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西方国家市场改革的经验教训！ - 栖息谷-管理人的网上家园

　　西方国家在长期的市场经济实践中发现，虽然鼓励财富向少数成功人士手中集中，可以刺激经济的增长，但是当货币大量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后，不仅实体经济会出现货币短缺和有效需求不足，大量沉淀在少数富人手中的货币也会成为随时可以破笼而出的猛虎，而对实体经济造成灾害性的冲击，还会加剧阶层矛盾。因此，西方国家为了克服传统市场经济这个基本矛盾，先后采取了多种补救措施，取得了一些值得效仿的经验，但是，由于这些补救措施并没有从根本上冲破纸币制度枷锁，因此又存在一些引以为戒的局限。

　　传统市场经济鼓励把货币当作财富向少数成功人士手中大量集中，可是货币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后，实体经济又会出现货币短缺和有效需求不足，如何才能克服这对矛盾呢？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凯恩斯认为，要想克服有效需求不足，就应该搞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加大政府投资，扩大基建投资规模，产生滚动效应，实际上就是增加货币投放量以拉动经济增长，扩大就业。但是，政府借钱搞基础建设，在一定时期，范围和规模内是必须的，甚至是迫切需要的，效果也是明显的，但若企图长期依靠这种方式拉动经济增长，将会适得其反变宜为害。一是乘数效应的能量不够。因为在劳资分配悬殊或腐败严重的情况下，这些钱中的绝大部分转了一圈后又会沉淀到那些没有必要花钱人的有钱人的口袋里，因此，投资拉动消费的期望值往往是被远远高估；二是基础建设的最佳投资量有限。如果硬性超额长期投资，就会导致基础建设项目的规模、设计、技术的超前量太大，极易造成浪费；三是老百姓得不到直接实惠。老百姓迫切关心的问题是生存压力越来越大。如就业和收入的稳定性、子女学费负担、家庭医疗保障、社会不公、社会治安等等问题。而政府借钱搞基础建设，与老百姓的这些迫切需要有一段距离，更象是在帮助富人挣更多的钱；四是政府成为债务人。政府用来投资的货币主要依赖发行国债和银行贷款来维持，但是基础建设投资，绝大多数属于公益性建设，很难得到经济回报，如果拉动宏观经济增长的作用一旦减效或失效，新增的财政收入连国债和贷款利息，以及上年度的财政赤字都无法稀释掉，经济就会对财政赤字形成滚动性依赖，而财政增收无法弥补的赤字国债最终都要通过增加基础货币投放量来弥补，这样一来，经济增长就会出现停滞，失业继续增加，而物价却会继续上涨，从而出现滞胀现象，如果这种现象延连多年，政府的全面危机也就不太远了。例如，西方各国在战后的50-60年代，为了克服有效需求不足刺激经济增长，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或称通货膨胀政策），虽然对经济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进入60年代和70年代以后，由于增发货币对经济的刺激作用越来越减弱，而对经济的消极影响渐渐上升，终于出现了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失业率上升，但物价依然上涨的滞胀局面。

　　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为了应对市场疲软，克服有效需求不足，从上个世纪90年代末也开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就是国家借钱交由个别有能量的国家公务人员代表国家投资花钱，头脑灵活的老板包工头才有机会接手搞基建，这些人基本上就都是富人，而这些买卖又大都是很难公开，很难透明的，尤其是在腐败现象愈演愈烈的今天，这些新投资就更容易地再次向少数富人手中迅速集中了。例如，可以买通关节把预算往高定，再利用巧立名目，偷梁换柱等方法把实际占地物料用工往低处压。如修建某一公里公路国家下拨投资10000万，但在时间操作中，满打满算实际占地物料用工总支出只有1000万，另外的9000万就可以按照当下的混沌的市场规律神鬼末知地被大大小小的富人瓜分了，而能落到普通工人民工手中的货币还能剩下多少呢？国家辛辛苦苦融资投资1个亿，但是真正能变成市场实际最终购买力的需求也许只有区区1千万。可以看到，积极的财政政策虽然已经实施了若干年，但是目前大多数行业的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却日益严重，一些行业却出现投资过热产能严重过剩的现象，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中国的经验再次证明，腐败或劳资分配悬殊是造成凯恩斯政策失效的真正原因。

　　美国人通过长期的社会实践已经认识到，既然有大量商品卖不出去，而许多中下收入的社会成员又非常需要这些商品，那么，就鼓励金融机构把富人的钱先借出去，用消费信贷的办法借给中下收入的人先花起来，然后再让他们慢慢还，让经济链条先运转起来，让大家继续有钱可赚。这样，富人的闲暇货币就成了润滑剂，缺钱的中下层社会成员也可以贷款买汽车买房子买生活必需品了，俨然成了中产阶级；中上等阶层成员收入可以继续增加，其名下的资产拥有量又开始迅速膨胀，虽然这些资产的绝大多数是银行存折、股票和债权单据等毫无使用价值的帐单，但在心理上却让这些人获得了成就感。

　　也就是说，消费信贷的基本原则是把富人占有的实物财富储藏在穷人手里，让大多数事实上的穷人成为名义上的中产阶级。因此大多数美国人一大学毕业就可以贷款买房买汽车，拥有不止一张可透支消费的信用卡，美国的中产阶级就这样被批量的生产出来了。

　　由于消费信贷的普遍推行，让整个社会增加出了庞大的有效需求，闲置的劳动力就相对容易的找到了就业机会，闲置的生产和服务资源就相对多的得到有效利用，社会财富就相对多的被新就业的劳动力和重新开工的闲置资源共同生产出来。虽然大多数美国家庭在大多数时间内的净资产是负数，他们几乎终生都担负着巨大的还债压力，但是由于这些家庭提早就拥有了个人住房、汽车、旅游休假等实际的生活享受，因此，这些人就会对政府政策有认同感。

　　实际上，美国政府也是从教训中走过来的。政府出面借钱搞基础建设，一是乘数效应的能量不够；二是基础建设能容纳的投资量毕竟有限；三是老百姓得不到直接实惠；四是基建行业外的其他行业受惠不明显；五是政府成为债务人，负担沉重。因此，积极的财政政策这种费力不讨好的苦差事逐渐被消费信贷所取代。而消费信贷的优点却很多。一是拉动需求的作用立杆见影，如消费者上午从银行借出钱，下午就能看房购房；二是老百姓得实惠，如老百姓再也不用攒钱供孩子上大学了；三是各行各业都能受益，经济全面增长；四是政府卸了担子，政府赤字能迅速缩减。

　　更重要的是，消费信贷是广大消费者自己借钱花钱，产品和服务的卖主也是价格透明服务透明的各行各业。而各行各业的业主和从业者绝大多数也不是富人，可能也是消费信贷的支持对象，因此，这些业主和从业者不会把挣到手的钱储蓄起来或者滞留起来，而是继续购买实际商品和服务，或者是归还贷款。这就进一步地不间断地维持着，甚至增大着市场需求。虽然消费信贷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贫富分化导致需求不足这个市场经济的基本矛盾，但是市场供需平衡的良性循环就此可以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得到维系。

　　若论劫富济贫的手段，美国政府堪称天下第一高手。美国政府从长期的市场经济实践中得出经验，富人挣钱主要是为了名份，为了成就感，其实他们的钱永远消费不完。与其说养虎遗患，还不如放虎归山，让社会沉淀资金发挥作用。所以美国政府玩的这个漂亮的空手道，带动美国经济几十年来一直走在了世界经济的前面。这是美国经济成功的核心秘密之一。

　　但是，也应该清醒的看到，美国方式的消费信贷不是万能的，在纸币制度环境下，美国式消费信贷存在以下主要弊端：

　　美国式的消费信贷，是建立在纸币制度基础之上的，为了管理消费者的信用记录，美国成立了很多公司，金融机构要向这些公司支付相当费用，增加了消费信贷成本。由于仍然无法有效避免逃废债务情况的发生，逃废债务发生的损失，自然就要被其他的债务人承担，这就必然增加了消费信贷成本。由于无法有效避免破产的发生，破产发生的损失，也被其他的债务人承担，也增加了消费信贷成本。因此，实施消费信贷的金融机构就要向贷款者收取高额利息和手续费，这又加大了消费者的还款难度，更增加了逃废债务和破产的几率，形成恶性循环。

　　实施消费信贷的金融机构，是一些以赢利为目的的商业单位，为了赚取利润最大化，各个机构会想方设法增加利润空间，直接加大消费信贷成本。

　　虽然消费信贷可以把穷人批量生产成中产阶级，但是如果劳资分配过分悬殊的局面不改观，两级分化继续无限加剧，导致货币以高额利润和高额收入方式大量漏出循环，在富人身边大量沉淀起来，造成贷款消费透支消费的中产阶级在收入分配中处于绝对劣势，赚取不到足够的货币归还债务，那么消费信贷链条就会断裂。

　　正是由于劳资分配悬殊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合理根本的解决，发放消费信贷的机构也要向消费者收取高额费用和利息，因此不用很长时间，货币又会以更大的规模积聚在少数有钱人手里，导致大批借债者破产而无法继续借贷消费。因此，消费信贷拉动美国等国经济总规模增长的能量是有限度的。犹如有一个肠梗阻病人，吃不下饭，但是庸医看不透症，或者是由于种种原因不愿意承认肠梗阻这个事实，因此，他没有采取打通梗阻，疏通循环的治本之法，而是额外给病人接长了一段肠子，让食物暂时有了容纳的地方，病人症状获得到了暂时缓解，似乎又能健康一阵子，但是接长了的这段场子容量毕竟是有限的，早晚又会满，因此，吃不下饭的症状早晚还是要重现的。目前，美国经济重现的，用零利率都拉不动的有效需求不足问题，正是梗阻重现的反映。也可以说，美国等国用消费信贷拉动经济增长的道路已经快走到了尽头。

　　例如，美国方面的数据显示，2001年美国消费信贷总额已达7.5万亿美元，除了房屋贷款和汽车贷款不算，2003年一般美国家庭的信用卡负债约为7500至8000美元，过去三年中，有300百万美国人宣告个人财务破产，许多人就是被沉重的债务压垮了。导致消费者破产的直接原因是信贷消费的高利率，美国2002年1月份，尽管活期存款利率已下降到1.75%，但是新车贷款利率仍为8.42%，30年房屋抵押贷款固定利率仍为6.97%。信用卡费用是按照负债额来计算的，你借款越多，费用越高。除此之外，信用卡发行商常常瞄准他们认为会拖延偿款的客户，因为这样可以获得高额的罚金。旧金山消费者权益团体ConsumerAction资料显示，大约85%的信用卡公司对本帐户还款不及时的持卡人处以惩罚性的高利率，最高达到29.99%。2003年第三季度，美国信用卡违约率达到4.09％的新高。而韩国在1999至2003年间，未偿还信用卡贷款金额增长了5倍多。韩国监管官员称，全国信用卡违约率2003年11月份为12.5％，而2001年年底则为2.6％，信用卡违约率是指逾期30天未还贷款占总贷款的比例。但一些业内人士称，由于贷款方竭力掩盖问题，实际坏帐比例可能高达30％，许多人已无力偿还。另据华夏经纬网报道，台湾有350万人缴不出卡债，平均每个月就有4万人会因刷卡过度成为破产者，而由“卡奴”引发的抢劫银行、自杀等事件频传，信用卡问题已经在台湾酿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消费信贷这本好经，就被美国方式念歪了。

　　西方国家发现，即便是消费信贷可以把穷人批量生产成中产阶级，但是如果劳资分配过分悬殊的局面不改观，两级分化继续无限加剧，导致货币以高额利润和高额收入方式大量漏出循环，在富人身边大量沉淀起来，造成贷款消费透支消费的中产阶级在收入分配中处于绝对劣势，赚取不到足够的货币归还债务，那么消费信贷链条就会断裂，经济危机照样爆发。因此，西方国家一直试图用财产税，遗产税，所得税，消费税等等方式延迟贫富分化的程度、延缓着资金信用链条的提早断裂。这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例如，美国的法律规定，如果富人不把过高的收入和遗产拿出来捐献，就会被联邦政府用高额所得税和遗产税全部征走掉，因此，与其说被政府强行征收掉而落个守财奴的恶名，还不如借花献佛捐献出去，留个美名。因此每当到了报税季，美国人就会忙着寻找出各种慈善捐献的发票，以寻求最大的所得税退税额，美国的富人也在无奈中被迫拿出大量的资金建立各种慈善基金。

　　但是从本质上来说，西方诸国基本都是由富人掌权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迎合资产者的利益，为了鼓励富人投资，政府往往不能把财产税，遗产税，所得税，消费税等政策贯彻始终，例如布什政府就推行了一个庞大的有利于富人的减税计划。在中国，代表有产者利益的一个非常著名的经济学家就为贫富差距开药方说，“过高的所得税将会影响效率，降低人们创造财富的积极性”，因此税收杠杆能否在中国发挥积极作用也面临考验。

　　西方国家的经济学家在长期的实践中发现，单纯依靠那只看不见的手自由发挥作用，市场失灵现象就无法避免，他们认为宏观调控是必不可少的一环，只有对实体经济注入适宜的货币总量，并根据实体经济的瞬间需要作出及时的货币政策调整，商品生产和交换才能顺利高效地进行。但是，在现行的纸币制度下，要想顺利地对货币进行如上操作，简直比登天还难！

　　A总量上说，只有当实体经济的社会总产品总服务每次销售后获得的全部货币，次次不断地按照常态，足额地及时地再购买了实体商品或服务，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能够保持着动态的平衡时，说明货币总量才是适宜的。也就是说，在一个封闭的国内市场里，只有货币的供应总量与商品服务的总周转次数、总规模、总价格在动态中保持着适应，人们也没有储存货币的嗜好，那么，需求不足和需求过剩的问题一般来说才不会出现，沉淀货币对实体经济造成集中冲击的现象也不会出现。

　　但是，虽然可以根据商品服务的总周转次数、总规模、总价格套用理论公式计算出货币的需求总量，但在实际操作上，谁又能够统计清楚，计算清楚总周转次数、总规模、总价格这些变量的确切值到底是多少呢？假设，即便是我们计算清楚了当前实体经济需要的实际货币量，但是，目前货币的供应量已经不再通过控制贷款总规模这种相对来说比较容易掌握的形式来实现了，而是借用国际惯例的，通过准备金率、公开业务、再贴现率等间接的市场形式来调控了。而这些调控货币供应总量的方式本身就是些只有理论公式，却无法精确操控的糊涂帐，即便是把世界顶级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邀请来也枉然。这种用糊涂帐来管理糊涂事的方法来执行货币政策，经济焉能不周期性波动？因此，货币的供应总量超过或少于商品服务的总周转次数、总规模、总价格所实际需要货币量的情况也就一直在出现着，因此实体经济就会常常出现要么需求过剩，要么需求不足的问题，物价也会出现上涨或下降的波动。因此，实体经济客观需要精确适宜的货币供应总量与货币总量无法精确计算，以及货币总量无法精确调控投收之间，存在着无法逾越的鸿沟。

　　B从传导机制上说，实体经济在运转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无论是总量上还是局部环节上都有瞬间波动的可能。因此，这就要求货币在运行过程中，最好能成为聪明货币，既要学会锦上添花，更要学会雪中送碳，更要避免助纣为虐。如果货币本身做不到这一点，起码也要让国家的宏观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能有效快捷的传导下来，从而能够让货币投放和收回的量和点准确，动作上也能瞬间完成。但是，在现行纸币制度环境下，政府所依赖的利率、税收、积极的财政政策等工具，让建立聪明货币和有效快捷政策传导机制的设想，永远只能停留在可望而不可及的奢望中。例如，在经济出现通货紧缩的时候，虽然国家很希望富人把钱从银行里取出来进行直接投资和积极消费，但是国家却不能直接干预，而只能用曲线救国的方式降低银行利率，引诱富人进行直接投资和积极消费。或者是通过减税，让投资兴业的热情尽快燃烧起来。但是,这些远水难解近渴的措施是很难凑效的，即便是能发挥作用，效果也要等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显现。美联储十几次降息收效甚微，就是明证。因此，货币在服务宏观经济运行过程中缺少可控性，是现行纸币制度的又一个致命缺陷。

　　200多年来，经过无数次工人运动的抗争，西方国家的工人才拥有了比较健全的工会组织，工会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与资方抗衡的力量，工人的工薪待遇和劳动环境也得到了逐步的提高和改善，如8小时工作制、最低工资标准、最低生活保障线等，基本都是工人运动抗争的结果。这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货币分配的悬殊，也就减少了危机爆发的周期，也减轻了危机爆发的烈度。因此，工会运动在延缓市场经济矛盾全面爆发的过程中，起到了不断攻击市场经济自身的制度缺陷，不断刺激市场经济自身产生修复缺陷的新抗体，最终增强市场经济免疫力的效果。因此，西方国家从惧怕工人运动为洪水猛兽而极力防范和镇压，走到了在一定程度上默认甚至扶持工会形成与资方抗衡的力量，又通过暗中收买工会领导人和法律强制约束的办法，防范工人运动危及其制度安全的道路上。

　　借助工会力量缓和阶级矛盾，实现劳资均衡进而分配差距相对平缓的道路，虽然是一个值得借鉴的经验，但是不要忘记了西方国家为此用了200多年的时间，付出了巨大的成本。假如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也学习西方重新走一条依靠工人运动的自发抗争，逐步形成独立工会的方式与资方抗衡，以缓解收入差距和两级分化的道路，这个过程不仅付出的代价及其巨大，而且经历的时间还要及其漫长，也许在我们付出代价和时间而陷入持续的劳资矛盾僵局和矛盾动荡中的时候，我们的竞争对手可能早就把我们甩的更远了，因此，中国应积极寻找一条更有效成本更低的新均衡道路。例如，可以借助帐户唯一网络观控分清阶层归属，让各个阶层选举出自己真正的代表，在人大政协议会中形成合理比例对重大决策进行充分讨论，执政党政府充当最终调停人的民主集中制办法。但是如果中国没有勇气实施这种釜底抽薪的新制度，也拿不出更好的办法针对既得利益阶层的贪得无厌进行制衡，就应该扶持工会发挥积极作用，而不应该继续让工会充当聋子的耳朵。

　　英国、挪威、瑞典，在开始实行福利制度的时候都不拥有比中国目前更雄厚的物质基础。60年前的北欧国家是欧洲最贫穷的农业国，老牌英帝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破了产，在1939-1955年英国也象中国一样曾实行过票证配给制，战后物质匮乏时期人民的生活水平甚至比中国50－60年代的水平还要差。这些国家的民众之所以能够以实行从幼儿园到大学全部免学费，失业者可以普遍领取到失业救济，年老者能普遍领取到养老金，以及全民免费医疗服务的福利待遇，并不是因为他们比中国富，而是主要基于一下几点：

　　一是指导思想的变化。二战后的西欧，政府首要振兴经济措施不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是致力建设福利社会，让底层百姓能够享受免费教育、医疗、失业救济等人道主义服务，让每一位公民过上基本的有尊严的生活。从上世纪40年代开始北欧实行社会变革，走一条既区别于苏联模式的“集权社会主义”，亦区别于美国“放任资本主义”模式的“第三条道路”。其政策采取“社会福利主义”道路，就是国家为每个人提供最低的“全面社会保障”。正是因为西欧和北欧政府诚心诚意地消灭贫困，社会上没有巨大的贫富悬殊，才为二战后经济迅速崛起和社会稳定奠定了牢固的社会基础。

　　二是经济政策的变化。在经济基础并不十分雄厚的国家实行高福利政策，钱从哪里来呢？欧盟成员国中，社会保障资金主要来源于两者：雇主和雇员分别交纳的社会保障税和政府的其他税收，前者平均占53%，后者平均占36%左右。也就是说高福利的钱主要来自高税收。瑞典的税收相当于人均GDP的57%，英国则是40%，丹麦政府税收比重高至75%。在英国若年收入4万英镑以上者，需缴纳40%的所得税。（部分资料引用于凤凰周刊2004年第28期《福利社会是大同社会》）

　　三是工会的长期努力。瑞典是全世界因劳资纠纷造成损失最低的国家之一?因为工会是瑞典重要的社会力量。据瑞典蓝领工会提供的数据，２０００年瑞典全国职工入会率为９１％，为世界上职工入会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在理论上，中国也可以模仿西北欧做法，通过高税收来推行高福利政策，让包括农民在内的全国老百姓都享受到免费医疗、免费就学和失业养老保障。但是，在纸币制度环境下，会遇到如下问题：

　　腐败者往往都是掌握着大权的政府官员，在财产不登记不透明的情况下，税务部门根本无法向腐败者征税。而腐败收入，也是整个社会创造出的总财富的一部分，并且随着腐败现象的愈演愈烈，这部分黑色收入已经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很大比重。如果这些巨额腐败收入不被杜绝，也不交税，更不参与国民收入再分配，那么中国永远也无法建立起福利社会。

　　在现行的纸币制度下，每个企业和每个公民都可以轻易拥有许多帐户，都可以轻易用化名或其他人的名字存取款，还可以手头持有大量现金，每个人的收入来源很难查清，必然会造成偷漏税款行为的大量发生。

　　高税收高福利政策的最大受益者是低收入的广大普通工农民众，利益受影响的是腐败官员、企业老板、大学教授等高收入群体。但中国目前的现实是广大普通工农民众手中没有投票权，口上没有发言权，而腐败官员、企业老板、大学教授等高收入群体却对政策的制定和推行拥有强大的影响力，因此，即便是国家最高决策者本意想推行高税收高福利政策，也会因为制肘太多而难以如愿。！

　　财政支出规模太庞大导致国家财政苦不堪言，税赋太高导致投资者热情下降，失业救济太优厚导致劳动者就业积极性下降，高税收高福利增加了本国产品成本，影响了本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造成这种被动局面的主要原因是，税收是强制征收的，福利是无偿拨付的，自然就造成鞭打快牛的负激励现象。也就是说，谁的企业效益好，谁为社会创造的财富多收入高，谁就要多纳税。谁偷懒磨滑，谁就可以享受优厚的福利待遇。因此，投资下降、就业减少、税收减少、财政赤字增加、经济增长乏力。

　　为了避免货币通过腐败方式和偷逃税方式大量集中在少数富人手中而加剧宏观经济风险和社会不稳定，西方国家几乎普遍实行了财产申报与公开的制度，以及严格的税务登记和纳税申报法律制度。

　　例如：早在1766年瑞典公民就有权查阅官员直到首相的财产与纳税状况；美国规定，行政官员、议会议员、法官等15000名官员的财产必须公布；韩国1993年开始“阳光运动”，1993年2月25日金泳三总统率先公布个人财产，1993年5月27日韩国国会通过了“公职人员财产登记制度”，规定自总统以下34000多人必须申报财产、1670名高官必须向社会公布财产；实行金融实名的制度??大多数先进国家都规定，存款取款必须使用真实姓名。韩国1993年8月12日起实行实名制，同时清查匿名存款，两位前总统全斗焕、卢泰愚的巨额秘密资金案由此东窗事发。（摘自《胡星斗：反腐败关键在于制度创新》）

　　还例如：大多数的西方国家都建立了全国性的税务登记号码，即纳税人鉴别号码（美国采用全国性的社会保险号码）。登记号码的建立不仅方便了税务机关进行登记管理，也为纳税人信息资料的计算机管理和进行税务审计奠定了基础。在纳税申报制度中，几乎所有西方国家在税法上都明确规定了纳税人必须按期向税务机关提交纳税申报表及有关的财务报表。这些申报表不仅按税种制定，在某些税种中还要按不同的纳税人和不同纳税事项制定。以所得税的申报为例，美国税法规定的涉及所得税的申报表多达25种；法国规定，公司企业在年度终了后的3个月内，必须向税务机关申报7种报表；德国规定，每年的5月31日前，公司企业必须报出上年度的所得税申报表，逾期不报的，最高可处以税款12%的罚金。这些西方国家对税收申报的法律规定都是既详细又严厉。（摘自《阎致勇：西方国家税收征管的法律制度》）

　　这些在纸币制度之外建立起来的补救措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货币通过腐败和偷逃税方式在少数富人手中集中的速度，但是，这些措施不仅成本巨大手续繁琐，而且仍然无法从根本上避免腐败和偷逃税现象的发生。

　　当传统市场经济遇到种种棘手问题而难以求解的时候，人们往往把对平等、对公正、对幸福的一切渴望几乎一骨脑地都寄托在了法律的身上，因此依法治国，建立法制社会的口号常常响彻在市场经济国家的上空。但是，法律是人制定的，也是由人来执行的，而人又都是有私欲的，因此由有私欲的人制定和执行的法律本身就是很难作到公正的，尤其在纸币制度这个混沌的大环境下，富人阶层往往操纵无孔不入的纸币做蛀虫，把本应威严公正的法律之剑蛀咬的千疮百孔。突出的表现在：

　　立法的难题。生产物质财富所必需的自然资源、工具资源、技术资源、地位资源和人力资源都是有限的，因此，在长期的生产过程中人们就会形成不同的利益阶层，并且在不同阶层之间，存在着此消则彼涨，你多我则少的利益波动差。按理说，一个国家在立法机构的人员构成上，各个阶层应该拥有平等的议员或代表份额，各个阶层进行平等对话，才容易制定出兼顾各方利益的法律。但是在纸币制度这个混沌的大环境下，每个社会成员的财产状况是无法透明的，按照财产状况划分阶层归属或按照阶层归属分配议员席位也是不可能的，因此西方国家往往陷入金钱民主的怪圈，谁最有钱谁就最容易在竞选中获胜，因此中下阶层成员，只有投票选举别人的份，没有参加竞选的实力。因此西方国家的立法机构往往都被富人或富人扶持的政客所把持，因此制定出来的法律也往往向富人阶层倾斜。例如，据法新社报道，美国国会议员个人财务状况显示，大多数议员家资丰厚，钱包鼓鼓，令美国国会成为名副其实的百万富翁俱乐部。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民主党众议员简•哈曼以1.6亿美元的巨额资产雄居众议院富豪榜榜首。共和党人也不甘示弱，来自纽约的共和党众议员阿莫•霍顿以1.5亿美元的身价“屈居”亚军。例如，布什的曾祖父就是制造业大亨，布什的祖母出身于金融巨头之家，布什家族的产业已遍及石油、银行、军工企业乃至体育项目。2004年布什总统和夫人劳拉总共拥有780万美元至1810万美元之间的资产，而副总统切尼的资产则在1660万美元到7550万美元之间。另据文汇报朱幸福报道，美国在国会注册登记的说客有3.5万人，首都华盛顿游说行业每年进出的开销约有8亿美元。要想从美国政府部门得到肥得流油的项目合同，要想在美国国会通过什么有利自己的法案，就必须在华盛顿重金聘请公关公司和说客们帮你疏通关节把事情办成，说客中许多人是前政府官员或前国会议员的助手。

　　执法的难题。货币是经济的血液，凡是涉及机会平等社会公正的案件几乎都与货币流动的实际状况有关，按理说，人类只要能找到一个观控货币流动的有效手段，法律法规就容易得到有效执行。但是在纸币制度环境下，银行帐户是不唯一的，大量现金也可以脱离开银行帐户独立运行，每个公民、法人实体和政府机关彼此之间发生的货币和非货币资产的往来和交换，既可以通过任何一个银行帐户转帐来完成，也可以通过现金交易来完成，几乎一切经济活动都处在混沌中。一旦发生经济纠纷和非法交易事件，取证非常困，因此，虽然法律条文日益繁琐、司法机构日益庞大、司法成本日益巨大，但是经济诈骗、假冒伪劣、偷税漏税、权钱交易仍然日益盛行，据统计，美国是律师人数世界最多的国家，也是司法成本最高的国家，全世界80%的律师都集中在美国，上千人规模的律师事务所并不罕见，美国律师年收入往往排在各个行业的前列。另外，法律在金钱面前也往往失去平等，例如美国有钱人可以高薪聘请名律师为自己辩护，因此富人的胜诉率往往比穷人的胜诉率高，有钱人即便是犯了罪也可以向原告交付巨额赔偿金后私了，富人就是被判了刑也可以交保金后获得假释，但是没有钱的人却没有如此幸运。再例如，西方国家早就意识到垄断高额利润是造成分配悬殊，进而引发有效需求不足和社会矛盾的重要根源，因此西方国家很早就制定了反垄断法，实际效果却严重的差强人意。金钱玩法律于股掌之间的典型案例是针对微软的反垄断诉讼。虽然美国境内以及欧盟多次对微软公司的视窗操作系统、网络浏览器等软件的垄断行为提起过诉讼，但是，微软公司老板比尔.盖茨就经常是美国总统的座上宾，而且公司又拥有丰厚的财力，进而拥有各种或明或暗的手段可以有恃无恐应对司法诉讼，因此微软公司几乎次次都是过关斩将，不仅至今仍牢牢占据着世界软件业的一二把交椅，比尔.盖茨本人更是多年以400多亿美元的净资产身价蝉联世界首富，因此，世界还要继续为微软垄断帝国付出沉重的代价，仅仅在中国，要购买一套原装视窗操作系统就要付出价格1999元，购买一套标准版的Office办公软件价格更是高达3999元。当然，微软帝国用手中的金钱玩弄了法律，那么法律也会返过来嘲弄微软，目前，正是由于微软正版软件的居高不下的天价，导致世界各国盗版成风，正是由于富人可以驱使金钱戏弄法律，穷人自然也就可以冷眼漠视各种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法规了。

　　由此可见，在以纸币制度为基础的传统市场经济环境中，法律只是披了一个公正的外壳，其实，骨子里充斥着有钱能使鬼推磨的潜规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只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美丽梦想，事实上人类早已经丢失了维护平等匡扶正义的法律之剑。

　　所谓的小政府，就是民间能够做的事尽量让民间做，减少政府对资源的控制，解除政府对企业的行政管制，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让资源充分地市场化、私有化。表面上看，政府权力的弱化可以减少钱权交易的机会，可以减少货币往腐败官员手中集中的机会，但是，在纸币制度这个混沌的自由市场环境中，政府权力一旦撤离市场，主宰市场的必然是那些掌握着生产资料和金钱的富人而不是普通老百姓，因此，小政府的最后结果是让金钱掌握政权，让富人统治国家。

　　据美国《纽约时报》女记者亚利珊德拉•罗宾斯揭露，在美国社会的上层存在着一个神通广大的由家世显赫成员组成的“骷髅会”秘密组织，所有美国的财权、政权、中情局的特务权，差不多都由这个隐形帝国所掌控，而且美国总统布什父子都是其成员，它似乎早已成为美国社会的“黑色心脏”，美国历史上很多难以解释的问题和事件，如肯尼迪遇刺、“水门”事件、中情局涉及国际制毒贩毒和走私军火、老布什发动海湾战争、小布什打响伊拉克战争等等，“骷髅会”似乎都在背后发挥着若隐若现的作用。从1880年开始，由“骷髅会”会员建立的“美国历史学会”、“美国心理学学会”和“美国经济学学会”，也基本控制了美国国家主导思想的论述，如果再算上对美国媒体的控制的话，几乎所有的“知识权力”(软性权力)都尽在“骷髅会”会员掌控之中。

　　金钱掌握政权富人统治国家后，国家政策必然向富人阶层倾斜，这样的小政府自然也就不愿意改变货币和生产资料大量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现状，也就无法破解因为货币大量集中在少数富人手中后，所导致的实体经济货币短缺、有效需求不足、工人大量失业、金融危机和阶层矛盾深化的风险。不受约束的金钱和不受约束的权力一样，同样都会对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造成长久损害。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传统市场经济的致命祸根是纸币制度，这主要表现在：

　　（1）在纸币环境中，富人可以很方便且不受限制的把纸币当作财富大量储存起来，直接导致流通领域纸币的短缺，纸币的短缺又进一步导致了有效需求的不足，有效需求的不足又进一步导致了就业机会的稀少和工资收入的降低，就业机会的稀少和工资收入的下降，又进一步导致了贫困化的加剧，贫困化的加剧又进一步导致阶层矛盾的加剧。

　　（2）为了克服有效需求不足，填补实体经济领域中因为富人抽走纸币而导致的空缺，政府必然要不断向流通领域注入新的纸币，这必然导致纸币总供应量的膨胀，而纸币总供应量的膨胀，就意味着富人原先储存起来的纸币的理论购买力已经下降，纸币理论购买力的下降就意味着单位纸币所能操纵的财富量的缩水。可以说，在纸币制度条件下，富人积聚的货币越多，货币就越是在贬值，富人保值财富的梦想就越困难。

　　（3）在需求不足日益严重的国内市场中，已愈发难以找到中意的投资项目以可靠的实现保值增值财富，因此，富人自然就会把目光投向海外市场。要赚外国人的钱，就必然通过大量输出本国商品的方式来实现，这就客观地把需求不足通货紧缩的矛盾转嫁给了其他国家，这就必然加剧与其他市场经济国家的矛盾。虽然基于比较利益的一部分国际贸易有其合理积极的成分，但是当这些市场经济的国家主要不是为了互惠互利，而是主要为了迎合富人赚取更多纸币的需要，过分积极地纷纷地走上了海外市场扩张的道路后，必然促使国际间的贸易摩擦，汇率纠纷，综合国力竞争不断加剧，也催生了以印刷纸币骗取世界财富为生的纸币霸权国的诞生，必然迟早会再次导致世界性战争的爆发。因此，从这个角度上看，纸币制度又是人类乃至地球自我毁灭的始作俑者。

　　（4）根据每个税源户的纸币收支流量进行税收征管，是一种高效低成本的征管方式。但是在现行的纸币制度下，由于现金无法监控且大量流通，致使这种征管方式根本无法实现，必然会造成偷漏税款行为的大量发生，加重了税赋不均，加剧了贫富分化。

　　（5）在现行的纸币制度下，每个官员和每个公民都可以轻易拥有许多帐户，都可以轻易用化名或其他人的名字存取款，还可以手头持有大量现金，每个人的收入来源很难查清，因此权钱交易，资金外逃，黑钱洗白等违法行为都极其容易，腐败现象自然畅通无阻，贫富分化进一步加剧。

　　（6）通过监督经营业户货币资金的流动和信誉情况，本可以及时发现市场异动，便于对市场秩序实施良好规范的管理。但是现行纸币制度统治下的市场，是非法经营、走私贩私、假冒伪劣、泛滥假币、坑蒙拐骗者的天堂，是守法经营者的地狱。普通公民创业难、就业难、失业易，生存状况改善的趋势小，徘徊恶化的趋势大。

　　（7）通过调查居民个人货币收支的方式，最容易核定低收入户，从而实施社会保障。但是由于现金的大量流通，低收入户的核定成为比财政拨款还麻烦的事情。社会矛盾正在集腋成裘,为生计铤而走险的刑事案件上升的势头难以遏止。

　　（8）货币流动的无序难控,加重了消费倾向引导的难度，培育出了个别群体畸形的消费观,污染环境和污染民族精神的消费形式招摇过市大行其道。

　　（9）富人虽然可以很方便且不受限制的把纸币大量储存起来，但是富人也往往成为盗窃者、抢劫者、绑架者、诈骗者、职务犯罪者攻击的对象，世界因纸币而丧命者，恐怕比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亡总人数还要多。

　　（10）假币泛滥已经成为世界性的难题，假币正在预演愈烈地困扰着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

　　（11）如果两个国家发生战争，一个国家可以向另一个国家大量空投假币，制造金融混乱。这比侵入电脑网络制造金融恐慌要容易的多。

　　由此可见，现行纸币制度，致使货币无法储存、难以保值、节外生枝、难以调控，束缚了实体经济的发展和人民实际生活水平的提高，助长了贫富差距的非理性加剧,成为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的技术总根源，严重制约了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和人类的可持续发展。这充分说明，纸币制度是实现科学发展观的基础性障碍，以纸币制度为基础的传统市场经济模式已经不再适应人类文明进步的需要，而不得不让贤于一种新型制度了。

　　内容提要：中国到底要实行什么样的市场经济？这是一个事关中国前提、命运的大问题。文章认为，正是由于我们在这一重大问题上认识模糊，政策上含混不清，摇摆不定，才导致我国在改革开放后，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出现的种种不和谐、不安定、人民不幸福的“怪像”。因此，要真正解决这些问题，使我国的改革开放坚持正确的发展方向，使中国真正富强起来，使人民真正共同富裕起来，中国必须，也只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不是什么其它的市场经济，更不是实行“小政府，大市场”的“彻底的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

　　曾几何时，改革开放之初，我们打开国门，无论是看近邻的日本、韩国、新加坡和我国的台湾、香港，还是远方的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到处都是一派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经济繁荣，百姓富足，社会安定，而我们则是经济落后，生活贫困，市场萧条，……，看到这一切，对比这一切，结果不能不对我们曾经为之奋斗的社会主义信仰发生了颠覆性的影响。你不是说社会主义能够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力吗，你不是说社会主义能够给人民提供更好的生活吗？为什么我们艰苦奋斗、辛辛苦苦近三十年，经济却没有发展上去，生活也一直过得紧紧巴巴的，而且还什么都要凭票供应。且不说比起老牌西方发达国家差十万八千里，就是比在五十年代与我们差不多的韩国、新加坡和我国的台湾、香港也差一大截，这究竟是为什么？对此，我们来不及细想，我们也没有实践的经历容许我们对比细想。于是，我们张开双臂拥抱世界，认为，凡是西方的都是进步的，都是代表人类发展方向的，只要我们全盘引进西方的一切，西方的今天就必然是我们繁荣进步，昌盛富足的明天。而在引进西方的一切中，最最要紧的就是实行市场化、私有化和全球化。为了实现这“三化”，我们彻底否定了计划经济，我们近乎彻底的改掉了公有制，我们近乎彻底的开放了国内市场，………。

　　从七八年开始改革开放，至今已近三十年了。这三十年我们的经济可谓是突飞猛进，每年以百分之九以上的速度连续递增，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令世人瞩目的又一个“经济奇迹”，成为当今世界上的、世人不敢小觑的“经济大国”，人民的生活也得到相当的改善和提高。但当我们在欣喜于所取得的这一切经济成就的同时，却不能不看到经济繁荣背后的阴影和所付出的沉重代价。我们的经济是繁荣了，但是我们的资源却枯竭了；我们的生态却被严重破坏了； “三农”问题日益凸显了；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贫富差距急剧拉大了；看病、上学、住房“三座大山”愈来愈沉重了；失业问题、就业问题愈来愈突出了；社会的价值观被“人民币”彻底颠覆了，“笑贫不笑娼，笑穷不笑富，笑廉不笑贪”，“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为了金钱，“礼仪廉耻”可以不讲，“童叟无欺”可以不要，坑蒙拐骗盛行，制假贩假昌盛，道德沦丧、私欲横流、金钱至上、腐败横行、权钱勾结比比皆是，……，人民越来越不幸福，社会也愈来愈不和谐，“群体性事件”不断发生。

　　这究竟是为什么？难道我们所进行的改革开放，所进行的市场化改革就是为了得到这样的结果？市场经济为什么在西方能够获得很大的成功，而在我们这里却得到如此的“怪胎”？为什么我们播下“龙种”，却收获这样的“跳蚤”？难道西方人天生就比中国人聪明、高贵、道德？思前想后，最后不能不归结到这样一个基本问题上，即我们到底要什么市场经济？我们到底怎样建立市场经济？

　　对于改革开放，实行市场经济以来所出现的以上种种“怪像”，有人说这一切都是因为市场化改革不彻底的结果，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一党专制”，缺乏有效的民主制约制度的结果。因此，只要进一步坚定地进行市场化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建立起西方那种“宪政”制度下的、“小政府，大社会”式的彻底的市场经济，这些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于是，这些人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无比美好的、光明灿烂的、并不容置疑的“人间仙境”。

　　这是我们应当信仰并为之奋斗的无比美好的、光明灿烂的、并不容置疑的 “人间仙境”吗？不尽然！

　　不错，当今中国大地所出现的以上种种“怪像”，在许多方面都与一些政府官员私欲膨胀，“一切向钱看”，从而导致一些政府部门异化为逐利集团，借助权力之手，与少数资本精英和学界精英相互勾结，沆瀣一气，组成“铁三角”，掠夺、瓜分广大劳动人民创造的财富，有很大的关系，与政府官员未受到有效的民主制约有很大的关系。因此，从这一点来讲，进行政治和政府行政体制改革，限制、规范和约束政府官员的行为，防止其异化为“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欺压百姓的官老爷”，无疑是必要的。但要通过“彻底的市场化改革”来解决这些问题，则恐怕是开错了药方，如果用此治病，则很可能是“胡庸医”治病，越治越糟。

　　我想只要稍稍看过西方的现代史，稍稍了解一下英国、美国、法国、德国等西方国家市场经济的发展历史，恐怕都会同意这个观点。君不见，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所出现的以上种种“怪像”和“怪胎”，在西方的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也都不同程度地出现过。比如，资本对工人的残酷剥削，“血汗工资”，工人们在劳动条件很差的工厂、矿山每天15、6小时的长时间劳作；老板对妇女和少数民族的歧视；罪恶的“童工制度、奴隶制度、殖民掠夺”；道德沦丧、私欲横流、金钱至上、腐败横行、权钱勾结，欺压百姓，生态破坏，环境污染，农业凋敝，农村破落，工人农民穷途潦倒……，以至于马克思、恩格斯和一些西方有良知的人都对此大加鞭笞，认为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都滴满了肮脏的血！以至于美国的建国之父之一富兰克林当时到英国走了一趟，回来后感叹道：伦敦是世界上最腐败之地。后来，一位有名的英国人（恕我忘记了他的大名）在19世纪末去了一趟美国，回来后也同样感叹道：纽约是世界上最腐败之地。甚至美国在1913年“进步时代”以前，政府的腐败，资本的罪恶达到天怒人怨的地步，美国各级政府被美国人痛斥为“政党分肥制的政府”；辛克莱的《屠场》的发表使许多美国人甚至不敢吃肉；许多“扒粪者”对美国官场腐败、美国大资本家的丑行和广大美国劳动人民的苦难的揭露，最终激起美国人民的义愤，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改造美国、约束政府和资本，并对美国后来的发展起到重大作用的“进步运动”。要知道，以上所提到的种种问题可正是在这些国家实行“小政府，大市场”的“彻底的市场经济制度”的时候发生的！也都正是在“自由放任，自由竞争”的彻底的“自由市场经济”兴盛之时发生的！

　　而且，这些丑恶的现象不仅盛行于20世纪初以前的西方国家，在后来的凡是实行私有制下的“彻底的市场经济制度”的拉丁美洲、亚洲、非洲国家我们也同样看到，在后来实行市场化制度改革的俄罗斯、东欧、越南、中国等国家我们也同样看到。

　　历史和现实都一再告诉我们，市场经济是把“双刃剑”。一方面，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即微观效率比较高。因为，只要你实行市场机制，就好比穿上了“红舞鞋”，内在的无穷的致富欲望和外在的残酷的竞争压力便驱使你一刻不停地“与人斗，与天斗，与地斗”，一刻不停地不断发明、创造和创新，一刻不停不断追寻产生利润的“猎物”。正是这一一刻不停“永动机”，推动经济不断发展，财富不断积累，从而创造出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巨大的生产力。

　　但另一方面，正是私有制和市场经济把人们心中的发财欲望和邪念最大限度地调动出来，就像打开“潘朵拉匣子”一样，如果没有相应的约束机制，为了达此目的，它会驱使人们不惜采取任何手段。马克思对此曾经有过一段精彩的表述，大意是：人们在发财致富的欲望和邪念的驱使下，为了百分之三百的利润甚至可以冒杀头的危险。资本家为了谋取最大限度的利润，可以采取各种正常的和非正常的手段，甚至坑蒙拐骗，黑吃黑，甚至贿赂官员，牟取暴利；在一些西方人看来，官员也是“经济人”，政治领域也不过是另一种政治市场，权力不过是另一种可以交换的商品。为了谋取官员自己最大的私利，他们可以利用权力，设租寻租，大搞权钱交易；学者也是“经济人”，学术也不过是发财致富的“敲门砖”，为了谋取最大限度的私利，他们可以不要斯文，不讲良心和道德，与权力和资本相勾结，对权力和资本摇尾乞怜，奴颜卑膝，歌功颂德，以博取一杯羹。这是其一。

　　其二，现实一再告诉我们，西方经济理论中关于市场机制是一架灵敏高效的经济调节器，而政府的任何干预不过是徒增不必要的麻烦、扭曲和腐败的说法，不过是存在于教科书上的一相情愿的“愿景”，当不得真！因为，即便是西方的学者也认为那只是存在于理想状态的“完全竞争市场”之中，换言之，在实际的经济生活中这种“愿景”是根本不存在的。因为，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首先，信息是不对称的，这就意味着，在市场交易的双方事实上是不平等的，掌握信息更充分的一方必然比掌握信息较不充分的一方占有优势。此外，市场交易价格反映的信息也是不充分的，市场交易价格只能反映当下的商品供求状况，并不能反映未来的商品供求变化，而人们的生产如果根据这仅仅反映当下的商品供求状况的价格来加以调整，结果便很可能造成商品供求不是呈收敛型的趋于均衡，而是呈放大型的振荡不定，这种状况在农产品市场（一些西方学者，如萨缪尔森，认为它是最接近“完全竞争市场”状态的。）的供求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再比如不断爆发的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等。复次，我们说市场交易价格反映的信息是不充分的，还在于市场交易价格并不反映或者并不完全反映经济行为的外部性，比如，环境污染、资源耗竭、科学发现和发明等等。

　　其三，市场经济下资本为大，只要有了资本，没有劳工，可以雇佣劳工；没有技术，可以购买技术，……在市场经济中，只要有了资本这一第一推动力，“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尽管后来随着知识革命，似乎资本已退居其次，似乎知识成为最重要的因素，但从根本上讲，并没有改变市场经济下资本是第一要素的法则。其道理很简单，劳工虽然重要，但资本如果不雇佣你，你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是枉然；技术再重要，如果资本不购买你，那也是一事无成。既然如此，那么，在市场经济下，资本雇佣你，那是你的福份，否则，你连挣钱养家的机会都没有；资本剥削你，那是天经地义，谁叫你没有资本呢？所以，在财富的创造过程中，资本家全拿，那是理所当然的，因此产生的贫富差距也是很自然的，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天经地义，无可指责。但这种表面上的平等却掩盖着事实上的巨大的不平等和社会的不和谐。

　　也许有人会反驳说，你说的不对。今天的西方国家并不是这样，他们的工人农民都生活得不错，他们是“少有所哺，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他们是“从摇篮到坟墓”都不用自己操心，衣食无忧，生活富足。农村像城市，连牛都生活得自由自在。不错，今天的大多数西方国家的情况大抵如此，但我要说的是，此西方非彼西方！只要对西方国家的发展历史稍稍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20世纪以前，尤其是三十年代大危机以前的西方国家根本就不是这样。在20世纪以前，尤其是三十年代大危机以前,他们的经济和社会状况与我国今天的状况大体差不多，也是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贫富差距急剧拉大；失业问题、就业问题愈来愈突出；社会的价值观被金钱彻底颠覆，坑蒙拐骗盛行，制假贩假昌盛，道德沦丧、私欲横流、金钱至上、腐败横行、权钱勾结比比皆是，……。正是由于广大人民群众，工人农民的不断的抗争，不断的罢工、游行，甚至是用血的斗争才使得这一切发生改变，才迫使西方国家或者政府不得不进行必要的调节，限制和约束市场经济坏的一面，发扬其好的一面，才逐步有了我们打开国门所看到的兴盛的西方。比如，八小时工资制，就是西方国家工人们通过若干次罢工、游行，甚至是用血的奋斗,尤其是美国工人的“五一”大罢工才获得的。类似的还有最低工资制，还有罢工权利，还有广大人民，包括妇女、有色人种的选举权，还有美国在1913年以后实行的若干“进步时代”的新政等等。尤其是三十年代大危机之后西方国家所逐步实行的失业、养老、医疗、免费教育、低收入救助等一系列福利制度。据史载，当时罗斯福总统实行这些“新政”时，还被一些彻底的“自由资本主义”的忠实卫士和大资本家攻击为实行“社会主义”。但正是这些改革才使西方资本主义避免了灭亡的命运，并导致了50～70年代西方发展的“黄金时期”。由此可见，自19世纪末期，尤其是20世纪以来，特别是三十年代大危机以来，正是西方国家对市场经济的约束和控制，并引进吸收社会主义的公平、正义的一些东西，才使得西方国家“腐而不朽，衰而不亡，垂而不死，没而不落”,而且愈活愈健旺。但是，此西方市场经济已非彼市场经济!西方的市场经济机制已经发生了部分质变。而我们当初打开国门看到了西方国家的繁荣，一些人（包括我自己）便认为西方的繁荣是实行“彻底的市场经济”的结果，只要我们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一心一意实行“彻底的市场化改革”，用不了多久，西方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现在看来，这真是对我们的莫大的讽刺！而这一错误的根源就在于我们当初对于西方市场经济的发展变化缺乏深刻的了解和认识，没有认识到今天西方的市场经济早已不是亚当•斯密所鼓吹的早期的“自由放任”的“彻底的市场经济”，而是国家宏观调控下的有所约束、有所限制的市场经济。回想起来，我们当初对于西方市场经济的认识是何等的肤浅，何等的“小儿科”！真是“错把杭州当汴州”！

　　顺便一提的就是与此类似的收入分配问题。众所周知，改革开放，实行市场化改革以来，我国的收入分配差距急剧拉大，据说，短短二十多年走过了西方国家三百多年的历程，目前已远远超过西方国家，而且直追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拉美国家，贫富差距已经进入可能随时发生社会动乱的敏感期。至于贫富差距是否已经进入可能随时发生社会动乱的敏感期，姑且不说，但城乡差距之大，恐怕目前世界上的其它国家无出其右却是事实。有人说这是我们改革开放，提高效率的必然，是必须付出的代价。只要市场化改革彻底了，只要效率提高了，只要经济发展了，只要蛋糕做大,收入差距、贫富差距、社会矛盾自然而然就会缩小。你看西方国家不就是这样吗？它们不是也经历过先扩大后缩小的变化吗？据说还有西方著名经济学家库兹涅茨的收入分配“U”型变化理论作依据。不错，西方国家的收入分配确实经历过先扩大后缩小的“U”型变化，但我们不能只满足于这一现象形态的描述，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西方国家是如何实现这一变化的？恰恰在这一点上，我们的一些据说是学富五车的著名经济学家却语焉不详。因此，给人的印象是西方国家的这一变化仿佛是市场经济自然而然发展的结果。也因此，只要我们实行“彻底的市场化改革”，这一日趋尖锐的社会问题便会自然而然的消失。我不知道这些所谓的大牌的经济学家是否真正看过英国、美国、法国、德国等西方国家的现代史，如果他们哪怕稍稍看过，便会明白西方国家的收入分配之所以经历过先扩大后缩小的“U”型变化，恰恰不是市场经济发展的自然而然的结果,而是广大人民大众不断抗争，不断罢工、游行，甚至革命，以及三十年代大危机的爆发，导致西方国家或者政府不得不实行一系列“福利国家”的政策，调节市场机制所必然产生的贫富差距的结果。如果按照他们的说法，这一变化是市场经济发展的自然而然的结果，那么，如何解释八十年代以后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英国等国实行“新自由主义”的“彻底市场化”的改革以来，又重新出现的收入分配差距、贫富差距拉大的事实呢？显然，持“彻底的市场化改革”观点的这些学者是难以对此给出令人满意的回答的！

　　那么，我们如何才能达到既要实行市场经济改革，同时，又要消除和避免以上市场经济所必然产生的种种“怪像”和“怪胎”的目的呢？

　　我的回答的是：我们必须实行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不是实行“打左灯，向右拐”的、“形左实右”的、“挂羊头，卖狗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那么，什么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呢？我认为，真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具有这样几个基本特征：它是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比较完善的市场经济；它是政府高效、廉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市场经济；它是经济高度繁荣，人民生活幸福并实现共同富裕的市场经济；它是人民诚信守法、互助友爱的市场经济；它是科技进步、资源节约、人与自然和谐的市场经济。为此，这样的市场经济必须具备两根最起码的支柱，一是国家强有力的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一是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比较完善的市场经济。

　　道理很简单，因为中外的历史和现实都一再告诉我们，要想单纯依靠所谓的“彻底的市场化改革”来解决我国目前普遍存在的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地区差距、生态破坏、资源短缺、“三农”问题、失业问题、就业问题、医疗问题、教育问题、住房问题、养老问题……，结果必然会南辕北辙。因为，如前所述，这些问题本身就是市场经济所必然产生的。如果实行“彻底的市场经济”，即实行政府基本退出经济领域的、“小政府，大市场”的所谓“彻底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真是解决以上问题的“灵丹妙药”，那么，20世纪以来的西方国家为什么要对大资本实行反垄断管制？为什么西方国家对宏观经济、乃至中观经济（国内的地区发展平衡）甚至企业的微观经济要实行程度不同的经济、行政、法律等方面的干预。发展到全球化的时代，甚至要实行国际性的联合干预，比如，西方国家经常举行的G7政治和经济首脑会议？为什么西方国家要实行最低工资制、劳工保护制度以及一系列的社会福利、救助制度？为什么西方国家要对企业和个人的污染行为、资源浪费行为和不适当的消费行为征收高额税费？为什么西方国家每年都要对农业给以大量的补贴，并采取种种手段拖延开放国内的农产品市场……？这所有的一切不都告诉我们，市场经济在解决这些问题方面是失灵的吗？企图通过“彻底的市场化”，单纯依靠市场机制来解决这些问题，不是“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吗？其实，不光西方国家如此，就是中国也同样如此，除非我们实行“鸵鸟政策”，对这一切故意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或者是心怀鬼胎，故意“亡故左右而言它”。多的不说，就拿金融改革后的农业银行的“离农倾向”来说，各家银行，包括农业银行纷纷从农村撤出是在九十年代下半期的金融改革之后，结果导致农业贷款愈来愈少，农民借贷愈来愈困难，以至于农村又出现高利贷盛行，使“三农问题”愈来愈严重。为什么？其实，道理很简单，金融企业化之后，银行要赚钱，而农业却是高风险，低收益，资本的逐利本性使得这些银行自然选择离开农业，投向更赚钱的行业。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农业银行再改革，“离农倾向”也是必然。由此可见，解决以上问题，既要靠市场机制，又不能完全靠市场机制，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市场经济是把“双刃剑”。为了有效克服市场经济的弊病，必须把国家的强有力的宏观调控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给狂野的市场机制套上“马嚼子”，实行国家强有力宏观调控、引导下的社会主义市场机制。

　　也许有人会说，你这样一来，政府的权力不是更大了吗？如果政府官员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是利欲熏心，私利膨胀，利用手中的权力，大搞设租寻租，权钱交易，那情况不是更糟吗？须知，如果没有相应的对政府官员和政府部门的有效约束，那么，“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不错，此问题的确提的很好，此种担心在中国目前的情形下也绝对不是“杞人忧天”的“无病呻吟”。所以，我在前面就提出，要有效地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有两根最起码的支柱，一是国家强有力的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一是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比较完善的市场经济。如果社会主义民主法制不完善，人民不能真正当家作主，人民不能真正有效地约束政府官员以及政府，则政府官员以及政府必然在权力和私欲的巨大诱惑下发生异化，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然演变为少数官商勾结，掠夺广大人民的“权贵市场经济”。到那时中国必然是四分五裂，国无宁日，民不聊生。要避免这一悲剧的发生，我们只能加速政治体制改革，尽快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法制，使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的。为此，我们要加强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监督制度；规范政府官员和政府部门的行为，政府制订的法律法规、政府的收支、政府的施政行为必须要公开、透明、依法办事，接受人民的监督；要加强舆论监督；加强司法公正……。从当前来讲，更为迫切的是采取雷霆手段，通过大力整肃吏治，严惩腐败，挽回人心，树立正气。俗话说得好，“治国就是治官，官治不好，国必然治不好。”为了治官，首先必须从党和政府的高级干部开始，抓腐败，建制度，树理想，一级抓一级，花大力气，层层抓到底，只要我们有一股子“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劲头，就不信“春风唤不回”。这是一场大战，也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恶战，如果这一仗打不赢，结果必然会“党将不党，国将不国”。什么改革开放，什么现代化，什么中国的民主、富强，什么全国人民的共同富裕，统统都会见鬼！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党的状况如何，政府的状况如何，是决定中国命运前途的前提和基础。

以下是引用会飞的猫在2007-2-18 10:42:49的发言：

　　A缺少一个低成本高效率的信用体系。

高木兄：

　　为什么仍法无法有效避免逃废债务情况呢？是因为这些年美国政府制度的破产法对个人非常宽松，只要宣布破产，债权人打电话催债都算是骚扰。信用卡债务更是一笔勾销，以后有了钱都不用还，导致更多的美国人更愿意选择失信，选择破产，而不惧惩罚。这是全球信用制度比较完善的美国的最妙嘲讽。
　　让我们来算笔帐：一个100万客户的信用卡组合，给每个客户起步信用额度1000元，10%的人全部用满而且一分不还，银行的损失是1亿元。大家知道中国的酒厂为了宣传一个产品花的广告费是多少钱吗？大家知道中国的银行光重复建设系统（不是银行间重复，是一家银行自己建了不用）每年花多少钱吗？最少有记录的数字远远高于1亿。比较中国银行企业客户的不良贷款率，用最原始的方法来建立信用体系也比我们想象中付出的代价小得多。
　　这如同中国的宪法所说——中国是一个以工农兵为主体的民主专政国家一样可笑。中国与美国，王八对乌龟，彼此彼此。所幸的是，中国政府“第十六届六中全会”的方针路线与精神，让人民看见了中国政府执政理念的重大转变。希望中国政府能说得好，做得更好，方为人民之福。

　　从信用制度这一点上看，人们最大的错觉就是：在美国，任何一项坏信用记录会跟随人一辈子，信用报告使得骗子没有第二次犯罪的机会，美国人像珍惜自己生命一样珍惜自己的信用记录。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阶段性删除负面信息


　　中国有人事档案，美国则有个人信用报告。两者比较，一个根本性区别就是：如果一个人犯了错误，或者触犯了法律，就会被中国的人事档案登录在册，那么这个人今后的升迁都会受到影响，如同“文革”时的那句名言??一旦被打倒在地，就永世不得翻身了。美国的个人信用报告则给人们以重新做人的机会，而不是将人生的污点带进坟墓。这是它积极的一面。
　　根据美国国会上世纪70年代初颁布的《公平信用报告法》，每个人信用报告的正面信息是可以永远保存的，而负面信息超过了一定年限必须删除。比如，拖欠付款等不良记录按规定最多保留七年，破产记录时间稍长一些，但保留期限也不过十年。十年后，这种被视为最严重的负面信息和最彻底的逃债纪录必须从消费者的信用报告中删除。
　　信用报告的原则是，一个人做过错事的话应该受到惩治，但可在未来得以赦免，取消污点，最终改善自己的形象。所以，再坏的纪录也不会跟随人一辈子。
　　永远保持正面信息并阶段性删除负面信息，尽量把好的一面留给社会。一定年限后，个人的信用劣行就不会被人发现，被惩罚多年的消费者又变成“良民”了。

　　信用消费的负面影响


　　个人信用报告是美国人的发明，它的优势毋庸置疑。美国的成年消费者都有关于自己的信用报告。　　这种报告掌握在社会上的私人征信机构手中，向银行、信用卡公司等金融机构出售。消费者欠款不还的劣行一旦被记录在案，其信用立即会受到影响，借款马上变得困难。
　　然而，现实情况却是，在信用报告盛行的今天，美国的个人信用状况并不比以前有根本性的改善。美国人破产的数量一直与日俱增，2005年的个人破产案达到了战后以来的最高点，共有200万人，恐怕其他西方国家全加起来也没有美国一个国家多。
　　更让人担心的是，许多人将申请破产当做一种生活方式，他们在有能力控制支出时尽情享乐，在形势失去控制后又不肯紧缩开支。提交破产申请之前到处申请信用卡大肆消费，甚至有目的的破产，恶意逃避对信用卡公司和银行的债务。而美国破产法庭长期以来不分青红皂白、对申请破产的债务人一律同情的处理态度，也助长了美国破产风的蔓延。
　　如果通过借别人的钱使自己生活得高于自己收入所能提供的水平、欠债后还可以获得执法当局的同情、又不会遭到贷款人威胁，那么，人们就会乐于此道。美国的问题在于：首先是信贷消费和赊购被滥用，其次是美国信贷机构滥发信用卡。这些既反映了这个国家进取心强、敢于冒险的移民传统，也是因为社会上财富过多的缘故。这本来是美国的优势，但物极必反，任何事情发展到了极端就会走向反面。

　　赊购的危害


　　赊购其实就是分期付款，买者支付一部分货款就可以将商品搬回家，余额分期支付。
　　英国一家咨询中心的专家说，赊购就像酗酒和赌博一样使人上瘾。沉溺于信用卡消费的人会发现他们完全不能自拔，尽管债台高筑，还是陷入不用付现钱就能获得消费的快感之中。
　　如果只是沉溺于赊购，事情还不至于那样严重，因为赊购是有期限的，在信用卡发达的国家赊购都是正常现象。
　　以信用卡消费也是一种赊购，只是贷款人不是商家而是信用卡公司。美国人的问题是赊购现象非常频繁：商家为了尽快卖出产品扩大市场份额，鼓励消费者分期而不是全额购买；信用卡公司为了多发出卡扩大持卡人的市场份额又鼓励消费者用卡而非用现金来赊购，还鼓励消费者分期还款，并将最低还款额明白地写在对账单上，那常常连应该还款的10％都不到。而许多美国消费者真的按信用卡公司怂恿的方式还款。
　　于是，消费者实际进行的是双重赊购，背负的是双重债务，但付出的也将是双重利息。就是说，他既要付商家分期付款的利息，又要付信用卡的利息。通常，赊购商品的应付商家利息往往高于银行存款利息的好多倍。至于信用卡赊账利息则全部是高利贷式的固定利息。这些消费者买回家的只是一种“痛快”，一种消费的快感，就像喝酒和赌博带来的快感一样。他们其实比全额付款的人可能多花了至少1／3的钱，但却觉得很值。
　　据消费者权益促进会的调查，美国主要发卡行的循环利率在2004年已经高达21.91％，到2005年下半年上升至24.23％，一些规模小、二线的发卡行的利率甚至超过了30％，而主要发卡行也在朝这个方向迈进。
　　30％的循环利率！这意味着刷卡100美元、一个月后要还款130美元，这是一种不折不扣的高利贷！由于信用卡坏账使得发卡行的经营成本大增，后者只好不断提高每个项目的收费，并提高循环利率，以增加营收。
　　作为消费者信用交易的手段，信用卡破产已经成为消费者破产的中心问题。在信用消费市场急剧膨胀中授信人和发卡行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安博尔中诚信认为，为了争抢市场，发卡行从严格限制到无差别地提供消费者信用卡、重复发行信用卡，使消费者的支付能力出现了严重的透支。美国个人破产急剧增加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发卡行过度发卡，并用高利息和高手续费卡住了信用卡持有者的脖子。
　　而且，这都是在美国人低于1％的储蓄率的条件下恶化的。据有关资料，2004年美国人支付的信用卡费用超过240 亿美元，比2003年增加了18％，而其中有150亿美元是罚款。2005年的罚款金额则达到160亿美元的空前水平。

　　信用最先被美国人抛弃

　　美国人宁愿付出30％的利息而维持低于1％的储蓄率，这是一种多么超前的消费观念！仔细想一下，如果一个人储蓄很少却消费很高，那他经年累月的信贷消费还能持续吗？而对于一个国家说来，如果广大居民都是以高利贷式的利息借款消费、又几乎不储蓄、还不了贷款就求助于破产保护的话，那这个国家还能有多久的可持续经济增长呢？
　　美国是世界上建立信用制度最早的国家，也是一个信用消费最发达的国家。在这一点上，它现在是、未来仍是其他国家学习和借鉴的榜样。但是美国信用制度制订得过于宽容，金融资本供大于求的现象又使得信用消费长期泛滥。任何事物超过了一定的界限就会走向它的反面。
　　可以说，除了法律制定得过于宽容外，零售商业普遍的分期付款和金融业盛行的消费信贷是美国人破产的另一个重要原因。由于法律的宽容，使得人们对于破产保护有恃无恐；由于信贷的滥发，使得人们习惯了超前消费的生活方式。前者有法律制定者的责任，后者则是金融机构的问题。这两大因素形成的整体社会环境，再加上美国人善用信贷的天性，使破产成了美国经济发展中的重大隐患。
　　这个隐患又成了美国金融系统的定时炸弹，隔一段时间就要爆掉一些，为贷款机构形成一些坏账。最先深受其害的就是不遗余力发行信用卡的公司。一些调查表明，当美国入不敷出的消费者发现自己无力支付个人贷款时，首先考虑到的就是违约信用贷款而不是违约抵押贷款。为什么消费者一般不敢不缴住房抵押贷款呢？因为房子一旦被查封就无处可住了。但是对于信用贷款的态度，他们就较为强硬，对一封封的信用卡催账单置之不理。
　　高昂的利率使得信用贷款成了最先违约对象。换句话说，美国消费者一旦出现付款困难，他们会首先考虑放弃信用，因为对个人生活来说这是成本最低的。可见，美国人爱护自己的信用历史是有前提的。
　　征信制度最完善国家的消费者疯狂购物后，最先抛弃的竟是自己的信用，这不能不说是对美国信用社会本身的一个巨大讽刺！

　　［摘要］本文试从美国主要信用事件出发，探讨美国现有的信用制度及其存在的漏洞以及对我国信用制度建设的启示。造成美国信用危机的主要原因一是管理制度安排上的缺陷，二是评级机构评级滞后，三是法律制度与监管上出现漏洞。我国目前正着手建立社会信用体系，我们在借鉴和参考美国的信用体系框架的过程中，要高度重视以下几个问题：

　　1、在全社会宣传加强信用制度建设的重要性；
　　2、奠定社会信用体系的基础数据必须真实、客观；
　　3、建立起严格的法律体系和惩戒机制；
　　4、切实保证信用中介服务机构的独立性。

　　2001年底以来,美国资本市场爆发了严重的信用危机，一连串有着巨大规模和影响力的公司造假事件的频繁发生，沉重地打击了投资者信心和美国经济的复苏势头。美国经济在2001年3月就正式陷入了衰退之中，在2001年，美国联储连续十一次降息，将联邦基金利率从6.5%降至最低点1.75%。美国最新的官方数据显示，美国经济复苏已渐失动力，消费者信心已跌至九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连续数周内经济数字的疲软状况有增无减,显示美国经济复苏乏力。为刺激经济复苏，2002年11月7日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宣布，将联邦基金目标利率下调50个基点，降至1.25%的水平。这是美联储2002年首次大幅度降低利率水平，创造了40年来美国联邦利率的最低纪录。

　　这次信用危机的发生，引起全世界的广泛关注和思考，美国作为公认的信用经济发达的典型代表，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有着一套完整的社会信用体系和较为完善的法律制度以及有效的行业法规、完整的征信数据库、发达的信用管理教育和人力资源，但却发生了一系列严重的财务欺诈丑闻。本文试从主要信用事件出发，探讨美国现有的信用制度及其存在的漏洞以及对我国信用制度建设的启示。

　　1、安然公司破产案Enron
　　安然公司是美国能源业巨头，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气交易商和最大的电力交易商，成立于1985年，总部设在美国得克萨斯州的休斯敦。该公司拥有资产498亿美元，雇员达两万多人，其业务遍布欧洲、亚洲和世界其他地区。鼎盛时期年收入达1000亿美元，在美国500强中名列第7。此外，它还曾被《财富》杂志评为美国最有创新精神的公司。安然公司通过将债务放到合作伙伴的账上，掩盖其财务方面的问题，使其信用状况表面上看起来良好，以不断地获得贷款。自1997年以来，安然虚报盈利大约6亿美元，并把39亿美元的债务隐瞒了24亿。2001年11月28日，曾高逾90美元的安然公司股票一天之内暴跌75%，两天后，又缩水到不足高峰时期的0.3%。 2001年12月2日，根据美国破产法第11章规定，公司向纽约破产法院申请破产保护。

　　2、安达信事件AuthurAnderson
　　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是美国五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身兼安然审计师和咨询顾问，员工总数高达2.8万，审计客户曾有1200多家上市公司。安然事件发生后安达信销毁了部分有关安然公司的电脑文件、审计报告等重要资料。2002年6月15日上午，美国休斯敦一个联邦大陪审团裁定，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在销毁安然公司文件一案中的妨碍司法罪成立，安达信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家被判“有罪”的著名会计师事务所。 8月31日，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在其总部芝加哥宣布，从即日起放弃在美国的全部审计业务，正式退出其从事了89年的审计行业。“安达信”信用毁损，影响到安达信国际公司其他国家的安达信公司开展业务。安达信国际公司总部设在瑞士日内瓦，是一个由各国的成员公司组成的联合体，美国公司只是其中之一。尽管这些成员公司在管理、领导层和资本结构上都是独立的，但是，为了消除美国安达信公司的恶劣影响，挽回“安达信”信用受损的不利局面，安达信国际公司就在安达信美国公司宣布告别审计业务前一天，与安然公司及其员工和股东达成了两项协议。根据协议，安达信将向一个和解基金会支付1.995亿美元，向安然股东和雇员支付4000万美元。

　　3、世界通信公司假帐丑闻worldcom
　　世界通信公司是美国第二大长途电话公司，虚报利润高达38亿美元。这是美国历史上虚报利润最大的假帐丑闻。2002年7月21日当晚，世通公司宣布，该公司已根据美国公司破产法第十一章向纽约一家法院申请破产保护。世通公司破产申请书上所列的资产总额为1070亿美元和债务总额为300亿美元，1070亿美元的破产金额相当于两个安然、四个环球电讯，成为美国历史上金额最高的破产案。信用等级随即降为“最低级”。宣布第二天，纽约股市再遭重挫，道-琼斯工业指数跌落234点，收于7784点，纳斯达克则跌破了1300点的心理关口，收于1282点。

　　4、美林事件Merlin
　　美林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投资银行，纽约州检察长斯皮策指控该公司为获得高利润的投资银行业务，其股票分析师将自视为垃圾的股票向投资者推荐，一场股票承销商和上市公司之间相互勾结，欺骗消费者的肮脏交易被公之于众。2002年5月21日，美林公司正式与斯皮策达成了和解协议。作为和解的一部分，美林同意向纽约州支付4800万美元，向其他州共计支付5200万美元。美林已同意将分析师的收入与投资银行业务分离。美林还同意成立研究推荐委员会，审查所有的股票首次评级和评级变动。另外，美林为了获得GOTO公司的上市承销业务，把GOTO公司赢利的时间提前了一年。美林事件案发后，美林公司股票大幅下挫，公司市值缩水90多亿美元。　　　　

　　5、施乐事件Xerox
　　施乐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复印机生产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2002年4月初对施乐公司提起了民事诉讼，称其存在欺诈行为。毕马威一直负责施乐公司的财务报告审计，部分员工也被指控。SEC指称，施乐在1997～2000年期间，采取会计操作将税前利润抬高15亿美元。而毕马威在施乐的财务报告上加盖了审计通过的印章。6月28日会计审计数据表明，施乐公司在1997年至2001年间虚报的营业收入金额高达60亿美元。

　　1、造假公司规模大、数量多，造假金额惊人。2002年，一连串有着巨大规模和影响力的公司造假事件频繁发生。安然公司是美国能源业巨头，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气交易商和最大的电力交易商；世界通信公司是美国第二大长途电话公司，施乐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复印机生产商，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是美国五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美林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投资银行。安然公司虚报盈利约6亿美元并掩盖10亿多美元的债务、世界通信公司虚报38亿美元利润。2002年1月下旬，连锁巨人卡马特Kmart百货公司和环球电讯公司也因财务问题相继宣布破产，按资产计算分列美国第七和第四大破产案。同时，国际商用机器（IBM）、思科、冠群电脑、摩根大通等大企业也存在财务违规行为。7月7日，全球第三大药品制造商默克公司，承认虚报收入124亿美元，占其过去3年营业收入总额的10%。如此众多的世界知名企业发生金额巨大的假帐丑闻，不能不使人对整个信用体系表示怀疑。

　　2、中介机构丧失独立性。（1）作为中介机构的会计师事务所作虚假审计。安达信事件之后，毕马威、德勤、安永和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也相继因为虚假的审计记录而被推上被告席。毕马威为施乐的虚假财务报告出具审计报告，安永于90年代末同PeopleSoft Inc.签订了赢利性行销协议，妨碍了该会计公司对这家上市公司的帐目进行公正审计。五大会计事务所的全军覆没，给美国整个审计行业带来强烈的冲击，整个美国似乎都对审计所的报告表示怀疑。（2）著名投资银行出现严重失信行为。多家投资银行参与金融欺诈、虚假包装。

　　美国有着相对完备的金融监管，但却发生如此严重如此广泛的信用欺诈，它对信用体系的挑战不亚于“911”事件对美国的安全体系提出的挑战。9.11之后重新开市的市场像“蹦极”那样垂直下落，道琼斯指数在短短几天内从一万多点一直跌穿8000点。安然和安达信的丑闻以及以世界通信为首的新一轮财经丑闻再一次严重打击了市场信心，投资者普遍怀疑上市公司财务报表的准确程度，市场出现了持续下跌。
　　1、股市大跌。信用危机使得市场处于高度脆弱状态，从2002年年初开始，美国股市就不断震荡下跌，从2002年全年来看，标准普尔500指数跌23%，道指跌17%，纳指跌32%。其中标准普尔指数和道指分别经历了1974年以及1977年以来最黯淡的一年，而纳指创下2000年以来最大的跌幅。美国股票市值2002年跳水至2.84万亿。
　　2、美元大幅贬值。到2002年7月15日，美元兑欧元汇率跌破1：1平价，为1欧元兑换1.0033美元，达到2000年2月以来的最低点，比年初下跌了13%；对日元汇率也跌至116.36日元,比年初下跌了8%。2002年12月31日纽约市场欧元兑美元为1.0460，与年初低价相比欧元兑美元全年上升了约20%,而美元兑日元纽约市场一度触及118.40低点。
　　3、抑制投资。投资者由于失去对美国投资体制的信心，持币观望。美国《华尔街日报》7月3日报道说，由于美国上市公司频频爆出财务丑闻以及股票市场下挫等因素，一些投资者转向更为“实在可靠的”房地产市场，从而推动了房地产市场热。据统计，2002年初以来，共有24.1亿美元进入房地产共同基金，而2001年同期的数额仅有3.07亿美元。
　　4、资金外流。历史上，由于美国具有世界上最完善的金融体系的美誉，一直在吸引着大量资金流入境内市场，从而为其经济源源不断地注入活力。外国投资者持有美国股市上约12%的股票，一系列财务欺诈丑闻重创了投资者对美国企业会计操作的信心，进而加快了资本流出美国的速度。其后果就是美国股市与汇市同时下跌，美国经济持续复苏的可能性因此也变得越来越小。随着美国资本市场的动荡，美元的走软，国际游资将向外寻找获利机会。据美投资银行摩根斯坦利公司估计，美国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下降，2002年年将有300亿美元的资金流向亚洲，将比2001年大幅上升36%。
　　5、带来保险业的危机。在安然丑闻诱发股东大举申请破产保险后，美国保险业面临巨大危机。安然的倒下和连锁巨人Kmart的破产为整个美国保险业敲响了警种。根据美国现行法律，保险公司实行“主管补偿制”，即一旦破产公司股东向公司主要主管提起诉讼，保险公司就有责任对包括诉讼费用在内的所有债务进行补偿。2002年全美保险业的巨大损失，主要源于对“主管补偿制”的索赔。2001年，该笔支出已达到30亿美元，预计2002年还会猛增到50亿美元。

　　在经过密集爆发财经丑闻和市场重挫之后，美国政府意识到，如果再不采取非常措施及时挽回和重建投资者对上市公司治理、财务健康状况以及资本市场的信心，一旦资本大量离开美国市场，不仅资本市场将遭受重大打击，而且也严重威胁到美国经济的复苏。
　　1、华尔街的反应：投资者的愤怒已经使美国政府和华尔街感到震惊，并采取种种紧急措施以赢回投资者的信任。华尔街采取的行动包括：（1）对涉嫌不正当审计行为的企业加紧清理账目，以尽快打消投资者的疑虑。（2）五大审计公司决定，严格分离审计业务和盈利性账目管理业务，以免再次引起审计的不公正行为。（3）强制要求华尔街各投资银行在今后的投资报告中，向投资者公布相关企业和该投资银行间的关系。（4）限制股市分析师拥有管辖公司股票的数额。
　　2、总统提出“十大对策”。布什在世界通信的巨额会计丑闻爆发之后发表了措辞强硬的讲话，表示要采取有力措施,以加强上市公司治理,并将严厉追究有关当事人的责任以杜绝此类会计丑闻的发生。针对美国大公司接连不断发生的会计丑闻，美国总统布什7月9日在华尔街向工商界讲话时提出十大对策，意在重拳打击制造假账、隐瞒事实的舞弊行为，建立一个“诚信的新时代”。主要有三大作用：一是增加法律责任和处罚力度，要求美国判决委员会建议延长犯欺诈罪的公司领导人的刑期，提议将企业欺诈罪的最长刑期延长一倍至10年,以打击企业会计违法现象。二是强化监管手段，宣布组建由司法部副部长领导的特别调查委员会，专门负责处理各种商业罪犯行为，并要求强化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冻结支付的职责。三是确保独立性，建议股票市场应规定公司董事会绝大多数成员及公司所有审计人员和赔偿委员会人员应同公司“没有物质上的关系”。
　　3、颁布行政法令。2002年6月底，美国证监会根据《美国证券交易法》的授权发布最新行政法令，要求全美所有年营业收入超过12亿美元的近千家上市公司的CEO和CFO们在8月14日之前,以一次性特别书证的形式声明其向证监会提交的年报和其他披露性法律文件的真实准确性。美国证监会的这道最新行政法令，事实上是通过施加法律责任而要求主要上市公司的CEO和CFO担保上市公司年报等披露性法律文件的真实准确性，将公司管理者个人与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责任联在一起。
　　4、通过索克斯法案(the Sarbanes-Oxley Act)。2002年7月底，国会通过索克斯法案,7月30日由美国总统布什签署生效。索克斯法案从改善公司治理，加强信息披露和财务会计处理的准确性，确保审计师的独立性等主要方面对现行的证券、公司和会计法律进行了多处重大修改，而且针对上市公司新增了严厉的法律规定。该法案加重对所有在美上市的美国及非美国公司的CEO和CFO的个人法律责任，该法案规定, 对涉嫌财务欺诈和破坏证据者实行严厉的刑事处罚，刑期最长可达20年。法案同时要求公司高级行政人员为公司财务报告的准确性提供个人证明。一旦行政人员为公司的假账提供证明，那么他们将面临10到20年的监禁和最高可达500万美元的罚款。

　　作为一个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诚信机制是其社会经济赖于正常运转的核心，而在美国信用危机的背后暴露出来的正是美国信用制度上的缺陷。导致美国信用危机发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经过分析，我们认为，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管理制度安排上的缺陷。利益驱动与中介机构的独立性要求是一对矛盾。通常，美国证监会在监管过程中，都以审计公司的报表作为评判公司的标准；投资者也是根据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进行投资，投资者最关心的上市公司的销售额、净利润以及成长性都基于审计报告。中介机构被认为是捍卫美国企业信用的“守护神”，但这种制度体系运作的基本前提是外部审计师作为专业服务机构，要以自己的信誉、专业精神和其自身所面临的市场竞争压力独立审计。但是，由于在制度安排上会计师事务所可以给同一家公司同时提供审计和咨询服务，咨询业务的收费很高，而审计业务的收费较低，当审计要求的独立性与咨询业务的巨大利益发生冲突时，不少中介机构与所服务的公司很自然地会结成利益共同体，不惜为所服务的公司做假帐掩盖财务漏洞。因此，由于中介机构审计业务与咨询业务于一身，必然带来对中立和客观公正的损害。如安达信既是安然的审计者，又是咨询人，它的大部分收益来自安然，两者自然有千丝万缕的利害关系。在这种制度安排下出现安然丑闻、安达信事件就是不可避免的了。作为投资银行的中介机构也存在同样的问题，由于银行业务不断拓展，银行所扮演的角色也越来越复杂，仅在安然事件中，他们就承担着贷款方、证券承销商、合并顾问等多重角色。在出现利益重叠的时候，双方就相互勾结以共同牟利，投资银行蓄意隐瞒财务真相，帮助公司设计虚假的金融交易，欺骗投资人、股东和评估公司。因此，投资银行对安然等公司的欺骗活动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其次，信用评级机构反应滞后。信用中介服务机构在信用体系中应该发挥重要作用。美国有许多专门从事征信、信用评级、商账追收、信用管理等业务的信用中介服务机构。为什么直到安然公司快要宣布破产之前，标准普尔信用评级机构才突然把安然债券下调成为垃圾级？安然公司1997年就开始造假，如果信用评级机构能及时发现问题尽早进行调级，就能减轻市场的震荡，减少投资者的损失。事实上，一系列财务丑闻的突然爆发，造成投资者的巨大损失，暴露出在美国的信用体系中，评级机构的事前预警作用未能发挥，信用评级成了“马后跑”。由于信用服务公司运用的财务数据，主要来自像安达信这样的会计公司，依据不可信的财务数据编制信用报告，在美国一系列财务欺诈的背后，信用评级机构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究其原因在于评级机构没有深入研究调查被评级公司提供的各种数据资料，给予了不恰当的评级，误导了市场投资者。
　　第三、法律制度与监管上出现漏洞。在美国信用体系中，良好的企业信用记录有利于企业获得数量更多、成本更低廉的融资，有利于企业在产品和服务的销售过程中赢得竞争优势。安然等公司为了求得良好的信用记录做假帐虚报巨额赢利。目前已有1000家美国企业重新公布了1997年以来的赢利状况，大部分企业承认他们曾隐瞒或提供了虚假的数字。如此广泛地造假，说明了法律制度与监管存在三个方面的不足：一是法律制度与监管只能控制企业的“事前”和“事后”行为，而对企业造假的过程控制则形同虚设；二是对失信者的惩罚力度不足以抵消对利益的巨大诱惑，不能阻止人们铤而走险的惰性和机会主义行为；三是单纯依靠法律走向一个极端之后产生高昂的运作成本。
　　此外，公司治理结构存在问题。从公司治理角度说，强管理者、弱所有者是美国公司的一个显著特征，在美国，公司持有大比例股份的股东非常少，股份处于极度分散状态，公司的所有权被授予了许多毫不相干的股东。在这种状态中，单个股东的利益对控制着公司的经理人来说，是微不足道的。对于这些小股东来说，他们单枪匹马的微弱力量是不可能对公司的经理人构成影响的；同时这些小股东也缺乏应有的知识、精力、时间对公司董事实施有效监督。上市公司的经理层对公司的管理、生产、销售和利润了如指掌，处于信息上的优势。而股东们无法触及公司实际的运营情况，处于信息上的劣势。由于所有权与管理权完全分离，公司要求经营者追求公司利益的最大化。而公司的经营者作为一个“经济人”，也在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当公司的利益和这些经营者的利益冲突时，由于股东和管理者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经营者就容易弄虚作假滥用权力满足自己的利益而损害公司的利益，进而损害公司所有者--股东的利益。

　　我国目前正着手建立社会信用体系,信用体系建设的总体方案和《信用管理办法》还没有出台，信用制度的确立面临着政府定位、信用信息开放、联合征信、立法等许多方面的问题。美国用了100多年的时间，建立起了今天的社会信用体系，我们需要参考和借鉴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验，比如说体系框架和管理办法，避免走不必要的弯路，争取在较短的时期内，以较低的成本初步建立科学合理的国家信用体系。同时，美国这次信用危机的爆发，暴露出美国信用体系的重大缺陷。因此，我们在借鉴和参考美国的信用体系框架的过程中，要高度重视以下几个问题：

　　美国本次信用危机向全世界表明，信用制度是市场经济正常运转的基石，信用缺位与信用体系不完善对一国经济的影响将是十分巨大的，甚至是灾难性的。这一事实留给我们的教训就是：从微观讲，信用是企业的生命；从中观讲，信用是金融市场的生命；从宏观讲，信用是国家的生命。当前，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信用缺失现象相当严重，恶意逃债、合同违约、债务拖欠、商业欺诈、假冒伪劣等经济失信现象日益增多，严重制约了信用功能的发挥，大大提高了市场交易的成本，降低了市场效率和经济的活力，恶化了市场信用环境和市场秩序，直接影响到市场体系的完善和资源配置效率，甚至严重影响了整个经济的发展，据专家测算分析和保守的判断,中国市场交易中由于缺乏信用体系,使得无效成本占GDP的比重至少为10%至20%。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每年因为逃废债务造成的直接损失约1800亿元；国家工商总局统计,由于合同欺诈造成的直接损失约55亿元;还有产品质量低劣和制假售假造成的各种损失至少有2000亿元;由于三角债和现款交易增加的财务费用约有2000亿元;由于不合理的税外收费和不必要的审批造成的各种费用约3000亿元,另外还有逃骗税款损失以及发现的腐败损失等。加强信用建设已成为我们的当务之急。要使全社会认识到，缺乏信用记录或信用记录历史很差的企业很难在业界生存和发展，而信用记录差的个人在信用消费、求职等诸多方面都会受到很大制约。

　　当前，信用缺位已经严重阻碍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信用问题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大力加强社会信用制度建设，尽快建立全国企业和个人征信体系，成为相当长一个时期内工作的重点。一些相关部门如金融、法律、税收、工商、海关等和部分地区开始积极建设信用体系。总的来看，现在处于整个体系建设的初级阶段，即建立本部门和本地区的信用基础数据库。这是整个信用体系的基础。从美国的信用危机中我们不难看出，基础数据的真实与否是至关重要的，信用中介机构的数据处理、信用评分和最终的信用报告都是基于真实的基础数据做出的。如果基础数据的真实性不能保证，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整个信用体系不管框架逻辑多么合理也只是空中楼阁，难以避免信用危机的发生。因此，我们在建立信用体系的初期，就要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和有效的制度安排来遏制企业造假的过程，保证基础数据的真实性。　　　　　　

　　美国法律规定诚信是公司对股东应尽的义务，一旦公司没有履行此义务，就被认为是违法。美国建立失信惩戒机制主要围绕三方面发挥作用。一是把交易双方失信者或经济生活中发生的失信行为，扩大为失信方与全社会的矛盾。二是对失信者进行经济处罚和劳动处罚。三是司法配合。

　　我国现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建立与完善过程中，整个法律体系本身需要健全和完善，无法可依和违法不依的现象同时存在。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教训来看，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初期尤其需要建立起严格的惩戒机制。我国对发生财务欺诈的公司或中介机构，通常是以行政处罚代替法律制裁，而且大部分没有被绳之以法。目前，我国对失信者的惩戒机制还没有形成，失信者付出的代价不足以抵付所得到的实际利益和好处，很多失信者还相当自在地逍遥法外。对失信者没有惩罚或惩处不力，实际上对守法者是一种侵犯，改变信用沦丧的办法，必须从根本上形成对失信者的惩戒机制。一方面，我们不仅要建立起严格的惩戒机制，使失信者对交易双方的失信转化为对全社会的失信；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就是要加大违规成本与执法力度，使失信者在一定期限内付出惨痛代价，事实上，只有当违规成本升至难以接受的时候，才可能有效遏制失信行为的发生。

　　广义地说，信用中介服务机构包括为信用交易提供信贷和各种支付凭证、信用证等的金融中介机构，如银行和各种非银行金融机构；为交易各方提供客户的资信信息服务的征信机构；为交易各方提供有关市场主体、各种有价证券等信用状况服务的信用评级机构；为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信贷提供担保服务的机构；由信用交易活动衍生出来的，为信用交易提供服务的其他机构，如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事务所等。狭义地说，信用中介机构指征信机构、信用评级机构和信用担保机构。美国信用危机告诉我们，保证中介机构的独立性，对整个信用行业乃至整个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中国的信用中介机构还仅仅处于初级阶段，尚未在市场中树立起独立性、权威性的形象，其作为信用服务中介的功能也未能有效发挥。信用中介服务机构必须坚持独立、客观、公正的基本原则，为了保证信用报告的可信性，信用中介服务机构必须是独立、公正、平等的第三方。因此，从设立之初就要明确政府只能推动不能介入，推动社会信用中介机构的主办者，既不应是政府机构，也不该是在市场中居于垄断地位的利益集团。在建立我国信用体系中，如不解决信用中介服务机构由政府还是由独立的第三方来主办的问题，即使建立了一系列这样的中介服务机构也并不能保证我国信用体系能正常地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