润年度考核机制，分公司每年在上缴集团管理费的基础上接受一个利润指标，分公司经理对内的人事、营销、财务负责，您认为这是分权还是授权？您肯定认为这是授权，因为分公司所有权是老板的，但照您的推理，国家领导人都是人大授权的了，这世界根本没分权这回事了。
王老师您一直以“授权”回避“分权”，您的定义是在颠覆权力或权利的本质啊！
讨论很热闹，我也闹不住寂寞，想说两句。
我看到很多关于分权和集权的讨论，大多数都是横向的。实际上，集权和分权在纵向上也交替演绎着。正所谓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当一种权力体系的矛盾不合调和的时候，必然被另外一种矛盾所代替。
采用分权，还是集权，与权力的来源有关。无论天赋民权也好，还是君权神授，都以某种契约的形式存在，证明权力的合法性。依据《大宪章》，英国建立了君主立宪制；依据《美国宪法》，美国建立三权分立的国家体制。当然从契约的达成，到真正被广大民众接受，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也许一两百年。
中国在长达五千年的封建传统中，为什么只有朝代的更替，而没有实质的演进，因为矛头没有指向君权神授这一专制权力的来源。在西方坚船利炮打开国门后，人们逐渐认识到原来人民也可以形成权力的来源，历经无数人抛头颅、洒热血，一百多年过去了，终于摧毁了君权神授的契约。袁世凯逆潮流而行，众叛亲离。自此以后，包括伟大的领袖毛泽东，都不敢再有此想法。当然，选民的概念还没有深入人心，取而代之的是民主集中制原则下的集体领导制，它的权利来源是组织。本质上说，这还是一种集权制。
回到公司的话题，既然公司法保证出资人的权力，那么就形成了股东的权力来源。当然对于私有企业、合资企业、股份企业，国有企业等不同性质的，有不同的规定。至于西方股份企业的分权治理方式，在中国被接受，还需要一段时间。虽然我没有读过公司法，我相信集权是必然趋势。
谢谢王老师的自我暴露，看来王老师是独孤求败啊！
呵呵！俺有真理护身，炸不死，只是看到炸弹落偏了，不能帮俺震落一些甲上的尘埃，可惜了那些弹药。
授权是责任的转移，利益、风险不转移，分权是责任、利益、风险一起转移。
王老师终于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但王老师在开篇中是说授权责任是不转移的，大家可以查查原话：＂理解了上述问题，大家应该清楚，集权下的授权是老板把自己一定决策责任临时性托付给你，老板还要承担最终利益和风险，因为这个责任并没有转移。＂我可是事先抓了小辨子的．
授权与分权的实质是一样的，都是不同程度的责任、利益、风险一起转移！就拿我上面讲的分公司经理来讲，他承担您所谓的＂授权＂的责任，他难道就不追求匹配的利益吗？他就一点风险没有吗？
责权利三者一直是匹配的，王老师怎么连这个原则都不顾了呢？
王老师前面讲分权是对应岗位的，授权是临时的，怎么理解？
几位兄弟挑灯夜战的行动真是让俺感动啊。飞猫兄的文字炸弹真是不可小觑，动辄万字文，着实另兄弟吓了一跳：
“所以飞猫说：“天下之乱，在于吏治不修；吏治不修，在于人才不出；人才不出，在于人心不正；人心不正，在于学术不讲；学术不讲，在于诚信之道不立也！” …………中国从古代直至今天，都没有重视和建立起信用体系，今天的中国，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国家又怎么放心和信任旗下大大小小的企业、个人呢？如此不放心和不信任，岂能不集权？！反观中国的企业，也不是在重复国家的老路吗？！企业家，你可曾真正为企业内的每一个员工，建立起类似于“信用体系”的管理驾驭体系吗？建立起唯一的管理总帐户吗？说之易，行之难。但这却是最有效的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中华文明智慧瑰宝《周易》有云：“一阴一阳谓之道。终日乾乾，反复道也。”
兄弟对于我所列示的几种现象如中央集权给了一个终极解释，就是诚信体系的建设。这与郎闲平先生的信托责任其实有异曲同工之谬！
任何事情的起因从来都不会是单因素的，“天下之乱，在于吏治不修（仅仅是吏治？）；吏治不修，在于人才不出（制度？）；人才不出，在于人心不正（人才培养体系何在？）；人心不正，在于学术不讲（学术？心术？道德何在？）；学术不讲，在于诚信之道不立也（何处此言？）。”
授权不是分权，授权是在集权基础上进行的，承认集权的权威，分权是一种权利主体的分配，乳飞猫所言西方政治分权，是为了彼此制衡。
5000万实在不算大企业，只能算中等，在中国这个群体私营企业越来越多，因此值得关注。
授权和分权其实是有区别的。只是站的角度不同，集权和分权是结果，而授权是分权的实现手段而已。
从一个集团型企业来说，总部对于下属单位、产权代表授权越少，就趋于集权，而授权越多，则趋于分权。
这种理解是不是更为合理些？
............
采用分权，还是集权，与权利的来源有关。无论天赋民权也好，还是君权神授，都以某种契约的形式存在，证明权利的合法性。依据《大宪章》，英国建立了君主立宪制；依据《美国宪法》，美国建立三权分立的国家体制。当然从契约的达成，到真正被广大民众接受，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也许一两百年。
..........当然，选民的概念还没有深入人心，取而代之的是民主集中制原则下的集体领导制，它的权利来源是组织，本质上说，还是一种集权制。
回到公司的话题，既然公司法保证出资人的权力，那么就形成了股东的权力来源。当然对于私有企业、合资企业、股份企业，国有企业等不同性质的，有不同的规定。至于西方股份企业的分权治理方式，在中国被接受，还需要一段时间。虽然我没有读过公司法，我相信集权是必然趋势。
呵呵,看来还真有人混淆权力与权利啊!
权力来源于权利,权力为少数人掌握,代表多数人的权利,权力有大有小,但权利是人人平等的,权力是一个个体概念,权利是一个群体概念.
集权分权指的是权力,即一种支配他人的能力;权利是不能集中到个别人身上的,这样就违背了"人人平等"的原则.
权力与责任、利益相对应，权利与义务相对应！
授权是我委托你去做，分权是我们一起做，一样吗？........《公司法》对99％的公司没用。
授权与分权是小概念与大概念的区别,不能完全异化.
授权是自上而下的分权,您所谓的"分权"是平级之间的分权,您这样分化概念,您觉得您的"分权"概念跟我们的论题有关吗? 我们还有必要在这里辩论吗?
以下引用少天兄在开题中的定义:
"作为管理者，我们在企业中，往往期望得到自己相应的权力，往往不满意老板的疑心，终于，老板为了自己的心血再次辉煌，横下心肠，分权给我们，但是，我们往往从此陷入到内部的权力斗争当中……
什么更可怕？集权带来的决策盲目，还是分权带来的企业风险？"
王老师说,《公司法》对99％的公司没用。您的意思是"存在就是合理的"？那可能90%的公司都存在偷税漏税，那也能证明《税法》没有吗？
王老师其实有把“授权与分权”偷换概念之嫌。有请王老师定义一下，何谓分权？
其实话说回来，集权与分权，与我们前面讨论的德与才的话题，异曲同工。
飞猫再重头看一遍，找找王老师的漏洞。我们的讨论已经进化到一个新的阶段。
王老师其实有把“授权与分权”偷换概念之嫌。有请王老师定义一下，何谓分权？
其实话说回来，集权与分权，与我们前面讨论的德与才的话题，异曲同工。
飞猫再重头看一遍，找找王老师的漏洞。我们的讨论已经进化到一个新的阶段。
王老师终于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但王老师在开篇中是说授权责任是不转移的，大家可以查查原话：＂理解了上述问题，大家应该清楚，集权下的授权是老板把自己一定决策责任临时性托付给你，老板还要承担最终利益和风险，因为这个责任并没有转移。＂我可是事先抓了小辨子的．
授权与分权的实质是一样的，都是不同程度的责任、利益、风险一起转移！就拿我上面讲的分公司经理来讲，他承担您所谓的＂授权＂的责任，他难道就不追求匹配的利益吗？他就一点风险没有吗？
责权利三者一直是匹配的，王老师怎么连这个原则都不顾了呢？
王老师前面讲分权是对应岗位的，授权是临时的，怎么理解？
在台湾的政体中，总统和立法院是分权的，但是总统和行政院长，是授权的关系。陈水扁可以把苏贞昌给撤换了，随时收回权利，但对于立法委员李敖，一点办法也没有。所以，授权是临时的。
至于责权利的匹配，在每个人理解中都所有不同，没有统一的标准。
致jsabby：
郎咸平的信任责任，与信用体系相比起来，是小巫见大巫，不可同日而语。不知您是否认真看过飞猫对于信用体系的描述？（当然，中国至今没有建立起信用体系，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天下之乱，在于吏治不修（仅仅是吏治？）；
试问：还有什么？
吏治不修，在于人才不出（制度？）；
没有人才，何来优秀的制度？就像办企业一样，企业办什么？办的产供销。这是大家都会说的。实际上错啦！办的是：人！产供销。没有了人，哪来的产供销？没有了人，哪来的老板？这里的人既包括雇员，也包括老板自己。当老板，如果不先把人办好，这个老板早晚是块板儿。怎么办好人？就是要把人的七情六欲给办好。钱不能自各儿独吞，大家都等着那点钱过日子。
对于一个企业而言，企业要生存发展，第一要有雄厚的资本；第二要有正确且远大的战略目标；第三要有科学的管理制度和流程化作业；第四要有畅通发达的营销网络；第五要有创新的意识，技术与产品要不断推陈出新，迎合市场和顾客需求。而这一切如果离开了“人”去执行，去操作，那无疑是纸上谈兵，空中楼阁。能够使上述一切变为现实的就是“人才”，它是一个团队、一个组织、一个群体的概念。它是最重要、最具可变性力量的财富系数倍增的伟大杠杆。
２１世纪，是一个知识爆炸、人才至上的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经济的论调、共识今天已高唱入云，而知识在哪里呢？知识在人才的大脑里。这才是最根本的谁也拿不走、抢不去、复制不了的核心竞争力所在。人才无疑是社会经济的中坚力量，催化着经济的繁荣，主导着社会的进步。今天，国与国之间的发展竞争战略，已集中体现在“养贤畜士、任贤使能”的高度上。
人才不出，在于人心不正（人才培养体系何在？）；
飞猫的一位网友以前说：“天下之乱，不是人才不出，而是出而无路。现在仍然如此，有效的选吏渠道应该建立了。”
飞猫说：“您所言及是。但这里面存在一个道与术的问题。曾经有一位地产的老板自负地说，他企业的竞争优势就是政府关系。如果确是如此，其企业内部的管理之道必为“无间道”。如此经营企业，则“术”盛行起来、“道”反而隐退在“术”之下、中国企业平均寿命短的道理便可知了。今天“平衡”，明天“计分”，后来又来了个“素质模型”，外加“绩效考核”。可是越做越不自信、越做越摸不到头脑。醒醒吧，企业的管理者们。术盛行，就得先学好术呀，向福建的赖昌星学习呀。呵呵。
企业家们，先回到驾车的道上来，看看交通规则，如无“道”，“术”必当其道，如此昏天黑地，企业就果然要变成武林和江湖了。这么说金庸老爷子一定不干了，认为是给他脸上抹黑，他必定会说咱武林江湖也是“道”为先、“术”为后的。^O^
在此，飞猫不由想起了中国古人智慧经典的话：“赏罚明，则将威行；官人得，则士卒服；所任贤，则敌国畏。”
没有人敢用不信任自己的人，更没有人敢向不信任自己的人效忠。
请参阅飞猫的《正己身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一文。纵观国家和企业兴衰史，大多数的败亡都与领导人己身不正，有很大关联。楚王好细腰，民女多饿死。就像遇到难攻克的山头时，共产党这边的指挥官总这么喊：“同志们，跟我来。”国民党的领导就这么喊：“兄弟们，给我冲。”这就是区别，导致最后的执行效果就是共产党最终夺取了江山，国民党只好退缩到台湾。所以企业要想强化执行力，必须在每个方案出台时引起管理者的高度重视，凡是牵扯到管理者的方面一定要率先示范，做出表率才行。
人心不正，在于学术不讲（学术？心术？道德何在？）；
人心不正，常常君子道消、小人道长（人心不正）的年代。
纵观历史，每一次大的政治经济变革都伴随着一场政治经济文化的变革，常常是是新的政治经济文化先于政治经济变革实践而形成，思想文化的大辩论、大鸣放、大字报，常常是国家政治经济急剧变革的先兆。一种对现实世界的无奈、迷茫、困惑，一种求是、求志同道合者、求解决之道……外显的强烈需求和表现。
例如洪秀全的“天朝田亩制度”、康有为的《大同书》、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近代的“五四运动”、“白话文运动”……。那些率先感受到先进的生产方式的先进的思想、观念通过各种渠道传播开来，并逐渐渗入到社会公众的生活方式当中，形成了新的政治文化，从而成为推动改革社会的巨大力量。在西方，反映早期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规律内在要求的自由、平等、人权等思想和理论广泛地传播并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可，并经过长期的历史的积淀内化为社会成员普遍认同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到后来，它成为资产阶级革命和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建立的大众心理基础。
先哲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历史上，任何一个统治阶级在思想文化领域如果不坚持以本阶级的思想作为统治思想，它在经济、政治等领域的统治地位也坚持不住。例如前苏联在思想理论文化建设方面差，形成了西方国家一枪不放就瓦解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原因之一。
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不仅在很短的时间里引进了几乎所有的西方社会科学学科，而且史无前例地建立了一套完整、规范的学科体系，形成了一支庞大的专业研究队伍。今天，在各个领域社会改革飞速进行、各种社会问题纷涌而至的特殊时代背景下，人们对中国社会科学的期望可以说是与日俱增。特别是，经过将近一百年的文化运动和思想革命的洗礼，中国人今天似乎更加意识到制度变革的重要性。比起当初的“维新”、“共和”来，只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制度变革才真正显示出其巨大的建设性力量，只有“改革开放”才开始把中国近代以来千呼万唤的制度变革落到实处。然而，令人深思的是，中国社会今天所经历的巨大变革绝不是某种出色的理论的产物，而是出于多年政治动荡的惨痛教训；在改革从“一波三折”到平稳发展的过程中，中国社会科学似乎也没有提出太多的理论资源来指导它，更加行之有效的原则却是“摸着石子过河”；最有趣的是，在改革带来了一系列思想、道德及制度的问题之后，似乎没有一个社会科学学说能对之作出真正令人信服的理论解释，或提出一套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
２１世纪的今天，中华文明原有的巨大影响力正在日益失落中，西方文化正在日益侵蚀、影响中国人的大脑、思想阵地和行为生活（例如圣诞节、麦当劳、肯德基、可口可乐、迪斯尼、好莱坞大片等）。中华文明昔日的辉煌，已成为昨日之黄花，实值得大多数国人深思与警惕。
学术不讲，在于诚信之道不立也（何处此言？）。”
没有良好的武力与经济就没有良好的法律，哪里有良好的武力与经济，哪里就必然会有良好的法律。没有强权的诚信是软弱的，缺乏忠诚的追随者；没有诚信的强权是暴虐的，必有阴谋的反叛者。我们必须把诚信和强权结合在一起，必须使诚信的成为强有力的，或者使强有力的成为诚信的。
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金钱是万万不能的。
谈金钱很俗气，没金钱很生气，有金钱很神气。你不喜欢金钱吗？
军无财，则士不来；军无赏，则士不往。人情千古多重金，从古至今谁看到过没钱的领导人，能有效领导大众的呢？孔老夫子三千弟子，最终只剩下七十二贤人，就是历史的见证。
试问：当拜金成为社会风气的时候，不知道这个社会还有什么？社会的明天在哪里？
诚信之道，代表着财富，融资，授权，规避风险，信息对称化，博奕效率化，交易成本低廉化，它是市场经济、法治社会的真正灵魂，是中国未来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所在。
在台湾的政体中，总统和立法院是分权的，但是总统和行政院长，是授权的关系。陈水扁可以把苏贞昌给撤换了，随时收回权利，但对于立法委员李敖，一点办法也没有。所以，授权是临时的。
至于责权利的匹配，在每个人理解中都所有不同，没有统一的标准。
终于讲到台湾问题，台湾如今正从孙中山先生的五权宪法向三权分立变革！请问“一国两制”是集权还是分权？
陈水扁能撤苏贞昌，他能不要行政院长吗？行政院长这个岗位一点分属的权力（中华民国宪法所规定）都没有？王老师为什么说财务经理有分属的权力？”。王老师的话：“分权”是一种法定形式，分权的对象是“岗位”，谁在这个岗位，谁就拥有这个权利；
美国总统也能撤国务卿，但美国总统也能被国会罢免，这应该都是授权或收回权力了。那你觉得这是集权还是分权？
至于责权利的匹配，好像你工作不要老板工资一样的！
兄弟对于我所列示的几种现象如中央集权给了一个终极解释，就是诚信体系的建设。这与郎闲平先生的信托责任其实有异曲同工之谬！
人类社会早在几千年之前就有了哲学和社会科学，但经济学产生的历史却很晚，它是两百多年前才产生的，原因是在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时期，它是不需要经济学的。
18世纪，英国出现了一个大的经济学家，叫亚当·斯密，人们把他称作“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在1776年写出一本书，名叫《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分析》，这就是著名的《国富论》。当亚当·斯密写完这本书的时候，他在书的扉页上这样写道：“献给女王陛下的一本书”！他说：女王陛下，请您不要干预国家经济，回家去吧！国家做什么呢？就做一个守夜人，当夜晚来临的时候你就去敲钟，入夜了看看有没有偷盗行为，这就是国家的任务。只要国家不干预经济，经济自然就会发展起来。（信用体系就能起到惩治奸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从而使国家可以真正有效管理驾驭企业、个人（也可以说是集权统治），从而也能使国家不干预经济，信任和不干预企业经营，这不是最大的分权，是什么？恰好是当今西方“管理越少越好的”、“像小公司般行事”……管理思潮的集中表现！其实许多东东，换一个角度去看，都会有不同的看法与立场。
这本书中有一个著名的“看不见的手”的理论。他说经济中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每一个人在做事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想为了促进社会利益，他首先想到的是怎么达到自己的利益，都是从个人的利益出发去做事的。但是当他真正这样做的时候，就像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引着他，其结果要比他真正想促进社会利益的效果要好得多得多。这只“看不见的手”指的是个人利益、是市场机制、是价格机制。
在斯密思想指引之下，英国的经济首先发展，英国的资本主义得到发展，然后是欧洲经济的发展，之后是美国经济的发展。斯密的思想统治了资本主义世界150年之久。
其实亚当·斯密的经济思想早已远远落后于我们中国的古人。中华经济文明比西方经济文明先进了一千多年，可惜今天的许多中国人比较笨，比较无知，还拼命喊着要打倒中华文明，用西方文明指导中国的一切 。难道今人之智慧与古人的差距有几百年、上千年？作古多年的欧阳修会在九泉之下笑说我们：“你们知修不知修？”^O^
案例一：萧规曹随
公元前202年，汉高祖刘邦建立汉朝，之后历经4任皇帝，70多年，终于成就了后来汉武帝的丰功伟绩。如果说作为刘邦左膀右臂的萧何靠有为使其做上了江山，那么在刘邦之后的汉惠帝又是依靠什么来把把汉朝的基业继续发扬下去的呢？公元前193年，萧何在病危时，向汉惠帝推荐曹参继任宰相。这就是历史上“萧规曹随”成语的由来,从此曹参开启了历史上无为而治的先河，然而曹参的工作风格就是吃喝玩乐，无所事事。无为而治就是无所作为吗？
在汉高祖刘邦和萧何死了以后，汉朝的皇帝是汉惠帝，汉惠帝汉朝的宰相是曹参，这个曹参他的工作风格和萧何不一样，这个史书记载曹参整天在家里饮酒作乐，好像是无所事事。在任用其他的官员方面，曹参是这样，如果哪个官员办事特别严格，特别较真的话，曹参就不用他，曹参愿意用什么样的人呢，愿意用那些比较粗，比较和缓，大而化之，不那么苛察，不那么细致的人，愿意用那样的人，凡是特别细的特别较真的他不用。那么周围的很多官员看了以后，心理很不安，觉得这样好像他有点怠工，不工作，都感到很不安，很快曹参这些作为就传到汉惠帝的耳朵里，那么汉惠帝也很担心。当时曹参的儿子在朝廷里头做官，汉惠帝就把自己的担忧跟曹参的儿子说了，意思是你看看你父亲现在，先帝去了，我们要靠你的父亲来把朝廷的工作做好，可是你父亲这种态度，这么个作为，希望他的儿子希望曹参的儿子呢，能够劝一劝曹参，劝一劝这位老臣。那么曹参的儿子回去以后，因为曹参的儿子对自己的父亲也有看法，觉得你看这个父亲整天好像不正常工作，不好好工作，消极怠工，他也有看法。所以他就回去开始劝他父亲，把皇帝的忧虑把汉惠帝对他的忧虑，跟他说了，这个曹参不但没有接受儿子的意见，反而对儿子态度非常不好，还打了儿子，说儿子不懂事，那么这个汉惠帝知道以后，决定亲自登门，去劝一下曹参。那么汉惠帝登门了，见到曹参，谈了自己的忧虑，他说你看现在很多工作需要做，可是丞相您却是这么一种态度，这么一种姿态吧，那么这种姿态对工作很不利，希望丞相能够积极地开展工作。这个曹参当时就问这汉惠帝，说陛下您比汉高祖您觉得怎么样？汉惠帝说我哪比得了高祖，我绝对不能跟高祖相比，我达不到高祖那个程度。曹参就问，说陛下您看看我和萧何丞相比又如何呢？那么汉惠帝说那好像也是不如萧丞相，当然不如萧何了。那么曹参这个意思很清楚，让这个汉惠帝跟汉高祖比，然后把他和萧何比，都不如。然后曹参就说，既然我们都不如他们，而他们在去世之前，把各项规章制度，各种法度都已经给制定下来了，我们后头的人不如他们，我们就守着他们的制度就可以了，照他们既定的制度去做就可以了，我们不必要在他们的制度之外再去有什么其他的作为。所以汉惠帝马上就明白了，这也就是历史上所说的萧规曹随。历史上把这种做法，曹参的这种做法叫无为而治，所以史书记载，汉代的无为而治应该是从曹参开始的。 （飞猫点评：有不少人其实对于萧规曹随、“无为而治”管理理念的真正意义不懂装懂罢了。请问王老师：作为集权管理的汉王朝，萧规曹随难道不是分权管理的最佳演绎吗？）
经过秦末战乱加上四年的“楚汉战争”，社会经济一片破败凋敝，当时百姓穷困，国库空虚，人口锐减。曹参面对这样一个烂摊子，怎么才能使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呢？他认识到摆在他面前的头等大事，就是要让老百姓摆脱战争的苦难，给以休养生息的机会。他清醒地感到，过去是靠在马上用武力夺取了天下，现在天下统一了，不能再凭借武力来治理天下了。所以必须转变政策，发展生产，顺应民心，才能逐步把这样一个烂摊子收拾好。
曹参到齐国后，立即把当地德高望重的长者和一批有才识的知识分子召来，虚心地向他们请教，如何来安抚和管理好百姓？如何才能把破败的国家治理好？因为召集来的有好几百人，每个人只是按照自己的认识来谈，所以提出的办法也五花八门，有的竟不着边际。这么大的事，又众说纷纭，搞得曹参也无所适从，一下子很难做出决断。
正当他犹豫不决的时候。有人告诉他，住在胶西的盖公，擅长于研究道家黄老“无为而治”的学说，有治国的才能。曹参听说后，思贤若渴，立即派人带着厚礼恭敬地把胶西盖公请来。盖公来了以后，曹参礼贤下士，亲自拜见，向盖公请教治世安民之道。盖公看曹参一片真心，就向他建议当前治理齐国应该采取清静无为的方法。
盖公对曹参说：“只要上面的官府清静，不生事，不扰民，那么下面的老百姓自然生活就安定了。百姓安定后，社会经济随之就能得到恢复和发展，国家也就能治理好了。”曹参听了他的话以后非常高兴，决定把盖公留在齐国，并把自己住的正房让出来，请盖公住，以便随时为他治国出谋划策。曹参在齐国担任相国的九年中，按照黄老“无为而治”的办法制定各项政策，不准官员去打扰百姓，严惩做坏事祸害百姓的官员，起用一批老成持重又爱护民力的官员，使齐国经济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原来动荡不安的社会日趋稳定，百姓过上了比较安稳的太平日子，所以齐国人都称颂曹参是贤明的丞相。
案例二：华为集团董事长任正非先生与天津副市长的对话
天津有位副市长访问华为时曾向任正非讨教：“为了帮助企业发展，你认为政府应该做些什么？”任正非的回答让在座的人大吃一惊：“政府对企业最大的帮助就是什么也不要做，只要将城市的路修好，公园和道路旁边的花草种好，这就是对企业最大的帮助！”
任正非先生的这个观点就是中国古代贤者们“无为而治”的统治管理思想。同时也印证了飞猫的观点：“人们常常不满足于自己财富，却常常满足于自己的智慧。在他们满足于自己智慧的时候，其实自己无知的范围也随之增加。人类社会的发展史，足以见证人们无知的范围在不断扩大，是与自己的知识发展同步增加的。尽管多数人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科学的进步，人类无知的范围在逐步缩小，事实上恰恰相反，人类发展史上的每一个重大进步（例如电话、轮船、飞机、人类登上月球、互联网……，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恰恰向我们展现出更加广大更加陌生的无知领域，这一切更是古人想都不敢想的天方夜谭。”
18世纪，英国出现了一个大的经济学家，叫亚当·斯密，人们把他称作“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在1776年写出一本书，名叫《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分析》，这就是著名的《国富论》。当亚当·斯密写完这本书的时候，他在书的扉页上这样写道：“献给女王陛下的一本书”！他说：女王陛下，请您不要干预国家经济，回家去吧！国家做什么呢？就做一个守夜人，当夜晚来临的时候你就去敲钟，入夜了看看有没有偷盗行为，这就是国家的任务。只要国家不干预经济，经济自然就会发展起来。（信用体系就能起到惩治奸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从而使国家可以真正有效管理驾驭企业、个人（也可以说是集权统治），从而也能使国家不干预经济，信任和不干预企业经营，这不是最大的分权，是什么？恰好是当今西方“管理越少越好的”、“像小公司般行事”……管理思潮的集中表现！其实许多东东，换一个角度去看，都会有不同的看法与立场。
这本书中有一个著名的“看不见的手”的理论。他说经济中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每一个人在做事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想为了促进社会利益，他首先想到的是怎么达到自己的利益，都是从个人的利益出发去做事的。但是当他真正这样做的时候，就像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引着他，其结果要比他真正想促进社会利益的效果要好得多得多。这只“看不见的手”指的是个人利益、是市场机制、是价格机制。
在斯密思想指引之下，英国的经济首先发展，英国的资本主义得到发展，然后是欧洲经济的发展，之后是美国经济的发展。斯密的思想统治了资本主义世界150年之久。
谢谢飞猫误炸了自己一下，国王为什么不能干预经济？因为企业的资金不是国王的，国王无权替资本家决定私有财富的分配。同理，员工也无权替老板决定财富要面临什么风险（商业活动都有风险），因此，员工要求分权是不合理的。
老板在认为某一个雇员的道德、才能是可信任的，自己的财富托付给他打理，其风险自己可以接受，老板就可能授权给这个员工部分财富处置权，这个权利老板随时可以收回。
分权阵营发了一些飞弹，诚信问题我想这里不必过分讨论，授权本身就是建立在个人的诚信被认可的基础上的。
“萧规曹随”是工作技巧，如何撤的分权上，典型的授权吗！曹参是履行皇上的丞相授权，曹参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时日不多，与其改辙更张，不如承继前任，因此他完成任务的方法就是选择一些不善表现的官员，保证“萧规”能延续执行。
任正非对天津副市长讲的话，就是国富论前言的翻版，是集权派的有利论据。
国王是不能干预经济，但他可以不准企业主在某某领域商业经营呀，西方国家有像咱们中国这样吗？今天的中国国营大型企业所在的领域，大都是肥得流油的赚钱领域。换个角度而言，企业主没有下放权力（利益）给下级，下级凭什么不能阳奉阴违呢？凭什么要自己作牛作马任劳任怨呢？或者只要自己得过且过、做到刚好不就行了吗？人非草木，孰能无情？难道下属就不需要钱过日子了？老话说得好：“财聚则人散，财散则人聚”。试问：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何在？这样的企业，难道不是国营企业种种弊病的翻版吗？
在栖息谷，有很多关于管理的帖子，探讨怎样管理别人，其实说白了就是能按你的要求做事，令行禁止。但不知家人们有没有想一想，别人凭什么心悦诚服的听你的？凭你高人一等的职位？你的才干？你的财富？你的智慧？还是你的道德？一个是“要我做”，一个是“我要做”，动机的不同，动力的不同，其变化的结果自然也就相差甚远。
小企业看老板，中企业看制度，大企业文化。一定的管理模式总是因一定的经营环境而生。
松下幸之助说过这样一句话：“10个人的时候，你走在最前面；100个人的时候，你走在中间；1000个人的时候，你走在后面；10000人的时候，你就只能祈祷上帝的帮助了。”
企业规模越大，管理愈困难，管理愈重要，产权维护也愈困难，分享精神则愈重要。
司马迁有段著名的评论说得好：“子产治郑，民不能欺；西门豹治邺，民不敢欺；子贱治单父，民不忍欺。”
西方著名的《君主论》一书里有这么一句话：
“一个领导者在部下畏惧自己的同时，应该努力争取他们对自己的爱戴。只有两者的结合才是良好有效的。如果不能争取他们对自己的爱戴，也至少应该避免遭受部下的憎恨。领导者切忌不要染指部下应有的利益，因为他们容易忘记自己父亲的死，却不容易忘记自己财产所遭受的掠夺。 ”
“一位君主如果害怕人民更甚于外国人，他就应当建筑堡垒；如果他害怕外国人更甚于人民，他就应当抛弃堡垒。君主最好不过的堡垒就是不要被人民所憎恨。因为即使你拥有堡垒，如果人民憎恨你，任何堡垒也都保护不了你，因为当人民一旦拿起了武器，外国人就会帮助他们，这是少不了的。”
“依靠管理者的帮助来维护企业的生存发展，比依靠广大员工的帮助更加难以维护。因为领导人发现周围有许多人认为自己是同他平等的。因此他无法按自己的旨意随意指挥或管理他们。而领导人如果是在广泛获取一致共识的民意基础上来维护权力，他就会发现自己是鹤立鸡群的人，周围没有人不服从他或者只有极个别不服从者。”
员工也无权替老板决定财富要面临什么风险（商业活动都有风险），因此，员工要求分权是不合理的。
再次请王老师解释一下：何谓授权？何谓分权？
无论在企业中，还是国家里，简单用分权或者集权都是没有办法解决问题的。
既然权力的根源深藏在广大的民众，权力只有集中才能形成力量；但权力的稳固，却需要分权行使。证交所可以利用它的权力帮企业，也可批评和谴责企业，甚至纳令其退市，但他们不能参与企业的经营和管理。他们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就是一种分权关系，由法律来保障。
而在企业和政府中，部门的领导都是上级任命的，但部门长都履行一定的责任。这究竟是分权，还是集权呢？老板的权力由公司法保障，没有时间限制；总统的权力由宪法保障，有任期限制。这就形成了很大的不同。
至于分权和集权之间的权力冲突，需要解决机制，或妥协，或仲裁，或进行权力追溯。国会弹劾总统，总统解散国会、重新选举等都是常采用的办法。
国王是不能干预经济，但他可以不准企业主在某某领域商业经营呀，西方国家有像咱们中国这样吗？今天的中国国营大型企业所在的领域，大都是肥得流油的赚钱领域。换个角度而言，企业主没有下放权力（利益）给下级，下级凭什么不能阳奉阴违呢？凭什么要自己作牛作马任劳任怨呢？或者只要自己得过且过、做到刚好不就行了吗？人非草木，孰能无情？难道下属就不需要钱过日子了？老话说得好：“财聚则人散，财散则人聚”。试问：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何在？这样的企业，难道不是国营企业种种弊病的翻版吗？
员工也无权替老板决定财富要面临什么风险（商业活动都有风险），因此，员工要求分权是不合理的。
再次请王老师解释一下：何谓授权？何谓分权？
对于一个企业运作来说，不可能分权，只可能授权。授权和分权区别在于有没有合法性保障。
“财聚则人散，财散则人聚”不是权力范畴。
首先表明自己的阵营，我是分权派。
看到大家辩论得很热烈，尤其涉及了很多政治、历史方面的内容，令我非常感兴趣。在下面引用自己写的一篇文章，算给分权派增添一些弹药吧。（很抱歉，我不知道如何粘贴图片，所以下面的文章会少了图，不过相信大家可以看懂的）
《大国崛起》观后感
——社会系统论
一、引子
人类社会步入了21世纪的今天，理性和文明已经在大部分人群和国家当中得以认知和传承。在我们不断追求个人物质和精神生活的同时，不妨停下脚步，回顾历史，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思考和探索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以期寻找和构建出更加完善的观念、方法、制度和环境。
近期收看央视二套的《大国崛起》节目，激发了我这一“业余爱好者”对于社会发展规律的研究兴趣。我参阅了一些历史、政治方面的书籍（包括世界史、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和卢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等），结合自己原先具备的一些经济学和自然科学的知识和理念，试图运用系统的观点，构建一个即能保证每个人生存发展、又能协调整个社会平稳向前发展的社会系统。
我力图使自己的想法具备历史和现实的基础，希望它不会再次成为某种无法企及的空想。而我之所以竭力规避描绘某种空中楼阁般完美社会的风险，是因为我坚信，人类的文明和智慧是不断进步的，人类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也是不断变化的，即使我们可以吸取一些历史精英贤能的思想，但实在没有任何人，凭一己之力为人类指明方向。只要我们的文明之火不熄，后人必然优于前人，后人必定会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其实这也是我从历史现实（如苏联的解体、中国现今的改革探索）和前人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总结当中知晓的（如马克思的辨证唯物主义、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实事求是思想）。
任何社会科学都离不开对人性的研究，抑或任何社会理论都可溯本追源至对人性的价值判断。结合当前人类社会发展的现状，我们不难看到，人性仍然还是善与恶的矛盾体，人性仍然还是具有满足自我需求和利益的趋向。但是，基于人类文明的发展规律和目前所至的程度，“和平和发展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发展的主题”，人性善的成分将越来越遏制人性恶，人性在自我需求得到一定满足的基础上，也越来越自觉的超越自我狭小的范围，逐渐体现出一种公益性。这是人类这种地球智慧生物进化的潮流趋势，也是我个人从发展的观点上对人性的价值判断。
社会即系统——只不过它是一个比应用自然科学而构建的工程系统繁杂庞大许多的综合大系统。明白工程学自动控制原理的人都理解：具备负反馈功能的控制系统是一个稳态的系统。如果直接将工程学的系统概念应用于人类社会，不免有些牵强。在这里，我只是借鉴负反馈对于一个系统发挥的积极作用，描述一种合理的社会结构：即具有自我调整修正和持续发展这一负反馈机制的社会系统。
首先，我简单介绍一下工程领域中负反馈自动控制系统的工作原理。在此系统结构中，系统的最终输出环节具有一个测量模块，实时监测系统的输出是否达到要求（即是否满足我们设计这个系统的目的），并且由一个比较反馈模块对该输出量经过比较之后，反馈一个参数回系统，以调整和修正其运作，使其输出无限接近和达到系统设计要求。这个反馈量将对系统输出偏差起到弥补和抵消作用，相对起放大和增强偏差作用的正反馈，我们称其为负反馈，它是使系统达到稳态的关键因素（我们知道，正反馈量会导致一个系统自激并毁损）。负反馈系统结构如下图所示： 最终输出量 系统运作模块 测量模块 比较反馈模块 负反馈自动控制系统
funsin兄：
飞猫现在想询问集权派舵手王老师对于“何谓集权”和“何谓分权”的确切定义，如果王老师同意您的观点代表他的观点，再好不过。这样进行辩论，以免乱套，各说各话，你方唱罢我登场，对于辩论无益。
最终输出量 |
系统运作模块 |
测量模块 |
比较反馈模块 |
负反馈自动控制系统 |
与一个工程系统的物化价值取向不同，社会系统的主体是其中的所有人，所以这个系统目标应该具备顺应人性善、促使所有人生活更加美好和幸福的文明理性取向。顺应人性善，这是最基本的道德准绳；让所有人都生活美好和幸福，这是人性中最根本、最朴素的需求，以上两点很容易为系统中所有人认同和接受。
就像工程师设计自己的工程系统一样，他关注的仅仅是如何实现其运作目标；如果我们将社会当作一个系统看待，我们就可以理性的从顺应人性善、促进人们生活更加美好幸福的动机出发，抛开意识形态层面的诸多顾虑，更多的关注如何构建这么一个具有自我调整修正和持续发展功能的社会系统运行机制。
当然，我们不能脱离现实：当今世界是由许许多多基于不同民族、历史、宗教等因素构建的国家组成的。虽然我相信国家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国家的历史角色和作用必然会逐渐淡化和消减（我们不妨可关注西欧发达国家形成的欧盟组织），但是由于国家民族利益的不同、自然资源的日益匮乏、意识形态的差异等原因，其将会持续存在相当长的时间。国家作为一个居住在某个地域人群的整体代表，无论其价值取向或者在国际社会中的行为，都应秉承以上提及的构建社会系统的目标，这其实也是《大国崛起》节目最后留给我们的启示。由于自己所处的现实，我将更多的关注在国家范围内构建社会系统的问题，即分析国家这个人类社会子系统如何构建负反馈机制，以保证其健康持续发展，并能使其人民生活美好。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在人类经历了充斥着战争、革命、旧国家的消亡、新国家的崛起等种种内容的几千年历史之后，我们不得不认识到：对于推动社会发展而言，由生产力自发的选择生产关系所付出的社会成本，要远远大于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产生良性积极的反作用后所付出的社会成本。所以，在平等、民主、法制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理念逐渐成为人类共识的当今世界，如何构建这种能够具有调整修复和持续发展负反馈功能的社会系统机制，意义将会特别重大。对于所有关注这一命题的读者，我也希望它成为我们共同思考和探索的重点。
对于在国家范畴内的社会系统，尽管其相对工程系统庞杂许多，包括人们的经济活动、政治活动、文化活动、科学艺术活动等以及在这各类活动中产生的种种关系，但我们或许能够放弃传统的经济、政治抑或物质、精神等进行分类的思路，将其统一看作是一个系统在运作。同理，为了保证这个系统运作良好并无限接近和达到其终极目标，我们必须建立起相应的测量和比较反馈模块，在系统运作出现偏离目标的时候，产生一个负反馈动作，以弥补和抵消这种偏差。
以这样的思路和视角，我们不妨重新回顾历史和考察现实。英国的“光荣革命”和美国的“罗斯福新政”，我认为是两个最具有代表性的史实，因为其结果正是社会系统负反馈功能的最佳体现。如果说封建割据下的君主专制程度相对较低以及克伦威尔专政的失败，造就了英国具有理性色彩的“光荣革命”，并使其率先实现立宪创举和引领第一次工业革命；那么，充分继承人类文明的民主和法制精髓的美国，于上世纪30年代施行的“罗斯福新政”，则是自觉倚仗其社会系统的负反馈调节机能，实现经济领域自我良性突围的必然结果；而面对新一轮的信息革命和知识经济浪潮，美国又一次站在了前沿，出现此种局面也就不足为奇了。
其实，吸取和总结世界尤其是近五百年来历史发展的经验教训，我们不难描绘这个具备负反馈机制的社会系统结构。法制精神作为人类文明的结晶已经深入人心，法治优于人治也已不辨自明。法制必然承担起弥补和修正社会系统运行误差的责任，法制必然是实现社会负反馈机制的唯一链路，法制的两个组成部分——立法和司法，在此链路中也必然分别担当起测量和比较反馈的功能角色。通过立法的过程可以建立起社会运行的测量标准，通过司法的过程可以修正和调整偏离这一标准的社会运行结果，法制无疑成为了社会系统负反馈功能得以实现，进而社会系统运作目标得以实现的唯一手段。我们有幸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描绘这样一个社会系统结构并不困难；可面对如何构建这个法制社会，我们则需要“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般的努力。目前，同样有着两条前人总结的真理——立法的民主和司法的独立可供我们秉持。我认为只要坚持这两个原则，构建如此的社会系统只需对实现方法和手段进行不断的探索、实践和改进。
下面，我将进一步阐述立法的民主和司法的独立，对于构建具备负反馈机能的社会系统，意义是何等重要。
法律是现代社会中社会系统运行的测量基准。为了确保社会系统运作目标的实现，这个测量基准必须与该目标——顺应人性善、促使系统中的所有人生活更加美好和幸福一致，立法的过程因此就无可辩驳的需要民主：即建立的法律必须是表达了社会系统中共同的民意，保障了所有人共同的利益（这里“共同”即为几何里面“交集”的概念）。只有在立法的过程中实现民主，才能保证法律在担当社会系统测量机能的时候，与系统目标相统一，即现实当中我们常说的法律的公正性。所以，立法的民主是社会负反馈得以实现的根本前提。
在现实国家范畴中，由于地域、民族、社会分工、物质财富拥有的多寡等种种因素的存在，一个社会中存在着各种阶层，他们的利益、意志和行为方向很多时候是无法完全统一的。同时，由于人的智力、教育程度、人性恶的残存等因素，并不是所有人的意志都是与社会大系统的目标相一致，即一个社会肯定存在着一些具有远见卓识的精英群体，他们的思想和行为会更多的脱离自己及其所处阶层的私利。但是，因为人性当中还存在恶，即使是精英群体，没有制度的约束它也会蜕变。所以，需要建立一种制度，使得大部分人群的意志与精英群体的意志，在立法过程中取得均衡，以保证系统目标中顺应人性善和促进所有人的福利得到兼顾。这里，我们可以考察美国的国会制度：国会是美国的立法机构，它分为众议院和参议院上下两院。每州的参议院代表人数规定为两名，由州议会选出；每州的众议院代表人数则与该州的人口成比例，由每州的选民直接选出。从这种制度设计的出发点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到：通过参众两院州议员的不用选举方式（参议员多级选举、众议员直接选举），以及两院州议员名额的不同设定方式（每州参议院代表的名额固定、众议院代表名额与该州人口挂钩），来实现国内大部分人群和精英人群立法意志的均衡。
在负反馈社会系统中，司法对偏离系统目标的输出量进行调整和修正，它是系统负反馈的唯一执行机构。对于工程领域的系统来说，要保证该模块公正的依照测量模块的标准执行负反馈动作，是非常易于实现的；可在以人为最基本单位的社会系统中，要完成这个动作必须还得依靠人的活动。而要保证由人组成的司法机构的客观公正性，则绝非易事。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我们可以得出人性是利益变量与环境变量的函数（即人性会随着利益与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结论。所以，我们必须从制度上保证司法运作的公正性。
这里面的公正性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机构设立过程的公正性，即要建立一个选拔规范（法律），保证司法机构人群的道德水准、职业操守、业务能力、判断能力等方面以符合司法机构运作公正性的要求。另外一个更为重要的方面是机构运作的公正性，而要实现这点最根本的就是在制度上保证司法机构的独立性，这也是负反馈社会系统设计的重要内容。因此，保持司法的独立性是避免其偏离社会系统目标、秉持法律公正性的根本保障，是社会负反馈功能得以实现的关键。
欧美发达国家的许多成功经验可以参考借鉴。我们看到他们的司法机构是不从属于社会任何一个阶层的，而要做到这点，最关键的因素是保证其经济上的独立。社会系统应该从法律的层面，保障司法机构运作的专项经费，坚决避免其倾向于某个利益阶层或集团。我认为这是与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判断相符的。
市场还是计划？这是一个自20世纪以来在很多国家当中，进行不断探索和实践的最具代表性的经济命题。在我们的传统思维方式中，政府仿佛一直都在扮演着社会所有问题解决者的角色，我们脑子里面似乎都存在着一种“政府即国家”、“国家为政府所主导”的思维倾向。可是，假如我们按照社会系统论的思路：构建一种社会制度，通过制度来修正和调整系统运行的偏差；那么，解决这个棘手的经济问题的主导，则是社会系统负反馈机制的主角——法制，政府在这里也就成为了依照法律进行经济政策选择和实施的配角。（在美国的“罗斯福新政”中，罗斯福总统同样是在国会通过的一系列新政立法基础上，对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根基进行了强有力的撼动，进而实现了政府在经济领域中的干预调控）
依靠制度来保证社会系统正常运行，这是法制社会系统的精髓所在。所以，在这个系统中，我们需要重新探讨政府的角色定位和功能。
对于一个社会系统来说，政府除了需要在一个国家的对外关系以及非和平状态中起代表和主导作用之外，其角色从根本上说与其他社会团体一样，都是社会系统运作的参与者。同样，其所有活动也必须遵从于法律。它与其他社会团体唯一区别的是，其功能职责是在法制的框架下，更加宏观的（中央政府对应于整个国家、地方政府对应于某个地区）协助和管理社会系统的正常运行，相应的它被社会系统中的人们赋予了为实施这些协助管理工作所需要的权利，而其运行的费用则来自人们的纳税。
对于政府里面的成员群体，由于其工作对于社会系统来说相对重要，所以他们必定是那些具备奉献精神和公益精神以及专长于管理社会系统不同领域运作的精英群体，他们的产生如同司法机构成员的产生一样，同样需要一个选拔规范（法律）。同时，又由于政府成员的产生和政府运作的经济基础来源于民，所以，它对于所有社会系统的成员来说，是具有依赖和倾向性的，它必须要与社会系统的目标相一致。
过去我们在研究欧美国家的政治制度的时候，也许常常会孤立看待“三权分立”中的立法、司法和行政三者之间的相互制约和平衡作用，我们也常常从历史传统等方面看待他们的民主选举制度和活动，而忽略了从全局和系统的高度研究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假如我们用建立社会负反馈机制这一社会系统论的思路出发，或许对此会得出另一番感悟和结论。到此，我们可以描绘出如下图所示的社会系统结构：
民主、法制与科学精神，是人类文明最为宝贵的财富。我们都知道，假如工程技术人员对于一个工程系统的运作原理不了解，那么他将很难在其发生故障时及时排除和修复，更谈不上对其进行改进和创新。而今天我试图建立一个社会系统概念并进行分析，也是希望从系统的层面，将民主和法制精神对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展现出来。我同样期望我的这片文章的读者，能够如同一位称职的工程师一样，在透彻把握系统原理的基础上，对民主和法制有着“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般的进一步领悟。
我们这个有着两千多年封建传统的古老国度，既浸润过强大繁荣、引领世界的荣光，又经历过屈辱动乱、痛定思痛的磨难，当我们现在正饱扬风帆奋力进取时候，我相信我们依然能够以我们的大国胸怀，博采众长，寻求突破，为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卓越贡献。
国王是不能干预经济，但他可以不准企业主在某某领域商业经营呀，西方国家有像咱们中国这样吗？今天的中国国营大型企业所在的领域，大都是肥得流油的赚钱领域。换个角度而言，企业主没有下放权力（利益）给下级，下级凭什么不能阳奉阴违呢？凭什么要自己作牛作马任劳任怨呢？或者只要自己得过且过、做到刚好不就行了吗？人非草木，孰能无情？难道下属就不需要钱过日子了？老话说得好：“财聚则人散，财散则人聚”。试问：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何在？这样的企业，难道不是国营企业种种弊病的翻版吗？
员工也无权替老板决定财富要面临什么风险（商业活动都有风险），因此，员工要求分权是不合理的。
再次请王老师解释一下：何谓授权？何谓分权？
何谓授权？何谓分权？看来需要案例说明，企业招聘飞猫任总经理，董事长代表董事会给飞猫发了聘书，签定了聘任合同，规定了责权利，这就是授权。（很多分权阵营的家人把这当成分权了）。飞猫做了一段时间，发现这个行业利润高，自己又了解市场，，便想单干，只是技术还不了解，找到了技术部经理少天，两人一拍即合，可是少天担心被飞猫骗去技术？于是两人订立了协议，公司股份各49％，任何公司重大事务，需要飞猫和少天共同签署方能生效，日常工作，少天负责技术和市场，飞猫负责生产和财务。新公司聘请二人共同的朋友BRAINMAN担任公司顾问，持有2％的公司股权。在飞猫和少天意见不一致时，brainman的投票权将起决定作用。这就是一个分权设计。
王老师，您的案例说得好。不过，有一点还有疑问。少天作为技术部经理，与飞猫签订协议，公司股份各占49％，BRAINMAN担任公司顾问，占2%的公司股权。
少天是作为公司代表与飞猫签订协议？还是个人技术入股呢？
请分权派解释一下，对我提出的：“授权是责任的转移，利益、风险不转移，分权是责任、利益、风险一起转移。”有什么反驳意见。
王老师，您的案例说得好。不过，有一点还有疑问。少天作为技术部经理，与飞猫签订协议，公司股份各占49％，BRAINMAN担任公司顾问，占2%的公司股权。
少天是作为公司代表与飞猫签订协议？还是个人技术入股呢？
飞猫看帖不认真！飞猫、少天都是要跳槽出来的，什么入股无所谓，看飞猫和少天商量喽。
王老师，飞猫对您的解释也没有多大意见。但如果依据您的解释，那么点火的少天兄，题目就出得不妥、模拟两可了。
您说是么？我们两派岂非在打冤枉仗呢？^O^
王老师，您的案例说得好。不过，有一点还有疑问。少天作为技术部经理，与飞猫签订协议，公司股份各占49％，BRAINMAN担任公司顾问，占2%的公司股权。
少天是作为公司代表与飞猫签订协议？还是个人技术入股呢？
飞猫看帖不认真！飞猫、少天都是要跳槽出来的，什么入股无所谓，看飞猫和少天商量喽。
王老，并非飞猫不认真。只是单干的话，就与我们此次的辩论主题“企业管理，要集权还是分权？”没有多大关联了，那就是“个人创业还是合伙创业”的话题了。本次话题只适用于总公司与有法人代表地位的分公司……之类的事例。
您认为呢？
kan duanxin
？？看不懂呀。
请分权派解释一下，对我提出的：“授权是责任的转移，利益、风险不转移，分权是责任、利益、风险一起转移。”有什么反驳意见。
王老师,我前面(70楼等)已经提出反驳了,怎么视而不见顾左右而言它呢?
王老师你如何用上述论断解释你自己说的这几句话呢?
1、“分权”是一种法定形式，分权的对象是“岗位”，谁在这个岗位，谁就拥有这个权利；“授权”是在集权基础上，因事对人的一种临时性安排，张三做财务经理，可以有50万以内开支的审核权，换了李四，对不起，你只有5万。张三是授权还是分权？
2、理解了上述问题，大家应该清楚，集权下的授权是老板把自己一定决策责任临时性托付给你，老板还要承担最终利益和风险，因为这个责任并没有转移。在这里这个责任到底转移了没有？有没有部分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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