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把亲人写进小说里
张爱玲的《童言无忌》里，有这么一段：有天晚上，在月亮底下，我和一个同学在宿舍的走廊上散步，我十二岁，她比我大几岁。她说：“我是同你很好的，可是不知道你怎样。”因为有月亮，因为我生来是一个写小说的人。我郑重地低低说道：“我是……除了我的母亲，就只有你了。”她当时很感动，连我也被自己感动了。
“我生来就是一个写小说的人”，张爱玲说这句话时，是有一点点自嘲的，她把写小说和迷恋那样一种戏剧化的效果等同起来。事实上，作为小说家的张爱玲，一直力避那样一种矫情，她说，生活的戏剧化是不健康的。
然而，回到它的本意上来，一个写小说的人，其实正是张爱玲给自己的最基本的定位，当这一身份和她其他的社会身份发生冲突的时候，张爱玲永远毫不犹豫地站在它的这一边，为此，她不怕把所有的人都得罪光。
在回忆父亲的文章中，她描述彼时美好的光景，在下午，坐在堆满小报的沙发上，谈谈亲友之间的笑话，那个时候，张爱玲也许还没想过这些“笑话”对她的意义。
渐渐的，也许是不自觉地，她从那个华丽家族的纷纭事件中，寻找可以变成小说的素材，提炼对于人性的了解。随着写作的深入，她意识到，她的家族，应该成为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小说原材料的宝库。与亲戚们的交往，开始被她赋予新的意义。
她变成了一个特别喜欢打听事情的孩子，巴巴地跑去跟父亲打听爷爷的事，搬出爷爷的日记来看，还按图索骥去翻那本据说有影射她爷爷之嫌的《孽海花》，结果直看了个头昏脑胀，也没有弄出什么名堂。倒是偶尔有一次，在李鸿章的长孙媳家的电话号码单上，发现第一个就是《孽海花》的作者曾孟朴的儿子，知道李家和曾家是有那么些枝枝蔓蔓的关系，心中大为得意，以为可以算成自己考据的成绩。
她和舅舅家来往得比较多一点，见到舅舅就缠着他讲家里那些事。张爱玲的弟弟说，舅舅很疼她，总是耐着性子说给她听——当然，也有可能，那位舅舅也不容易找到其他擅长的话题。
但是，她的舅舅万万没有料到，这些竟会被张爱玲写到小说里；他更无法料到，连自己，也成为她小说中的一个角色，形象不堪的角色。――就是《花凋》里那位郑先生。
在小说里，张爱玲说他，有钱的时候在外面生孩子，没钱的时候在家里生孩子，又说他，虽然也知道醇酒、妇人和鸦片，心还是孩子的心，是“酒精里泡着的孩尸”。
这位舅舅，起码待张爱玲算是不错的，据说张爱玲刚靠写作混了点名气时，舅舅很高兴，经常要去找她的文章看。张爱玲写起他来，下笔如此之狠，真让胆小怕事如我者，顿生景仰之心。这位舅舅看到之后，果然暴跳如雷，对老婆说，她问我什么，我都告诉她，现在她反倒在文章中骂起我来了。
我不知道张爱玲后来有没有再去这位舅舅家，估计那关系够尴尬的。
在张爱玲的很多小说里，都可以找到她家里人的影子。《创世纪》是写她姨奶，《茉莉香片》是写她弟弟的，《金锁记》写的是她的“三妈妈”――李鸿章的一个孙媳妇，《殷宝滟送花楼会》里面的殷宝滟虽然不是她的家人，但她点明了是她的同学。导致的后果是，殷宝滟的情人，也就是里面那位老师看到了，大大地受了伤害，原有的那点情愫弄得一塌糊涂，殷宝滟急于脱离尴尬局面，匆匆地嫁了人，“闪婚”导致“闪离”，人生弄得七零八落。张爱玲不但没有内疚，还理直气壮地说，是她让我写的。可是，人家原来是希望她写成浪漫的传奇的，张爱玲却硬生生地挑出了里面的狼狈可笑之处。她这样解释：我觉得一个作家太绅士或者淑女，是不大好的。
你还不能指责她人品差，“生来就是一个写小说的人”，这种定位，这种坚定的使命感，使得张爱玲无所顾忌。
以前只听说不能和诗人做邻居，现在看来，成为作家的亲戚邻居也不见得是件好事，如果你不幸避不开这种命运，大概只能很鸵鸟地想，反正别人也不知道那里面的人就是我。
可是，张爱玲的亲戚连这种鸵鸟也做不成，若干年后，张爱玲的弟弟口述，由他人记录，出版了一本书，里面把张爱玲小说里的人物和现实中一一对照，七巧是谁，长白是谁，说得清清楚楚。
那些人可能过世了，但他们家都有后人，不少还混得不错，你这么指名道姓地点出来，让人家的脸怎么搁呢？而且，似乎张爱玲和张家人来往不多，她笔下人物，以李家人为主，我有一位研究李鸿章的专家朋友说，李家一些人恨透了张爱玲和她弟弟，说他们这对姐弟都是神经病。
我过去有个错觉，以为李鸿章的外曾孙辈里出了个张爱玲，她应该是张家和李家共同的骄傲，现在看来，每一个光鲜的事情背后，都有不知道的疙疙瘩瘩。虽然，张爱玲把自己定位为生来就是写小说的人，但不是每个亲戚朋友，都把自己当成应该进入她小说的主啊。来源:天涯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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