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营报》：圣严法师的圆寂引起了台湾各界很大的震动，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王鲁湘：首先一点，圣严法师的圆寂能引起这么大的震动，与他个人很高的修行和人格魅力是分不开的，但更深层次的是台湾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
简单的说，从文化上，佛教、禅宗因为历史的原因，目前仍然惯性地在中国台湾、东南亚、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地区保持了很大影响力。禅宗思想在社会各个领域都有渗透。
另外，圣严法师这样的宗教领袖在台湾地区能受到政界的如此重视，一个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台湾的政治人物看重他众多信众对选举的影响，宗教领袖往往能对选举有直接的影响，这在以往的选举中一再被证实，所以无论是国民党还是民进党，对这些宗教领袖都敬重有加，生怕得罪。
还有，与党派不同的是，宗教领袖的影响往往是跨政治、跨族群的，甚至是跨文化的，这种影响力是任何人都不能忽视的。
《中国经营报》：之前的印象中，台湾地区是以“妈祖信奉”为主的，怎么现在禅宗也能有如此的社会影响力？
王鲁湘：说到这一点，就得再梳理一下台湾的特殊历史。
现在的台湾人主要由明末清初的福建移民加上1949年后的大陆移民组成。在1949年之前，台湾以福建移民为主，福建人在向台湾移民的过程中，也把当地的信仰带到了台湾，这种信仰突出的特点是多神、信仰非常庞杂。
真正的几大宗教的信仰都是后来传到台湾去的，包括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比如白崇禧在台湾穆斯林中就有很高的地位，利用他在军界、政界的影响力，在宗教界施加影响。
佛教在台湾的兴盛，是在1949年以后，大量的大陆移民来到台湾，其中就有很多僧人，他们把大乘佛教的禅宗、净土宗等的思想带到了台湾，这些都与后来建立的几个著名佛教道场有直接的关系。
《中国经营报》：禅宗为什么能这么快的在台湾崛起，形成巨大的社会影响？
王鲁湘：禅宗在台湾的兴起，是与台湾经济的起飞、与台湾大陆移民第二代开始广泛在欧美留学同步的。
因此，圣严法师也好、证严法师也好，他们的弟子中，有相当一批人是台湾留学海外的硕士、博士，相当一批是随着台湾经济起飞成长起来的富豪。这一批人很
迅速地把佛教在台湾社会中进行了普及和推广，而且一上来就是集中在社会的高层、精英人群中，这一点和之前佛教的信众很不一样。以前佛教的信众长期都是集中
在社会底层的，但台湾的佛教信众多是富人、是成功人士，是城市中的新兴阶层，所以台湾的佛教兴盛只用了10年左右的时间就在这几个高僧的周围凝聚起了一群 人，由这些富裕、有社会地位的信众出钱、出人、出地，迅速修建了几大佛教道场，比如：星云法师建立的佛光山、圣严法师建立的法鼓山、惟觉禅师建立的中台
山、证严法师的慈济功德会及净空法师建立的净空学院，并把这些道场发展成佛教教育园区，把佛教教育推广到了社会，然后依靠政府的许可，政府的力量，把佛教
教育纳入了官方的教育体系，佛教大学的宗教学位是得到官方认可的。
当然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与圣严法师这些禅宗大师的努力分不开的。这些人都有一个宏愿，就是让佛教恢复到应有的层次地位，而不是停留在迷信的层面，倡导禅宗智慧，在人间发挥积极的作用。这些法师的努力卓有成效，圣严法师是其中一个杰出的代表。
通过他们的努力，汉传的大乘佛教又成为一个有世界影响的大宗教。
《中国经营报》：台湾本来就有很多信仰，这些新兴的富裕阶层为什么这么推崇禅宗呢？
王鲁湘：这个其实很好理解，类似的信仰我们在其他国家也能看到，比如科技高度发达的美国，总统是要按着圣经宣誓就职的，宣言的最后一句话永远是：神帮助我。
说的更广泛一点，科学是人类精神生活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也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人的丰富性、复杂性、崇高性需要更多的表现形式，人往往会面对一种
状态，这种状态在现代社会中更加凸显：不能把握周围环境、要处理事情的足够信息，但要马上做决定。这个时候，理性解决不了问题，这就需要内心的力量，信仰
的力量，或者一个外化的力量，比如宗教偶像，需要一个超越个人的力量，来共同承担这种压力，做出决定。这种信仰需求在很多社会中都存在，台湾更是如此。
文/中国经营报记者 李俊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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