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局
早年在北京广播学院念书的时候，某师弟曾经留下一则笑谈：
这位仁兄遇事能拖则拖，不到最后一刻，永远气定神闲。有一次老师布置作业，要求每人拍摄一部短片，这位老兄照例拖到了最后一天。一番如梦方醒惊惶失措之后，很快计上心头：只见他拖着摄像机贴地而行，时快时慢，绕校园一周，录制十分钟“短片”一部。一个镜头到底，也省却了编辑之劳。次日，当这部大作上缴的时候，赢得满堂喝彩：他把此片命名为——《狗眼看世界》。
这样的故事总是让人记得很牢靠。毕业后的十年间，每当遇到电视业务上的难题，我都会本能地回到这个故事所揭示的原点：
事实就在那里，不动如山。问题是，我们有新的视角吗？我们能换一双眼睛重新打量这个世界吗？
一、
“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这个报道主题，大，大到没边没沿，偏偏又需要精微善巧的做工；重，重到泰山压顶，所以还得有如履薄冰的谨慎。
吴晓波那本脍炙人口的《激荡三十年》是《激荡》创作的底本。但是，把文字变成影像，向来会有一个漫长且艰辛的过程。而从提出动议到播出，留给制作团队的时间只有区区三个月。在我的电视职业生涯中，不记得有任何一部大型纪录片可以用这么短的周期制作完成。
时间紧并不是真正的困难。但是，所有的困难都会因此而放大：
第一，是制作路线问题。
按照此类纪录片的制作规范，一般是先进行文稿写作，然后才是前期拍摄和后期制作。仅有的三个月，如果照此办理，可能连一份像样的文稿也拿不出来。
第二，是采访资源问题。
三十年来，无数弄潮儿沉浮其间。风光者高踞重楼，叩门难；失意者飘散江湖，寻访更难。更何况，有央视的各色栏目争抢在前，又面临如此局促的时间，第一财经确实没有多少胜算。
第三，是内容选材问题。
三十年间的人和事浩如烟海。如何去取？又如何平衡？多少剧组在这个问题上反复扯皮，耗尽心力。而对于《激荡》剧组来说，借用总书记的话：只有“不懈怠、不动摇、不折腾”，才有完成制作的可能。
看清了这些困难，大家心里明白：循规蹈矩的做法一定会导致毫无悬念的失败。反过来说，一旦节目如期完成，就将不仅仅是制作的成功，一定也意味着对某些电视纪录片制作共识的颠覆。
那些共识就是“局”。
局，是财雄势大者发明的行为规则，是局内人的自我催眠，是对追随者眼界的遮蔽，是大家未曾质疑的“当然前提”，因此也必然是后来者刀锋所指的突破方向。于今回首，《激荡1978—2008》的整个制作过程，其实就是一次质疑共识、突破前提的“破局之旅”。
二、
首先，“改革开放三十年”这个概念，給电视人设下了一个“语境之局”。
“改革开放”是一个政治话语环境下的概念，它衍生出一系列的联想：“成就”、“增长”、“巨变”、“政治决策推动下的社会进步”等等。这样的叙事母题，在过去三十年的媒体上不断重复，在所有传媒人的心里碾下了一道深深的车辙。每当我们推起小车上路的时候，就已经不自觉地滑入了这条预先设定的轨道。还记得上小学时看五分钱一场的电影，片前的“加映”一般有《祖国新貌》数段。记忆中的那些光影虽然已经黯淡了，但那些片子的母题、声调、叙事结构却在今天的媒体上簇新如故。
如果我们接受了对“改革开放三十年”概念的这一政治语境的阐释，就意味着彻底丧失了挑战央视的可能性，彻底放弃了脱颖而出的雄心，是战略上的取败之道。
其实，“三十年”只是一个时间概念。它意味着某些人由幼及长，某些人由壮入暮，某些场景奔来眼底，某些往事注到心头。换言之，“三十年”不仅可以是宏大叙事，还可以和民间语境对接，直接诉求于每一个中国人的私人记忆。
政治语境下的宏大叙事，要求的是“从点到点”的逻辑结构；而民间语境下的私人记忆，则强调“从点到面”的氛围营造。这一转身，带来了项目攻坚方向的彻底变化。难度并没有降低，但在创作上，它把电视媒体擅于情绪表现的特长释放了出来；在流程上，它把互联网时代赋予我们的资讯便利性充分利用了起来。
为此，我们在《激荡》片中和片尾分别设计了“面孔”和“镜头”两个小版块，在片中也频繁地使用了“地图穿越”的手段。这些段落容纳了花团锦簇的信息，一首老歌，一个轰动一时的事件，反复地唤醒尘封已久的私人记忆。在叙事结构上，相当于拥有了几个急速的“拉镜头”，使观众注意力从一个点状的故事迅速调动到整个中国版图的空间层级上。
主题歌《花开在眼前》是另一种民间语境的表达方式，很多观众也正是在这首歌的绵密深情中豁然贯通了当下生活和过往三十年的情感通道。
面对历史，我们不能仅仅在批判和讴歌两种态度中选择，我们也不甘心仅仅用深宫秘闻和粗放逻辑来构造。当传媒人决心把细节、温度和气味还给历史的时候，格局的创新就已经撕开了一道口子。
三、
采访资源的局限，是《激荡》团队面临的又一难题。而这道难题的背后，也隐伏着一个大家不曾质疑过的“共识”——一定需要采访当事人吗？
人成为节目的核心，是中国电视业来之不易的一重境界。“请得到谁？”因此也成为电视人噩梦般的焦虑。
2008年，安徽小岗村平均每天要接待三到四拨记者；年广久突然炙手可热，接受采访成为一项繁忙的业务；某大企业家据说扬言，除了央视采访，恕不接待……“改革开放三十年”主题下，采访资源突然紧俏。只有三个月时间的《激荡》剧组，根本就没有时间加入这场争夺战。
在最终呈现出来的三十一集《激荡》节目中，我们刻意回避了对当事人的采访，走到镜头前的，几乎无一例外的是曾经接触过当事人的“见证者”，其中又以媒体记者和学者居多。
那么，这到底算是妥协？还是创新？
这两者的分野其实不难判别：
妥协，是退而求其次，意味着对原有资源优势恋恋不舍的放弃；
而创新，则意味着对原有资源缺陷的洞察和对全新资源优势的开掘。
《激荡》试图呈现一段历史。站在这个出发点上看，“当事人”作为一种资源确有其缺陷。他们的参与对于历史的写作不仅无益，甚至有害。
尽量避免当事人对历史写作的参与和干扰，是中国史家的一个传统。唐太宗李世民曾两次要看老爸李渊和他自己的《实录》，遭到史官的强烈反对。李世民不屈不挠，终于遂其所愿。但仅仅这一次“御览”，就足以让主持写作的宰相房玄龄把史实篡改得面目全非。所以章太炎在《书唐隐太子传后》中就说：“太宗即立，惧于身后名，始以宰相监修国史，故两朝《实录》无信辞。”当事人看一看历史尚且如此，更何况让当事人亲自秉笔呢？
创造历史的人无权评价历史。这是《激荡》创作中始终坚守的一个原则。我们矢志要給历史一个自我呈现的机会。
与此同时，启用媒体记者这一“见证者”资源，也为《激荡》带来了意外之喜。很多历史人物和事件，在时光的磨洗中早已褪色，甚至被简化成了一些概念化、脸谱化的意象。如果没有王志纲的回忆，我们就无法看到大邱庄主禹作敏在抽烟时流露出的满脸骄矜；如果没有涂俏的转述，我们就不能得知袁庚老人以老羚羊自比的悲悯情怀；如果没有艾丰的揭秘，我们也无法想象“质量万里行”活动初起时媒体的惶恐犹疑。
正是这些见证者的参与，使得《激荡》不曾偏离历史的主脉，但又拥有了无比丰盈的细节。
四、
《激荡》完成的另一个突破，是它选取了观照历史的不同维度。
人们在回眸历史时会有两种眼神。一种是感性的：抚摸岁月的留痕，抛洒赞美和慨叹；一种是理性的：把今天的自己倒拆回历史之中，反复考问“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到底选择哪一种眼神来打量过去三十年的历史？这取决于写史者的责任感。对于《激荡》来说，历史不是用来诠释某个主张的素材，不是私下把玩的情感载体。在面对这一选择的时候，《激荡》是严肃的，在整体布局上以近乎苛刻的精神自觉承当着一种理性回望的使命。
我们试图把历史拆解回去。我们要看一看过去三十年的每一个足迹以怎样的方式在拼接中国的未来。
我们坚信：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系终有建成的那一天。我们也坚信：过往三十年的每一天、每个人、每件事，都已经在那幅未来的壮阔蓝图上投射下了一处斑驳的色块。我们不仅关心那些事件在发生时的意义，我们更加关心它们为未来贡献了什么。
于是，三十一集的题材选择就不再是一笔流水账。
我们用大量的时间和气力寻找每一个特定年份里中国经济社会成长得最旺盛的方向，用心揣摩每一个先驱者在当时处境下的希望和艰窘。先判断大势，再找出能折射洪流的水滴，最终用电视手段把它还原成一个具体到人物命运的故事。三十一集的故事就这样锁合成了一根完整的历史链条。
正是在这样的心境里，我们找到了主题歌的名字——《花开在眼前》。
也正是在这种历史观的支撑下，我们找了了宽恕的理由。三十年的间的人和事摆脱了历史功罪的评判，化身成大业宏图的一块块砖石。因为，在历史和后人看来，无所谓成功失败，只有提供的教益和收获不同。
还记得，在拟定了三十一集的故事主体之后，会议室里一时静默无言。大家似乎身处一片雨后初晴的竹林，充盈的养料和水分让竹子猛烈地拔节、生长。我们听得到这个民族在过往三十年里每一个生长的节拍，每一次拔节时嘎嘎的声响。
改“政治语境”为“民间语境”，使《激荡》根基坚实，和观众的生命体验相通相连；
化“资源劣势”为“资源优势”，使《激荡》血肉丰满，推开了面对世界的一扇窗；
变“历史回望”为“历史寻根”，使《激荡》别具丰神，以独特的眼光看待这片热爱的土地。
一部片子的创作方式，其实不也就是一个人的成长方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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