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酉民：我们再回到微笑曲线的底部——制造。制造业向来追求精益求精，讲究的是稳定、可靠，可是，中国文化中的“差不多”主义，恐怕与制造业有背离之处。
中国人做事情，往往做到“差不多”就算了。所以，张瑞敏说，“什么叫做不简单？能够将简单的事情每天都做好，就是不简单。”将简单的事情做好、做到极致，形成一定的严谨性，就是一个人的职业精神。制造业需要这种职业精神。
印建安：中国长期处于农耕社会，就如同种麦子，上午八点种与九点种有区别吗？农业社会的思维方式对于中国人的影响还很大。
我们去国外买东西，如需支付0.91元，我们往往会按照习惯，先给收银员一元、再给他一分，然后期望对方找回一角。但是对方往往会觉得奇怪，多给我一分钱干嘛？于是他们会先退还那一分，再找回九分。如若顾客需要整钱，可以再将这一分和九分拿回来，收银员会帮你置换。这又是另外一道程序了。这就是思维方式不一样。
我们常常不理解，为什么这么一个简单的找零过程，外国人还要分两个程序？就如同外国人纳闷中国人过马路不看红绿灯一样。对于现代工业文明的理解，中国人缺乏一种普遍的规则意识。
我们需要建立规则。有了规则，我们更需要遵守规则。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很适合创新，中国人喜欢抄近道。抄近道就是一种创新。但是，规则意识其实并不影响创新。有规则和没有规则的情况下，企业和个人的自由度，哪一个更大？理论上，有规则的情况下，自由度大，因为规则里没有明文禁止的，就都是自由的。
建立规则是为了什么？提高企业的运作效率。当法律、法规与制度不利于提高效率，变成现实的阻碍时，我们可以通过另外一套程序（规则），来废弃现有规则或者对之修改完善。
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看到另外一种情形：企业领导人不执行规则，于是制度形同虚设，一把手往往成为规则的最大破坏者。比如办公室不允许抽烟，如果企业领导者会客，对方是领导的导师或者师傅，他抽烟了，领导又不能出面阻止。这种情况下，一旦“下不为例”，规则往往就会被突破。管理层需要率先垂范，只有这样，规则才会见效。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规则是需要不断更新的，否则就会变得不适应。但是更新规则不是任意践踏规则，更新规则也需要一定的程序，只有这样，企业管理才会有序。规则的建立与废弃，从本质上说，是为了更好地提升企业效率，满足市场需求。
席酉民：很多人到西方考察，看到他们的营销策略或一些做法，就认为他们笨。甚至流传这样的说法，西方是10%的聪明人为90%的笨人创造了方便。我们不能说西方人笨。就如同上面的找零，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为：一切为了客户的方便。如若是去银行取款1000元，大部分外国银行的柜台会询问“您是要整钱还是零钱？”如果没有特别的偏好，最后的结果肯定是有整有零。柜台会先给顾客一张500，然后再给一张200（总共700），再给一张100（总共800），再给一张100（总共900），再来张50（总共950），再加20（总共970），再加20（总共990），再加10（总共1000）。顾客看着银行职员一张张点过的钱数，无须核对，拿了钱就可走人。中国的银行就不一样，银行职员躲在高高的柜台后边哗哗哗将钱点好，然后对顾客说，“麻烦您再核对一遍。”
外国银行的做法暗含为顾客、为市场着想的理念。外国柜台有零有整，图的是顾客方便。中国柜台只给您整钱，图的是柜台数钱方便。柜台方便了，顾客就不方便。
中华民族与犹太人，并列为世界上最聪明的两个民族。但是聪明如果没有规则，没有制度，没有秩序，没有为顾客、为市场着想的理念，社会就是混乱的、低效率的。同样一个立交桥放在中国，与放在一个遵守规则的国度里相比，中国的通行效率要低得多。制造文化需要我们讲究规则，放弃“差不多”主义，追求精益求精。
“板凳”理论
席酉民：听说您有一个“板凳”理论。
印建安：所谓板凳理论，是我总结出来的一个小小的认识，就是：一个等式，两个不等式。
皇上的座位叫“龙位”或者“龙椅”，实际上也就是一张板凳。它永远地面南背北，是那么地高、那么地宽大，还镶嵌着货真价实的“金”边。这样一张板凳，坐上去一定不舒服吧。可是为什么还要设计这样一张板凳呢？为了显示皇帝的威严。普天之下，莫非皇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封建王朝等级森严，别的板凳一定不能高过这张板凳，至于有多少条腿，能否用金，用多少金，那也一定大有讲究。这是一个封建王朝的等级观念。
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它又是责任的象征。普天下之大，只有皇上一人拥有唯一一条这样的板凳，这多少体现了一种责任。从管理者的角度看，拥有怎样一个位置，就需要承担多大的责任。位置与责任是匹配的。所以，我们在坐上板凳之前，要认真考虑能否担当起相应的责任。这是第一个等式：板凳等于责任。
第一个不等式，板凳不等于能力。这实际上也是我对自身的一种认识。现行体制下，国有企业的一把手往往由政府（或者组织）任命。中间当然需要一定的程序，但也不乏变通（或者随意）之处。由于一些非常偶然的机会，我坐到了国有企业一把手的板凳，可以发号施令，拥有对许多事情的决定权。但这并不意味着我能力与之完全匹配。我在大学时代选修了“管理学”课程，阅读了相关理论著作与书籍，但我对管理学的理解永远是支离破碎的，而且遇到现实问题，我也是先试着弄清楚局部，缺乏系统的理论支持。
现在，陕鼓面临着“三大机遇”，弄不好，也可能是“三大陷阱”。产值从2007年的40多亿提升到2008年的目标值65亿以上，企业规模急剧膨胀，我们能否把握？陕鼓接下来尚需整合西仪、西锅，整合能否成功，能否在预定时间内完成，这又是一个陷阱。还有即将启动的上市计划。有时候我们觉得机会很大，但现实的运作能力能否让我们很好地把握机会，这就是一个问题。所以，能力和板凳并不是非常匹配，这是第一个不等式。
第二个不等式，板凳不等于尊重。你坐在这个板凳上，每个人都会过来给你鞠躬，一旦离开这个位置，板凳上坐了别人，他依然会给板凳鞠躬，不过是为下一个坐板凳的人鞠躬。所以，板凳并不等于尊重。
企业的一把手和管理者受人尊重，95%是因为板凳，5%是由于个人魅力。当然，那些德高望重的，也会倒转过来，95%是个人魅力，5%是因为板凳。这样的人，在不在板凳上，都会受人尊重。
“台风来了，猪都会飞”
席酉民：板凳的比喻很好，首先，位子等于职责，第二，位置不等于能力，第三，位子不等于尊重。尽管目前尚没有将“一把手”理论纳入到一个系统里面去考虑，但是，“一把手”在我的理论中，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好的领导可以使企业起死回生，不合适的领导也可能导致一个企业一败涂地。一个组织什么都不变，只变换领导，可以转败为胜，也可能由盛而衰。一把手调动组织积极性的能耐，他的“串”珍珠的功力以及应变和抗风险的水平，会大大影响组织的绩效和生存空间。你在企业成功的转型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印建安：千万不要忘记张瑞敏说过一句话，“台风来了，猪都会飞”。张瑞敏是借用国外一个谚语来表述这样一个事实：中国企业这几年的飞速发展，并不是通过企业管理与运营来实现，而是这个时代太好了，给了企业千载难逢的发展机会。当然，那些准备好的企业，与欠缺准备的企业，抓住机会的能力是不一样的。但是，前提条件是“台风”，如果没有台风，企业绝不会有这么大的发展。
当一个产业环境非常好的时候，能力很差的人也能将企业管理好；当产业处于低潮期，一个伟大的管理者，不一定能带领公司走出泥潭。这就是“台风来了，猪都会飞”的寓意，是说企业外部环境的影响力。
确实，作为企业一把手来讲，板凳相当于位置，一把手要掌好舵，带领企业“做正确的事”。“做正确的事”永远比“正确地做事”来得更为重要，因为这是企业总的方向。
昨天已经过去，明天还得继续。我们讨论昨天，无非就是看哪些事情今天还得继续，哪些错误今天必须纠正和停止，以后也必须规避，除此以外，没有任何意义。明天的意义在于：明天对我们意味着什么，今天我们还缺少什么。市场是瞬息万变，企业每走一步，都会有很大的变数，对此一把手必须随时保持自己的敏锐和警惕。
席酉民：在中国，国有股份占大股时，政府往往会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和作用。因此，从公司治理的角度讲，政府肯定会对企业有行政干预。对此，您有什么样的体会？
印建安：政府“指派”国有企业去做的事情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可做可不做的事，做了以后，尽管企业自身奉献很大，但还是有可能做好，这时候，能做的事就一定要去做，这也体现了一个企业的社会责任与价值。另外一类，如若做下去，基本上就是给企业判死刑，影响到企业自身的生存，这个时候，企业和企业一把手要义无反顾地、坚决地加以抵制。否则，因为一件外来的事情，企业死了，企业一把手也成为最大的罪人。
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一半出于爱心，一半出于政绩”，“关心”企业发展速度的快慢，恨不得揠苗助长，企业则哀怨政府对企业的扶持力度不够，其情可以理解，但都不是正常的“政商关系”、“政企关系”。
由于中国政府动用资源的能力很强，企业发展模式会受限于政府的“溢出”效应，但企业千万不要将政府资源看作是企业最大的资源或唯一的资源。企业与政府的关系是“离不开，靠不住”。在大陆从事企业活动，离不开政府的支持，想离也离不开；又不能完全靠政策养着来发展，想靠也靠不住。因此，企业必须保持与政府的一种适度关系。企业存活的基础在市场。如果企业找到一条满足市场需求的路径，那么市场肯定不会忽悠企业。企业的价值由市场决定、由企业自身行为决定、而不是政府决定。企业有企业的责任边界，政府有政府的责任边界。
席酉民：对于企业的社会责任，我们有相当多的讨论。一种观点认为，企业的社会责任与价值，是一种企业的品牌，也是企业发展所必须的。而我则认为，企业的社会责任，是由社会发展机制来保证的，如若没有机制的保证，企业要么难尽社会责任，要么发展难以持久。
印建安：企业在发展到一定阶段，解决了自身的生存问题之后，确实需要对社会尽到一定的责任。企业与企业家的社会责任，首先是对自己负责。如若一个企业连自己都生存不下去，就谈不上对社会上的其他人负责。企业首先不要拖累他人，给他人和社会带来困扰和麻烦。
实际上，是政府与企业双方共同构建了一个区域经济环境。所谓环境，对单个企业来讲是环境，但所有企业加起来就是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改善环境，对社会尽责任实际上也体现了企业对自身的一种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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