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1990年12月5日，我踏上了西去欧洲的火车，辗转8日，历经各种荒诞和有惊无险终于到达布鲁塞尔。一周后,在安特为普，我要读书的城市找到了一份为圣诞节期间洗碗的短工。当时，我非常开心，可以还债了。因为出国时口袋里揣的2000美金全是父母四处借的，它相当于2万人民币，按照我在报社做记者的工资要不吃不喝挣20年。所以出去打工挣钱是个比读书更重要和紧急的事情。
JOYS VILLA 农轩，那是一家在安特卫普最大，最高档的中餐馆，老板是早年来自香港的农民。
开头我自持在家做过饭，感觉那两把刷子对付洋人绰绰有余，餐馆老板面试时问我会做什么？我说会炒菜。老板马上给了我一个“实地作证”――“今晚的厨师宵夜就交给你了。”
走进厨房，看着那比家里煤气灶大十倍都不止的灶台，无数的不锈钢的盆盆罐罐，当时就傻眼了，根本不知如何下手，最后做了一个最简单的担担面。餐桌上，大厨，二厨都皱着眉头，吃了几口就扔下筷子走了。处女秀就这么演砸了。于是，没的选，从最底层的洗碗开始吧。
当时洗碗的劳动强度大大超过自己的想象，平常每天从下午五点到夜里十一，二点就没有停的时候，除了洗碗，还要洗菜，洗灶具，打扫院子，清下水道，近百个座位的餐厅只有我一个杂工。节假日，再赶上有婚宴流水席，要从早上5点多忙到第二天早上2点多。站不住了就抽空到马桶上坐一会，那时家里的来信就是最大的精神慰藉，大多数时候，信都是在厕所里看的。干杂工时，有一项工作是剥洋葱，常常剥得涕泪横流，也常常分不清哪些泪流自眼睛，哪些是从心里流出来的。
这种洋插队生活和在国内的日子形成巨大反差，那时在国际广播电台，中青报当记者的时候是多么的风光，真有无冕之王的感觉，想采访谁就可以找谁，当然采访国家主席还不行，部长都问题不大，自己到外地去采访，来接待的都是县长，市长，简直就像中央特派员一样。记得出国前的最后一次采访是在人民大会堂，那天晚上在大会堂吃完晚饭，出门还拎着被采访单位给的礼品。今天，却沦落到在小餐馆里打杂的地步。
特别是和其他同学一比较，我的工资还是较低的，我就更加愤愤不平了。于是，三个月后去找老板理论，该给我涨工资了。老板看着我很平静地说，“你凭什么要涨工资，看见那个吧台的香港女孩没有，她每天还要一大早起来打扫餐厅，工时比你还长，你们拿一样的工资，我为什么要给你涨？”，我无言以对。
于是，在暂时还没有更好的工作之前，我采取的策略是消极怠工，你少给钱，我就少干活。能偷懒就偷懒。心里说了，本来这就不是我该干的活，我是不得已才来干的。干一天算一天吧。
但是，我却越干越难受了，不光是老板的脸色越来越难看，周围的工友似乎也不爱搭理我了，甚至在眼睛里透着鄙视。在他们的眼里，这个“大陆仔”原来只是笨，什么都不懂，话也不会说
――比利时佛拉芒语，广东话，现在又懒了。于是他们把更多的工作给我，下午放学回来，发现他们把中午的很多碗都留给我洗。谁好像都可以支使我。他们也不叫我的名字“阿葵”了，就叫我大陆仔。那一段我忽然变得很自卑了，不知道自己能干好什么？不知道自己怎样才能找到尊严！
不久一个摩洛哥的中学生让我幡然醒悟，他是每个周末过来打短工，虽然只有十三岁，他比我的地位高，老板常常会让他干一些酒吧里的活，比如洗洗杯子，切切水果等。工作环境比我的强多了。而且人人都喜欢他，和他说笑，他干得也很开心，干完自己的活就去帮别人，象玩一样，好像也不累。
我突然明白了，生活中你常常无法选择自己的职业，但是你却可以选择自己的态度，态度决定了你生活和工作的状态！你只有全身心地去做你才能从工作中找到乐趣，找到成就，找到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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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篇
我开始改变自己，首先下决心，一定要在这个地方干出点名堂来。我努力干，积极干，主动干。逐渐地，眼里有活了，效率提高了，我不断探索着怎样洗得又快又干净，怎样把一堆的盘子摆出花样，摆出美感。每天横扫完一大片的杯盘狼藉，心中开始有一种成就感。下午从学校过来，在开工前推着除草机在酒店后面美丽的大花园里走一圈，嗅着芳草的清新，生活似乎也变得清新了、明朗了。周围的人脸色在变，老板有一次拍着我的肩膀说，“阿葵，如果你将来想留在比利时，把家人都接来，我可以帮你”。
就这样一份餐馆的临时工，我的第一份工，我居然做了一年多，这在留学生里是很少见的，我的工资一直没变。但我已经从厨房，做到了酒吧，有时还能客串端盘子。期间，我还学习了佛拉芒语（荷兰语的一种，比较近德语和英语）。
终于，有一天，另外一个餐厅的老板给我电话，请我做WAITER, 开出的工资已经比我原先的高一倍还多了。我跳槽了。
凭着这样的工作态度，我越干越欢，越干越有心得，技能也大涨，我最多可以一人照顾二十张台，西式中餐走得也是西餐的程序，菜，酒这些都是一道道上的，还要配各种加热的炉具，冰桶等。非常繁琐，为了少走冤枉路，就要统筹安排，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我一手可以端6个盛好菜的头盘碟子；不用人协助，两手可以拿起十七个高脚酒杯。不用背我可以记住大多数客人的名字，还有他们喜欢吃什么，有什么特别要求，其中有些人只在几个月前来过一次。客户常常因此被感动，给我的小费甚至超过他付的餐费。
人有了精神，精力似乎也大涨，我第一年读书时，同时兼四份工作，每天中午在学校餐厅洗碗，周六白天在一家小工厂当领班，带几个留学生做食品包装，周六傍晚到周日凌晨在另一个城市的餐馆打工，平时还兼卖健康保险。凌晨收工了，有时还赶到酒吧参加各国同学的PARTY, 周一早晨上课时，只有靠不停地掐自己的大腿才能保证不在老师面前倒下。
在我后来换工作中，出现过老板第一次发工资就比约定给的多，也出现过领班主动提出和我平分所有小费，通常我们打周末工的学生是没有资格拿小费的。他们说出的理由都是：你真的帮了我大忙，你干得太好了！ 于是，我成了比利时留学生中打餐馆工工资最高的一个。后来是餐馆的老板把我介绍到一个做设备销售的公司，他对我说“你不是一个应当一直做餐馆的人”。又因为我在销售中广结善缘，被我的客户介绍到一个做期货的金融经纪公司。就这样，机会接踵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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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篇
九十年代初，在我脑子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差别就是：你今天拿100块的工资，你想拿120块，社会主义环境里，你努力可能也没用，所以你就可以干80块的活，让自己心平，在资本主义社会你就要先干出120块的活，你才有机会拿120块，否则，你只干80，可能最后只能拿到60。
凭着这段在社会最底层的生存经历，我反而对自己充满了信心，96年，我32岁，我回国时并没有先找好工作，我觉得自己可以从任何一个地方从头开始，可以从我们当时住的北京真武庙二条的烤羊肉串开始，我相信，我一定能成为全北京羊肉串烤得最好的那个人。当我参加柯达面试的时候，我对当时的大中国区总裁说，你们可以让我从任何职位开始，工资给多少都行。他们本来是招经理（96年在柯达中国本土员工一个做到经理的人都还没有），当时，只给了我一个主管的职位 （CORDINATOR）, 但我在四年多的时间里一共升职五次，做到大中华区的经理职务。
今天，许多媒体在采访我或请我做嘉宾时，我谈的最多的话题就是洗碗了。我在北大演讲时也讲洗碗，IBM 还专门请我给所有营销部门的管理者讲给洗碗。
我是第一批归国的MPA, 其实学位的学习并没有给我留下太多的印记，反而是洗碗的经历让我洗脑，我明白了工作是怎么回事，其实工作是我们的生活方式，你的态度决定了它的色彩和调性。我也明白了怎样做好工作，不光是要用力，更要全身心投入，用心了你就会找到乐趣，找到成就，这和工作本身是什么关系不大。
工作本身没有高下之分，是干工作的人让工作有了分别。
今天大家对洗碗的话题这么有兴趣，实在是因为，投入，塌实的工作态度是一个稀缺资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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