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坛上,沈从文和张兆和是有名的师生恋之一。这段差距悬殊的感情之所以成功,在于沈从文“奴隶”般的锲而不舍。
“癞蛤蟆第十三号”
连标点符号都不会用的沈从文选择靠笔吃饭,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好在沈从文认识了郁达夫,很快在文坛打开局面,后又经徐志摩推荐,到胡适主持的中国公学当老师,有了一份体面的工作。
沈从文在中国公学的第一堂课,就闹了笑话。他在慕名前来听课的学生面前呆站了十分钟,然后又用十分钟念完了原先预备讲一个多小时的内容,然后看着学生,又一次陷入了沉默。最后,他只好在黑板上写着:“今天是我第一次登台上课,人很多,我害怕了。”学生大笑不止。
目睹沈从文出洋相的女生中,就有他日后苦苦追求,最终成为他夫人的张兆和。
张兆和出身江南名门,家世显赫,人又长得漂亮,身后有大批追求者。张兆和曾把追求者进行编号——青蛙一号、青蛙二号、青蛙三号……在当时众多追求者中,沈从文并无优势,小学没毕业,又没留过洋,也不是教授,性格又很木讷,用二姐张允和的话说,他只能算是“癞蛤蟆第十三号”。
但是,“癞蛤蟆”偏偏对“白天鹅”一见钟情,沈从文没有勇气当面表白,就开始写情书。张兆和收到沈老师的第一封情书,上面只写了一句话:“我不知道为什么忽然爱上了你?”张兆和没有回信,她以为沉默是最好的拒绝。然而沈从文的来信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厚,让她不胜其烦。她在日记中写道:“又接到一封没有署名的S.先生(沈的代号)的来信,没头没脑的,真叫人难受!”
得不到张兆和的回应,沈从文开始软硬兼施,寻死觅活了。1930年7月,张兆和在日记中描述了沈从文对她的室友说的一番话:“如果得到使他失败的消息,他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刻苦自己,使自己向上,这是一条积极的路,但多半是不走这条的;另一条有两条分支,一是自杀,一是,他说,说得含含糊糊,‘我不是说恐吓话……我总是的,总会出一口气的!’出什么气呢?要闹得我和他同归于尽吗?那简直是小孩子的气量了!我想了想,我不怕!”
很快,学校里谣言四起,这让声名清白的张兆和不堪重负,她决定找校长胡适去“揭发”老师的不当行为。岂料,在此之前,沈从文因为追求不到张兆和曾跑到胡适那里哭诉,胡适说他会出面帮他一把。张兆和主动找上门来,胡适认为是一个机会,于是就有了下面这段对话:
“沈老师给我写这些可不好!”
“有什么不好!我和你爸爸是安徽同乡,是不是让我跟你爸爸谈谈你们的事。”
“不要讲!”
“我知道沈从文顽固地爱你!”
“我顽固地不爱他!”
最后,张兆和气冲冲地走了。
然而,在沈从文马拉松式的爱情攻势下,张兆和还是动摇了。正如她后来的回忆,“我什么时候开始对这个‘乡下人’的看法逐渐改变了,真是一点也想不起了”。
“乡下人,喝杯甜酒吧!”
比张兆和更早接受沈从文的,是她的家人。
1933年暑假,张兆和毕业后回到苏州,沈从文追随而来。为了给张兆和留下好印象,他卖掉了一本书的版权,买了一套英译精装本的俄国小说作为见面礼。据张充和回忆,沈从文造访那天,张兆和到图书馆看书了,沈从文以为她故意不见,站在门口进退无策。后来二姐允和出来,便请他到家中坐,沈从文怎么也不肯,坚持回旅馆去了。张允和“从小见义勇为,更爱成人之美”,等三妹回家,便劝她去看沈从文。张兆和不去,张允和说:“你去就说,我家兄弟姐妹多,很好玩,请你来玩。”张兆和来到旅馆,一见到沈从文,就像小学生背书似的,把二姐教的话一字不改地说了出来,之后,就再也说不出第二句了。
沈从文到张家做客很受欢迎。当时张兆和的父亲和继母住在上海,沈从文没有见到,他回青岛后写信托张允和询问张父对婚事的态度:“如爸爸同意,就早点让我知道,让我这个乡下人喝杯甜酒吧。”张父很开明,主张儿女婚事由他们自理,张允和得到父亲的答复后,跑到邮局给沈从文打电报,:“山东青岛大学沈从文允。”一个“允”字,即表示婚事得到允许,又代表了打电报之人的姓名。毕竟是恋爱中人心思慎密,张兆和怕沈从文看不懂电报,又悄悄去了趟邮局,重拍了一封:“乡下人,喝杯甜酒吧。”
沈从文硬是凭着一股子韧劲,追到了他心目中的“女神”。1933年9月9日,沈从文在北平中央公园与张兆和结婚。这位“乡下人”终于如愿以偿,喝上了爱情的甜酒。
灵魂曾出轨
沈从文和张兆和新婚后的生活,算得上如胶似漆,幸福甜蜜。但是,两人毕竟相差8岁,经历、所受的教育迥然不同,再加上沈从文是小说家,对爱情的追求,又多了一层美妙的幻想,所以当激情褪去,回归平淡的时候,两人个性的差异还是显现出来。
沈从文虽然是乡下人,但天性浪漫,相反,张兆和却要务实得多。张兆和曾经写信给沈从文说:“不许你逼我穿高跟鞋烫头发了,不许你因怕我把一双手弄粗糙为理由而不叫我洗东西做事了,吃的东西无所谓好坏,穿的用的无所谓讲究不讲究,能够活下去已是造化。”这种家事的琐碎,让沈从文对婚姻有了不同往日的看法。其中,最能反映这种心态的,就是沈从文的代表作《边城》。毕竟,在新婚蜜月里写出一部悲剧作品来,这种对比不同寻常。
沈从文说,《边城》是他将自己“某种受压抑的梦写在纸上”,而这种“受压制的梦”,是“情感上积压下来的一点东西”。后来,沈从文含蓄地承认:《边城》是他在现实中受到婚外感情引诱而又逃避的结果。
沈从文婚外恋的对象是诗人高青子。当时,高青子在熊希龄家当家庭教师。有一次沈从文去拜访熊希龄,熊希龄不在,高青子出面接待,初次见面双方都留下了好印象。一个月后,两人又一次相见,高青子故意按照沈从文某小说描述的情节打扮自己,含蓄地表达了对沈从文的好感。沈从文何等敏感,自然心领神会,两人越走越近。
沈从文与高青子的关系,深深地伤害了张兆和。沈从文也很痛苦,他跑到梁家向林徽因倾诉,请她帮忙整理一下自己“横溢的情感”。后来,林徽因提了一个很耐人寻味的建议,让他去找金岳霖谈谈,“他真是能了解同时又极客观极懂得人性,虽然他自己并不一定会提起他的历史”。最终,深爱妻子的沈从文及时刹车了,然而这种“灵魂的出轨”虽没导致家庭破裂,却加深了夫妻间的不理解。巧合的是,后来沈从文与高青子在西南联大重逢,又险些擦出火花。只是,与长久的婚姻比起来,短暂的婚外恋要脆弱得多,高青子最终选择退出,据说后来嫁了个工程师。
虽然生活中有诸多不和谐,但张兆和始终是沈从文心目中的女神,沈从文的文学创作,也多受益于这场婚姻。二姐张允和回忆,“1969年,沈从文下放前夕,站在乱糟糟的房间里,他从鼓鼓囊囊的口袋中掏出一封皱头皱脑的信,又像哭又像笑对我说:‘这是三姐(张兆和,此时已下放湖北咸宁)给我的第一封信。’他把信举起来,面色十分羞涩而温柔……接着就吸溜吸溜地哭起来,快七十岁的老头儿哭得像个小孩子又伤心又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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