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来看，一有机会泡沫就会起来，人性的弱点是无法克服的。
这背后的推动力是人的欲望，赚钱欲望的力量战胜了理性的力量。
2008年初见到谢国忠时，那时全球经济还在泡沫中欣欣向荣，没人会想到半年后的灭顶之灾。那时，他戴着黑色的圆边眼镜，穿着酒红色的毛衣，柔声细气地和我们讨论保罗。克鲁格曼。
他说：“克鲁格曼是我们经济学系最聪明的人。他的反应快得惊人，经常是一句话，就把别人一年的研究成果、一本厚厚的学术著作表述明白。同样看一个问题，我们可能要围着问题走一圈，但是克鲁格曼可以从一个点直达另一个点。
他这样自然直接的思考方式，对其他人来说，需要一个慢慢建立的过程。”
再次见到谢国忠，他依旧戴着黑边眼镜，穿着酒红色的毛衣，说话仍然有条不紊。而他在麻省理工的校友克鲁格曼刚刚荣获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1987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索罗是克鲁格曼和谢国忠共同的老师，他在授课时要求学生们把复杂的经济问题给街边的路人解释清楚。他的理由是：经济学是解释人类行为的学科。无论你在背后用了多复杂的模型分析，终究要学会用普通人的思维方法和表述模式阐释问题。这才是好的经济学家。
在解释我们目前面临的经济困境时，谢国忠说：“经济问题很复杂，但背后隐藏的是人性的贪婪和理性。一块钱的东西被炒到五块钱，非理性战胜了理性。那你就该知道，我们面临麻烦了。”
贪婪的代价
《生活》：目前全球经济危机到了一个什么程度？
谢国忠：描述痛苦是比较困难的，除非自己经历过，现在的经济阶段是以前没有经历过的，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简单来说，问题是泡沫引起的。泡沫的意思就是说，一样东西其实不值那么多钱，但是很多人情绪激动的时候把话说得特别夸张，大家出钱来炒作，人扎堆以后价格越来越高。
这次危机主要是由美国的次贷危机引起的。一般的房地产泡沫如果来回走一圈也无所谓，原来你是百万富翁，现在你不是百万富翁也就算了。日本和中国香港有这样的。但美国人不一样，他们是在房价涨的时候，把用房子做抵押的钱花了，这就很严重。房价高的时候借钱去花，多借了大概五六万亿美元的规模，比中国整个的经济还大。不该花的钱花掉了，这是一个大的问题。
在这个事件里面，恐惧心理非常严重，因为谁欠谁的都不知道。总之，产业链很长，五万多亿美元花掉了。现在意识到不该花这个钱，所以不光要少花钱，还要多存钱还债，经济需求就下降了。五万亿不是小数字，美国每年的货币消费是差不多7000亿美元的规模，多消费的7000亿如果没了，对世界经济影响就很大，他肯定想，还要还五万亿怎么办？这是个史无前例的大问题。美国经济2008年第四季度萎缩2%，相当于一年8%的速度，这在美国1930年代之后就没有过。我们在1998年之后也有危机，但是一年以后就回来了，因为我们危机比较小，贬值出口，全球金融就补上了，过去我们也有泡沫，有亏损，出口赚的钱就补了这个漏洞了。像美国这么大，牵扯到欧洲、日本都衰退。
目前这一季度美国经济是2%的衰退，到2009年第二季度可能少一点，到第三季度才会稳定，是最恐惧的，因为看不到底，在衰退的时候每个公司都在说盈利没了，人的心态就是这样，原来100块现在变成90块了，过一个月变80块了，投资的恐惧心理非常严重。
《生活》：美国经济危机的起因是过度消费，经济透支，那中国呢？
谢国忠：我们的泡沫跟美国的泡沫不同。美国能够提前消费、过度透支是因为有资产泡沫。我们没有工具去透支。现在韩国人写了一篇文章说所有的危机怪美国，不怪我们自己。这种观点是有问题的。因为在全世界大背景都是货币政策特别宽松、流动过剩的时期，全世界到处都是泡沫，现在一个泡沫破灭，我们自然也同步地破灭，泡沫都是靠信心维持的，一个大经济体倒了之后，泡沫全破灭了。
目前所有的泡沫全爆了，美国爆了，我们也爆了，所以“怪谁”的观点不是一个健康的说法。人家搞泡沫你也搞泡沫，人家爆了你也爆了，你就怪人家，我觉得是不健康的想法。像韩国人这样，讲的是歪理，讲的是玩文字游戏，骗老百姓。
《生活》：中国也有类似说法，比如美国在向其他国家出口衰退。
谢国忠：这里面就能看出一些人的心态，就是“谁动了我的奶酪”的想法，就是“大家分蛋糕”，而不是“大家一起把蛋糕做大”这样的思维方式。
这里有一个原因，中国人的观念里还不习惯双赢。说美国出口衰退，世界经济都联系得很紧，一个经济体衰退，当然会拖累到其他。而且最终来说，我们国家是以出口为主，是我们靠别人，而不是别人靠我们，从这个角度上更要反思一下，理性地分析问题，把事情的来龙去脉搞清楚。这次的全世界资产泡沫爆裂是史无前例的，主要原因是美元是世界经济的本币，它一起泡沫，全世界都是泡沫，因为美元泛滥。日本原来泡沫生成时，影响的范围就没那么大，他们当年的泡沫也很大，最后资产损失了3倍，但那时的好处是日元影响不大，泡沫爆破的时候别人不知道，另外可以通过出口维持稳定。
而这次不太一样，这次问题是拿现金去赌衍生产品，最反映人性了。什么意思呢？打个比方，如果中国人寿的股票市面价格是35块，有人到你家里说我卖给你30块钱，马上把你的眼球吸引住了。你就想，给我省5块钱，哪有那么好的事？但对方要求是你每个月买十万股，一直买。另外有两个条件：一个条件是这个股票涨到50块钱以上就不会赚钱，这个对买方没坏处。另一个条件是掉到30块以下也要一直买，买方就想，掉到30块以下也不太可能。所以就买了。他们利用了人性弱点：爱贪小便宜和对风险波动的意识不强。我有一个朋友的老婆被推销期权产品，她听说只赚不赔，就觉得哪有那么好的事，就签字了。后来有人打电话说补仓，她说什么叫补仓？对方说你买了那么多衍生产品，账户里钱不够了。朋友的老婆的反应是：怎么还要钱，不是说不要钱吗？最后给不出钱就被清仓了。还有的来不及清仓，价格掉得很快，变成负资产了。那么多钱在里面都没了，还欠钱，现在这样的情况特别多。几百人家里的现金全赔进去了，甚至在香港，很多有钱人都被圈进去了。
《生活》：在危机中，有没有一些利益集团，或者某些人是受益的？
谢国忠：当然是美国老百姓，5万亿美元吃光花光，他们是最大的受益者。但他们同时也是灾难的承受者。当年美国有很多住贫民窟里的人，住不起房子的人。有一天，突然有人敲门说你把这个房子买了吧。贫民窟里的人觉得不可思议，我没工作怎么买房子？来人说你只要签字买，这个房子就是你的，穷人就问：我没钱首付怎么办？不要首付。我没钱还息怎么办？不要还息。那我也没钱还本怎么办？不要还本。
穷人又问：哪有那么好的事？来人就说：三年以后利息上去了，没钱还，怎么办？没关系，这时候房子已经涨价了。那时候我给你资产重组，房子卖掉你还赚钱。穷人感觉是天大好事，就签字买房了。当时说这些产品不错，让穷人都能住上房子。三年以后，穷人们还不起钱了，房价也降了，他们就搬走了，就是这样的，穷人们无非来回走一圈，他们没有什么大损失。另外有受益者，可能是某些对冲基金的信贷产品赚钱，那是极少的一部分。在蛋糕萎缩的时候，很少有人能赚钱。我们现在说的是钱消失了， 不是重新分配。中国人的理念就是重新分配的概念非常强烈，全社会中心的力量就是重新分配，博弈，谁得好处，谁受害了……中国人核心的思维，就是农民的思维方式，是村庄思维。
全社会的发财梦
《生活》：这次全球危机对中国的影响会到什么程度？
谢国忠：我们有自己的泡沫要面对。比如汽车的销售会大幅下降。中国车价一直比别人高，这是天方夜谭，中国进口车的价格是国外的3倍，一个4S店2到3年就要把钱赚回来，而在国外，4S店卖车基本是不赚钱的，他们赚钱是通过售后服务。现在的车价是大泡沫，不可能维持的。现在还死扛着，说：我们是高档车，就要100万。谁买谁傻瓜！这个世界是真实的世界，牛市里轻松赚了钱，随便买房买车子，而且很大程度上要追求有面子，那都是因为钱来得太容易了。再有钱的人，如果钱来之不易是不会这样干的。房地产也是，我们的房子购买的人很少，只是有钱的重复在购买。
都是自己在炒自己，这也是钱贬值的原因。很多官员说这是信心问题，只要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开发商串通起来扛住，老百姓就得买房。其实老百姓没有钱，钱都在你地方和开发商口袋里，光有信心有什么用？有些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思维不正常，他以为别人也是不正常的。再有其他方面受到影响，就是出口了。中国经济就是出口带动的，现在外贸出口下降了，这也有影响。
《生活》：中国政府这次4万亿拉动内需，9000亿资金投到房地产市场。你怎么看？
谢国忠：这更多的是表明政府的决心。还是要搞概念拉动内需，引老百姓再进去。其实这几年我们一直在搞泡沫，没有人肯好好做事业，全是在炒股票。
很多长三角、珠三角的企业，做一个产品只有一毛钱的盈利，不值得，于是很多人都利用公司去借钱，然后炒股票。他们自己做实业赚钱太辛苦了，又没有技术又没有品牌，就靠价格低，原材料价格一上升，人民币一升值，活不下去了。看股市这么好，楼市这么好，通过自己的平台到银行借贷。中国起来是靠制造业，制造业都不赚钱了，很多人搞房地产、搞股票来掩盖问题。这两年我们的制度对实业打击很大，没人愿意干实业。另外，核心问题是我们的企业不升级，成本上升是必然的。
《生活》：假如没有这次美国的危机，中国的问题会自己显露吗？
谢国忠：中国的泡沫迟早会自己爆，A股的泡沫在次贷危机之前就已经爆了。
即使你说怪美国人，美国人只是导火索，爆了之后怎么办？说明你还是有自己的泡沫。
《生活》：有一种说法，中国现在的金融体系跟国际水平还差得很远，所以金融危机对我们的伤害并没那么大？
谢国忠：确实，我们的问题没有美国那么大。这是因为我们的金融产品杠杆用得不是太多，我们政府害怕。中国民营企业的核心能力不是搞企业，而是搞钱，或者是搞一个牌照，这是它的核心竞争力。我们的制度是当官的制度，银行是国家的银行。为什么我们的企业老是上不来？体制是个很重要的门坎，进来的是会搞关系的人，而不是会做企业的人，这个很麻烦。
《生活》：这次危机中我们能学习到什么？
谢国忠：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稳定，稳定之后再挣扎。我们过去经济中有很多问题。经济很火爆的时候，有些官员跟我说：你不懂，我们这里是社会主义中国的特殊情况，我们过得很红火。中国原来的繁荣跟其他东南亚国家的繁荣一样，外贸出口进来钱，掩盖了问题，再搞个泡沫掩盖问题，每个国家都经过这个阶段，中国也不例外。因为你便宜，抢别人的生意，抢来之后我们钱多了，搞个泡沫大家觉得挺好的。泡沫破了，经济自己见底，政策再托一托也可以，缓冲一下，不要掉得太多。生产靠什么？说内需，这是概念，中国的钱都在政府手里，政府花钱吧，政府越花钱它的钱越多，钱都在往政府那边走。
中国现在是需要大智慧的时候。首先对内，要解决政府在经济中起的作用问题。政府要缩小，体制要健全，不要让拉关系的人有机可乘。第二是制度的改革，要鼓励搞企业的人站出来，不是鼓励搞拉关系的人。第三就是改变发展战略，过去发展每个地方都有数据，给你任务，GDP搞上去就升官，GDP没搞上去，就换下去，过去搞的都是这个。经济发展不可能遍地开花，很多地方生态环境根本不适于发展。我们要有发展战略，但是我们人多地少，环境脆弱，一定要把资源综合利用。外部要做好的是出口市场要多元化，要多和发展中国家发展贸易。另外，中国人要学会坐庄，过去是美国人坐庄，大家都到美国赚钱，把钱放到美国，东西卖给美国人，什么东西都是通过美国流动，美国现在垮了，坐不了庄了，我们现在有没有这个本事自己来坐庄？让发展中国家有钱了投在中国，他们的厂子卖给我们，他们有钱了买我们的产品，这样才能赚钱。
《生活》：目前经济形势的恶化算是见底了吗？
谢国忠：2009年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见底的可能性很大。世界经济在快速萎缩，到2009年上半年萎缩可能会停止。人从悬崖上掉下来的时候，手脚都在挣扎，脖子在伸，想象着到地多痛苦，真的摔到地面上时也就算了，是断腿掉胳膊还是脑震荡，也都认了。就是这样一个比方。
经济衰退总会见底的，但恢复是要有新的增长点，这需要背后有推动的力量。
我们过去的推动力量就是美国人借钱来花，这个力量没有了怎么办？靠政府是暂时的，要有东西取代才行。2007年我们熊市开始的时候，经济还可以，外贸出口不错，房价虽然卖不动了，但是房子继续造，我们这一代开发商都是牛市中长大的，碰到问题扛一扛，过去之后价格更高，都没有经历过真正的熊市。
现在很多开发商还是在扛价，实在不行就耍无赖，说什么我倒了银行也得倒，大家一起倒。这些人没有做生意的本事，而有搞关系的本事，在香港，房地产市场大波动最猛烈的时候只剩下三家，为什么剩下三家了？就是他们做了一件事，趋势向下的时候，赶快把房子卖了，回笼现金活下去，做房地产就是这个窍门。而我们内地的房地产开发商，几乎看不到见底，都说扛过去，不行的话政府救我，不然跟你一起死。这样做，最终大部分都会死掉。中国大部分人一直没有预警风险的天线，光顾着开心，这是要出事的。中国的大部分老百姓，总希望别人告诉他一个做法，喜欢听信别人的说法，这种心态很容易被人利用。当官的也利用，媒体也利用，股市庄家和房地产开发商，都是在利用中国大部分老百姓的这种心态弱点。
《生活》：这样的情况，包括你前面说的“只想分蛋糕”的思维，有可能改变吗？
谢国忠：那要过几代人才行。人的思维方式受文化影响非常重要，改变一个人就是教育和看书，而改变你的思维方式要靠文化的改变。现在这代人正好处于高速发展的时期，新老交接，有很多被利用，这一代没办法，只能看下一代，甚至下几代。
《生活》：目前除了我们自己，很多西方媒体也在吹捧中国的强大，你怎么看？
谢国忠：这是他们画的一个饼。美国为什么能做这么大，是因为他们建国时定下的宪法，定下的体制，核心就是公平的社会。怎么维持公平社会、高效社会？这么大的危机，把奥巴马选上来，是再生的民意体现。中国没有宗教理念，没有崇拜的文化，靠什么？中国需要大变化。
《生活》：这样的变化会不会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发生的？
谢国忠：中国社会问题很多。其中最大的就是搞泡沫，经过几年就会来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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