栖息谷-管理人的网上家园

标题: 吴羹梅，中华铅笔之父 [打印本页]

作者: 翻阅日历 时间: 2008-7-10 10:27
标题: 吴羹梅，中华铅笔之父
偷来的技术，加上成功的广告和定制化服务，吴羹梅最终成了“铅笔大王”
　　
　　吴羹梅，中华铅笔之父
　　
　　一个产品被仿冒的程度，似乎也是衡量产品品牌含金度的标准之一。在中国，经常被伪造的铅笔品牌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华牌铅笔。每逢高考或其他考试的时候，家长和学生们首先都要学习鉴别真假中华牌铅笔的方法，然后再去认真地挑选。
　　
　　当然，中华牌铅笔不是为了考试而设计出来的，在上世纪30年代，中华铅笔就已经开始了它的蹒跚起步。1935年，中国的第一家铅笔厂—— 中国标准铅笔厂在上海诞生了。他的创始人，就是后来被称为“铅笔大王”的吴羹梅。
　　
　　从暴力革命到实业强国
　　
　　有人说，铅笔是现代化的标志之一。即使是签字笔快革了钢笔的命的时候，却还是不得不给铅笔留下足够的生存空间。据统计，世界铅笔年销售总量达到140亿支。在现代社会里，几乎一切事情都开始于铅笔的笔触，从时装设计师在布料上的符号，到各个蓝图的第一笔，都有铅笔的印记。
　　
　　在上世纪30年代，当吴羹梅准备创办中国人的铅笔厂的时候，他也把铅笔当成了现代化的标志。所以，他放弃了以前暴力革命的想法，希望在现代化的战场上，赶走形形色色的外国铅笔品牌。
　　
　　吴羹梅，江苏常州人，1922年就读于上海同济大学。在同济大学读书时，吴羹梅是学生会主要负责人之一。在动荡的革命年代，吴羹梅积极参加了“五卅”运动和“三?一八”惨案的抗议活动，向往暴力革命。最终，吴羹梅被学校当局开除。
　　
　　1927年，被开除的吴羹梅由地下党员胡曲园等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北京大学支部。1928年，赴日本留学，就读于横滨高等工业学校。四年后大学毕业，吴羹梅到日本真崎大和铅笔株式会社(现三菱铅笔株式会杜)实习。
　　
　　在这里，吴羹梅第一次开始关注铅笔，把这个几铜板就能买到的小东西，和实业强国等宏大理念结合起来。
　　
　　1933年，吴羹梅在回国后的一次演讲中，曾为铅笔行业的命运大声疾呼：“铅笔在各种文具品中占重要之位置，而与小学生关系又切。查海关贸易报告，去年（1932）年铅笔输入我国者，达150万金单位之巨，区区铅笔一物，每年亦竟耗我国人之财富达数百万元之巨。吾人所惕者在此，觉有从速创办此种工业之必要者亦在此”。
　　
　　“偷”来的技术
　　
　　在日本真崎大和铅笔株式会社实习的时候，经理数原三郎看到他处处留意铅笔的制造技术，就警告他：“即使到你吴鼎(吴羹梅当时用吴鼎这个名字)二世，中国也不会制造铅笔芯，办不成铅笔工业。”
　　
　　数原三郎其实并不反感吴羹梅，甚至非常欣赏他，希望他能负责真崎大和铅笔株式会社在中国的销售业务。
　　
　　不过，吴羹梅这个时候已经下定决心要赶走这些外国品牌，所以，他没有放弃对技术的追求。只有有机会，他就会想尽办法和工人们套近乎，多方面了解，还一点一点揣摩铅笔厂的管理方法和经验。经过他千方百计的探测，终于了解了日本人在彩色铅芯及制杆、油漆等方面的加工工艺和技术。
　　
　　在这期间，吴羹梅还有一个帮手，那就是来自台湾的郭子春。郭子春和吴羹梅在一家企业实习，感情很好，两人互相掩护着，完成了“偷”技术的过程　。
　　
　　1934年，在艰难地筹集到５万元后，吴羹梅和郭子春，老乡章伟士，筹备在在上海斜徐路（今日晖东路）1176号创办铅笔厂。1935年，中国第一家自己能够制造铅芯和笔杆的铅笔企业——中国标准国货铅笔厂正式开工生产。这家工厂具备制造铅芯、铅笔板、笔杆及外观加工的能力，是一家全能铅笔制造工厂。
　　
　　没等到日本人嘲讽的“吴鼎二世”，吴羹梅就办起了中国的铅笔生产厂。而且，他还提取了一个非常切合当时实际的经营诉求点——“中国人用中国铅笔”。
　　
　　对于吴羹梅建立的国产铅笔厂，日本三菱铅笔厂威逼利诱，多方要协与之合作，但最终没有成功。
　　
　　经过吴羹梅的努力，中国标准国货铅笔厂站住了脚跟，成功地把铅笔摆进了上海最繁华的南京路，在着名的永安、先施和大新三大百货公司的文具柜台中。而且，由于质量优良，也形成了非常高的知名度和美誉度，逐步销售到云南、陕西、新疆等边远地区，甚至在南洋（东南亚）都可以和日本的铅笔生产企业一较高下。
　　
　　吴羹梅的成功，依靠的是他娴熟的市场策略：宣传国货，多品牌经营。
　　
　　“中国人用中国铅笔”
　　
　　后来，铅笔厂更名为“中国标准铅笔厂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铅公司”。在推广产品的时候，吴羹梅宣称自己的产品是“中国技师、中国原料、中国资本”。在每一只笔上，都印着上海教育局长潘公展书写的“中国人用中国铅笔”。他还把潘公展的墨宝做成广告，广为发送、宣传。
　　
　　在上世纪30年代，国外铅笔品牌已经占领了几乎全部市场，国产铅笔想挤进市场和他们竞争，可以说是困难重重。不过，吴羹梅发现了机会，那就是当时全国风行的爱用国货风潮。当时，经历了五卅运动等反帝运动洗礼的中国人，纷纷开始抵制洋货，因此给了吴羹梅的中铅公司一个发展的机会。
　　
　　在打出“中国人用中国铅笔”的核心诉求后，吴羹梅又对产品线进行了细分和扩展。中铅公司同时推出了适合各个阶层使用的铅笔。其中有低档产品“好学生”、“小朋友”铅笔，专门针对小学生市场，吸引这个庞大的群体，薄利多销。此外，推出了中档产品“航空救国”铅笔，这一品牌诉求点在“救国”，更契合了当时上海民众的爱国热情。而高档产品“鼎牌”铅笔就强调产品的高品质和个性化设计，在实用性之外附加了更多的品牌价值。
　　
　　此外，中铅公司还接受各个文具店的定制，完全满足各种个性化的要求。同时，也把主要的厂矿企业和各个政府机关当成自己的公关对象，大力推销。
　　
　　最终，上海各个文具店在销售铅笔的时候，十有八九都到中铅公司定制。而交通部下属的邮电局，铁道部下属的各铁路局，也纷纷向中铅公司定制铅笔，为中铅公司带来了大量的订单。
　　
　　到1936年，教育部甚至通令全国各级教育管理部门和各所学校，推荐采用中铅公司的产品。由于中铅公司的铅笔价钱便宜，又是国产的，各所学校的学生也乐于购用。
　　
　　国难当头，三迁内地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上海也爆发了“八?一三”淞沪抗战，中铅公司直接受到炮火的威胁。为了保存企业，吴羹梅决定迁往大后方，从此开始了三次大迁移。首先，公司从上海迁到武汉，1938年再迁到宜昌，1939年迁往重庆。在迁徙过程中，装运机器的轮船遇到险情，２０％的生产器材沉没。
　　
　　立足重庆后，吴羹梅的企业已经是大后方唯一的铅笔厂，这个时候，铅笔厂的作用也显得格外重要。为了维持后方的文教事业，尽管工厂两次被日本空军轰炸，大量车间和仓库被损毁，吴羹梅还是奋力抢修，坚持生产。
　　
　　抗战八年中，吴羹梅的企业制造了5141.4万支铅笔，下属的中国标准锯木厂制造了大量抗敌前线急需的军用木箱，附属的中和化工厂生产了大量军工所需的化工产品。
　　
　　据吴羹梅的回忆，在重庆的日子里，“几乎每个星期都在冠生园或章乃器的家中聚餐。席间，大家交流一下各厂的情况和有关信息，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迁川工厂联合会的工作，以及为碰到困难的厂家出主意想办法。”最终，吴羹梅成了民主建国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在国共合作等领域作了重大的贡献，也引起了共产党方面的重视和尊重。
　　
　　中华牌铅笔的诞生
　　
　　抗战胜利后，吴羹梅当年就迁回上海，是内迁工厂首批从重庆返回上海复厂的企业之一。建国后，吴羹梅也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1954年中铅公司完成了公私合营，改名为“公私合营中国铅笔公司一厂”。
　　
　　1954年3月，公司成功研制了“中华”牌101绘图铅笔。上市后的铅笔深受消费者欢迎，此前还流行的美、德、日等国的绘图铅笔，从此在中国销声匿迹。直至现在，中华牌铅笔还是中国人首选的绘图、考试填涂工具。“中华”牌101绘图铅笔的发明，甚至被称之为中国铅笔制造业的里程碑。
　　
　　小小的铅笔，最终让吴羹梅在中国的历史上留下辉煌的身影。
　　
　　编后：
　　
　　在近现代中国，由于一时的义愤而决定驱逐外国资本的“愤青”型企业家不在少数。不过，他们的成功却不仅仅是凭着一时的意气，而是对自己从事的行业有深入分析的结果，可以说，他们都选对了市场，也选对了经营的方法。卢作孚、吴羹梅概莫能外。
　　
　　开拓型的民族企业家们选择的市场，都是外资把持而民族资本非常薄弱的领域。在这样的领域，他们对市场的需求有更深入的了解，也能够提出更切合本国特色的销售策略。
　　
　　从清末“废科学、办学堂”开始，铅笔就已经进入了中国。不过，此后的近百年间，中国的企业家们似乎从来就没有关注过这个生意。吴羹梅却看中了这个外资把持的领域，借助“爱用国货”的风潮和庞大的广告宣传策略，以及精细化的定制服务，最终成就了一家能抗衡国外资本的民族企业。

欢迎光临栖息谷-管理人的网上家园 (http://bbs.21manager.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