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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夏昌奇
龙应台早年曾撰文质问中国人为什么不生气，批评中国人懦弱自私，对不公不义的事忍气吞声。文章虽以台湾为背景，但可以说直指中国人社会的通病。所以尽管已发表20多年了，今天读起来，依然让人血脉贲张，大有也搞一场“生气运动”的冲动。
但中国人真的生起气来了，未见得是受欢迎的。近年来让人生气的事情不少，民意表达的渠道较以往稍多，怨愤所指也渐渐地集中于贪渎、滥权、暴富等群体。杭州飙车撞死人案、巴东邓玉娇案是最新的例子。虽然这些“气”不再被简单地归为仇富心态加以议论、贬低甚至是指责，但对这些“野火”的去从，忧心忡忡者有之。对某些善于挠痒的专家学者，则不啻为拿项目捞钱的又一“学”机，大可以炮制出引导规范民怨民愤的对应之策来。
老实说，我对这些“气”也是不无担心的。但我担心的不是国人的生气。在一个法治社会，当权益受到侵害，我们有权生气。我所担心的，是我们为什么生气，是这些气的指向。当这些气纷纷指向同一群体，指向权贵者的时候，这将是一个十分危险的信号。
我们不必讳言社会阶层的存在。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分化是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但不同社会的分化状态是很不一样的。一般来说，纺锤状的社会分层是比较理想和相对稳定的。也就是说社会的上层和下层是少数，中间阶层则构成社会的大多数。
中国社会分层目前的状态怎样？这是近年来学术界，尤其是社会学界关注的焦点之一。刘欣在发表于《社会学研究》的一篇论文中对此有详细而据实的分析。他以“2003年中国全国综合调查”的数据为基础提出并检验了一个中国城市阶层划分的理论模型，这一分层模型有两个显著特征。
其一，中国城市社会的阶层结构是较典型的“金字塔”形结构。数据显示中国城市的社会上层占大约0.6%，中产占30.46%，而由技术工人及小职员、非技术工人及个体劳动者构成的下层则占69.1%；
其二，这一社会阶层的分化是围绕公共权力、资产控制权力和技术资本的占有与否展开的。党政官员、国企领导、私营老板构成了社会上层，而没有分享公共权力和缺乏市场能力的工人、职员和个体劳动者则构成了社会下层。
关于中国社会的金字塔结构，基本是一个共识，区别只是各阶层的分类标准和比例略有不同。近年来热议的“中产阶层”，是乎有壮大中间阶层的努力趋向。但正如刘欣文中已指出的，那些关于中产阶层的划分标准大多存在逻辑上的混乱。我认为刘文的贡献主要在第二点上，即点明了公共权力和资产控制在形成中国城市社会分化中的关键作用。
当然，这只是一个关于社会分层的理论模型。虽然该文证明了这一模型与收入、家庭住房面积、阶层地位认同、幸福感等变量具有高度的统计显著性，也就是说该模型有很好的解释力。但理论是一回事，现实是一回事，如果据此就推断出中国实际存在一个权贵阶层，恐怕会有人不同意。
我当然希望这不是中国的现实。我想，大家也多是希望让人生气的事越来越少。生气对身体不好。但我又想，我们至少也应该警惕权贵独大而盘踞社会上层的危险趋向。对公共权力的制约，如果只有靠生气——无论是群众生气还是领导生气——才能奏效，可就不是那么好玩的事了。 (本文来源：汉网-长江日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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