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哥访法,住普通酒店——国内某些官员该脸红
| 媒体大赞胡哥住普通酒店 日省几十万 巴黎莫里茨酒店属于五星级别，在法国也算是高级宾馆，装潢为路易十四时期风格。它面朝杜勒丽公园，门前古老的长廊与卢浮宫和协和广场一脉相连。该酒店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在法国算老牌旅馆。百年来它曾接待过英国女皇、西班牙国王和来自亚非欧美国家的国王、王储等人。莫里茨酒店浓缩着法国的人文历史。但是就级别而论，莫里茨酒店相比离它不远的克利翁（CRILLON）酒店和乔治五世酒店，还有一定的差距。 巴黎克利翁酒店坐落在协和广场对面，它是法国一家名望极高的超五星级酒店，克利翁酒店历来是世界各国元首和各界要人首选下榻之所。克利翁酒店具有法国古典的华丽与现代超豪华的舒适，酒店拥有三套“总统套房”，5间豪华贵宾套房，39间套房和103 间客房，克利翁酒店在巴黎的尊贵地位首屈一指。 巴黎另一家可与其媲美的酒店，就是坐落在法国总统府旁的乔治五世大酒店。这座酒店既有法国传统古典的奢华，又具近代革命的气息。戴高乐曾在此举行庆功宴，德斯坦将其作为自己任法国总统期间的会客厅。它经过了战争的洗礼，因此其意义已经超过了酒店本身。乔治五世大酒店是世界上无数达官贵人到达巴黎的栖身之所，它浓缩了法国的皇家风范。 以上三所酒店，因为规格不同，所以价位也不尽相同。乔治五世大酒店最贵的“总统套房”，每天租金高达九千欧元，等于每天九万人民币左右。克利翁酒店也在伯仲之间。而莫里茨酒店的价位则要比前两家低很多，客房不过数百欧元，最贵的总统套房也便宜很多。因而在法国久而久之形成了这样一个代名词，乔治五世大酒店和克利翁酒店是各国最高元首下榻的所在，而莫里茨酒店则是各国部级官员住宿的地方。 胡锦涛主席访问法国，为什么偏要选择住在莫里茨酒店？有学者指出，其中包括两层含义：一是“节俭”，二是“实用”。巴黎莫里茨酒店的费用较低。中国近百人的代表团，每天加起来就能节省十几万甚至几十万人民币，整个行程下来，节省的钱数可想而知。因为中国代表团所花的每一分钱，都是纳税人的心血，老百姓的血汗。从这一点上，就能看出当今中国领导人的做事风范与亲民之情。 莫里茨酒店虽然费用较低，但是它的设施齐全，服务周到，中国代表团在这里不光是住宿，还要举办一系列的会议、洽谈、会面、签字仪式等等。比较以上提到的两所酒店，一方面节省了很多费用，另一方面还不失外交礼节。 胡锦涛访法期间所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被海内外人士津津乐道。而那些不为人知的，诸如酒店下榻等细微事宜，同时也在国内外表现出一种姿态。对于国内而言，这样一个表率，为今后一些官员出访，树立一个以“勤俭为本”的标尺。而对于国外，这一行动告诉世界，中国领导人的“务实外交”，是中国的重要政策。 从胡锦涛访法所住旅店可以看出，中国的发展需要一丝一粟的节俭意识，中国的强大需要弘扬简朴之风。 |
上行下效，人事之常理也。楚王好细腰，民女多饿死。主席、总理好节俭，国家与人民就会多一份财富喽，少一份浪费，官员们少一份奢侈贪婪和贪污腐败。
但对主席、总理生活节俭的作风，不能宣传赞扬过头，过犹不及嘛。古代篡逆之臣王莽的事迹，就是一个历史的见证。正所谓：“文王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
崇尚节俭之风，对人民、国家都是很有益的。
中国智慧古书《素书六章》说得好：“绝嗜禁欲，所以除累。 ”
嗜欲者，伤身、败德、破家、覆国之本。能绝嗜寡欲则反是。所以“人到无求品自高”，此修身之根本，富强之至道也。
例一：孝文帝，汉君。孝文继高祖为帝，临位二十三年， 宫室苑囿狗马服御，无所增益。尝欲作露台，以需费百金而罢。常衣锑衣，所幸慎夫人，令衣不得曳地，帏帐不得文绣。治霸陵皆以瓦器。减刑罚，出美人。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义。越代而武帝继统，乃得开疆以威四夷。
例二：刘秉忠，元人。刘秉忠性淡泊，年十七服官，寻弃去，隐武安山中为僧。后世祖召之，每以天地好生力赞于帝，所至全活不可胜计。后官至太保，参领中书省事，犹袖衣疏食，以天下为己任。
汉景帝，也就是汉武帝的父亲的时候，国家向人民征收的税率是三十税一，甚至免税，就是农民不征税了，归根结底就是要让老百姓休养生息，不扰民，不苛刻他们。法律和简略，而且那个时候的指导思想是黄老之学，就是道家的思想，实行的是无为而治，不制定多少法律，法律即使有也不苛刻，这个时候汉朝比较强盛，到了汉武帝继位的时候，根据史书的记载，当时的粮库、粮仓堆满粮食，粮食快把粮仓都涨破了，都便撒在粮仓之外。装钱国库，古代就是用牛皮绳，牛皮卷的绳子装的铜钱，最后由于钱太多了，串钱牛皮绳都断了，很多钱零零散散满地都是。由此国库非常的充足。正因为是在国库非常充足的背景下，汉武帝才可能厉兵秣马，发动对匈奴的多次征战，成就了汉武帝开疆拓土、威振四海的赫赫功绩。
没有汉景帝勤俭治国，哪来汉武帝的开疆拓土？
我认为：
1，对内：自为榜样，加大反腐
2，对外：务实外交形象
转飞猫以前的贴子：
网友回贴：
从泰勒1911年发表《科学管理原理》之后，世界上逐渐形成了那么多的学派。
1978年诺贝尔经济奖授予了研究范畴并不属于经济学领域的西蒙，一度使人大惑不解。事实上，他关于人的思维对现代信息处理理论问题的研究成果，有人说并不亚于经济学上的凯恩斯。他的“层级理论”、“决策四阶段理论”至今仍是搞计算机编程和做管理决策的人们离不开的东西。杜拉克创立的企业“目标管理法”曾也在我国的党政机关普遍实行。韦尔奇推行的“六西格玛”标准、全球化管理和电子商务以及“扁平式无边界”的管理模式，几乎重新定义了现代企业。现在，已经看到了——《国际管理——文化、战略与行为》一书。
管理，什么时候才能有我们自己的像样的东西？
管理，想说爱你不容易。
飞猫回贴：
其实我们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就值得人们认真的去挖掘、还原出来。中华文明五千年文明在许多地方，都有值得西方文明学习、值得我们中国人自豪的地方。
为什么飞猫说既要善于化繁为简，又要善于化简为繁呢？因为化繁为简，意味着升华为大规律、大原则，意味着循规导矩、以不变应万变；而化简为繁，则意味着不断的尝试、经验、创新，意味着承前启后、继来开来，在螺旋式发展过程中向更远大的人文高地进军，意味着一个大循环的结束，一个新纪元的开始。正所谓：“茫茫天地，不知所止；日月循环，周而复始。一阴一阳，无始无终；终者自终，始者自始”。
我们中国人的思维偏向于化繁为简、感性思维，偏向于把书读薄；西方人的思维偏向于化简为繁、理性思维，偏向于把书读厚。两者的思维习惯均有其利亦有其弊。两者综合，则再好不过。
这就像电脑显示器的发展史一样，它从红、绿、蓝三原色，逐步过渡进化到２５６色、索引颜色、１６位真彩色、２４位真彩色、３２位真彩色、４８位真彩色……显示模式不断进化，实现一个大循环的结束，一个新纪元的开始，周而复始的不断循环进化下去。
这就像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一样，在我们不久的将来，它也必将实现一次新的大轮回，实现一个大循环的结束，一个新纪元的开始。
…………
18世纪，英国出现了一个大的经济学家，叫亚当·斯密，人们把他称作“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在1776年写出一本书，名叫《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分析》，这就是著名的《国富论》。当亚当·斯密写完这本书的时候，他在书的扉页上这样写道：“献给女王陛下的一本书”！他说：女王陛下，请您不要干预国家经济，回家去吧！国家做什么呢？就做一个守夜人，当夜晚来临的时候你就去敲钟，入夜了看看有没有偷盗行为，这就是国家的任务。只要国家不干预经济，经济自然就会发展起来。
哈哈，“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经济思想，其实早已远远落后于我们中国的古人。中华经济文明比西方经济文明先进了一千多年，可惜今天的许多中国人比较笨，比较无知，还拼命喊着要打倒中华文明，用西方文明指导中国的一切 。难道今人之智慧与古人的差距有几百年、上千年？作古多年的欧阳修会在九泉之下笑说我们：“你们知修不知修？”^O^
案例一：萧规曹随
公元前202年，汉高祖刘邦建立汉朝，之后历经4任皇帝，70多年，终于成就了后来汉武帝的丰功伟绩。如果说作为刘邦左膀右臂的萧何靠有为使其做上了江山，那么在刘邦之后的汉惠帝又是依靠什么来把把汉朝的基业继续发扬下去的呢？公元前193年，萧何在病危时，向汉惠帝推荐曹参继任宰相。这就是历史上“萧规曹随”成语的由来,从此曹参开启了历史上无为而治的先河，然而曹参的工作风格就是吃喝玩乐，无所事事。无为而治就是无所作为吗？
在汉高祖刘邦和萧何死了以后，汉朝的皇帝是汉惠帝，汉惠帝汉朝的宰相是曹参，这个曹参他的工作风格和萧何不一样，这个史书记载曹参整天在家里饮酒作乐，好像是无所事事。在任用其他的官员方面，曹参是这样，如果哪个官员办事特别严格，特别较真的话，曹参就不用他，曹参愿意用什么样的人呢，愿意用那些比较粗，比较和缓，大而化之，不那么苛察，不那么细致的人，愿意用那样的人，凡是特别细的特别较真的他不用。那么周围的很多官员看了以后，心理很不安，觉得这样好像他有点怠工，不工作，都感到很不安，很快曹参这些作为就传到汉惠帝的耳朵里，那么汉惠帝也很担心。当时曹参的儿子在朝廷里头做官，汉惠帝就把自己的担忧跟曹参的儿子说了，意思是你看看你父亲现在，先帝去了，我们要靠你的父亲来把朝廷的工作做好，可是你父亲这种态度，这么个作为，希望他的儿子希望曹参的儿子呢，能够劝一劝曹参，劝一劝这位老臣。那么曹参的儿子回去以后，因为曹参的儿子对自己的父亲也有看法，觉得你看这个父亲整天好像不正常工作，不好好工作，消极怠工，他也有看法。所以他就回去开始劝他父亲，把皇帝的忧虑把汉惠帝对他的忧虑，跟他说了，这个曹参不但没有接受儿子的意见，反而对儿子态度非常不好，还打了儿子，说儿子不懂事，那么这个汉惠帝知道以后，决定亲自登门，去劝一下曹参。那么汉惠帝登门了，见到曹参，谈了自己的忧虑，他说你看现在很多工作需要做，可是丞相您却是这么一种态度，这么一种姿态吧，那么这种姿态对工作很不利，希望丞相能够积极地开展工作。这个曹参当时就问这汉惠帝，说陛下您比汉高祖您觉得怎么样？汉惠帝说我哪比得了高祖，我绝对不能跟高祖相比，我达不到高祖那个程度。曹参就问，说陛下您看看我和萧何丞相比又如何呢？那么汉惠帝说那好像也是不如萧丞相，当然不如萧何了。那么曹参这个意思很清楚，让这个汉惠帝跟汉高祖比，然后把他和萧何比，都不如。然后曹参就说，既然我们都不如他们，而他们在去世之前，把各项规章制度，各种法度都已经给制定下来了，我们后头的人不如他们，我们就守着他们的制度就可以了，照他们既定的制度去做就可以了，我们不必要在他们的制度之外再去有什么其他的作为。所以汉惠帝马上就明白了，这也就是历史上所说的萧规曹随。历史上把这种做法，曹参的这种做法叫无为而治，所以史书记载，汉代的无为而治应该是从曹参开始的。 （飞猫评论：萧规曹随的真正意义并非在此，只是许多人对此的真正意义不懂罢了，对“无为而治”的管理理念不懂装懂罢了）
经过秦末战乱加上四年的“楚汉战争”，社会经济一片破败凋敝，当时百姓穷困，国库空虚，人口锐减。曹参面对这样一个烂摊子，怎么才能使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呢？他认识到摆在他面前的头等大事，就是要让老百姓摆脱战争的苦难，给以休养生息的机会。他清醒地感到，过去是靠在马上用武力夺取了天下，现在天下统一了，不能再凭借武力来治理天下了。所以必须转变政策，发展生产，顺应民心，才能逐步把这样一个烂摊子收拾好。
曹参到齐国后，立即把当地德高望重的长者和一批有才识的知识分子召来，虚心地向他们请教，如何来安抚和管理好百姓？如何才能把破败的国家治理好？因为召集来的有好几百人，每个人只是按照自己的认识来谈，所以提出的办法也五花八门，有的竟不着边际。这么大的事，又众说纷纭，搞得曹参也无所适从，一下子很难做出决断。
正当他犹豫不决的时候。有人告诉他，住在胶西的盖公，擅长于研究道家黄老“无为而治”的学说，有治国的才能。曹参听说后，思贤若渴，立即派人带着厚礼恭敬地把胶西盖公请来。盖公来了以后，曹参礼贤下士，亲自拜见，向盖公请教治世安民之道。盖公看曹参一片真心，就向他建议当前治理齐国应该采取清静无为的方法。
盖公对曹参说：“只要上面的官府清静，不生事，不扰民，那么下面的老百姓自然生活就安定了。百姓安定后，社会经济随之就能得到恢复和发展，国家也就能治理好了。”曹参听了他的话以后非常高兴，决定把盖公留在齐国，并把自己住的正房让出来，请盖公住，以便随时为他治国出谋划策。曹参在齐国担任相国的九年中，按照黄老“无为而治”的办法制定各项政策，不准官员去打扰百姓，严惩做坏事祸害百姓的官员，起用一批老成持重又爱护民力的官员，使齐国经济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原来动荡不安的社会日趋稳定，百姓过上了比较安稳的太平日子，所以齐国人都称颂曹参是贤明的丞相。
案例二：华为集团董事长任正非先生与天津副市长的对话
天津有位副市长访问华为时曾向任正非讨教：“为了帮助企业发展，你认为政府应该做些什么？”任正非的回答让在座的人大吃一惊：“政府对企业最大的帮助就是什么也不要做，只要将城市的路修好，公园和道路旁边的花草种好，这就是对企业最大的帮助！”
任正非先生的这个观点就是中国古代贤者们“无为而治”的统治管理思想。同时也印证了飞猫的观点：“人们常常不满足于自己财富，却常常满足于自己的智慧。在他们满足于自己智慧的时候，其实自己无知的范围也随之增加。人类社会的发展史，足以见证人们无知的范围在不断扩大，是与自己的知识发展同步增加的。尽管多数人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科学的进步，人类无知的范围在逐步缩小，事实上恰恰相反，人类发展史上的每一个重大进步（例如电话、轮船、飞机、人类登上月球、互联网……，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恰恰向我们展现出更加广大更加陌生的无知领域，这一切更是古人想都不敢想的天方夜谭。”
古有云：“不知古，焉知今？” 我们也只有了解历史，才能正确的认识今天；我们也只有了解历史，才能更好的把握未来。历史，历史，往往会惊人的重复着。
每个人对历史、对管理之道的不同见解，将产生不同的行为，从而形成千万种不同的行为结果。
历史，是今天的过去；今天，是历史真实未来的展现。
历史，是真理的母亲，是生活的镜子，是社会进步的阶梯。
伟大的毛主席一生酷爱读书，尤其酷爱古今史书，并对许多古书作了不少点评。他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如果没有历史知识，没有革命的理论，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了解，我们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由此可见，历史知识对伟人毛泽东的成长和中国革命的影响力之大！
我们学习历史，是为了能够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增长智慧,在人们的心中起到“劝善明恶、记功司过、察往知来、激浊扬清”的良好作用。比如：我们要修一座水坝，就必须了解该河段洪水的历史记录，这样才能确定水坝的各种参数。现在经常提到的建造可以抵御百年一遇洪水的大坝，有人会想为什么不能设计成能抵御千年一遇的洪水呢？但是设计提高一个级别，成本就要大幅度增加，所以要在成本和标准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设计者凭什么来确定这些标准呢？那就要依靠历史。
我们只有了解历史，才能把握未来！
…………
国家有国家的历史，企业有企业的历史。追溯历史，有利于正本清源，对于国家、对于企业都有很好的成长借鉴作用。历史，往往会惊人的重复着。
国家和企业，都是立足于现有制度对大量“同类型事件”进行公开化、规范化的重复管理，在不断重复管理中寻求渐进式的突破和变革，变革后又及时地形成新的重复规范管理制度……从而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凡属反复出现的问题，人们就要从规律上找原因；凡属普遍出现的问题，人们就要从制度上找原因。这些，都离不开历史。
毛泽东同志说过，“我一辈子就是吃总结经验的饭”。陈毅同志认为，毛泽东同志之所以伟大，就是“不二错”，即同一个错误不犯两次。邓小平同志也说：“我们现在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在总结成功时期的经验、失败时期的经验和遭受挫折时期的经验后制定的”。一个人如果不善于总结，在人生的道路上就可能常走弯路、常遭挫折；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如果不善于总结，就可能错失机遇、蒙受灾难。要把学习引向深入，就要善于在实践基础上总结经验。善于总结，就要把实践中零散的东西系统化，把感性的东西理性化，历史的东西现实化，外面的东西本土化，外国的东西中国化，从中发现带规律性的东西，用以指导新的实践。善于总结，我们就能举一反三,就能不断认识和发现真理，不断提高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不断由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
古代博大精深的群经之首《易经》有一句话说得好：“终日乾乾，反复道也”。没有反复，何为道呢？
景帝刘启是文帝长子，母亲窦姬，惠帝七年（前188）生于代地中都（今山西平遥县西南）。在位16年，卒于景帝后三年（前141），谥长信宫灯号“孝景皇帝”。按周代的《谥法解》，“景”是美谥：“由义而济（获得成功）曰景”，“耆（通“嗜”）意大虑（喜欢深思熟虑，善于充分谋划）曰景”，“布义行刚（传播仁义，品德坚强）曰景”。虽有谄媚溢美之意，但还是从几个侧面反映了景帝政治及其个性特征。
汉景帝在西汉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继承和发展了其父汉文帝的事业，与父亲一起开创了“文景之治”；又为儿子刘彻的“汉武盛世”奠定了基础，完成了从文帝到武帝的过渡。那么，景帝是怎样发展有利的形势、消除不利的因素，使大汉王朝达到繁荣强盛的境地的呢？以下从对诸王、对匈奴、对政治、对储位四个方面，加以阐释和解说。
对诸王：成功平叛，稳固皇权
景帝前三年（前154），爆发了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七个诸侯王国的叛乱，史称吴楚之乱，或“七国之乱”。
吴楚七国之乱的发生，既有远因，也有近因。高祖十二年（前195），刘邦立兄刘仲之子刘濞为吴王。吴王刘濞开铜矿，铸“半两”钱，煮海盐，设官市，免赋税，于是吴国经济迅速发展，刘濞的政治野心也开始滋生。文帝时，吴太子入朝，与皇太子刘启（即景帝）博弈，因争棋路发生争执，皇太子抓起棋盘将吴太子砸死。汉文帝派人将尸体运回吴国，吴王刘濞愤怒地说：“天下一宗，死长安即葬长安，何必来葬？”又将灵柩运回长安埋葬。从此，刘濞称疾不朝。汉文帝干脆赐他几杖（茶几、手杖，对老年人尊敬和优待的象征），准许他不用朝请。但吴王刘濞不但没有悔改，反而更加骄横。
晁错像汉景帝即位后，吴王刘濞日益骄横，反迹也越发明显。御史大夫晁错建议削夺诸侯王的封地，收归汉廷直接统治。他给景帝上《削藩策》，力主“削藩”，指出：“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迅速），祸小。不削，其反迟，祸大。”景帝采纳了晁错的“削藩”建议，于景帝前三年（前154），以各种罪名先后削去楚王戊的东海郡，赵王遂的常山郡和胶西王的6个县。
景帝前三年正月，汉朝廷削地的诏书送至吴国。吴王濞立即诛杀了由朝廷派来的二千石（郡级）以下的官员。以“清君侧，诛晁错”为名，遍告各诸侯国。消息传来，胶西王刘卬、胶东王刘雄渠、菑川王刘贤、济南王刘辟光、楚王刘戊、赵王刘遂等，也都起兵配合。以吴、楚为首的“七国之乱”，终于爆发了。
刘濞发难后，即率20万大军西渡淮水，并与楚军会合后，组成吴楚联军。随即挥戈西向，杀汉军数万人，颇见军威。梁王刘武派兵迎击，结果梁军大败。
叛乱的消息传到长安后，景帝立即派中尉周亚夫（绛侯周勃的次子）为太尉，率36位将军迎击吴楚叛军，派曲周侯郦寄击赵，将军栾布率兵解齐之围，并命窦婴（窦太后堂兄之子）为大将军，驻荥阳督战。
景帝派周亚夫等迎击叛军的同时，内心却摇摆不定，这给了袁盎以可乘之机。袁盎原为吴相，与刘濞关系甚密。袁盎对景帝说：“方今之计，独有斩错，发使赦吴、楚七国，复其故地，则兵可毋刃血可俱罢。”景帝为换取七国罢兵，果然相信袁盎的话，表示“不爱一人以谢天下”，于是腰斩晁错于东市，并残酷地族诛。可惜晁错一片忠心，就这样为小人谗言所害。
景帝诛晁错，去掉了七国起兵的借口，然而七国仍不罢兵，这就进一步暴露出其反叛的面目。景帝后悔莫及，于是决定以武力平息叛乱。周亚夫像汉军很快平定了七国之乱，吴王濞逃到东越，被杀。
七国之乱是西汉中央与诸侯王国间的一次关键性的战争，仅仅三个月就胜负分明。汉廷为何速胜？叛军为何速败？其答案至少可以归纳出以下三点：
臣心、军心、民心的向背。汉朝建立以来，偃武修文，与民休息，使社会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百姓生活日渐好转，所以臣民拥戴汉室。如平民赵涉向周亚夫建议：汉军经蓝田出武关，即可迅速控制洛阳军械库，又可避开吴楚伏兵，取得出奇制胜的效果。相反，吴楚等七国为了各自的私利，驱使百姓，挑起战火，犯上作乱，破坏安定，再加上勾结匈奴，更为广大人民所厌恶，所以遭到国内从上到下的反对。
策略、战略得当。七国叛乱事起，太尉周亚夫就向景帝献计说：“楚兵勇悍，正面交锋恐难取胜，希望弃梁国之地，然后断绝吴楚粮道，就可以平定他们了。”此计是以暂时放弃某些空间来换取时间，达到牵制叛军、挫其锐气的目的。后来战争的发展完全证实了周亚夫的判断。
人才运用得当。景帝深谙用人之道，如以太尉周亚夫为汉军主帅，可谓选帅得人。而吴王濞虽能广泛招纳天下亡命之徒，但却不能真正任用他们。
汉“广陵王玺”七国失败后，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景帝抓住这一有利时机，着手解决王国问题，以加强中央集权。
调整诸侯王国的设置。参加叛乱的七国，除保存楚国另立楚王外，其余六国皆被废掉。
继续大力推行削藩。此后，绝大多数诸侯王国仅领有一郡之地，其实际地位已经降为郡级，国与郡基本上趋于一致。诸侯王国领郡由高祖时的42郡减为26郡，而中央直辖郡由高祖时的15郡增加至44郡，使汉郡总数大大超过诸侯王国郡数。这一变化，对于国家统一，加强中央集权，意义十分重大。
抑贬诸侯王的地位。“令诸侯王不得复治国”，剥夺和削弱诸侯国的权力，收回王国的官吏任免权，取消“诸侯皆赋”，仅保留其“食租税”之权，并且收夺盐铁铜等利源及有关租税。此后，诸侯王已经不再具有同中央对抗的物质条件。
经过景帝的改革，汉初推行的诸侯王国制，至此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诸侯王在名义上是封君，实际上“唯得衣食租税”而已；但是诸侯王势力并未彻底解决，以致后来汉武帝不得不继续采取相应的措施。
对匈奴：和多战少，蓄势待发
景帝时期是匈奴“最强大”的时期，强大的匈奴骑兵南下进击汉地，烧杀抢掠，严重威胁着西汉王朝的统治。而此时汉朝社会经济有了恢复和发展，但要战胜匈奴，条件仍不成熟。在这种情况下，景帝怎样处理汉匈关系呢？总的来说，是有战有和，但和多战少，以和为主。
景帝坚持和亲，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军事冲突，为经济发展赢得了时间，为以后汉武帝反击匈奴做了准备。当然，景帝并不是一味妥协，也进行了必要的抵御。
李广骑射图在不多的反击匈奴的战斗中，涌现了李广、程不识和郢都等一批卓越的将领，其中尤以“飞将军”李广最为突出。
李广，陇西成纪（今甘肃庄浪西）人。他的先祖李信是秦国名将。所以李广堪称将门之后。李广有一套不正规的治军方法，非常适合于塞外的地理条件和敌情条件，他的部队简单、机动、长于应变。所以司马迁称赞他说：“勇于当敌，仁爱士卒。号令不烦，师徒向之。”匈奴人一听李广的名字，就感到害怕，以致他们称李广为“飞将军”。
景帝除了支持李广、程不识等边将对匈奴抵抗，及维持和和战战之外，还采取了一些措施，为以后武帝时期匈奴问题的彻底解决做了很多准备工作，其中主要有两项。
马政：“造苑马以广用”。中原内地自古以来就缺马，这样既不利于骑兵的壮大，又无法适应生产发展的需要，更限制了交通、运输等事业的发展。景帝即位之后，继续进行马政建设。他下令扩大设在西边（如北地郡）、北边（如上郡）的马苑，而且鼓励各郡国及民间饲养马匹。由于景帝时期养马业的大发展，军马生产颇具规模，属于官府的马匹发展到了40万匹，民间的尚且未计。
实行“卖爵令”及“黩罪之法”。这两项措施都是在文帝时由太子家令晁错提出，并被文帝批准实行的。景帝即位后，继续执行了这些被证实是有效的措施，并使它更为完善。大批徙民充实于边地，成为一支兵农混一的垦戍队伍，不但减轻了内地百姓的徭役，而且争取到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
对政治：清静恭俭
西汉棉袍对景帝在政治上的传统评价是“清静恭俭”：“清”，是为政少事；“静”，是安定百姓；“恭”，是善待臣民；“俭”，是节省汰用。景帝继续执行黄老无为政治，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
重农抑商，发展经济景帝即位后，继续执行重农抑商这一既定国策。景帝说：“农，天下之本也。黄金珠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以为币用，不识其始终。”因此，他多次下令郡国官员以劝勉农桑为首要政务。
景帝允许居住在土壤贫瘠地方的农民迁徙到土地肥沃、水源丰富的地方从事垦殖，并“租长陵田”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同时，还多次颁诏，以法律手段，打击那些擅用民力的官吏，从而保证了正常的农业生产。景帝曾两次下令禁止用谷物酿酒，还禁止内郡以粟喂马。
文景时期的社会渐趋稳定，物价日益低廉，据学者统计，在整个西汉时期，文景统治的近40年内，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的米价下跌的幅度最大，这就为其他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轻徭薄赋，约法省禁景帝时期，对农民的剥削（赋役）、压迫（法律），较以前有所减轻。所谓约法省禁，就是法令要西汉帛书简约，刑网要宽疏。前元元年（前156），景帝即位伊始就颁布了诏令：“令田半租”，即收取文帝时十五税一之半，即三十税一。从此，这一新的田租税率成为西汉定制。在降低田租的第二年（前155），景帝又下令推迟男子开始服徭役的年龄三年，缩短服役的时间。这一规定一直沿用至西汉昭帝时代。
景帝在法律上实行轻刑慎罚的政策：其一，继续减轻刑罚，如前所述，对文帝废肉刑改革中一些不当之处的修正。其二，强调用法谨慎，增强司法过程中的公平性。其三，对特殊罪犯给予某些照顾。
发展教育，打击豪强景帝时期，由于社会经济的恢复及发展已达到相当的程度，所以统治阶级上自景帝，下至郡县官都逐渐重视文教事业的发展。当时在教育领域中最突出的就是文翁办学。
文翁，庐江郡舒（今安徽庐江县西南）人，年轻时就好学，通晓《春秋》，以郡县吏被察举（即郡国守相经过考察后向朝廷推荐），景帝末年任命他为蜀郡太守。文翁首创了郡国官学，对文化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他的成就得到后人的肯定，武帝很赞赏文翁的办学模式，在全国予以推广。
景帝一面弘扬文教礼仪，一面又打击豪强。为了保证上令下达，景帝果断地采取了多项措施，重要的有两项：一是在修建阳陵时，效法高西汉帛画
祖迁徙豪强以实关中的做法，把部分豪强迁至阳陵邑，使他们宗族亲党相互分离，削弱他们的势力，以达到强干弱枝的目的。二是任用酷吏，如郅都、宁成、周阳等，严厉镇压那些横行郡国、作奸犯科者，收到了杀一儆百的功效，使那些不法豪强、官僚、外戚等人人股栗，个个惴恐，其不法行为大大收敛，这便局部地调整了阶级关系，有利于社会的发展。
由于推行了上述措施，就进一步促进了社会经济的稳定和发展。人口翻番，国内殷富，府库充实。据说，景帝统治后期，国库里的钱堆积如山，串钱的绳子都烂断了；粮仓满了，粮食堆在露天，有的霉腐了。但是，文景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又带来了贫富悬殊的分化。这种状况，既为后来汉武帝实施“雄才大略”，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也给西汉中期带来了新的社会问题。
对储位：明争暗斗
太子的废立将导致统治集团权利的重新分配，各种矛盾可能在此时突然爆发，所以是君主政体最薄弱、最危险的环节。景帝从登基那天起就无时无刻不在考虑身后的储位问题，他一共生了16个儿子，却没有一个嫡出。原来，景帝的正妻薄皇后，是祖母薄太后的娘家孙女，在他做太子时由祖母指定包办的。薄皇后始终未生一男半女，于是便引起了对储位激烈的明争暗斗。
对储位的明争明争储位的是他的胞弟、母亲窦太后最疼爱的儿子梁王刘武。皇后薄氏无子，加上刘武有贤王之名、广袤的封土和在平定七国之乱中立下的赫赫战功。窦太后意欲在景帝驾崩之后，由梁王入继大统。
汉景帝自己也有过失。前元三年（前154）初，即七国之乱爆发前夕，梁王入朝，当时景帝尚未立太子。一日，景帝朝宴梁王，酒醉后说：“朕千秋之后当传位于梁王。”梁王自是心中窃喜。参事窦婴说：“汉法之约，传子嫡孙。今帝何以得传弟，擅乱高祖约乎？”景帝酒醒后惊悟失言，此议搁置起来。
七国之乱平定后，立嗣矛盾更加突出。窦太后再度暗示景帝传位于梁王，景帝命袁盎等去劝诫太后，袁盎对窦太后说：“从前宋宣公不立子而立弟，引发了五世之乱。小不忍，害大义，必生事端。所以《春秋》认为传子才是正确的。”窦太后自知理亏，从此不再提及此事，遣梁王归国。
争储位的暗斗暗斗的主角是汉武帝的母亲王夫人（后封为皇后）。王夫人名娡，槐里（今陕西兴平县境）人，父王仲，生母为臧儿。兄弟王俗、田蚡、田胜、妹王姰，曾嫁人生女金俗。由其母将她与其妹王姰送进刘启的太子宫。
王夫人入宫后给刘启生下4个孩子，一龙三凤，前3个均是女孩，分别被封为平阳公主、南宫公主和隆虑公主，而龙胎，就是后来威名远播的汉武帝刘彻，生于景帝即位不久的前元年（前156）七月初七。
刘彻初名彘，天生聪颖过人，慧悟洞彻，进退自如。据《汉孝武故事》载：“至三岁，景帝抱于膝上，抚念之……试问儿：‘乐为天子否？’对曰：‘由天不由儿。愿每日居宫垣，在陛下前戏弄。’”小刘彘信口而应的回答，使刘启不得不对这个儿子另眼看待。刘彘有惊人的记忆力，求知欲特别强，尤爱读书中古代圣贤帝王伟人事迹，过目不忘。景帝深感诧异。刘彘“讼伏羲以来群圣，所录阴阳诊候龙图龟册数万言，无一字遗落。至七岁，圣彻过人”，景帝遂改刘彘名“彻”。“彻”字表示充满智慧，达到圣德的要求。于是刘启就萌生了易太子的念头。
景帝四年（前153），立宠妃栗姬子刘荣为太子，史称“栗太子”；封刘彘为胶东王。不久刘彘取栗太子而代之的契机出现了，原因是馆陶长公主刘嫖插进来了。
刘嫖是汉景帝的姐姐，窦太后的爱女长公主想把其女阿娇嫁给太子刘荣，没想到竟遭到了栗妃的一口拒绝，刘嫖因此与她结下怨恨，心存报复之念。
与栗姬不同，王夫人机敏圆滑，当馆陶长公主刘嫖想将比刘彘大四岁的女儿许配给他时，王夫人见长公主地位崇高，在窦太后跟前说一不二，当下满心欢喜地答应下来。
于是6岁的刘彘与10岁的陈阿娇订了婚，时在景帝前六年（前151）。同年九月，皇后薄氏因无嗣被废，从此，馆陶长公主屡屡向景帝称赞刘彻如何聪明，如何达理，使景帝更加喜爱这个孩子。同时，长公主经常向景帝进谗，诬陷栗姬。景帝便在前七年（前150）十一月，案诛大行，废栗太子刘荣为临江王。半年后，王夫人被立为皇后，7岁的刘彻被立为太子。
争储的余波后来，中元二年（前148），临江王刘荣不慎犯法，被从江陵（今属湖北）征诣京城。中尉郅都令人严加看管、审讯。刘荣极其愤懑、悲伤，写完向父亲的谢罪辞后，自杀身亡。
刘彻被立为太子，梁孝王刘武不肯就此罢手。他广延四方豪杰之士，多做兵器弩弓等，储存金银“且百巨万”，又派人刺杀袁盎等十余名大臣。阴谋败露后，梁王大为恐慌，买通韩安国走长公主的后门，疏通窦太后，稍得宽释，但景帝对他已疏远多了。梁王刘武连沮丧带惊恐，不久就身染恶疾而亡。景帝将梁地一分为五，在不知不觉中就削弱了刘武诸子的势力。
景帝另立太子后，对权倾朝野的条侯周亚夫最不放心，又寻机处置了他。景帝后元年（前143），竟然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周亚夫削职下狱。一代名将，5天不吃东西，最终呕血冤死。逼死周亚夫与冤杀晁错一样，都说明景帝“寡恩忍杀”，惯于过河拆桥。
汉景帝陵景帝后三年（前141）正月，景帝刘启患病，病势越来越重，他自知不行了，临终前对太子刘彻说：“人不患其不知，患其为诈也；不患其不勇，患其为暴也。”不但要知人、知己，还要知机、知止。景帝似乎已经感觉到儿子有许多异于自己的品质，把天下交给他是放心的，路还是让他自己走吧，多嘱咐也无益。不久，景帝病死于长安未央宫，葬于阳陵（在今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正阳乡张家湾村北）。太子刘彻即皇帝位，这就是汉武帝。
支持，那些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尤其是家园里的一些朋友，更应该看看了，中国古典文化博大精深。只有真正读懂读透古文化的人，才有发言权，而不是盲目的追求西学。
自古中华多奇人异事，却改不了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由兴转衰，难过三代，因为中国人的智谋都是依附权势的权谋，多是可共患难、难享太平，政治的发展，还始终没有到达关注国民主体的层面，我们看到的传统文化，还多是权谋的纷争、兴衰的反复，还没有走上真正提升国民素质、提高多数国民幸福感的可把握的道路上。对中国传统文化，我看也是多借鉴，多紧迫感，而不要还继续自我陶醉，把握我们中国人善于整体思考，关注人生本质的优点，学习西方逻辑的、系统验证的精神，更快地走向每个生命的幸福之路。虽不必提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为了自己，也懈怠不起。
就冲上面的几个帖子就值得在栖息谷安家。个人以为其实所谓“无为而治”“萧规曹随”“看不见的手”都是由前提的，那就是首先必须要有“规”
另外想说一点，中华民族的古老智慧当然是要学习的，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华民族历朝的“黄金岁月”都是依靠统治者的智慧，一旦一个昏君出现，那么带来的往往整个民族的灾难。在这一点上我们中华民族的智慧似乎出现了问题？
是的。个人以为其实所谓“无为而治”“萧规曹随”“看不见的手”都是由前提的，那就是首先必须要有“规”。我们中国人往往不喜欢“规”，偏向于感性思维，而西方人却喜欢“规”，偏向于理性思维。
如果中华民族的古老智慧能加上西方的“信用体系”，就是很好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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