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财团的“总裁离职”事件提醒我们———— 谨防浙江经济由民企兴 由民企止
背景] 几个月前,温州中瑞中驰两家财团的成立,吸引了国内财经界的关注目光。两家财团不约而同地向外高调宣布,寻找职业经理人,建立管理团队,对财团进行现代企业制度的管理,希望在财团这一全新经营模式下,超越温州的家庭企业管理模式。但不料在短短的几个月内,两位空降的总裁因感觉“憋气”挂冠离去。事后从一些媒体披露的情况,使人们再一次看到家族企业在文化管理等方面深层次的不足。这不仅仅是温州的问题,而是整个浙江民营经营面临新突破的一个缩影。 说到浙江的民企,人们往往充满钦佩之辞,只看到它光彩夺目的一面,从前不久被媒体报道出来的“总裁撂挑,温州财团前景不明”却展示了另一面,即“浙江事在民企,民企瓶颈在文化,文化的病根在传统”。 作为中国民营企业最重要的发源地,在其他一些地方民营企业刚刚举步时,浙江民企就悄悄地占据了国民经济的半壁江山,现在不关走在我国的前列,更是到了一个重要的转折关口,随着各地民企力量的蓬勃兴起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纵深发展,原来支撑浙江民企快速增长的先发优势、劳动力优势、原辅料优势等正在一点点地丧失,浙江民企如不主动迎接这一转折,寻机上新台阶,则必将陷于长期的停顿。类似的情况已经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在英国、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价值链条上的每一个环节只有不断地向上游迈进,才能为自己赢得持续发展的生机。 从“民企瓶颈在文化”这点来看,客观地讲,许多浙江民企老板都有着强烈的进取心和较为先进的经营理念,也一直在强调现代企业的法人治理,授权,甚至亲自去读EMBA,找咨询公司,但是,许多老板努力还是无法抵消周围及其自身的老理念、老思路的影响,传统的力量,也就是文化的惯性太强大了,以至于老板自己在一番左冲右突后,仍然无法向前迈出哪怕是小小的一步。这也恰恰是笔者从“总裁撂挑”一事中看到的情景。 请回想,当初温州两大财团高调成立的时候,曾经公开向媒体表示,“我们试图走出一条新路,新路的第一步就是打破家族制的温州企业传统模式,从外部招聘经理人,组成管理团队,进而构建现代企业管理制度。”而在此背影下空降而至的两位总裁,仅几个月的时间便满怀希望而来,满载失望而去。在他们看来,两权分离不过是镜中花水中月,合同中虽然明确了各自的责权利,但实际上这些浙江老板视企业如儿女,始终无法割对企业的控制欲。 其实,一直关注浙江民企成长的人们对上述情形并不陌生,1998年的时候,不是有一群大学生满怀希望地跑到浙江萧山的一家民企,不久便满怀失望地相继离开了吗? 从“文化病根在传统”看,虽然温州财团的总裁来去匆匆,但当事双方对其中原因的认识却如出一辙,某财团董事长直言,外来的人也要熟悉温州的文化,不理解温州的文化,不明白股东的意图是不行的。 而外聘总裁则借柏杨的酱缸文化进行还击。所谓柏杨指出的酱缸不就是千百年来传统文化的糟粕吗?它传承数千年,中国人对它再熟悉不过,不要说身在本土的中国人,就是远在海外的华人,也不免深受其影响。如此,我们的民企也就难以走出家庭经营的小圈子,难成气候了。不进则退,如果温州企业家不能有效地去除自身的文化病根,则由民企兴起,由民企支撑的浙江经济将长期陷于停滞。 老板们为何要联合起来搞财团,原因之一就是目前的产业利润已经非常微薄,甚至只能靠晚上开工,赚点电费上的差价来维持。如果说几年前人们还有理由担心对民企原罪的反思会挫伤民企积极性的话,时至今日,对民企的鞭策已经变成十分迫切。近年来浙江在硬环境的建设上取得很大成就,机场、高速公路、跨海大桥日新月异,但如果没有文化理念上的创新与飞跃,外面的人才进不来,再好的基础设施,外部环境的作用也是有限的。 ————2004年11月29日《中国经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