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前的国庆节，秋高气爽。邓中翰和张辉、杨晓东及金兆玮四个人出现在长城上。带着上午观看50周年国庆大典的兴奋，他们在这里发下誓言：“一定要用大家在SUN、IBM、朗讯公司学到的东西，推动中国落后了几十年的芯片产业的发展”。
如今，这张昔日意气风发的照片就悬挂在中星微电子北京办公大楼里，在这群踌躇满志的年轻人中间，唯有戴眼镜的邓中翰双手抱臂，表情决绝，透射出一种“做大事业者”独有的沉稳和自信。
“这八年很重要，不仅证明了中国人可以拥有自己的最尖端的芯片技术，而且证明了中国有这样的环境和实力，可以做成这样伟大的事业。”中星微电子董事长邓中翰接受《中国新时代》专访时说。
新领域里寻找新需求
2006年12月31日，中星微电子举行了多媒体芯片全球销量突破一亿枚的庆功会，从中星微电子五年前第一颗多媒体芯片推向市场开始，至今其已经占据了全球60%的市场份额。
在此后时间里，邓中翰和他的团队克服一道道难关，先后取得七项核心突破，使一千多项专利技术从实验室走向市场。2006年的全国企业专利授权量榜单上，中星微电子与华为、中石化、联想、中兴通讯等公司排名前五。
目前“星光”系列多媒体芯片销售已经覆盖了欧、美、日、韩等16个国家和地区，产品客户囊括了三星、惠普、飞利浦、富士通、罗技、联想等大批国内外知名企业。
而在邓中翰创业之初，多媒体芯片市场还是一块无人问津的处女地。与高调的“方舟”、“龙芯”选择芯片技术链条高端突破不同，中星微电子把目光锁定在处于技术链条中低端的多媒体信号处理芯片。
在硅谷历练多年的邓中翰知道，芯片研发不仅要在实验室里成功，更要符合市场的需求，经受住市场的考验。当时正值互联网概念热炒，眼球经济大行其道，身处科技前沿阵地的邓中翰和其他几位中星微的创始人敏锐地感觉到，数字多媒体将是下一阶段市场的引爆点。
事实上，芯片巨头英特尔在与微软的合作中，就已经察觉到，多媒体芯片的应用将大有市场前景，便很快推出了摄像头产品。正是这款英特尔唯一打上自己品牌的终端产品，让邓中翰心里有了底，但他明白，如果单纯的复制英特尔，复制市场上现有的产品模式，他几乎没有什么机会，“一定要在新兴的领域里面寻找新的需求”。
“我在跟硅谷几个重要的风险投资商一起交流时，他们都认识到了高能耗和高性能运算存在比较大的瓶颈。”这让邓中翰突然豁然开朗，多媒体芯片领域正需要解决能耗较高的问题，通过更好的芯片，实现低功耗单芯片的集成——这就是他所寻找的技术市场的空白。
邓中翰和其他几位创始人很快整合出一套方案，以低功耗处理数字多媒体信号为技术突破口，看准未来多媒体芯片市场存在的可能性。
“从技术角度来看数字多媒体的技术绝对是一个新兴的领域，但要在当时做这件事情，每一位创始人都觉得很悬，大家觉得都没底。”在北京中关村北土城西路103号的一间仓库里，邓中翰和几位创始人置身其中，却不以为苦，他们知道自己正在做一件非同寻常的事业。
2001年，当中星微电子第一颗芯片问世的时候，技术市场正如邓中翰们预期的一样，消费者对于多媒体应用的需求膨胀，中星微电子多媒体芯片上市仅一年时间，全球就有100万台摄像头装入“星光一号”芯片，中星微电子一跃成为行业翘楚。
作为行业技术的领先者，中星微电子和微软共同组建了媒体技术中心。“星光芯片”和微软的操作系统绑定销售，进一步奠定了中星微电子在市场上的品牌地位。
而面对日新月异的市场需求，作为技术公司的中星微电子更要在第一时间抢占先机。前路应该如何走？行走在未来的邓中翰早已了然于心。
“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互联网用户、手机用户、家电、广播会更加普及，市场容量也会随之扩大。中星微电子从过去单一做PC技术，开始将这些技术逐渐运用到新的领域，包括手机领域和家用电器领域。这几年来我们把每项技术挣来的钱都用在了新技术的开发上。我们描绘的不是简单的市场机会，更重要的是围绕宏观的国际市场潮流、科技潮流做好技术储备。”邓中翰说。
早在2002年，中星微电子就进入移动领域，致力于开发手机音频、视频多媒体芯片。到2003年，中星微电子的多媒体芯片就已经应用到国内的波导、联想、TCL、首信等主流的手机厂商产品中。然而与PC多媒体芯片市场不同，手机多媒体芯片市场早已是群雄盘踞。
中星微电子面对的是高通、德州仪器、英特尔等国际芯片巨头。“PC多媒体芯片中星微电子用了八年才做到今年的水平，手机领域刚刚开始几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很重要的事要做。3G时代手机的架构会从过去以通信为主的架构走向数字多媒体的架构。通信应用的是数字多媒体处理的数字解调器。所以3G和4G的到来，更多地推动手机走向数字多媒体化。中星微电子的技术将会更适合那个阶段市场的发展。”显然，邓中翰对中星微电子在手机多媒体芯片的市场竞争能力信心十足。
除了移动领域，中星微电子还将多媒体芯片的应用瞄准家电以及行业应用，包括像汽车、监控、医疗等专业领域。“从核心的基本面解决低功耗的问题，不仅是解决我们在市场上的短期竞争优势，从长远来看，我们提供的技术给大家带来很好的生活质量，同时又是绿色的、低功耗的、降低污染排放的，这是我们公司的市场追求。”
对于邓中翰来说，PC多媒体芯片的成绩，只是万里长征中的第一步胜利，它所瞄准的多媒体芯片应用，将会是一个巨大的市场。“中星微电子瞄准的不是今天的简单的某一个互联网或者某一种商业模式给我们带来的一次机遇，而是瞄准了未来。”
邓中翰表示，大家一方面是怀揣着爱国的热情，一方面是要走出一条新的道路。这条道路的意义远超过在技术上做出芯片的价值。
“过去回国创业基本上是单干的多，我们跟别人不一样的是，我们是一群人从不同的技术层面上，共同围绕着一个技术的节点挑战，更主要的是围绕着机制、模式进行挑战，回到中关村创业时，我们就是怀着这样的激情和理想的。”
“团结起来做成一件事情，做成一种模式。这是我们这八年来非常重要的收获。”邓中翰说，“最大的挑战不是技术上的，我觉得靠我们几个人的技术融合可以打造出这样的新技术，但是这个技术在硅谷是比较容易做成功的，如果要真正把它拿到中国来可不可以做成功？”这正是邓中翰们要在中国亲身求证的。
八年的时间，邓中翰和他的团队用自己的努力证明了他们所摸索出来的“中星微模式”是可以成功的。
2007年8月13日，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联合下发了《关于产业技术研发资金试行创业风险投资项目申报和管理相关工作的通知》，对集成电路、软件等九类行业中的创业项目，以风险投资的模式给予政府产业引导基金的帮助和扶持。
中星微电子则被作为应用该模式的典型案例，也是第一家引入政府基金风险投资模式的成功企业。“这种尝试，是硅谷模式（即风险投资发展企业模式）在国有资本投资领域的创新。政府注入资金不损害企业的主体性，信息产业部只扮演了风险投资人的角色，不干涉企业的日常运营，目的就是方便公司管理，遵循市场化原则，保障了政府风投的成效。”邓中翰解释说。
作为政府风险投资实践的第一家企业，邓中翰坦言，中星微电子所经历的艰辛与阻力是现在获得政府风险投资的企业无法体会的。“我们走在最前面，难免与以前的条条框框产生碰撞和矛盾，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要不断的与各个国家部门协调，争取支持中星微电子走一条有特色的路。现在看来一切都是值得的，在我后面的企业可以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企业的发展上。”
应该说，“中星微模式”最为重要的战略，就是在其成立一年之后，多媒体芯片尚未问世之前，邓中翰便开始着手全球化布局：第一步是要在美国硅谷开设一家分支机构。“全球化是什么？不管你一开始在哪儿，你针对的市场就是全球的。我们一开始在做集成电路具有全球化特色的技术的时候，就应该有全球化的视野。”邓两眼炯炯有神地说。
但是，在当时连2000元人民币都不可能带出国境的情况下，由政府投资的企业本身就承担着巨大的风险，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更是天方夜谭。邓中翰知道，如果不冲破这道局限，往下的路阻碍会更多。他果断的向国家领导汇报了自己的想法，最终争取到了全球化布局的机会。
后来的事实证明了邓中翰决策的正确性，因为公司的触角伸向全球技术前沿，直接影响了中星微电子以全球市场需求为导向的产品研发方向，为中星微多媒体芯片走向全球化压缩了时间。
2005年11月15日，中星微电子正式在纳斯达克挂牌上市，共募集资金8700万美元，成为首家在纳市挂牌的中国多媒体和通信芯片企业。到目前为止，政府当初的1000万元基金现在已经增值了20倍！
和邓中翰同时期回国创业的海归很多，但大都选择自立门户单干，比如搜狐的张朝阳，百度的李彦宏。邓中翰则是在美国“圈”了一群伙伴一起回国吃苦创业，因为他们要做的多媒体芯片属于专业、尖端领域，需要不同技术层面的人才。
在国家邀请邓中翰回国之前，他在美国已经拥有了自己的事业，从IBM高级研究员，到自己创办的半导体公司Pixim. Inc ，无论技术层面还是运作企业层面，邓中翰在美国硅谷都是如鱼得水。
回到美国以后，邓中翰马上组织几位从事同领域研究的朋友讨论回国创业的事情，当时每一位创始人都已经有自己的事业，有一些人甚至已经在美国安了家。然而，想到可以把在美国取得的成绩带回中国，所有人都心甘情愿。
邓中翰的硅谷“圈人运动”就这样毫无波澜地完成了。1999年11月14日，邓中翰和来自朗讯贝尔实验室的张辉、惠普的杨晓东、Mitech、金业公司的创始人金兆玮，一起创办了中星微电子有限公司。随后，来自英特尔公司（Intel）高级设计主管朱军、美国柯达公司（Eastman Kodak）高级工程师俞青以及T-Square（后与Acer并购）创始人张韵东等人也先后加入这个团队，中星微电子的核心团队阵容甚至可以用豪华来形容。
目前在中星微电子内部，10%的“硅谷人”加上60%的研发人员构成了中星微电子强大的技术人员团队。“硅谷人”是指毕业于世界名校，在国际顶级公司从事过研发工作，具有先进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的员工；同时，中星微电子60%以上的员工为研发人员，他们大多来自国内顶尖的一流大学，有着坚实的学术背景和相应的技术能力。
从中关村简易的仓库到仓库外会议室改建的工作间，无论是初期的创始人还是后加入的新力量，大家都是一个起点——从艰苦的地方起步，更重要的是，一个共同的信念支撑着所有人，使这个团队有着惊人的凝聚力。
“星光中国芯整体的技术体系是靠团队中的每个人从不同的技术层次造就的，没有相当的默契，不可能搭建这样复杂的体系。”邓中翰说。
2003年，因为星光中国芯的市场局面尚未完全打开，而公司的运营成本却随着人员规模的扩大等因素不断增加，中星微电子遭遇了创办以来最大的一次危机，公司随时面临着倒闭，作为一家政府注入风险投资资金，创业团队以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入股的公司，活下去的最佳办法是再次引入风险投资，然而当时，风险投资商的投资热情深受泡沫破灭的影响依旧没有恢复。
几位公司的核心高管，毅然将自己的个人资产拿出来去银行申请抵押贷款，最终中星微电子依靠这笔贷款渡过了难关。“克服这样的困难靠什么？靠的是团队的责任感和对未来的希望。不是靠政府为我们担保，我们完全就是自发的，这是团队克服困难的决心。”邓中翰颇有感触地说。
著名科学家王选有感于中星微电子的团队精神，曾说过这样一段话：过去曾有人说一批优秀的中国人在一起就要打架，还说日本人善于下围棋，团结一致，牺牲个别棋子求得全局的胜利；美国人善于打桥牌，跟对家进行密切合作战胜别人；中国人爱打麻将，孤军奋战，看着上家，防着下家，自己和不了也不让别人和。现在完全变了，中星微的总指挥、副总指挥都是各有专长的一批优秀人才，能够很好地团结奋斗，说明中国已经彻底改变了只会打麻将的作风，而且非常善于打桥牌，跟一些国际大公司的合作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其实在中星微也一直有一个传统，就是“吵架”，“我们公司每一次月会上，大家争吵得都比较厉害，因为有问题要解决，大家都希望有完美的世界，每个月聚在一起都在解决做的不好的事情，这样才有进步。会上大家互相挑问题，挑对方的毛病。但是挑完之后互相之间都有一种劲，凭着这股劲才可以出成果。”作为公司的核心负责人，邓中翰一般不参与争吵，“我往往是中间的协调人。”
“吵架”之后，出了会议室的大门，大家又变成谈笑风生的伙伴，工作之外，邓中翰和他的核心军团只要有时间，就会聚在一起打球，如果见不到彼此，也要聚在网上打牌——这就是中星微电子的核心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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