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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2日时事开讲 《中国农民调查》震撼人心
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开讲》
观众反馈信箱：shishikj@phoenixtv.com.cn
十二月二十二日话题：《中国农民调查》震撼人心
主持人：吕宁思
凤凰卫视时事评论员：马立诚
吕宁思：各位好，紧贴时事，现在开讲。
我们都还记得几十年前常常进行的忆苦思甜，当时我们形容1949年前的中国，常常会说那是富人过年穷人过关的时代。今天的中国和过去真的是不同了，从圣诞节到新年到春节，一连串的长假期，电视、广播，还有报刊都是一片的喜气洋洋。
在这次过年之前的《时事开讲》节目中，却想请大家不要忘记这样一个事实，就是在我们中国人口的大多数并没有向外界想象那般的富裕，而这些人就是我们的农民兄弟。我们今天的话题就从《当代》杂志今年的最后一期发表的长篇报告文学《中国农民调查》开始谈。
马先生，这篇报告文学字数很多，但是在年底发表，我想正好和大家关注农民问题，挂在了一起，你有什么样的感想？
马立诚：我觉得这篇作品是很重要的，它切中了当前中国社会的一个热点，一个痛点，而且这个作品写的也很好，很有分量，很具有震撼力、冲击力。我读了以后教益很多。
这篇作品是发表在《当代》杂志上的，我们不妨向海外的观众朋友介绍一下《当代》杂志。《当代》杂志是中国内地最重要的文学期刊之一，是双月刊，发表作品比较多。在八十年代，《当代》是很红火的，《当代》和北京的《十月》杂志、上海的《收获》杂志、广州的《花城》杂志，被定成中国期刊界里的“四大名旦”，影响很大，发表过很多很有影响的作品。后来市场经济大潮涌起，文学慢慢从人们视野的中心向边缘移动，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一部分读者对文学期刊有忽略。
《当代》今年第六期发表了《中国农民的调查》，可以说是再震了《当代》的雄风，很有冲击力。下面把作者介绍一下，作者是陈桂棣、春桃，夫妇两人。陈规棣现在担任合肥市作家协会主席，他发表过很多作品，今年60岁。他的创作有一个特点，总是紧贴着现实，总是针对当前的热点创作。1993年，他发表过《悲剧的诞生》这部作品，主要是通过企业家的命运来揭露了中国社会的吏治和司法方面的腐败；1996年发表了《淮河的警告》，以淮河污染为主题，描述了环境的恶化状况，以及造成的原因，这篇作品获得了鲁迅文学奖；此后他还创作过电影《零点行动》，这是在2000年上演的；还写过民间包工的作品，写律师的坎坷经历。凤凰台对陈先生这部作品非常重视，也曾经和他进行了沟通，问他为什么要创作《中国农民调查》这部作品，陈先生回答说，我是农民的儿子，对农民的命运非常关注，而且有一种要改变农民们命运的一种责任感。我觉得他这个话讲的很好，这个作品证明了他这样一个思考。
吕宁思：这部作品的出现不是巧合，他从三年之前就开始写这部作品，而他在十年之前就开始关注中国农民的问题，而今天中国农民的问题确实是中国从上到下都要关注的问题。
马立诚：当然，比如说在十月份的时候，中共中央十六届三中全会做了一个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决定，这个决定也就是说要统筹城乡发展，还提出要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也提出了要取消对农民进城就业的限制。
11月召开的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解决三农问题是明年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要求各方面要向三农来倾斜。
国家主席、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本月中旬视察河南、山东，讲话的时候也再次强调了解决三农问题是明年的重中之重。
这样一篇作品在这个时候问世，可以说是正逢其时。因为这篇作品是描述了当前中国农民的困难、艰辛处境，并且探索了今后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些改革的思路，给广大读者，给关心三农问题的人提供了一份很好的报告，一个详实有利的报告。他自己的创作过程也是非常的严肃而认真，并没有因为是很有资格的老作家就轻率为之，他是大概用了两年多时间，走了安徽五十几个市县调查农民的情况。
安徽这个地方在中国三农问题上是有代表性的，第一，是一个农业大省；第二，1978年12月安徽小岗村18户农民按手印，签下了包产到户的契约，从而打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头炮。
吕宁思：这个契约已经放到了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里。
马立诚：所以安徽这个地方大家都很关注，安徽农业的状况、安徽农村的状况、农民的状况应该说在中国是有代表性的，所以陈先生选择安徽来解剖，同时也涉及到其他一些省份，应该说很有典型。
这篇作品在发表以后，11月底出版的杂志，现在短短的一个月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和震动。西北影响比较大的，西安的《华商报》已经开始连载这个作品，陕西人民广播电台的农民频道开始连播这部作品，安徽的许多报纸发表了评论和介绍，还有六家出版社前来找作者，要求出版该书。当然要告诉观众们一个消息，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在开机印刷这本书，不久就可以上市了。
这个作品我觉得有几个特点，一个是针对当前的三农问题做了一个全景式的描绘，从时间上来看，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一直写到今年，这正是中国农民因为负担过重而产生很多社会问题，引起上下关注的时刻。另外，从空间上来看，调研的范围是非常广，从问题、选材来说，既描述了中国农民的负担，农民的困境，也详细解剖介绍了当前费改税，农村的税费改革，这件事情的萌生、启动、跌荡和发展的过程。同时，作者在这篇作品里头也对中国三农问题今后的出路提出了一些他的思考，所以这个作品是一个全景式的，可以说对当前中国三农的问题是有一点百科全书的味道。
第二点，我觉得这个作品是激情洋溢。我读这个作品的时候，感觉到陈先生，还有春桃，夫妻二位他们对农民的那种关切、那种热爱，对农村以农业的发展那种焦虑和思考都是跃然纸上。另外，就是非常的尖锐、大胆，对农民的悲惨命运、对相当多的农村的黑暗与衰败做了无情的揭露，这个我觉得是非常有震撼力的，举个例子来说，他开头就能抓住人，他讲了安徽立新县（音）的一个青年农民，因为向县里面反映村里负担过重，结果而被村干部记恨，被副村长勾结派出所的一些人就把这个风华正茂的青年活活打死，最后是国务院介入、中央纪委参加调查才这个问题解决。另外还有安徽固镇县的小占庄（音）有四个农民因为向县里头反映村里面乱收费，帐物不清，要求查帐，得罪了副村长，这个副村长尽然带着儿子在光天化日之下、在众目睽睽之中用刀把四个农民活活的砍死、杀死、刺死，已经猖狂到这种地步，当死者的家属到县里告状的时候，该县的县委书记竟然问四个死者的家属，怎么不杀别人，单杀你呢。这就是农民的命运，可以说这部作品这方面的描述和介绍是触目惊心的。
吕宁思：对，很多人以为在中国农民开辟了中国二十五年前改革开放的先锋之后，中国农民很快就富裕起来了，但事实上这部作品告诉我们，中国的农民不但从那个时候没有开始富裕，甚至变成了越来越多的苛捐杂税的受害者。
中国的农民为建立这个共和国作出了最大的支持，中国的农民为建设这个共和国付出了最大的代价，也是中国的农民为改革开放立下了最大的功劳，想到这些，我们能够为中国农民今天的境遇而无动于衷吗？
马先生，刚才讲到这样一个话题，就是说中国的农民在改革开放以后前几年是出现了不少万元户，但据这篇报告文选到1984年城市改革之后，中国的农民再次为城市的改革背起了很多重负，而且这个重负是越来越重。
马立诚：承担了改革的成本，同时78年到83年前后确实农民的情况有很大的改观，但是形势在发展，新形势有新问题，这些新问题如果不能及时解决的话，还会重新陷入到困境里面去。
另外一个，两位作者在这篇作品里面也指出，中国农民之所以陷入到这么深的困境里，是跟一系列的体制问题是密切相关的，这个问题并不是这么简单，而这些体制问题至今有的正在解决，有的并没有解决，所以作者在这点上表述他深刻的一种观察。
两位作者在作品里头以安徽省为例分析了农民负担的情况，其中像有的是可笑到这种程度。两个青年农民结婚登记还得收14种费，恩爱保证金、儿童乐园等等，两位作者在作品里分析了，之所以造成在税费改革之前两、三百种税，是怎么造成的，一个就是乡镇，也包括一部分村还有县，比较突出的乡镇就是摊子布的太大，冗员太多，吃皇粮的人太多，负担不起，再有一个，就是说中国是城乡二元体制，对于农村这一部分有一种歧视，投入各方面都很不够，所以阻碍了农村的发展，当然还有各种政绩、达标活动也加剧了农民的负担，还有这些年来农产品的价格偏低。
然后他就对今后中国三农问题怎么解决作者也提出一些思考，他告诉我们尤其要警惕黄宗羲定律。他举了一个例子特别有意思，就是安徽临泉县的一个农民过去因为上访反映负担过重遭到很苛刻的对待，被逮捕、并且被开除出党，后来把这个问题解决之后，他才恢复。他当选了一个村的支部书记，又开始乱收费了。虽然现在税费改革开始起来了，但是新的问题逐渐出现。问题是为什么会发现新的乱收费的情况？作者认为，税费改革的确了减轻了农民大约30％的负担，但是乡镇这一块的财政支出也缺少了30％多，村财政支出缺少了70％多，甚至村一分钱没有了，这样用度不足，逼得干部最后还得向农民收钱。
作者就提出了，一个就是要放开粮食市场，要购销放开，他对前面一段政策也提出了批评；第二点，就是要减免农业税，大概全国农民的农业税五、六百个亿；第三个，就是要取消户籍制度；第四个他提出要进行土地制度的改革，比如说可以依法在农民自愿的情况下土地流转，他倒没有提土地私有化的问题，事实上很多学者已经在研究土地私有化的问题；另外也是最重要的，两个作者提出了取消乡镇这一级政府，建成政工所，作为县里的派出机构，这样可以大大的节约行政成本。这个思考有些学者也提出来过。
这篇作品还详细介绍了安徽省的一个农业专家叫何开英对于实现税费改革所作出的巨大贡献读来还是很感人的。关于农业税这一点还可以说一句，作者指出现在中国城里人人均每年的税付大概是30多块钱，可是农民的人均税付是140块钱，而城里人的收入实际上比农民高五倍，这样一个极大的不公平是一个巨大的讽刺，他们应该减农民税，我听说浙江比较富裕的地区，宁波已经开始把农业税免掉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事情。
在网上对陈规棣和春桃的作品反响是非常强烈的，我在网上看到一个叫梦笔生的记者，他在网上写，他说看了这篇作品之后他的良心一直感到非常的不安，他作为记者，他也曾接触过这样的事情，一位40多岁的农妇曾向他求助，那个农妇向他打开一个小包，那个包里有向头皮筋一样的东西，原来这个是因为农妇去告状，被村长派人把她脚筋抽出来了。当时这个记者也是蛮震撼的，也想帮这个农妇的忙，但最后一来忙这个，二来忙那个，不了了之，把这个农妇的告状信给丢失了，他读了陈先生和春桃的作品以后夜不能寐，想这个事情，他觉得自己做的很不对。
所以这篇作品确实是产生这样的冲击力，顺带我们还想讨论一个问题，就是说作家们还是应该更多的关注中国的现实。
吕宁思：我们可以看到尽管有很多有责任的作家，不能算是太多，但是很多作家他们把他们的眼光还是集中在小资这样的城市青年，还有新一代的中国人如何跟世界接触，但他们忘了他们的眼光应该看一看在中国13亿人口的背后还有9亿农民，而9亿农民他们过着怎么样的生活，不能说和以前完全一样，有一些进步，但是很多农民都陷于这种体制造成的困苦当中，而不能自拔。
马立诚：我觉得文学创作，百花齐放，各有存在的理由，就报告文学这一分支来看，我觉得陈规棣、春桃这个作品应该提倡，作者的责任感，当然文笔也是蛮生动的，写的很好，所以当代杂志他在四大名旦里头的特点是他和现实贴的最紧，这次发表这篇文章再次体现了《当代》杂志的这个特色，我们读了以后都感觉很震撼。
吕宁思：另外除了作家之外，我想这部作品出来之后，应该是很多城里人也应该想一想对于农民兄弟有没有一些责任在里面。
马立诚：当然，是这样的，首先就是说要更多的关心，要投入到这种促进改革的社会氛围里面来，比如取消户口制度，欢迎农民进城打工，这个我觉得很多人的观念是在从看不起农民、嫌弃农民已经开始改变，他们或者是从人权的角度，或者是从中国综合发展的角度，或者各种角度来看问题，都觉得应该来解决，凤凰台的节目以前曾经介绍战略与管理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就是说农民有组织的反抗及其政治风险，现在又介绍陈先生跟春桃的这篇文章，我想凤凰台对中国内地的这类问题非常的关注。
吕宁思：对，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最高层他们从体制上来关心农民、解决农村问题、解决三农问题，作家把他们以文学的笔触或者正文的笔触来触及到农村的真实的一面，广大的人民也觉得应该造成一种风气，就是尊重农民、关心农民、来同情农民，这样中国真正的持久性的发展还是靠农村，我们今天就谈到这。
谢谢马立诚先生的评论，今天晚上就讨论到这里，明天仍然为大家关注时事，继续开讲，再见！（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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