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田“召回门”引起着轩然大波。昨天（3月2日），参加美国众议院听证会并访华举行记者招待会之后的丰田汽车社长丰田章男回到日本，向记者团表示“感谢给我提供真诚、直接的对话机会，学到了很多东西，希望以后能够以更加透明地做好消费者第一的经营模式”。对于欧洲之行，丰田表示“什么都没定”。可见，他“道歉与说明之行”暂时告了一段落。
“召回门”对丰田的打击是前所未有的。从直接利害关系看，丰田一年来召回的汽车数量（超过1000万）已经超过了2009年全球汽车销量（698万）。从美国等市场召回的问题车相关费用达到约1700亿至1800亿日元。更不可低估的是间接而模糊的“信用成本”。在一个市场经济环境里，买方和卖方之间交易的实际上是个“信用”，买方失去了信用，其后果不堪设想。美国国会以召开听证会的方式向丰田施压本身已经说明问题的严重性和深刻性。丰田能否在美国这一最重要的市场重新建立信用机制？答案依然是个未知数。
丰田章男从美国直接飞到北京，不管是自愿的，还是事前与中国有关部门沟通过的，但他在北京举办记者招待会，亲自向中国消费者鞠躬三次道歉，说明相关事宜，也是罕见的现象。中国至今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虽然在现阶段中国市场在丰田全球销量上占的比率不过是5%，但从未来的发展潜力看，丰田绝对不能轻视中国市场，何况2月26日中国国家质检总局对部分丰田问题车的风险（Toyota's risk）发出了“警告”。丰田章男通过北京之行安抚中国消费者，与中国政府进行磋商之外，也向全中国人传达了明确的信号：丰田在未来的时间内高度重视中国市场，希望中国消费者能信任我们。
丰田公司一步又一步陷入危机的过程是沉重的、深层的。丰田出事出在管理体制上。就像丰田章男在北京解释的那样，“企业的发展速度过快，员工和组织机构的成长和发展并没有跟上，才导致了这么多问题的出现。丰田的发展速度已经超出了自身的能力，使得丰田一直以来最为重视的对于造车、造物的苛求有所松懈”。
既然说是“信用危机”，更应该反思的是“危机管理”的实态。美国人、中国人，甚至日本人，都有意无意中深信，“丰田车在全球规模大量被召回，但其质量或其对质量的管理依然是最好的”。问题显然不在于质量管理本身，汽车毕竟是人工制造的，是“人治”，而不可能彻底“法治”，出问题再正常不过了。因此，“公关”对制造业来说极为重要。美国人、中国人，甚至日本人，都有意无意中坚信，“丰田处理召回的过程有问题：不诚恳，不老实，不透明”。对于其电子控制系统有没有问题，丰田说没有问题；对于丰田有没有之前隐瞒事实，丰田说没有隐瞒。但外界对丰田的质疑始终没有停止。例如，一份描写丰田之前通过与美国有关部门接触、通过谈判节省了1亿美元以上的召回成本的内部报告被揭秘。“真相的内幕”仍然没有在阳光下得到处理，但至少肯定的是，美国人、中国人，甚至日本人都认为丰田车的技术出了问题，质量管理没有到位，丰田之前故意隐瞒事实。
丰田这一品牌价值似乎陷入了自创业以来最低谷的状态，能否走出这场危机取决于丰田章男今后的决断与表现。他昨天表示，“若美国议会再次邀请我出席听证会，我将出席”。这场“美国VS丰田”的战争恐怕还要继续。对于美国来说，关键在于如何趁机扶持美国国内的汽车行业，使得它们在国内外市场上占有更多的份额；对于丰田来说，关键在于如何寻找合理的落脚点，即“软着陆”，这场贸易战不可能没完没了地被政治化。不可否认的一点是，召回门绝不仅仅是限于丰田一家企业的危机，整个“日本制造”、甚至“日本模式”都必将遭受质疑，何况日本“战后奇迹”、“日本制造”、“丰田模式”基本上在同一语境下发生，是相辅相成的产物。
在这里，有三点值得深思：
首先，平常时期在世界绝对领先的日本人的忧患意识或危机感，为何在非常时刻却变得如此缓慢或迟钝？这既取决于日本岛国根性上的民族主义，也取决于日本战后奇迹上的经验主义。由此产生的“对内的偏见”和“对外的傲慢”使得日本人在关键时刻无法迅速应对危机。
其次，“丰田模式”也好，“日本制造”也好，实际上在日本战后腾飞下被“神化”了。大和民族都坚信，日本战后奇迹是日本以制造业作为立国之本的结果。日本制造才是使日本走出战败、回归国际社会、成为世界经济大国的根本力量。没有制造，便没有日本。被神化了的不是国家，也不是个人，而是企业，是制造业。但历史证明，任何被神化了的英雄都必然走向破灭或终结。假如有个“丰田神话”的东西曾存在过，那么此时此刻，它应该破灭或崩溃，而不该盲目持续下去。迄今为止，它的弊已经大于利了。
再次，历史证明，不衰落的帝国是不存在的，任何力量都是经衰落而重新崛起的。在这个意义上，曾被神化了的“丰田模式”如今需要做到的无非就是：反思与调整、回归与超越。“日本模式”的亮点无疑是以精密、细致、人性化的质量管理方式保证“顾客第一”、“消费者第一”的基本理念，对此，丰田需要在管理与精神双重层面上进行反思和回归。大和民族的“传统美德”和“天生优势”必须坚持到底。与此同时，在世界金融危机对日本实体经济的打击空前巨大、日本又必然遭遇老龄化这一社会困境的前提之下，如何寻找新的经营模式，调整“质”和“量”的关系，对此，丰田需要在管理与精神双重层面上进行调整与超越。
引人注目的是中国舆论对丰田召回门的反应和措施。事态升级之后，一方面，趁机发泄排他性的民族主义情绪的愤青们仍然存在，但另一方面，让我更加清楚地看到的是中国人的“务实主义”。不管是电视节目还是纸面评论，其言论都贯彻“以日为戒”的基本立场：“丰田在扩张的过程中遭到了质量问题和管理上的漏洞，难道如今同样扩张的中国企业不会遭到同样的问题吗？”
中国媒体围绕丰田召回门展开的数不清的报道和评论，从中看到的是中国有识之士的“防御性现实主义（Defensive Realism）”。他们认为，“丰田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比如，3月2日《环球时报》的社论“丰田警示中企，提防扩张诱惑”指出，“眼下，中国企业正处于急剧扩张阶段，面临做强做大的诱惑远比丰田要大，但却少有像丰田那样，具有长达70多年的积淀，产生‘丰田危机'的可能性很大”。这篇社论代表的是今天中国主流媒体及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让我看到了中国人的内在力量，值得敬佩。
整治了丰田的美国霸权主义，陷入前所未有信用危机的丰田模式，以及提防扩张诱惑的中国崛起，三个行为体的思考状态截然不同，却让我联想到了一个共同概念：帝国的迷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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