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之中重新审视西方道德
今年２月２日，温家宝总理在英国剑桥大学具有５００年历史的“瑞德讲坛”进行的题为：“用发展的眼光看中国”演讲，赢得了该校师生及世界舆论的广泛赞誉。其中他引证了被西方世界奉为道德圣经——《道德情操论》中的若干观点，更是打动了听众的心弦。被誉为现代经济学之父的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指出：“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中，那么它在道义上将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风险的，因为它注定要威胁社会稳定。”温总理强调：道德缺失是导致这次金融危机的一个深层次原因。一些人见利忘义，损害公众利益，丧失了道德底线。我们应该倡导：企业要承担社会责任，企业家身上要流淌着道德的血液。
自三十年前改革开放敞开了国门，我们亲眼见识了那个真实的西方世界之后，西方社会物质的丰富、文明的发达、道德的崇高等溢美之词，就通过各种渠道，深深地印在了国人的头脑之中。这些年中，我们都在各自的岗位上暗中较着一股劲，努力缩短我们与西方发达国家的距离，早日过上人家那样富足的日子，享受人家那样高度发达的社会文明。由于我们的起点实在很低，我们自然选择了一条最为便捷的追赶之路，这就是模仿。尽管我们时刻强调要建设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国家，但在具体的路径上，借鉴人家的成功经验，毕竟是一条简单、现实、多快好省的选择啊。例如，我们搞市场经济是学来的，搞股份制、设证券交易所也是学来的。应该说，我们是个不错的学生，这些年来我们后来居上，已经成为世界上经济持续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了，这是世人有目共睹的事实。随着改革的深入，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更好地增强社会的民主、自由的程度，给予民众更多、更大的权利，即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也日益突出地摆在了我们的面前，成为了一项新的、更加严峻的挑战。
我自以为是个更看重精神需求的人，因而对精神文明层面的东西就更加看重。尽管内心也很清楚我国的国情有着许多的特殊性，但也曾仍然坚信，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来的民主进程所完成的社会结构的优化、社会文明的积淀，完全值得我们进行许多方面的借鉴和效仿。然而，在这场史无前例的世界性金融海啸所引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中，我的头脑中原有的关于西方文明的许多印记却被颠覆了。以前我的头脑中装满了西方企业家们创业致富、热衷社会公益、慷慨投身慈善事业等崇高精神和道德方面的神话。诸如微软王国的缔造者比尔·盖茨，白手起家，在建起了富可敌国的伟业之后，却在功成名就之后，潇洒地将自己的全部身家580万美元捐给了社会公益基金。蜚声全球的股神巴菲特，也并不逊色比尔·盖茨，他将个人资产的85％、总额高达375亿美元，慷慨捐给了比尔·盖茨夫妇所创办的社会基金会。来自美国的类似故事，听得太多了，以致我自然有了这样一个判断：美国的企业家阶层不仅是创富的精英，更是道德文明的模范。
然而，在这场愈演愈烈的危机之中，那些闯了大祸的肇事者，恰恰就是一些华尔街表面道貌岸然的金融大亨们。一连串的负面消息彻底打破了我头脑中对他们原有的好印象，最先垮掉的美国老牌投行雷曼兄弟公司，其高官在事发之后，仍然领取了上千万美元的薪酬，在美国政府动用纳税人的钱对一些濒临倒闭的金融机构实施救助的时候，华尔街这些不知羞耻的家伙，竟然用这笔钱支付自己的巨额报酬，总额达到170亿美元之巨。这些丑闻的接连曝光，逼得刚刚上台的美国总统奥巴马也不得不行使行政干预的特权，限定那些受援企业高官的年薪，在其还清政府借款之前，每年不得超过50万美元。够了，这些人的确太厚颜无耻了。看来，即便是美国这样一个自我标榜为当代文明制高点的国度里，那些貌似社会贤达精英的家伙，在危机面前，竟然如此不顾道德廉耻，还是让那些一一味崇拜美国文明道德的论调见鬼去吧。
尽管我们身边的各种丑陋阴暗、腐化堕落也是比比皆是，但只要能看看那些“感动中国”的楷模们的感人事迹，我们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的文明道德楷模，不可能是西方人，一定还是我们自己的同胞啊。也许，这场危机带给我们国人的又一启示就是，人无完人啊，西方世界的文明也是相对的，如果我们出于学习的需要，在借鉴西方现代化建设经验的同时，盲目地照搬西方文明那一套，受害的一定是我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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