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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中，精神分析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及其学说被涉及的频率很高，甚至还出现了一个“精神分析女性主义”派别。然而，女性主义与精神分析学说的关系却相当复杂，既有相对立的一面，又在某些方面(性革命)的研究不得不借助于这一学说的某些内容。
作为一名心理学医生，弗洛伊德观察了那些寻求精神分析、希望以此解除痛苦的妇女。他认为这些妇女有一个共同点，即她们都是那个时代中“不适应环境的”、“具有不满性角色”的人。对“性角色”的不满主要表现为她们的自卑感，如鄙视自己的女性性别，企图反抗和改变女性角色的被动性，羡慕男性有比女性更多的自由，立志要在知识、文化、艺术等领域取得与男性同样的成就，等等。总之，这些女性企图以各种方式来弥补因为非男性性别所带来的社会劣势地位，致使自己的心理状态变得“不正常”了，还可能出现更严重的症状，直至歇斯底里。而把一切都追溯到“性”与“性压抑”的弗洛伊德，于是提出了“阳具妒忌”来概括女性的这一状况。他还认为，女人对自己性别的发现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灾难，犹如鬼魂附身，会困扰女人一生——女人认为她一出生就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觉得自己的那一物件被“砍短了”或遭到了“阉割”。许多女儿因此而怨恨她们的母亲，责怪她们把自己作为女人而不是男人带到这个世界上。这些，既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理解女性人格的基础，也成为诠释男性身份“优越”而女性身份“低劣”的“心理科学依据”。
对此，女性主义持批判与坚决否定的态度。《性政治》一书的作者凯特·米里特认为，假设弗洛伊德关于女性具有这种对自身性别的怨恨是真实的，应该问的问题是:为什么她们会这样？还需要进一步问的问题是:在女性生活的社会以及她们适应社会的过程中，是哪些力量迫使她们认为自己是个“劣等人”？答案确切无疑，即男权制的社会环境以及这个社会对女性的强制与塑造，而绝不是弗洛伊德所指的、基于男女解剖学差异的“阳具妒忌”。遗憾的是，在科学的名义下，身为心理学家的弗洛伊德却宁愿忽视更有说服力的社会原因，而将解释集中于对婴儿主观情感的扭曲上，这只能是对心理学的不幸。在弗洛伊德的“阳具妒忌”话语中，不但女性感到和要求改变自己劣等地位在心理上是“不正常的”，而且当她们在幼年时期一旦发现了男女解剖学上的差别，注定要成为“阳具妒忌”的“受害者”——弗洛伊德想象这将毒害女性的精神发展，使她们无可救药，终生都是一个“不成熟”、“不完整”、“不健全”的人，她们的“道德低劣”也根源于此。米里特指出，这一几乎类似于怪诞剧的心理学“重大发现”，其实根本没有任何有价值的客观根据，它产生于弗洛伊德的主观臆想，充满着男权中心主义的偏见，目的是企图把男尊女卑说成是由“生物学法则”造就的“必然”。根据弗洛伊德的学说，曾有讥讽者煞有介事地把女性主义称之为“阳具妒忌运动”，而追求独立自主、希望像男性一样读大学、对人类文化作贡献的女性则被污蔑为应当接受“治疗”的“神经质患者”。米里特的研究还指出，弗洛伊德“阳具妒忌”话语产生于西方性革命的顶峰时期，是企图在“治疗”与维护身心“健康”的幌子下延续男权制，是以心理科学名义构建的诋毁男女平等的武器。
然而，在“阳具妒忌”话语之中，女性主义研究也发现了一些有助于破除男权中心主义的资源。弗洛伊德混淆生物学和文化是愚蠢的，但男女解剖学上的差异确实已被纳入了文化之中，被文化层层包裹的“阳具”，也已成为获得更高等级、更大权力、更多利益的依据。如果真有什么是遭到女性“妒忌”与“怨恨”的话，那么绝非是“阳具”，而是与这个“解剖学符号”联系在一起的不平等权利——不是生物性，而是父权制社会赋予了男性优于女性的特权。精神分析女性主义者卡伦·霍内尔等人相信，如果重新解释弗洛伊德学说，拒绝其生物决定论，就有可能运用这一学说来达到女性主义的目的。与弗洛伊德不同的是，精神分析女性主义主张应更多地聚焦于“前俄狄浦斯”阶段，而不是“俄狄浦斯”阶段，认为通过这样的研究，可以更清楚地揭示父权制社会是如何通过创造和维护男权统治的方式，来构建性欲与性别的，这就可能使精神分析学说转化为批判父权制的武器。朱丽叶·米切尔在其《精神分析与女性主义》一书中，则认为弗洛伊德学说并不等同于简单的“生物性即命运”的口号，正好相反，这一学说表明的是“社会性别”如何在纯粹的“生物性别”里呈现的。在这一基础上建立的具有象征意义的男女社会性别角色，其影响渗入并深埋在人类心理成长的过程中。对此，也许不得不进行一场颠覆“俄狄浦斯”的革命，但这不仅是冒险的、也将充满着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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