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管理学家
中庸本质：诚性的守恒
我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是儒家思想，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中庸，将中庸思想运用到企业管理中有助于在管理中发挥传统文化的优势。但是，如果以为中庸的核心思想就是中庸的字面所表达的意思，有可能“画虎不成反类犬”，不利于企业的开拓创新。企业是赢利性组织，基本的职能是创造价值，这一点不必用中庸加以掩饰。但是当两权分离，在管理中普遍存在着委托－代理关系的情况下，要求代理人、执行者坚持中庸——忠实于企业的相关利益主体则是十分必要的。因为中庸的本质是诚性，是完全应做到、没有任何借口的。
在对中庸的解释中，一般都认为，“中”是不偏不倚，“庸”是平常。这似乎无错，因为儒家典籍《中庸》中说：“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进一步思考，“不偏”的什么？“不易”的又是什么？如果不弄清这些问题，中庸可以被任何人利用，算不得儒家的独创。我们在《中庸》中找到的答案，那就是诚性。
《中庸》第一章开篇便指出：“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这句话具有统领全篇的作用，儒家对中庸的论述就是围绕这个命题展开的。其中“性”指的是什么呢，尽管在不同的对象那里有不同的表现，但都离不开一个“诚”字。《中庸》第十九章指出：“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我们可以把“性”与“诚”合起来称为诚性。如果把儒家典籍《中庸》分为两部分的话，前半部分是在强调中庸的重要性及其方法论意义，是为下半部分做铺垫的；后半部分则直接论述诚性问题。《中庸》对诚性的论述不仅占了很大的篇幅（三分之一以上），而且把它作为治国平天下的基本法则。《中庸》第三十二章指出：“唯天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当我们从诚性出发来理解“中庸之道”时，才能更深刻地领会儒家把它作为最高道德标准的良苦用心。
将诚性作为中庸的本质不是什么新发现，但是如果忽视这个问题，把中庸作为一种做派技巧，就容易使本质的东西模糊起来。实际上，正是因为有各种做派技巧的存在，诚性作为中庸的本质才显得尤为可贵，坚持下来更为不易。《中庸》第八章以孔子的学生颜回为例说明了“吾道一以贯之”的重要性，告诫人们“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庸的本质是诚性的守恒。“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当然，儒家并不是不讲方法技巧，只是认为只要从诚性出发，就可以妙得中庸之道，进入运用自如的境界：“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
无可否认，在古人那里，诚性有一定的神秘色彩，我们在企业管理中讲诚性，需要剔除其所谓天命的神秘成分，使之符合企业管理的实际。在我们今天看来，诚性与诚实、诚信的意义相近，应当包含诚实、诚信，但不限于诚实、诚信。诚性固然要讲诚实，但同时也要讲艺术、科学和策略；诚性固然以诚信为基本的要求，但是它比诚信所依凭的契约形式承担的义务更多，足以弥补契约的缺陷和不足。在企业管理中，诚性应当是雇员对公司的天职，是对委托者负责的精神，是代理人本来所应当具有的天性，是职业经理人所应当具有的禀赋，也是对执行者的基本要求。如果说中庸管理是一种包装，其实质就是诚性管理。从诚性的守恒上反观中庸，才能真正发现中庸管理的魅力。
实施中庸管理的现实意义
我们这里揭示中庸的本质，强调诚性，不是要在儒学家们面前班门弄斧，而是为了更好地为企业管理的实践服务。
如果把中庸之道作为杰出的领导艺术，那么它是方法更是品质。尤其是在各种方法鱼龙混杂，使用没有禁区而我们又必须有所取舍的情况下，诚性的品质保证更为重要；反过来说，能够以诚性的品质作为保证，方法的探索和取舍才较为可靠。强调这一点，至少有以下的现实意义。
坚持创新而不逾轨。实施中庸管理似乎与大胆创新的精神相悖，其实不然。《中庸》认为，只要从诚性出发就必须创新，因为环境在变，不创新就是不负责任。而且只要坚持诚性，就能找到创新之路，就可以进行正确的创新之路的选择，进而解决如何创新的问题。这叫做“自诚明”：真正做到了诚信，就可以达到洞明的境界，自然会明白创新的道理。因为诚性作为人的自然禀赋即为“性”，顺着本性行事叫做“道”，自然可以悟出创新之道。创新是要讲风险的，如果个人患得患失，就不会勇担风险。创新的风险也可能给企业造成一定的损失，但是只要创新者有诚性，企业就可以相信他会将风险降至最低。正是因为管理人员讲诚性，才会在创新中做到“随心所欲不逾轨”；相反，没有诚性的创新可能暗藏“机心”，出现“智慧出，有大伪”的倾向。美国安然公司的“财务创新”，连华尔街的资深分析师都看不出什么毛病，但是这个被《财富》杂志连续六年评为“最具创新能力”的大公司终因财务造假丑闻而宣告破产。教训固然值得警惕，但是我们也不能因此而遏止创新，这又是中庸管理的另一种要求。
变法图强而不违“天性”。中庸固然讲“不易”，但不是不讲变易，而是要把诚性作为变化中的不变性，这才是在变化中“不易”的价值所在。反过来说，坚持诚性是为了更好地变易，否则讲诚性就没有实际意义。《中庸》第二十六章指出：“故至诚无息，不息则久，久则征，征则悠远，悠远则博厚，博厚则高明。博厚，所以载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无疆。”那意思是说，真正的诚性是应该做到生命不息，变革不止的。变易也不是顺其自然式的被动应变，而是主动求变。在主动求变或者在企业管理“变法”，使企业更加包容，不断出现质的跃迁。当然，对于企业实施变革时存在着的诸多不确定因素，也不能等闲视之。依靠诚性正有助于消除不确定因素的消极影响，保证在变法图强中沿着有利于企业健康成长的方向发展。在这个意义上讲，中庸是不断超越自我，是更加包容中的本色犹存。在不断变法图强中始终能够做到不违背诚性的“天性”，就有助于将企业做大做强，实现基业长青。
在变革的利益冲突面前“执其两端而用其中”。“执其两端而用其中”是中庸之道解决矛盾的一个重要方法，但这不是要当和事佬、和稀泥，甚至丧失原则，而要凭着诚性。出于公心统筹兼顾。企业的每一次变革，在内部都面临着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利益关系的调整，难免出现一定程度的利益冲突。管理者自己也面临着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兼顾的考验；不同的利益主体为了促使企业朝着更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都会极力推荐或者力主自己认为合适的决策方案；在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情况下，管理者要站稳自己的立场，还要综合考虑其他相关利益主体的心理承受能力，及时做出更为客观的决断。我们在现代企业中所讲的诚性不是愚忠，不是以人身依附为基础的亲亲疏疏、尊尊卑卑、长长幼幼的“差序格局”，而是建立在委托－代理“契约关系”上的职责和职守，其特点是重平等、重理性，坚持的是普遍主义原则，不能形成特殊主义的内部人利益本位。在这个意义上讲，能否“执其两端而用其中”正是管理者或者执行者是否具有诚性的表现。
如果说中庸是整体思维，非此即彼是分解思维，而讲中庸只是要讲适度、尺度，把握分寸，那么，假如中庸仅仅限于“执其两端而用其中”，就无法走出分解思维的困惑。
因为那只是把两分法变成了三分法、多分法，分解得更为细致罢了。也就是说，将中庸应用在管理实践中，必须把诚性放在首位。我们也只有把中庸理解成讲诚性的方法，用以指导管理实践时才不至于演变成公司政治的厚黑。
将中庸化作执行中的执著
中庸管理在实践中的作用是多方面的，可以从不同维度解决如何实施中庸管理的问题，实施中庸管理。从执行的角度实施中庸管理，强调诚性的守恒问题，表现出一定的执著精神，从以下几点做起是必要的。
在执行中进行诚性教育，建立共同愿景。《中庸》认为：能够做到“自诚明”，由真诚而自然明白道理，这在执行中当然是好事；但是诚性也可以通过教育取得，“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两者殊途同归，在执行中也是一样。这里的诚性讲的是一种共同对企业负责的精神和共同的愿景，即“上下同欲”，离不开对员工的教育和引导。管理者重视执行，强调“没有任何借口”不无道理，但是如果不从诚性出发，即使在形式上做到了“没有任何借口”，也很难得到可靠的执行力。如果管理者碰到经营危机，马上想到的就是换人裁人，员工在没有工作保证的情况下，就很难形成对企业的忠诚，很难形成诚性，往往使得执行力扭曲，使企业的经营进一步出现危机，形成恶性循环。如果老板只是为了赚钱、员工只是为了糊口，都不图长远发展，想把执行之剑使得虎虎生风，那是很难做到的。在执行中进行诚性教育才是一种治本的办法。在进行诚性教育中固然需要安人，但目标不能仅限于此；还要体现出执著的精神。因为明白道理后，不能空谈诚性，还要发挥出主观能动性，需要通过执行体现出来。事实上，执行正是诚性执著的一种表现。
在执行中坚持诚性标准，弘扬百折不挠的精神。执行需要讲方式方法，以便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但是这不能苛求。在执行中不能只要效果，必须坚持诚性的标准。坚持诚性标准也不是不讲方法，而是强调要靠百折不挠的精神去克服执行中的困难，而不是靠“聪明的点子”走捷径。与“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要求相一致，《中庸》也要求在实践中避免旁门左道的诱惑，正确对待“聪明的点子”。《中庸》第十一章说：“子曰：‘素隐行怪，后世有述焉，吾弗为之矣。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废，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遁世不见知而不悔，唯圣者能之。’”那意思是说，孔子认为“寻找隐僻的歪歪道理，做些怪诞的事情来欺世盗名，后世也许会有人来记述他，为他立传，但我是绝不会这样做的。有些品德不错的人按照中庸之道去做，但是半途而废，不能坚持下去，而我是决不会停止的。真正的君子遵循中庸之道，即使一生默默无闻不被人知道也不后悔，这只有圣人才能做得到。”这种精神表现在执行中就是不要背离诚性的基本要求，善于守“拙”，不要急功近利。这对于减少执行中的风险是十分必要的。
在执行中巩固诚性基础，形成核心竞争力。在儒家看来，《中庸》是“孔门传授心法”的著作，“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善于阅读的人只要仔细玩味，便可以终身受用不尽。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它作为一种实用的学问用今天商界的话来说，就是可以形成核心竞争力。当然，儒家讲的是宦海沉浮、明哲保身的核心竞争力；而企业需要的是市场竞争、应对危机的核心竞争力。不过其中存在着的一个正确对待执行权的问题大概是共同的：员工在执行中往往独当一面，具有一定的随机处置权，需要掌握经权之道。执行需要“权”，而执行中的对诚性的执著就是经；如果说“经”是执行者的天职，“便宜行事”为权，那么经权之道就是在执行中需要员工以对企业负责的精神用好权，履行好自己的职责。
在诸多不确定因素存在的情况下，管理者为什么敢于向执行者放权呢，这就是以诚性为本。员工在具有自由选择权或者在具有选择的自由度的情况下，有所为有所不为，以不变应万变，靠的也是对企业的诚性。历经执行的考验，企业也就巩固了诚性基础，锻炼了执行团队，形成了核心竞争力。“如此者，不见而章，不动而变，无为而成。”有了这样的核心竞争力，不张扬也会被人重视，企业在表面不动的情况下也会改变面貌，管理者在无为中也会有所成就。
如果说讲究中庸的方法是一种权变，执行中诚性的执著则是不能权变的，“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中庸》第九章）能够将中庸真正落地生根，确属不易。然而真正做到这一点，那才是中庸管理在执行中作为制胜法宝的魅力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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