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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做事难！
翟羽佳
很多人认为：在中国，做人比做事难。其实，在中国，做人最容易不过了。因为中国是个中庸的社会，只要你不标新立异，不去改革创新，当个圆滑世故的人，再容易不过了。如果你要标新立异，锐意革新，你就会又很多事摆不平。最后因为得罪既得利益者的利益，而受到百般阻扰。
在中国所有的总理中，没有比朱总理再能锐意进取的了。可是，在中国总理的提议没有没通过，也只有朱总理一人。因为锐意改革，就会触及到各方面的利益，就会得罪人，所以，人们就会反对。朱总理说：“费大于税，民怨沸腾。”当总理下决心费改税时，既得利益反对了，他们投了反对票。相反。在官场上平平庸庸者，却 因为不干事，即便祸国殃民，也照样官运亨通。
任何干事都是要付出代价的，变法维新更是如此。商鞅变法，触动了太子为首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秦孝公死后，以太子为首的保守势力对商鞅施行了疯狂的报复。他们不仅以诬告陷害的方式迫使商鞅谋反，而且以最最残酷的暴行，将他五马分尸了。范仲淹因为改革官场弊端，而多次被人诬陷。王安石也是因为改革，几起几落。连光绪皇帝也是因为维新，而被保守派清算。胡耀邦读王安石变法为之堕泪；赵紫读戊戌变法为之扼腕；朱总理观看《商鞅变法》老泪纵横。
储安平讲：“在中国社会上，越是有才气的人，越容易见忌召祸；事业越是成功，受的灾难风险越大，有时竟会使生命安全也因事业的发展而终至不保。至于尊重异己的雅量，在中国更缺乏，一个重私情重利害而缺乏理性的人，焉能希望与他相反的敌人！中国社会从不积极鼓励人继续向善，所以我们民间乃有‘功成身退’、‘得意不宜再往’一类的戒条。”
正是因为做事难，胡耀邦同志在拨乱反正、为老干部平凡时说：“我不入虎穴，谁入虎穴；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后来因为坚持思想解放，而被扣上了西化的帽子，身陷囹圄，工作极为艰难。尽管如此，他还是“退而求其次”说：“我可以不去做事，但我也要做人。”吴官正来山东当书记时，第一件事就是抓人民信访。结果，引起官场骚动，很多地方官极力反对。可见，在中庸的中国干事是何等艰难。
尽管干事艰难，但是干事人的业绩永远为当今和后世称道。商鞅两次变法，终于使秦国崛起西戎，虎视关内，为之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商鞅虽然惨遭不幸，但他所开创的变法大业却因顺应了历史潮流而成不可逆转之势，并最终对秦朝的统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胡耀邦、赵紫阳的干事，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思想大解放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朱总理的一些改革，奠定了中央政府的威信。
朱成荫在纪念光绪时说：“戊戌是死了，但是他留下了新政蓝图作为自己的遗嘱，被清政府所执行。她开了平民和上层协商解决国计民生的头，她是用和平的民主的政治手段来促使社会进步的学人运动。在那维新的百日和清政府被迫实行新政的时候，由上而下的民主振动也是有利于我们民族的发展。可以认为：戊戌是中国现代史的开始。光绪是为了我们中华民族的自强而被他的姨母害死的。因此，我认为：他是最伟大的民族英雄。他是戊戌的主帅，没有他的参与，百日维新大概会无从谈起。他能向血统下贱的非满族人，职位低下的小官、平民请教。这在血统论横行、等级森严的中国，本身就是很民主的作风。”
老百姓讲：“能行的，事干多了，得罪不行的不行；不行的，办了不行的事，只要有人缘照样行。业务上行的，心计不行的不行；心计上行的，业务不行也行。”现实社会，干的不如看的，看的不如有关系的。干的越多，毛病也就越多，得罪的人也就越多，留下的小辫子也就越多，你就越站不住脚。王朔说：“不仅要同领导保持一致，而且还要跟群众搞好关系，特别是要注意靠拢落后群众。一些落后群众往往在单位挺有势力，得罪了他们比得罪领导的日子还难过。”
一清正廉洁的乡长，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严禁公款吃喝，引起班子成员集体反对，年底考评倒数第一。上级领导要他“注意团结”。乡长说：“要同志们说你好，再容易不过了，只要我少干点工作了就可以。现实社会只要听任腐败，不仅可以发财，还可以得到团结同志的好名声。可我良心不容许我这样做。”后来，因为班子成员联名举报，组织部门不得不给他一个虚职，把一个锐意改革的好干部给挂了起来。
做人易，易在不干事；做事难，难于上青天。培根说：“人可以允许一个陌生的人发迹，却决不能原谅一个身边的人上升。”郭世平说：“我们从不嫉妒皇帝，而只眼红邻居。”我们可以容忍“鬼子”的后代大搞经济掠夺，可我们却不能容忍身边的人兴厂办店。人生做一点实事不易，要克服自身的懦弱，同事和邻里的嫉妒，领导的猜疑。人一旦到了干事的年龄，也就成为众矢之的的开始。
袁崇焕说：“顾勇猛图敌敌必仇，奋迅立功众必忌，任劳则必召怨，蒙罪始可有功；怨不深则劳不著，罪不大则功不成。谤书盈箧，毁言日至，从古已然，唯圣明与廷臣终始之。”他的领导崇祯皇帝也认为：“以臣之力制全辽有余，调众口不足，一出国门，便成万里。忌能妒功，夫岂无人。即不以权力掣臣肘，亦能以意见乱臣谋。”“用人当任而无二，信而勿疑。但当论成败之大局，不必摘一言一行之微瑕。事任既重，为怨实多。况图敌之急，敌亦从而间之，是以为边臣甚难。陛下爱臣知臣，臣何必过疑惧，但中有所危，不敢不告。”尽管如此，袁崇焕还是因为能干，而被朝廷谗害致死。很多民族英雄，就是因为能干而死于我们同志的手里。
中国社会是一个磨练人的耐心的最好地方，也是磨灭人的个性和人性的最好地方。越是如此，中国越要能干事的人。不然，我们就不能挤进世界先进群体之林。鲁迅似乎说过：“那脚踏实地的人，我得引以为同志，是以为光荣。”那些做事的人，尽管一生坎坷，但是，他们是我们民族生存和强大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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