栖息谷-管理人的网上家园

标题: [转帖]被人们深度误解的“诚信为本” [打印本页]

作者: 会飞的猫 时间: 2006-12-14 13:23
标题: [转帖]被人们深度误解的“诚信为本”

被人们深度误解的“诚信为本”

　　在中国传统商业历史的管理遗产中，最值得骄傲和推崇的可能要算“诚信为本”了----几乎人人都说，中国传统商人/商业组织的成功，是来自于恪守“诚信为本”的原则。

　　无论是有名的晋商/徽商/宁波帮等商帮，还是传统老字号全聚德/同仁堂/张小泉等商铺，都异口同声的宣称：遵守“以义制利/诚信为本”商业原则，是其辉煌商业成就独一无二的独门暗器，除此之外别无它法。商业评论家们也加入到了鼓动中：财源滚滚的商业制胜之道，是来源于“诚信”的竞争能力。即使是客户/消费者也津津乐道的告诉我们：愿意购买或消费商业产品的理由，是因为商家的“价格不二、童叟无欺”----这一切，使得我们不得不相信：中国传统商人/商业组织的成功，来自于“诚信为本”的商业理念/原则；而中国传统商人/商业组织的成功史，就是一部“诚信”竞争史。

　　然而，我们被蒙蔽的好苦，因为中国传统“诚信为本”的商业原则，与我们今天所说的“遵守规则/公开公平”的市场信用原则，完全是驴唇不对马嘴的两回事。事实上，中国传统“诚信”是一种人格信任/而非制度信任，君臣恩义/父子孝义/朋友侠义，都大于社会的规则/正义。“诚信”所遵循的是基于熟人之间的“私德”，而非基于社会规则制度的“公德”，这是一种人格/亲情/熟人之间“投桃报李、你来我往”的中国式的诚信，它不但不支撑现代商业市场公平公开的信用规则，相反，备受赞赏的“代君受过/替父隐恶/为友杀人”的传统诚信道义，体现在商业竞争中，就成为了鼓励破坏市场公平公开信用规则的行为。因此，真实的中国传统商业竞争史，并不是一部“诚信竞争史”，而是一部“权谋竞争史”。

　　被深度误解的“诚信为本”商业古训

　　当百年西方管理已经使用计划/战略/效率等词语，描述企业的方向与竞争能力时，百年中国传统商人/商业组织却一直坚信并宣称：只要遵循“诚信为本”的原则，利润就会滚滚而来！

　　虽然中国传统商人一直高声宣称必须“诚信为本”，但要想搞懂它的确切含义，却并不容易，因为“诚信为本”仅仅是一个概念模糊不清的口号。一般来说，对于它的解释，是来自传统商人两条铁打的生意规矩，一个是诚信，一个是不欺，显然，这是以同样的模糊性来解释模糊性；而另一些解释，譬如诚信就是“言必信、行必果”、“人无信不立，事无信不成”，则更是令人摸不着头脑的词语。这也再次体现了中国传统逻辑思维能力的弱化，一些概念常常处在“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境界中，需要个人慢慢的感悟。

　　“诚信为本”概念本身内涵与外延的模糊性，使得我们只有通过解读具体的传统商业行为，才可能寻找到“诚信为本”的真实含义。在中国传统的商帮“晋商”中，广泛流传的一个“诚信故事”是：当年一位货主在晋商店铺中寄存了一批货物，货主因种种原因而导致多年未取----按照现代企业管理法律合同条款而言，此事如果就此结束，即不存在欺诈问题，也不存在诚信的问题----但是，显然晋商认为这是“不诚信”的行为，它的做法是千方百计、历尽辛苦的寻找到了这位货主的后代，直到若干年后，终于找到了这批货物主人的儿子，并把这批货物亲手交给了他----直到这时，才是中国传统商人所认为的“诚信”的实现/完成。

　　我们终于从中国传统商人的诚信故事中，发现了“诚信为本”的真相----即中国传统商业的“诚信为本”原则，并非是遵循纯粹意义上的商业契约原则，而是遵守人际关系交往中的社会道德原则；更准确的说，中国传统商人所恪守的“诚信为本”，并非是描述商人与客户之间的法律“契约关系”，而是上升到了一种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关系”。显然，对于中国传统商人/商帮来说，仅仅遵守市场交易商业原则的底线，并非是他们眼里的“诚信”，只有而且必须超越这个商业底线，进入到道德原则领域来衡量诚信，才算是中国传统商人眼里“诚信为本”的本意。

　　在人类社会的各种交往活动中，存在着“人格信任”和“制度信任”两种基本的信任方式，一般来说，在交易性的商业交际活动领域中，所遵循的是契约/合同/规则等“制度信任”原则；而在非交易性的人际交往活动领域中，譬如家庭关系/邻里关系/朋友关系等等，则是遵循人品/道德/情感等“人格信任”原则。虽然“人格信任”和“制度信任”，在现实生活中常常相互交织在一起，但是二者之间却不能早不同领域随意性的取代或替换；在商业交易领域，如果以朋友义气取代制度规则，就可能引发商业纠纷的恶果，而在人际关系的非交易领域，如果父子兄弟间以契约合同维系义务关系，同样是可笑的做法。

　　借用梁启超先生“公德”与“私德”的区分法，中国传统商业所恪守的“诚信为本”原则，所遵循的是人格信任的“私德”、而并非社会秩序的“公德”。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农业文明下的乡土社会，每个人几乎都是熟人，都有程度不同的私人关系，因此，“熟人网络”关系成为了事实上的传统商业圈；在这样的“熟人商业圈”里，情感投入/信守道义/和气生财，成为了最重要的商业原则。虽然中国传统的“人格信任”，看起来是那么的温暖、感人、充满人情味，但却混淆了一个重大的/基本的商业原则，即商业活动的基础必须建立在遵守市场信用基本原则上、而不是建立在私人感情的道德基础上。

　　有一种假象是，中国传统商人们总是试图让我们相信：“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价格不二/童叟无欺”，是他们获取商业成功的源泉----我们被蒙蔽和欺骗了，事实上，“晋商”辉煌的真实真相，一个原因是家族兴旺繁荣带来的商帮兴起，另一个原因是晋商与政府的良好关系，而真正使晋商获得暴利的，是清政府给予的专营权。名声显赫的“徽商”，则是通过把持总商控制清朝两淮盐业经营特权达二百多年之久，利用牙行制度把持市场、操纵物价，从中牟取厚利。著名“红顶商人”胡雪岩丰厚暴利的来源，是典型的官商勾结而谋取厚利，挂在店堂里的“戒欺”与“真不二价”两块匾额，就成了掩盖其获利真相的虚伪欺骗。

　　显然，中国传统商人的“诚信观”，并非是今天市场意义上的“守规矩、讲信誉”----事实真相是：中国传统商人/商业，从没有将“客户”作为唯一的利润来源，而是将各个社会阶层的“人”，譬如官员/权力/垄断等等各类可能产生“利润”的人或事，都视作了利润的渠道来源。在这种利润来源的认知中，面向市场“价格不二/童叟无欺”式的“制度信任”，并不会带给中国传统商人带来丰厚利润和商业成功，而是只有面向熟人“投桃报李、你来我往”式的“人格信任”，才是巨额利润来源的真相。

　　事实上，我们今天对于中国传统商业“诚信为本”的深度误解，正是在于没有将“人格信任”与“制度信任”区分开来；没有将“相信熟人”与“相信陌生人”区分开来；没有将“遵守私德”与“遵守公德”区分开来，而是将它们混为一谈，以至于使得我们将传统“诚信为本”的古训，误解为是今天的遵守制度/信守规则的市场信用原则。事实上，当中国传统商业“诚信为本”古老商则，是以人际交往的人格/人品/情感信任方式或原则，替代了商业性的法律/制度/规则/交易方式或原则，这就给今天的企业管理造成了一个巨大障碍和麻烦，即传统“诚信为本”原则，与我们今天所说的公平/公开/透明的现代企业信用体系，不但是背道而驰的，甚至是在破坏市场公平制度原则。

　　传统诚信是“熟人网络”的游戏规则

　　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在今天看起来非常危险、极具不确定因素的“人格信任”，却给中国传统的商人/商帮，带来了商机不断和滚滚财源？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以农业经济为主流/而非商业经济为主流的社会，农业时代的竞争往往是围绕土地、财富和权力展开的。“普天之下，莫非皇土，皇权至上，富甲天下”决定了竞争的规则和特征。由于知识被垄断、理性被抑制，竞争往往是残酷和不择手段。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强权代替真理，手段服从目的。不入流的商人/商业始终处在社会的边缘状态。虽然中国传统社会里依旧充满了激烈的商业竞争，但这种商业竞争是非理性/非制度化的竞争，竞争主体的不平等性/竞争秩序的紊乱性/竞争结果的非建设性，导致了官商勾结/权利寻租的泛滥，商业机会主义的丛生。

　　在这种表面上看似混乱/无序/非理性的商业竞争中，其实隐藏着一种商业竞争的秩序/标准/或原则，那就是必须“成为熟人”----客户之所以会放心大胆的进行交易，是因为对方是信得过的熟人；官员之所以敢收礼为商人办事，也是因为对方是无话不谈的可信赖的朋友。在这样的“熟人网络”里，冷冰冰的、法律意义上的契约关系，并不会给中国传统商人带来滚滚利润；而只有投入极大的情感因素，真心真诚的结交朋友，最终达到高度的“人格信任”，才会因此而声誉鹊起财源滚滚。

　　在传统商业“熟人网络”中，商业交易是在一对一/面对面中完成的，因此，双方都不再是单纯的生意关系，而是成为了朋友加兄弟关系；任何欺诈性的商业行为，其实就是在欺骗自己的血缘亲人/左邻右舍/同乡朋友，这是必须被严厉制止的行为----制止并不是来自道德化的说教，而是来自中国传统社会道德本身的强大制裁性。中国传统社会道德秩序力量的强大，超出了我们今天的想象。过去山西有名的票号，对于借钱不还者的做法是：自绑其身，到票号门前，大喊三声“我是借钱不还者”，即可免除债务；这是现代人所无法理解的规则，但如果真的有人这样做了，那么，他就将在本乡本土无立足之地，成为一个寸步难行的废人。

　　“诚信”是在描述做人的品德行为，而中国传统商业又坚持“诚信为本”，按照这样的管理逻辑演绎，结论就是：商人个人的品德好坏，成为了决定利润来源的最重要因素。显然，中国商业传统的“诚信观”，并不是今天管理意义上的守法经营/遵守市场规则，而是在描述传统商业“熟人网络”中必须遵循的做人诚实守信原则----这种“商业利润来自道德回报”的有效性，是基于中国传统社会相对的封闭性。事实上，道德秩序的有效性，是因地域环境的封闭而有效；一旦封闭的环境被打破，道德的强大效力也就随之而失去或是大打折扣。中国人从诚信道义出发、又归于商业诚信声誉的结果，也形成了中国人独特的市场交易循环，从而演绎出了一套完整的企业道德伦理建设的体系和方法，

　　中国传统社会缺乏法律保障和统一的商业竞争规则，因此“信任熟人”成为了几乎唯一可信任的标准。这也正是中国传统商人们人所说的“朋友就是财富”、“做事就是做人”、“先做人/后做事”的管理逻辑。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化提供了大量而丰富的修身养性/品德修养/交朋识友的学问，中国古代圣贤孔子关于“益者三友，损者三友”的区分：“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逐渐被传统商人们演绎成了区分“益友/损友”的必备知识。因此，中国古老的诚信商则所描述的“待人老实/处事真诚；一言九鼎/一诺千金”等等，其实是在描述商人个人的做人原则、而非描述商业本身的市场规则。

　　在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中，最可靠的“信任”，永远是自己的亲人或熟人，信任程度的高低/远近，是以家庭为中心，由小而大/由近而远/由亲而疏的延伸扩展，形成了人格信任的社会网络，社会学者曾将这种熟人网络概括为“五缘”，即亲缘/地缘/神缘/业缘/物缘。对于传统商人/商业来说，他们生活在这个现实的“熟人网络”中，商业性的交易活动是发生在可信任的熟人之间；即使是有陌生人闯入进来，强大的传统商业惯性，也会迫使交易双方由“陌生人”变成“熟人”。因此，与其说传统商人是因为恪守“诚信为本”而获得滚滚财源，还不说“诚信为本”的商则迎合了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更合适。

　　事实上，熟人网络中“人格信任”式的诚信，是中国传统社会普遍的做人行为准则，而并非是专为商人或商业活动而设置。中国传统社会所遵循的“做人”诚信原则，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司马迁在《史记》带给我们一个经典的“尾生抱柱”的诚信故事：有一个人叫尾生，与某女子约会于某桥下，但该女子未按时赴约；当时大雨如注河水上涨，已经淹没了桥柱，但尾性不愿意失信于女子，宁愿抱着桥柱而被淹死，也不愿意离去。显然，晋商“历经多年磨难寻找货物后人”的诚信故事，与“尾生抱柱”的诚信故事，二者如出一辙。

　　在中国，信任度不是依赖法律、而是依赖血缘关系，所以，凡是家族兴旺的地方，很容易出现商帮、匪帮，而家族的凝聚力，又使得商帮充满了强大的组织能力，都当作了多种可能的商机或利润来源，因此，传统商人/商业需要处理的是“人与人”的关系、而不是“商业与市场”的关系。虽然晋商“历尽磨难寻找货主后代”的诚信行为，从现代企业管理角度来看，是难以理解的不讲成本/不讲效率的“愚蠢”行为，但是，中国传统商人/商帮，确实因此而名声鹊起。然而，在现代社会中，由于交往规模的不断扩大，熟人群体开始减少或解散，越来越多的“陌生人”走进了人们的生活，如果以“私德”替代“公德”，其造成的社会秩序混乱是可想而知的。

　　“诚信为本”中隐藏着“蔑视规则”的病毒

　　一个现象是：为什么宣称拥有“诚信为本”传统的中国商业，却在今天出现了严重的诚信缺失现象？而西方管理信守自私的“为己惠人”，却反而获得了我们所期待的商业诚信？

　　仅仅使用西方企业市场历史的长久、或是中国传统“诚信”文明的断裂所致，无法解释和揭示这种现象的真相----尤其是认为今天中国市场假冒伪劣泛滥成灾的现象，是因为传统“诚信”文明的断裂丢失所致的看法，更为的恶劣，因为如果这个解释或看法成立，那么，建立良好市场诚信环境的途径，就成为了呼唤传统“诚信为本”回归的行动----不，恰恰相反，实际上，今天中国市场信用严重缺失的混乱局面，其主要根源正是传统的信任“熟人”/而不信任“制度”，遵守个人“私德”/而不遵守社会“公德”的所谓“诚信为本”的恶果。

　　事实上，在中国传统“诚信为本”商业古训中，隐藏着“蔑视规则”的病毒。中国传统商业“诚信”的真相，是使用人格信任替代了制度信任----“人格信任”与“制度信任”，本不矛盾对立，即使是现代企业管理依旧需要人格上的信任，但是，中国传统商业之所以用“人格信任”替代/甚至是凌驾于“制度信任”之上，原因是“诚信”受制于“礼”、而信守于“义”，通俗的说，臣代君受过、子为父隐恶、朋为友杀人，是受到赞扬的诚信侠义之举；反过来说，如果为了社会正义/制度公正，臣拒绝为君代罪、子拒绝为父隐恶，朋拒绝为友杀人，那么就成了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不耻小人。

　　当遵守亲情/友情/熟人的承诺，比遵守法律/规则的承诺更重要时，“蔑视规则”也就成了一种必然。在商业世界中，漠视规则必然付出代价----当“为朋友两肋插刀”这种遵循“人格信任高于制度信任”、“私人义气高于社会法律”的事件，发生在现代市场的商业领域里时，那么，为了实现个人间的所谓人格/义气/承诺式的诚信，而不惜违背社会规范/商业规则的现象，就会大量的出现。二十年来中国企业所经历的商业信用问题，从所谓的“三角债”问题/银行的巨额坏帐/法院判决执行难/假冒伪劣泛滥成灾等等商业痼疾，本质上都是现代商业信用缺失所致，在这其中，没有任何一方是胜利者或受益者，每一家坑蒙拐骗的企业，即是信用丢失的始作俑者，最终又是信用丢失的受害者。

　　“信用”已经成为了中国商业的稀缺资源，而在一个低信任度的国家/地域环境里，是难以建立起大型的企业组织，企业间也难以进行有效的、低成本的合作。我们必须意识到，现代社会已经是一个由“熟人世界”转变为了“陌生人世界”----面对越来越广泛的跨地域交往，越来越多的“陌生人”，传统的信任熟人的“人格信任”不再有效，取而代之的是制度/规则的信任；换一种说法，假如不懂得如何信任“陌生人”，那么，就无法期待着大型企业组织的出现；而信任陌生人的方法与途径，只能是依赖制度或规则信任，而这，也正是现代企业市场信用体系的内涵，即公正透明的“制度面前、人人平等”，才是今天信用的本意。

　　事实上，今天的中国，在很大程度上依旧依赖于人格信任，熟人间的信任仍是我们社会赖以立足的基石。企业组织外部的协调与合作，宁愿相信熟悉的朋友/官员、也不信任规则/制度，而烟酒、饭局、礼物等等交往的方式，成为了拉进彼此情感距离、进入到“人格信任”的领域里的显见“符号”。企业组织内部的分权/授权，也与企业本身的组织结构和规章规定无关，而是“信得过”才授权、信不过就会被架空，所以下属获取权力的方法和途径，就成为了通过阿谀奉承/忠诚不二等等言行“符号”表示，由此获取上级的信任，从而成为领导信得过的人，所以，在中国的各类组织里，帮派/小团体/裙带关系/非正式组织特别的兴盛。

　　更为糟糕的是，如果连亲人/朋友/熟人之间也开始互不信任、甚至是相互欺诈，就意味着信任不仅在陌生人中丢失，而且熟人中的信任也日益丧失----“杀熟”现象的出现，标志着整个中国社会赖以存在的“人格信任”基础结构开始瓦解。但非常遗憾的是，今天的中国社会，依旧对于“父债子还”式的荒唐诚信，充满了赞美和歌颂；而一些所谓的理论家们，依旧在大力呼唤传统“诚信”的回归，期待商人或老板个人品德修可悲养提高----他们显然没有意识到：假如不能建立基于制度/规则的信任体系、而是依旧期待着传统人格信任的回归，那么，他们就在无形中成为了鼓励“隐瞒欺诈/弄虚作假”的帮凶。

　　事实上，对于“制度/规则”的蔑视，已经成为了中国的社会性问题。自觉遵守交通要道的“红绿灯”，成为了被讥讽的傻瓜；而遵守“排队上车”的公共秩序，则成为了愚蠢的代名词；在自己的家中完全可以做到不随地吐痰、不乱扔垃圾，但到了公共场合其行为却截然相反。当代中国信用危机首先表现为公德危机。显然，我们忽视了中国传统文化蔑视规则的一面，被视为中华民族灿烂遗产的《孙子兵法》，其“兵家智慧”本质就是“欺诈智慧”，讲究规则、诚信与人道的唐僧，成为了被嘲讽和贬低的对象；而充满奸诈、诡计和不守规则的孙悟空，却成为了鼓励和赞美的英雄。

　　现代企业利润获取的来源和强弱，依赖于制度化的市场信用体系，信任度的半径越大，企业越可能获得更大的活动空间、以及更多的商业利益；反之，越是依赖于传统的人格信任，企业活动的空间也就越狭小，建立起大型企业组织的希望越是渺茫；因此，建立中国现代企业信用体系，并不是呼唤传统诚信的回归，而是需要培育“企业公民”意识----现代社会的企业信用体系，要求企业要对于规则保持敬畏，需要摆脱传统诚信“人格信任”的阴影，学会并习惯于“制度信任”，这一点，对于渴望走出国门、实现国际化的中国企业来说，尤其重要！

作者: 会飞的猫 时间: 2006-12-14 13:24
中国加入WTO以后，最缺乏的不是资金、技术、人才，最缺乏的是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信用体系和运营机制。信用体系，于人、于家、于企、于国都有很大的益处。它是未来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所在。

天下之乱，在于吏治不修；
吏治不修，在于人才不出；
人才不出，在于人心不正；
人心不正，在于学术不讲；
学术不讲，在于诚信之道不立也。

作者: 会飞的猫 时间: 2006-12-14 13:25
“诚信”在美国——一位中国公民的旅美体验

　　　　　　　　　　　　　　　　　辜晓进

　　一位美国商人说：一个人可以失去财富、失去职业、失去机会，但万万不可失去信誉。

　　一群美国中学生，在完成一项生物课作业时抄录了某网站提供的一些材料。竟在全美引发轩然大波。

　　据2月14日的《纽约时报》报道，美国堪萨斯城郊的一所名叫Piper 的高中，118 名二年级学生被要求完成一项生物课作业，其中28名学生从互联网上抄袭了一些现成材料。此事被任课女教师Pelton发觉，判定为剽窃，于是28名学生的生物课得分为零，并面临留级危险。在一些当事人家长的抱怨和反对下，校方要求女教师提高那些学生的得分，这位27岁的女教师愤而辞职。

　　面对社会舆论压力，学校董事会不得不在体育馆举行公开会议，听取各方意见。结果绝大多数与会者支持女教师。该校近半数教师表示，如果校方降格满足少数家长修改成绩的要求，他们也将辞职。他们认为，教育学生成为一名诚实的公民远比通过一门生物课更加重要。Pelton则说，她在带学生的第一天，就和学生订下规矩并由家长签字认可。规矩称：“所有布置的作业都必须完全由学生自己独立完成，欺骗或剽窃将导致课程失败。”

　　女教师每天都接到十几个支持她或打算聘用她的电话。一些公司已经传真给学校索要当事学生的名单，以确保公司今后永远不会录用这些不诚实的学生。一所大学在本月上旬的入学考试中对一位身着Piper 学校T 恤衫的女孩子说：“不要欺骗啊。”当地一位女士对电视台记者忧心忡忡地表示，她非常担心今后本社区的人出去会被贴上不诚实的标签……

　　这里，我们无法笑话美国人的小题大做或杞人忧天，感觉到的只是“诚信”二字那沉甸甸的分量。这二字之于美国绝大多数民众，虽不能说重于生命，却是立足社会之根本——这也是我在美国生活学习一年感触最深的景象之一。

　　信用记录，从现在做起

　　刚到美国，想开部手机。面对铺天盖地报纸广告上五花八门的手机优惠计划，我喜滋滋选择了AT&T公司的一种月费29．99美元、可免费在东部七八个州每月打650 分钟、手机仅售20美元的计划，却被无情拒绝。试了其他几个公司，也不行。人家不看你手中的绿票子，只朝你要信用卡。于是我等可怜的无卡一族惟一的选择就是，至少花100 多美元买部手机，每月预交数十美元以上的手机话费，每分钟都要扣款。

　　不甘心，赶紧申请信用卡。Master, Visa, American Express等大信用卡公司逐一尝试，代理信用卡的多间银行和AT&T之类大公司的码头也相继拜过，竟又连连碰壁，理由只有一个：我没有信用记录。换句话说，我这个外国佬因为在美国还没有借钱还钱的记录，目前得不到人家的信任。

　　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于是老老实实开始建立信用记录，诸如按期交纳电话费、用商场的购物卡购物再按期把支票寄去、尽量多和外界发生些借钱还钱的交易，等等。后来，在美国汇丰银行的帮助下，堂堂Master卡公司终于垂青我那一点点" 信用" ，恩准我一张Master卡。再后来，及至我临近归国，大概从某个渠道查明我果然是位有着良好记录的信用良民，很多公司，包括我联系过的和没联系过的，蜂拥而来，希望我使用它们的信用卡，给的限额也越来越宽，真令人感动，可惜我已不需要这些。

　　美国人对自己信用记录的郑重其事，感染我也小心翼翼地对待各类寄上门的账单。暑假出远门访问，回来第一件事就是查看有无即将过期的账单，并赶紧将支票一一寄出。有一次，某音乐公司在网上许诺加入其会员即可免费获得唱片若干，可等我收到唱片时，数十元美元的账单也一并寄到，账单下一行小字称这是寄费、包装费和人工费。我心有不快，写了一封投诉信，但也同时如数附上支票，唯恐万一道理不在我这边而落下个不良信用记录。回国前，我在报上一连三天刊出广告，欲卖那辆随我跑了两万多公里的坐骑，报社对我绝对相信，一个电话就答应了，说账单收到再付款。可是直到我回国前一天，账单还未寄到，真是皇帝不急太监急。幸好在飞机起飞的当天账单收到，导致我在回国前干的最后一件事，就是将做广告的支票寄出——还掉最后一笔债。

　　据了解，与个人信用相比，美国公司之间的商业信用更加重要。一家公司一旦言而无信或欠钱不还，将很难再在商界立足，甚至其商业生命将因此而终结。由此反观国内司空见惯的三角债现象、会计师事务所造假屡禁不绝且愈演愈烈的状况，以及很多企业借钱时是孙子、欠钱时是老子的做派，由衷感到我们离商品经济的精髓——契约精神还真差得很远。

　　沐浴“信你”氛围，感觉真好

　　我想，那女教师之断然给28名学生吃鸭蛋，她当时一定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在美国，很多事情是建立在相信你的基础上的。你说你会独立完成作业并在课堂纪律条款上签了字（因此可视为一种契约），老师岂有不信？谁知你却没有履约！其实，在美国的日常生活中，随处可以享受到被信任的愉悦。

　　我曾携父母去曼哈顿参观无敌号航空母舰，买票后走出人群，突然想到老人可能有优惠，忙返回询问。售票员小姐闻讯赶紧一面赔不是，一面按老人优惠将余款退还。她并不查看你任何证件，甚至也不去打量二老是否真老（62岁以上老人方可享受优惠），其所奉行的恰是一个“信你”原则。

　　后来我发现，几乎所有公共场合，凡有老人或儿童减价优惠，均无需出示证件，全凭你金口一开，人家就信了，哪怕有的老人长得很年轻，或有的儿童看上去颇高大。人家这样信任你，再去撒谎或冒充，真是件很可耻的事。正因为这样，当有一次带女儿参观某博物馆（售票处注明6 岁以下儿童免票，而我的女儿刚满7 岁），售票员微笑着问“孩子几岁”时，我稍一犹豫，还是如实说“7岁”并照章购票。后来我甚至为自己那一刹那的犹豫而脸红。有一次去某大商场复印一本书，200 多页图书印完去结账，收银小姐并不查验所印页数，只凭你自己报的数字收款，没有人怀疑你会虚报少交。

　　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信你”情景，发生在我的一系列重要访谈活动中。

　　我于学校进修之余，还拟完成一个庞大的计划，驾车遍访美国著名大报和大型报业集团，并和其中发行量排行前八名的《今日美国》、《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华盛顿邮报》等报社的发行人或总编辑访谈。我知道这很难，你想啊，不经过熟人介绍或大单位推荐，一名普通新闻工作者即使在中国要见那些大报老总又谈何容易？即使有幸一见，谁又会坐下来和你谈一个钟头？何况我是在这样一个世界报业帝国，面对新闻同行称作“big man”的报社老总们。他们会见我吗？

　　但我决心一试，这决心一试的前提也出自对美国人崇尚以诚相待的信心。最初的尝试当然多被拒绝，不少信函甚至如泥牛入海。于是我通过邮寄、E-mail、电话将自己在中国的职业经历、研究成果、在中美文化交流方面做过的工作、自己对对方的了解程度以及访问对自己的研究之举足轻重等等，详细告知对方。感谢上帝，我的这些做法先后奏效，各报对我自己叙述的情况深信不疑并开始表示出兴趣，没有任何人要求核实我提供的材料。

　　在随后的访问全过程（9 ．11事件之后除外），我几乎从不需要出示任何可证明我身份的证件或介绍信之类，只是在进大门时保安员要求登记姓名及驾驶证。素昧生平的发行人、总编辑及其助手们欣然接待了我这个陌生外国人，包括陪我参观、与我交谈、允我录音、准我拍照。其中只有两个小小的例外。一是在访问《华盛顿邮报》前20天，该报总编辑的秘书给我发来E-mail，非常客气地希望我寄一张名片给她，并强调那只是保卫部门需要，绝非总编辑和她本人的意思。另一次是访问美国历史上声名显赫的一份报纸《费城问讯报》，报社一位助理总编辑婉转来信问我，是否可以提供我所在大学的一位证明人。我便告知对方本校一位系主任的联系地址。这样一次证明显然使他十分满意，他为我在该报安排了满满一天丰盛的日程：分别与该报总编辑、分管发行的副总裁、分管广告的副总裁、一位著名评论家和一位曾在中国访问过一年的普通编辑交谈，又参加其下午的编前会。

　　约会既定，绝不失信

　　在这些访问中，各报的恪守信用也同样令我感动。我在美国的所有访问，通常于一个月前和对方约定，时间精确到分。在这一个月中会发生什么？以我近20年报纸编辑工作的经验，报社老总们的工作强度总是很大的，要面对各种变数，随时做出判断和反应，很多决策要通过例行的和临时的会议来实施，常常不得不超时工作，相比之下，和我的约会是件十分次要的事情。那么，我一个月前的约定会不会因变故而更改甚至取消？

　　事实证明我的担心是多余的，各报对我的来访，一旦约定，绝无更改。有时我不放心，在访问前还打电话去问有无变动，对方总是有些吃惊地反问：“怎么，你打算改变约会时间吗？”

　　也幸好他们严格守约，否则我的访问计划将被弄得支离破碎，甚至会失败，因为我的长途访问也受很多因素制约。每次出访前，我必须根据自己的计划与对方仔细约定访问时间，并在此基础上安排行程，确定行车路线、选择停靠站点和预定沿途旅店。我的时间有限，沿途食宿的费用也有限，一旦某一个环节改变，浪费金钱事小（旅馆客房费将从信用卡上照扣不误），影响整个访问链条事大。

　　例如我暑假的东北行，事先确定的访问单位就有《芝加哥论坛报》、底特律报业公司、《波士顿环球报》等8 家单位，所有任务必须在半个月内完成，哪里容得丝毫改变？但正因各新闻单位的守约，我此行满载而归。在全部访问中遇到的惟一一次小小变动，是在《纽约时报》。当时我和该报分管广告的副总裁约定了某日某时见面，但到达报社大堂和他通电话时，他充满歉意地告诉我，有一个临时会议非要他参加不可，只好请一位部主任全权代表他和我交谈，并表示这位部主任将回答一切本应由副总裁自己回答的问题，希望我能够满意。事后我的确很满意，那位部主任不仅和我热情交谈近一个小时，后来还通过E-mail回答了我
的一些补充问题。

　　邮政环境，处处见“信”

　　多年来，由于国内邮局对信封规格要求愈严和电话电脑的普及率愈高，加上有几次投递丢失、拖延和来函上精美邮票不翼而飞的经历，我与邮局打交道已日见稀少。不料到了美国，每天离不开邮政，几乎每天都收到邮件，其数量之巨，大概要超过我在国内近10年私人邮件的总和。很多看上去极其重要的东西，美国人都是用一纸平信送达，且万无一失。

　　首先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尽管美国邮局分检信函早中国多年实现了自动化，但美国人寄信用的信封依然五花八门，小到巴掌、大到4 开报纸的信封，我都收到过。一些美国人为了寄一些特殊的感谢卡或纪念卡之类，还常常自制信封也照寄不误。如果你在信封里鼓鼓囊囊地揣些东西，例如胶卷、唱片，竟也能寄出。我在美国先后冲印过近20卷胶卷，全部是用信封寄出并收回的，尽管信封里装一二只胶卷，简直有些滑稽。由于既可以省去到超市送取胶卷相片的麻烦，又能节省些费用，很多美国人都喜欢用这种方式洗印照片。和一位美国朋友谈及此事，她认为这很正常，说你一旦交邮，就是对邮局的信任，只要地址写对邮资付
足，邮局一定会受理。

　　不仅信封五花八门，信封内还常常包含着很重要的东西。到美国的第二天，我就去申办社会安全号。这社会安全号可是在美国生存不可缺少的物件，收入、纳税、有无犯罪等各种个人记录都与之挂钩，雇佣无安全号的雇主将被视为违法。到学校听课、办医疗保险、考驾照等等，也都会被要求填写社会安全号。这么重要的东西，他美国人也是一纸平信寄出，并不需要签收。还有驾照，这是美国除了公民证、绿卡之外最硬的个人证件，因为通过驾照上的信息，警察可以从电脑调出包括你出生、国籍、住址、社会安全号在内的一切个人记录。怀揣一个驾照，你就可以出入一切场所，包括乘飞机。如此重要的驾照，也源自一封无需签收的邮件。诸如此类还有银行支票、汇票、银行卡、信用卡、借书证、账单等。

　　美国的家庭信箱，通常竖立在马路边上，且均不上锁，邮件放在里面等候邮递员来取。但依我个人及我认识的所有朋友的经历，无论多么重要的邮件，从未丢失。起初我将胶卷放入信箱还有些忐忑（重要的胶卷一旦丢失，损失将永难挽回），后来也就坦然了。一年内我先后寄出约50张付账的支票，张张安全。

　　惭愧，自己有过一次“不信”

　　不过说来惭愧，我在美国还是撒过一次谎。有一天，我的助手克里斯蒂，一位大学4 年级女学生，在聊天时突然问我：“听说中国有很多人爱吃狗肉，你吃吗？”这句话一下让我紧张起来。

　　不在美国生活，很难体会美国人对狗的宠爱。美国的狗，大概比人少不了多少。一家人养两三只狗的并不少见。逛超市若不懂英文，一不小心就可能把狗食专柜的东西买回家当罐头吃（我的一位中国朋友即有此光荣经历）。把小宠物狗当成家庭一员而每晚允其充当“第三者”睡卧于夫妻之间，也是司空见惯的。前总统克林顿的爱犬数月前不幸葬于一中学生的车轮下，弄得克氏夫妇伤心了好一阵子。尽管警察判定属狗违章，但肇事女学生还是痛哭不已，其父更不断向新闻界解释自己女儿如何爱狗，说此事件将给女儿带来终身痛苦。在这样一个把狗当人看的国度，吃狗肉成为真正大逆不道。去年纽约一家电视台播出韩国某餐馆杀
狗吃狗的本台记者目击记，轰动一时。纽约的韩国社区居民赶紧反击，列出大量证据证明那家远在东亚的餐馆所杀所吃并非狗而是一“土狼”，并向电视台提出强烈抗议。连唐人街的中国人也加入了抗议行列，弄得电视台经理不得不致函韩国社区加以解释。（后来也有大胆的韩国人在报上发表评论，说仅有200 年历史的美国人有何资格对有着悠久饮食文化的韩国人指手划脚，韩国人即使吃狗也不是美国那类宠物狗，就像韩国人把耕牛当成朋友而不能因此指责美国人杀牛吃牛一样。）

　　无论如何，面对助手如此敏感的问题，我只“王顾左右而言它”：“很多中国人也不吃狗肉的，特别是在大城市……”谁知她不依不饶，蓝蓝的大眼睛继续盯着我：“那么你吃狗肉吗？”看着她一副严肃认真的样子，我完全失去了说真话的勇气，只好也严肃认真地摇了摇头。她立刻释然，说她如何如何痛恨别人杀狗吃狗。我相信，如果我的回答是相反的，极可能对她的感情有所伤害，我们之间的合作和友谊也无疑会立刻终止。

　　如果不“信”，会怎样？

　　在美国去各大小商场购物，出口处从未见过任何检查或防盗装置，更未见到把门的保安。顾客偷点小东西真是天不知来地不知。事实上美国超市失窃的现象也是有的，有段时期还较严重，前不久某女电影明星不也曾在超市偷窃？

　　和美国朋友探讨此事时，他们都会耸耸肩说，这是没办法的，说商场总是竭力避免任何对顾客不信任的痕迹，因此即使有人监视，也会非常隐蔽，常常是挂一而漏万。但他们又说，在美国偷盗的犯罪成本是相当高的，哪怕是偷一件小东西，一旦败露，其记录将跟随你终生。这话我信。有一次大学里举办盛大的人才招聘活动，我发现，其中不少工作岗位在招聘员工时都有一条规定：近15年内没有偷盗、诈骗或其他罪案记录。

　　15年啊，一个有贼心的人能守得住吗？因此，美国人都把教育孩子从小诚实守信，作为自己重要的责任。一些报刊上也在探讨父母如何在孩子面前以身作则，培养孩子的诚实。我女儿在美国一间小学上一年级，她最怕我到老师面前说她撒谎。有一次，她从地上拣到一枚 25 分的硬币在手上玩弄，回来却告诉我说是老师奖励给她的。我怎么会被她所懵？立刻表示要向老师核实，她一听马上说了实话并大哭起来，保证今后再不撒谎了。在后来一次学校收集硬币捐助公共事业的活动中，她主动将这硬币连同我们给她的许多小硬币交给了学校。

　　在美国，我认识两位刚从中国来的留学生，她们周末轮流在一家香港人开的洗衣店打工。这两人关系很好，形同姊妹，但打工理念有所不同：A 姑娘认为老板给的工资并不高，为她干活不要太卖力气——老板在时多干点，不在时就尽量少干甚至不干，最多装装样子；B 姑娘则认为既然老板雇了你，就该把事情做好，对人应真诚，人前人后应一样。于是，A 姑娘常常上午见洗好的衣服堆成山，也只象征性地叠一些，直到下午老板来后才忙活起来，一面还说上午如何如何忙；B 姑娘却相反，上午总是趁客人送衣取衣的空隙，抓紧将衣服叠好打包，尽量把任务完成在前面，有时老板在的时候反倒显得不太忙。谁知这样一段时间下来，最先不高兴的竟是那些经常来洗衣服的美国人——老板的常客。他们看不惯这样对老板不诚实的劳动者，先后向老板抱怨A 姑娘如何偷懒、如何上午只看书不干活，而对英语还不如A 的B 姑娘，却交口称赞。结果可想而知。

　　和一些在美国生活多年的中国朋友闲聊时，他们也都深有体会地告诉我，说到给老板打工，不比在国内给一些政府部门或国营企业工作，千万别偷懒耍刁，否则心里最不踏实的是你自己，因为你随时有可能被炒鱿鱼，甚至在业界留下个坏名声。

　　不诚信造成的最大灾难，莫过于安然破产案带来的影响了。美国安然公司是世界著名能源跨国企业，资产在全美国居第七，在《财富》杂志的全球500 强名单上列第35，去年底却突然资不抵债申请破产，造成美国有史以来最大一宗破产案。事情到此也就罢了，政府同意拨出巨款处理善后，公司老总们仍可过上自己富裕的生活，谁知不久便暴露出该公司一些重大欺诈行为，特别是一家享有盛誉的全美国第五大会计公司涉嫌作伪，更引起了全国范围的信用恐慌。一家曾与之签订意向协议准备将其收购的大公司（此举足可挽狂澜于既倒），也正因为发现了其中一些猫腻而断然放弃收购。结果是公司一位副总裁自杀身亡，董事局主席
等负责人面临被起诉，包括联邦政府官员在内的一大批关系人有待洗刷嫌疑。有专家撰文指出，安然事件若导致商界的诚信危机，灾难将不亚于9 ．11事件。

　　唉，美国社会如此依赖这“诚信”二字，真值得我们曾信奉“民无信不立”的同胞们认真思量。

　　原载：新语丝

作者: 会飞的猫 时间: 2006-12-14 13:26

失信成本巨大没信用在美寸步难行

　　　　　　　　　　　　　　　　　　　　　　来源:环球时报

　　今年10月1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管理暂行办法》将正式实施。此举意味着备受瞩目的中国个人信用体系建设启动。就是说，中国老百姓要开始体会信用记录对于个人生活和企稻闹匾粤恕?br>
　　其实，在西方发达国家，信用体系基本上都很健全。曾有美国人戏言：宁可去抢银行也不破坏信用记录。这句话很形象地描述了美国现行信用体系的特点。

　　失信成本巨大，让人知难而退

　　不破坏信用记录，这不是美国人品德多么高尚，只因为信用记录一旦破坏就很难修复，失信成本巨大，让人知难而退。

　　本人在中国驻美国领事馆商务处工作的时候，曾接到国内某地方政府的投诉，说是美国回去的一个老华侨自称要给地方投资多少多少，然后骗吃骗喝，最后还卷一大笔银行贷款走了。粗略调查一下，此人已经连续在国内骗了四个地方，居然连连得手。

　　这个骗子的手法并不高明：选择一个中西部省份，对地方政府说要投资建立合资企业。正为“招商引资”伤脑筋的当地政府大喜，立刻拿出最好的企业供其选择。于是，被选中的企业就成了这个骗子的提款机、成了其骗取银行贷款的担保人。经调查，这人在美国已经住了十几年并已加入美国国籍，在美国倒没有任何案底，曾经开过一家餐馆，没赚到钱，但也规规矩矩地经营，但为什么他能在中国屡屡得手？

　　区别就在信用制度上。在美国，如果你恶意诈骗，除将受到法律惩罚外，你的信用记录将记上一笔，从此，你难以找到工作，难以贷款买车买房，难以申请到信用卡，难以与客户达成商业合作。你也可以申请破产，把你的债务赖掉，但你在以后的7年内，不能购买1000美元以上的汽车；可以工作，但工作的全部收入扣除你的基本生活费外全部用于还债；不能开公司；不能从银行拿到任何贷款；不能买房子等等。

　　信用制度的最大好处是：它让骗子没有第二次犯罪的机会。在一个信用社会里，缺乏信用的个人寸步难行，缺乏信用的公司等于自我封杀。慑于如此威力，所有的人都多一份顾忌。

　　信用制度的建立源于不诚信

　　尽管看上去很完备，但信用制度当初在美国的建立也是因为秩序混乱、骗子横行。

　　100多年前的美国市场处处充满活力和商机。那时候，美国市场上圈地热潮、淘金热潮、修铁路热潮等一浪高过一浪。冒险家们的发财故事吸引着更多的欧洲冒险家纷至沓来。

　　在后来者眼里，北美大陆上多的是机会、资源，缺的是资金。于是，北美人带着一个个项目的蓝图跑到欧洲去，到伦敦、到巴黎，去介绍他们的项目。同样狂热的欧洲富豪把钱大笔地投入。很快，这个链条就变成了一个用纸片换钞票的骗子游戏。后来的经济学家描述当时的情景说：扛着钱袋的开发者一上了开回北美大陆的船，就再也没有消息了。

　　骗子的行为很快就被看穿，欧洲富豪们不愿再掏钱，真正的开发者也拿不到资金，开发陷入僵局。这时，花旗银行等一批银行站了出来。他们在美国对开发商的计划进行审核，然后出具一个担保函。有了这些银行的担保，真正的开发商又获得了他们需要的资金。

　　开发商要通过花旗银行的调查，就要严格规范自己的行为，信守承诺。真正想做大、做强的企业也逐渐明白：只有诚信经营，才能得到投资商的青睐。后来，才有了邓白氏等公司记录和传递企业的经营信息，现代信用体系由此诞生。这一体系对后来的股票上市保荐制度、风险资金的运作模式、金融保理业务等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严密的法律体系必不可少

　　信用体系要发挥作用，必须要有严密的法律基础做支撑。

　　在美国工作的时候，我曾接到国内一个地方企业的传真，请求协助调查一个美国企业和这家企业负责人的情况。在请示商务处领导后，我将这个传真转给当地一家专业征信公司，并通知国内公司直接和这家机构联系。

　　后来国内这家公司非常恼火，通过当地外办向领事馆发来公函质问我们为什么不帮忙？为什么委托一个当地公司办理，而且这家当地公司还要收费？搞得我们也很被动，反复向国内解释。国内这家公司不清楚，在美国，企业的商业机密、个人的个人信息都有严格的法律保护，对于从事专业征信业务的机构有严格资质管理，领事馆的人员是不能在当地从事相关业务的，而且即使想做也拿不到相关资料，否则非常容易引起法律纠纷。

　　相对而言，美国在信用管理方面的法律还是非常健全的。相关法律约有17项。这些法律以《公平信用报告法》、《平等信用机会法》、《公平债务催收作业法》，《诚实租借法》、《公平结账法》和与银行有关的《信用卡发行法》、《电子资金转账法》最为著名。这些法律对稳定美国经济，保护消费者隐私权，规范信用交易秩序，明确惩罚机制和解决一些特殊的社会问题，起到了相应作用。

　　当然，即使是信用制度相对完备的美国也不断受到不诚信问题的困扰。时至今日，在安然、安达信等系列商业欺诈黑幕被揭穿之后，美国人也在忙着修补他们以为非常完备的信用和市场监督法律大网，包括新的企业会计法、新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法等，以求“亡羊补牢”之效。

作者: 会飞的猫 时间: 2006-12-14 13:35
转飞猫回复网友的一段话：

　　纵观历史，每一次大的政治经济变革都伴随着一场政治经济文化的变革，常常是是新的政治经济文化先于政治经济变革实践而形成，思想文化的大辩论、大鸣放、大字报，常常是国家政治经济急剧变革的先兆。一种对现实世界的无奈、迷茫、困惑，一种求是、求志同道合者、求解决之道……外显的强烈需求和表现。

　　例如洪秀全的“天朝田亩制度”、康有为的《大同书》、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近代的“五四运动”、“白话文运动”……。那些率先感受到先进的生产方式的先进的思想、观念通过各种渠道传播开来，并逐渐渗入到社会公众的生活方式当中，形成了新的政治文化，从而成为推动改革社会的巨大力量。在西方，反映早期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规律内在要求的自由、平等、人权等思想和理论广泛地传播并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可，并经过长期的历史的积淀内化为社会成员普遍认同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到后来，它成为资产阶级革命和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建立的大众心理基础。

　　先哲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历史上，任何一个统治阶级在思想文化领域如果不坚持以本阶级的思想作为统治思想，它在经济、政治等领域的统治地位也坚持不住。例如前苏联在思想理论文化建设方面差，结果导致西方国家一枪不放，就瓦解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也是中国政府为什么常常搞思想文化教育培训的原因所在。借用党的一句话来说：正确的思想理论，是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错误的思想理论，则反之。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特别强调作为社会意识的思想和政治工作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能动作用，指出“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它们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
　　苏联的列宁，提出革命运动必须有先进的革命的理论来指导，必须始终坚持“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的思想。

　　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不仅在很短的时间里引进了几乎所有的西方社会科学学科，而且史无前例地建立了一套完整、规范的学科体系，形成了一支庞大的专业研究队伍。今天，在各个领域社会改革飞速进行、各种社会问题纷涌而至的特殊时代背景下，人们对中国社会科学的期望可以说是与日俱增。特别是，经过将近一百年的文化运动和思想革命的洗礼，中国人今天似乎更加意识到制度变革的重要性。比起当初的“维新”、“共和”来，只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制度变革才真正显示出其巨大的建设性力量，只有“改革开放”才开始把中国近代以来千呼万唤的制度变革落到实处。然而，令人深思的是，中国社会今天所经历的巨大变革绝不是某种出色的理论的产物，而是出于多年政治动荡的惨痛教训；在改革从“一波三折”到平稳发展的过程中，中国社会科学似乎也没有提出太多的理论资源来指导它，更加行之有效的原则却是“摸着石子过河”；最有趣的是，在改革带来了一系列思想、道德及制度的问题之后，似乎没有一个社会科学学说能对之作出真正令人信服的理论解释，或提出一套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

　　２１世纪的今天，中华文明原有的巨大影响力正在日益失落中，西方文化正在日益侵蚀、影响中国人的大脑、思想阵地和行为生活（例如圣诞节、麦当劳、肯德基、可口可乐、迪斯尼、好莱坞大片等）。中华文明昔日的辉煌，已成为昨日之黄花，实值得大多数国人深思与警惕。

　　…………

　　建立信用体系，诚如游湘兄所说的：应该与体制改革、法制建设、国民教育甚至文化复兴同步进行才有效果。不过，这一切都应该服务于一个基本中心：为国民创造更多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

　　然，如何为国民创造更多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呢？它该怎样具体落实和体现呢？人们不喜欢讲大道理的话，更不喜欢阳春白雪似的思想买弄。人们喜欢清晰明确的、贴近社会现实的、贴近人民生活的、贴近读者群众的思想理论阐述，而且要求它有着令人信服的、强大的、科学逻辑和流程。

　　…………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的实质是要实现社会经济更快更好的发展，为人民创造更多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然，许多老百姓对这个科学发展观的理解和反应却是千姿百态，还有不少人认为它又是一个流行风的口号。而且，连一些政府公务员都无法从内心理解之、信奉之、行动之，更何况平常老百姓呢？

　　他们不知道科学发展观到底是一门怎样的科学？
　　他们不知道和谐社会是如何的进行科学建设？
　　他们不知道它的科学逻辑和流程是什么？
　　他们不知道和谐社会是如何奖罚惩恶的？
　　他们不知道它是如何维护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以及如何促进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它，在许多人的心目中并没有形成一个令大众信服的、执行力度强的、贴近人民生活、贴近社会现实、贴近人民群众的良好感觉。或者说普通大众认为这个思想理论好比阳春白雪，高山仰止得让人提不起多大兴趣，也就更不用说理解它、信奉它了。

　　飞猫个人浅以为，“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理论，是一种阳春白雪似的宏观思想，它仅仅只是表述其原理，就像有些基本法一样只表述原则、原理和方向，而没有涉及到具体的落实和操作流程层面上来。因为具体的、可执行的操作流程和赏罚细则，是由相关的子法律、子法规来完成的，由其清晰明确赏善罚恶、操作流程、执行力度层面上的功能。所谓的子法律法规矩，其实也是一个因时、因地、因人、因事而不断变化、不断改善的过程。正所谓：“为道也屡迁”。

　　《易经系辞》有一句话说得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因为容易，才好让人理解之、信奉之，才会让人感觉可亲可信，深入人心。因为简单，才好让人遵循之，行动之，才好更广泛的推广普及。也正因为它能够容易让人理解之、信奉之、遵循之、行动之，所以人们能够对这种正确科学的思想体系或发展模式，在思想上坚信不疑，在行动上坚持到底，从而自然的产生良好的功效成果。也正因为它产生了良好的功效成果，从而能吸引更多的人一起来参与，一起为它而奋斗，推广普及，从而将它发扬光大，创造出一个伟大的事业！这个道理运用到国家治理上、思想宣传上，也是一样的科学。

　　信用体系，恰恰是可以有效解决人们思想疑惑、建立和谐社会的重要手段和途径之一，可以让人们较好的理解之、信奉之、遵循之、信奉之。它向人们构画出一个“跳一跳就可以摘到桃子”伟大的、人人信赖的、可以执行实现的远景目标！

作者: 南华学童 时间: 2007-4-26 23:55
我们怎么办？用我自已践行的诚信来换醒不诚信“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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