谋生于珠三角的企业间，看到的、听到的最隐秘的故事都是有关政府行为的，开始明白离开政治谈经济不过是一句空话，那一个曾经的梦想是多么的不切实际，不过是水中花月而已。接下来的就是思考，为什么会这样？这样的财富通路对这个国家的未来有意义吗？
当我们观察到国字号企业近几年的声势日隆，始明白经济终究由政府说了算，也终于知道百年前那些曾经给后来很多有志青年播种了梦想的喊着“实业救国”的理想人士如张謇等，所念的口号不过是一个口号而已。中国商人历来的生存智慧中都会有两个面向：一个是面向政府的，一个是面向百姓的。而这两个面向大致是两副截然不同的嘴脸。面向政府的，脸上永远堆着笑，同时将收入中的大半用来打点其中的关键人物；面向百姓的，便是一副胸怀大志，忧国忧民的形象，原因无非是让他们自愿掏腰包。而历史也同时一体两面：所谓有记录的历史，是给百姓看的，商人自然只有忧国忧民的形象，政客自然只有清廉的形象；而背面的历史，是不能见光的，最多也只能存在于利益相关者的家教中。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商业三十年，个中高手仍然是同一韬略，并无大的进步。并不需要点名，我们就可以看到民族情结是多数国产低质商品在国内市场的主要推销手法。而质量的改善与技术的进步大多是国外品牌参与国内竞争的结果。但即便如此，我们的技术进步与质量改善的方法大多师从行业内的国外品牌，而且仅仅是复制而已。
但是，我们注意到这样的发展历程在当下出现了问题：首先是企业的发展仅依靠缺乏原创的复制一定会遇到瓶颈，而在不少行业现在已经面临这样的瓶颈；其次，经过近三十年的社会财富的积累，社会财富的分配而不是社会财富的创造对于上述高手而言，能够为自己创造更多的利益。那么这些本已擅长在政策间寻找财富的高手，自然会将更多的精力投身政府公关上面。从而真正致力于改进产品和服务的企业反倒失去生存空间，类似失业率持续高位等重大社会问题自然可以看作是硬币的方面。尽管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使得我们将这样角度的反思淡化，但这一问题终会暴露。
同时，我们又可以看到今年全球性金融危机以来，政府的行业发展规划、区域发展规划一个接一个，让人眼花缭乱。当然我们可以理解为，政府在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表明自己的主体性作用。在政府与上述财富高手之间的思路一致的时候，社会的财富导向正在发生较大方向的偏转，事实上这一偏转早几年即已经开始进行。而这一偏转对于整个社会的进步而言，并没有任何好处。
中国经济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我们的政府连同普通小民都在期待经济继续发展，社会继续进步。但经济与政治的关联度越来越高，从而即便仅仅是发展经济也无法绕开政治问题的时候，我们的社会以及政府需要更审慎的反思：
一、当代社会需要的经济发展
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当代中国社会面临的经济问题逐步清晰，从产品供应到出口导向，现在政府也承认我们的经济发展的下一步动力来自于启动内需。
凭借全球加工厂的积累，中国目前在产品供应上已经基本没有问题，对于绝大多数已经放开管制的行业而言，问题已经变成如何将产品塞给消费者。当然出口始终是一条出路，但国内人民的福祉才是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否则经济发展了又怎么样？换言之，我们需要考虑的是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样的经济发展。
依次逻辑，我们可以很轻松的推断出如下结论，国内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目标在于两点：第一，民生行业需要企业不断提高产品品质，这个需要相关企业在质量控制上更加严格的要求，以及技术上不断推陈出新。第二，开发满足更多潜在需求的产品和服务，这一点也是提高社会就业的最重要的手段，同时这些新的产品和服务的逐步民生化也是使得整个经济体不断向前发展的基本手段，做到这一点当然需要的是更多的创新思维。
于是我们看到，创新是经济继续往前走的唯一出路，而创新只有一个来源，即放开在社会生活各个环节的管制，最重要的是在创业环节。
二、当代社会需要的政府定位
十多年前学经济学时，得到的结论是民营企业才是社会财富持续创造的源动力，而中国近三十年的经济高速发展也给了足够的验证。当然，如果从更宏大的视角来观察同样的问题，我认为是华人社会的勤奋所致。所谓民营企业创造社会财富，毋宁说民营企业是一条鲶鱼，国家在对私人寻求财富放松管制的情况下，激活了整个社会追求财富的梦想，中国经济三十年的高速发展更多的是这一梦想落地生根的结果。自然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政府允许个人寻求财富是这一过程的起点和最重要的外部因素，但如果同意上述结论，那么我们同样可以得出结论，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其实有限。当然不同意这样观点的朋友可以找到更多的政府投资的证据来反驳，但如果没有政府的这些政府投资，而将这样的投资转由民间进行（当然前提是这些资本首先在分配领域进入民间），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呢？历史没有如果，但有幸生活在一个信息全球化的时代，我们始终可以找到外部经济体进行比较。
当然，我们可以理解当代政府对经济发展的迫切愿望，自然我们也乐于看到政府将经济发展作为重要的目标。但对于一个即将步入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国家而言，政府自身的定位是否需要调整，是否也需要关注一下经济发展的质量？
承认企业家而不是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中的主体性作用是第一步，也是关键的一步。我始终认为，我们的政府在利益分配和经济发展之间的角色经常错乱，原因就在于我们的政府经常想在经济发展领域有所作为。
正如我们前文所讲，这种有所作为的努力，再加上操作环节的繁杂与不公开，使得社会中相对优秀的企业家群体将努力从产品和服务转向社会资源分配，已经并将继续成为中国社会继续向前发展的最大障碍。
因此，放弃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努力，将目光放在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是当代政府的当务之急，也只有如此，我们的政府才可以将目光从保护企业转而向保障民生、保护环境的方向演进，当然在经济领域的机会均等是前提条件。
然而尽管这样的目标看似简单，但作为不受监控的一个系统，同时多年的利益积累所致，基本不可能实现，尤其是机会均等这一条，没有有效的监控基本不可能实现。
而要实现上述目标，我认为即使不将民选政府作为首选方案，在监控政府行为方面，在民选政府之前我认为至少有四件事情或许可以改善目前的局面：
第一，实施阳光法案；第二，各级政府财政预算完全公开；第三，各级人大代表完全民选；第四，完全松绑舆论控制。
结语：插句题外话，我认为中国教育最大的失败在于主宰者们一方面在不断给年轻人灌输“救国、兴邦”的理想，另一方面却发现不独“救国”没有手段，“兴邦”的手段也不在小民手中，此种反差甚大，“愤青”怎么可能不多。那么我觉得对于管治我等小民，倒还不如没有那么多“救国、兴邦”的理想。
但是，不幸的是，我没有生活在那样的小民年代，也曾经被灌输过这样那样的想法，而且总拿这些想法来校正自己的行为。此文便是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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