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讨论]29岁、39岁、49岁、59岁现象

会飞的猫

警惕二十九岁现象 

 

　　大家都知道“59岁现象”――许多国企的老总年龄接近60岁时，一改过去勤恳、节俭的本色，盖因在60岁国企老总法定退休年龄之前，他们心态失衡；而“29岁现象”却鲜为人知，但在中国“29岁现象”比“59岁现象”普遍得多。

     什么是“29岁现象”？

      我在多年培养、使用年轻人尤其是大学生的过程中发现：不少员工在20多岁时，学习工作有激情，工作上勤勤垦垦、踏踏实实，生活有艺术、有情趣，可是到了29岁左右，按说应该更成熟更有价值才对，但反而情绪波动大、工作浮躁急功近利。表现在看书、学习注意力不集中，对外界事物的兴趣忽高忽低，设定的工作目标或高不可攀或放弃追求，对下属或要求过分或听之任之，对亲友不耐烦，对团队尤其是对上级经常抱怨牢骚，对待批评建议经常没有耐性甚至反应过分激烈，老虎屁股摸不得，经常比过去，讲排场慕虚荣，对自己过去的同学朋友羞于提起现在的职位或收入，内心经常将自己与认识不认识的姣姣者做不切实际的比较，比较之后往往自惭形秽、自怨自艾、自我放逐，严重者陷入重度抑郁症。生活没情趣、工作无效率，经常是心里着急行动却无力无效，就像人们梦中经常遇到的紧急情况：想跑迈不开腿，向动动不了，想说张不开嘴，人际关系不是冷漠就是紧张。

　　过去30岁这个坎之后，这类人有两种结局，一种原来就乐观、平和的，通过及时努力调整一切正常化了。但有很大一部分人挣扎抗争不过，就此消极麻木、一副万事皆休、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式。

　　这又是什么原因呢？我注意到这种状况多发生在30岁左右时，找他们分析原因，他们自已也不是很清楚，但是经常听到这种人哀叹：“快30岁了，成了家没立业，什么时候立得起来呢？我什么时候能像你们一样？”

　　三十还没立业！对我触动很大，记得我30左右的时候，虽然没有明显上述症状，但也因功未成名不就，失衡焦虑了好一阵，好在及时用“阿Q精神抚慰疗法”调整过来了，都是“三十而立”这句古语害了大家！

　　20多岁时，都知道是打基础的时候，要想今后有成就，现在就要多付出，心态较平和，也有一定的耐心；当快要到30岁时，眼看自己的梦想和追求的结果没能达到社会上讲得“立业”的期望和标准时，对父母不好交待，不好意思见同学朋友，自己无法面对，自己给自己制造很多无形的压力，而且越来越大。

　　那什么是社会的“立业”标准为呢？我认为是人们对三十而立要达到的社会期望水平过高。改革开放初期各行业充满了机会，各专业也因沉寂了十年，所以到转型期很多人一夜暴富。时代对77、78级80年代的毕业生格外惠顾，给他们创造了快速立业的机遇，成名成家相对容易；而到90年代末和21世纪，社会经济发展有了一定的基础，各行各业向专业化推进，而且社会竞争变得越来越激烈，这时成名立业的周期在拉长，进入门槛一再提高。
     

　　现代社会“五十而立，三十知天命”

      针对29岁现象，前些年我提出了“五十而立，三十知天命”的观点，受到了许多朋友的欢迎。古代人均寿命50岁左右，30生命过多半，此时不立则晚矣，如50岁时再不知天乐命，则只有苦熬余生了。而现代人平均寿命已到70岁左右，古代的30岁相当于现在的40－50岁，而且由于知识爆炸、竞争激烈，各专业行当更加复杂化，变数更多，人到40－50岁才能到达事业的高峰。30岁左右时，有的人刚刚拿到博士学位，创业者刚刚挣脱困境赚个温饱；许多公务员刚刚摆脱端茶倒水、打零杂的状态；普通工薪阶层生存问题刚刚得到解决（房价、教育等社会成本增高）。提出“五十而立”是让多数年轻人放平心态，期望不要太高，压力不要太大，不要过分急躁；提出了“三十知天命”，恰恰是因为这个年龄更需要及早知天乐命，看清人生大道，不违天命（自然法则、社会潮流、人生使命）这套理论通过各种论坛和大学演讲，反响很好，还真救了不少人。
       但后来我仔细阅读《论语》中孔子的原话，“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发觉我原来的论点有些缺乏依据，如孔子讲的“30而立”中的“立”指的不是立业，而是立志立身，衔结前后两句就能明白。他的意思是说，我15岁开始做学问，30岁立志（周游列国，布道授业），40岁左右时学问习精，不再受外界诱惑而偏离方向。无论是学问不惑还是人生方向不惑，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立业”层面。大家知道，所谓人生三立——立德、立功、立言。对于孔子来讲，立德算在40多岁后周游列国，50多岁弟子3000，贤人72；立功是孔子在68岁归鲁方被尊以“国老”之后；而立言呢，在公元前722年讫于公元前479年即孔子卒年间，孔子修订六经（《易》、《诗》、《书》、《礼》、《乐》、《春秋》），真正的立言不朽之作《论语》是在他去世后弟子们整理的。可见孔子的“立业”是很晚的。我常以此告诫那些视“30岁立业”为成功标尺的年轻人说：“圣人尚且如此，何况我等凡夫乎？”。
　　我也拿我的例子（不敢与圣人相提并论，只是为了治病救人，不得已而为之）劝导安慰那些29岁症状的人说，我37岁才真正辞职，下海创办皇明公司是在1995年，当时不但是赤贫而且还负债近百万元，到了2000年也就是我42岁时，公司才有了盈余，但按照大家心目中“立业”的标准还差得很远，即使说立业也应是无论你的公司事业还是专业都立得住、站得固、走得稳。别说42岁时，就算我47岁退出管理一线之前，当我离开公司总裁岗位时，企业稳吗？企业立得住吗？我退出管理一线已近两年了，48岁近50岁了企业才有些“立”的迹象，企业文化、战略模式、管理机制等方面才有些大模样。然而管理体系上的“三机制两原则”虽然提出来了，但真正能可持续发展推行，稳定执行尚需时日，真正应了我提出了的“五十而立”。五十岁看清世事，知天达命；六十岁对反对意见也当音乐听；七十岁达到了思想的自由王国，怎样驰骋都不会超越铁的自然法则的。如果说一个人立与不立，大概这是一个分水岭吧。
　　我想对年轻一代说的是，你们的梦想追求固然可以理解也值得尊重，但过于急于求成的心理是不切实际的、有害的。希望你们把梦想藏在心底，保持知足常乐、知天乐命又积极进取，相信付出总有回报的心态。走好走实人生的每一步，相信你们的人生能顶天立地，你们的事业能稳健而长足发展，年轻人，你们的路长着呢，一路走好！

会飞的猫

QUOTE:

以下是引用泡影在2007-2-7 22:59:03的发言：

捧场~~~猫兄转的东西很有价值~~~

多谢仁兄的支持与鼓励。

希以后多多共同交流，共同博奕，共同进步！

泡影

捧场~~~猫兄转的东西很有价值~~~

会飞的猫

QUOTE:

以下是引用少天在2007-2-6 16:16:44的发言：

不会杜绝转帖，但一个论坛若要发展，确实还是需要专注于原创。飞猫兄辩论时很多回帖都相当精彩，岂不比你的转帖更令人感兴趣？

呵呵，你现在也是家园比较知名的人物，一写原创，肯定会有大帮朋友来捧场的。

　　少天兄说得有理。谢谢少天兄与家人们的支持与鼓励！

　　其实不是飞猫不喜原创，而是感觉写原创文章不容易。另外的原因是，认真学习拜读他人的文章，有兼听则明、拓展思路、开阔视野之功用，避免了一叶障目、盲人摸象、偏听则暗的狭隘视野和见解。原创有原创的好处，转贴也有其好处。不可偏执，不可偏废。

　　原创文章，如果一百人只看一遍，属于差文章之列。如果一百人却反复看了一百遍的文章，则属于好文章之列。（俺又在为拿来主义贴金了，惭愧中）

　　响应少天兄的号召，飞猫以后多写一些原创文章，例如这二次辩论赛“才与德，孰更重要？”、“企业管理：集权与分权，孰更重要”，就是很好的素材与题目，飞猫至今都还没有写出几篇原创总结呢，不总结焉有进步，辩论了又有何益？

　　另外，ocq1208兄曾提议让我与大家一起，共同学习交流中华智慧古书《黄石公三略》，飞猫不由心为之一动，让俺事先准备一二，俺是赶鸭子上架，大姑娘坐花轿——头一回。^O^

　　俺将从现代经营管理者的角度，从多个层面来论述该书领导管理之道的博大精深、精言妙语，正所谓：“抛砖引玉——与智者辩论”，期望与大家共同交流，共同博奕，共同进步！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2-7 10:36:32编辑过]

少天

不会杜绝转帖，但一个论坛若要发展，确实还是需要专注于原创。飞猫兄辩论时很多回帖都相当精彩，岂不比你的转帖更令人感兴趣？

呵呵，你现在也是家园比较知名的人物，一写原创，肯定会有大帮朋友来捧场的。

会飞的猫

这都是转贴的文章。29、39、49、59岁的现象，确实值得人们深思，值得大家共同探讨。

家园不提倡转贴文章，这是对的。不过，也不必一味杜绝转贴之文，可以在原创精华文章的基础之上提高其评选标准。

少天

猫兄，这是好文。是原创我就加精，是转帖还是标一下，家园一般不给转帖加精。

我是29岁现象……，汗哦。

会飞的猫

论“59岁现象”产生的原因与解决办法

　　内容摘要：
　　“59岁现象”是我国近几年反腐败斗争中出现的一个新名词。文中具体阐述了，“59岁现象”产上的原因以及具体例子。总结了专家的一些好的解决方法，也提出了一些自己在平时积累的一些经验。列举国外一些好的解决方案。主要从退休金，群众，规范经营者方面加以阐述。

　　正文：

　　一．59岁现象原因
　　５９岁现象，它是指一批有权势的人物（政府官员和国营企业家）临近退休之前利用自己的权力“狠捞一把”的现象。
　　“59岁现象”则主要是描述一些国有企业企业家甚至非常优秀的企业家在退休前一反几十年守法努力工作的常态,为自己大谋私利,侵吞国有资产的现象。出现的原因，从表面上看,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企业家腐化变质,退休前利用职权大捞一把.，但实质上是由现阶段国有企业企业家控制权机制的特点决定的.企业家控制权机制是以"继续工作权"或"更大的继续工作权"作为对企业家"努力工作"的回报,而"控制权回报"可以满足自我实现的需要,权力需要和享受职位消费,给企业家带来正规报酬激励以外的物质利益满足等.。在国有企业中,由于"内部人控制"问题,企业家的控制权几乎是很少受到约束的,"控制权回报"给企业家的满足是巨大的和全方位的.然而,这种巨大的全方位的需要满足是和控制权完全"绑"在一起,只要拥有控制权,就可直接利用职位满足各种物质,精神需要,"一旦拥有(控制权),无所不有";与之相对应,如果失去控制权,各种需要满足顷刻化为乌有,"一旦失去(控制权),一无所有".因此,退休前后企业家需要满足程度的巨大反差使得企业家在失去控制权之前铤而走险,大量侵吞国有资产.
　　譬如，１９８５年贪污挪用公款２０００万元人民币的广东省天龙集团总经理兼党委书记谢鹤亭，１９９０年被法办的北京首钢总经理助理、北钢公司党委书记管志诚，１９９５年携带４０万美元出逃的中国长动集团公司党委书记兼董事长、总经理于志安，１９９８年主谋贪污私分公款３３５万美元的云南红塔集团董事长、玉溪卷烟厂厂长褚时健，原人大广东省副主任欧阳德，投资银行湖南分行原行长戴天敏，以及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原总经济师罗京军等人，都曾具有开拓精神，做了很多好事，都曾是有功于社会的政府官员和企业家，但在即将退下来时，因腐败问题而身败名裂，甚至走上了“断头台”。
　　1992年以后高官腐败案发案时间大都在90年代初期。与此相对应的，案件的潜伏期在增加。1980-1988年期间被发现的7起案件和1989-1992年期间被发现的9起案件，平均潜伏期分别只有1.43年和1.44年，基本上是立刻受到了查处；但是在1992年之后被发现的起案件，腐败潜伏期不断增加，其中1993-1997年被发现的22起案件平均潜伏期为3.32年，1998-2002年期间被发现16起案件平均潜伏期竟然达到了6.31年。
　　根据高官腐败案从被发现到宣布查处结果(包括宣判结果)的时间跨度来看，1992年之前的17件案例中，平均处理时间为0.41年，其中有11件当年宣布了查处结果；而在1992年之后已经宣判的43件案件中，平均查处时间为1.88年，其中只有5件当年宣布了查处结果，最长的达到了4年。从受到司法判处的情况来看，1992年之前的5起案件从被发现到被判处的平均时间跨度为1.2年；而1992年之后的26起案件的平均时间跨度为2.27年，增加了将近1倍。
　　我们的研究还发现，在1992年之前的17起案件中，所有的腐败高官案发时的职务与其开始进行腐败行为时的职务相同；而在1992年之后的37起案件中，有22名腐败高官在第一次进行腐败行为之后，到案发前的这段时间内升了官。这说明中国的干部选拔体系存在一定的问题。
　　进一步研究发现，57岁以上开始作案的案件相对比较集中，12件都发生在1987-1994年之间，其中1992-1993年之间就有6件，占50%。当然，这只能说明相关关系，无法证明“59岁开始作案”的动机就是“59岁现象”。但一些具体的案例确实说明了这种情况的存在。如果假设“59岁现象”存在的话，那我们的研究说明，1992-1993年前后的这段时间是“59岁现象”的高发期。之后由于党和国家加快了干部年轻化的步伐，从制度上减少了“59岁现象”产生的客观环境。

　　二．国内观点
　　中国企业家分配收入没有一个规范的合理的办法，所以他们在位时权力大得很，一旦退下，权力消失，收入悬殊，心理很不平衡，于是就产生了退下前大捞一把的“59岁现象”，褚时健、于志安等就是这种现象的突出反映。
　　（1）从个体本身上谈：
　　由于个性与价值观比较稳定，而且对一个人的行为起着导向作用，我们应该不断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觉悟水平，树立为社会主义建设做贡献的集体主义价值观。
　　（2）从外部因素看：
　　根据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不断满足处于不同需要层次人的需求，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如，增加对国家或社会有贡献的领导和干部的退休金及其它的后勤保障，保证满足其退休后的各种需要；加强对离退休领导人的保护和监控，保证其安全。
　　根据赫兹伯格的双因素理论，满足领导者或干部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并采用MBO管理法，在其取得成绩时进行以金钱或者晋升的方式给与奖励，提高管理者或干部对工作满意度，增强其主人翁责任感，使他们更加忠诚于为国家或企业，为百姓或下属谋福利；
　　从期望理论和公平理论看，由于我国国家公务员的指导思想“多付出，少回报”，我国公务员的工资相当低，跟国外比起来有较大的差距，即使跟国内经济行业的领导人相比他们的收入也少之又少。针对这种情况，可以采取增加国家公务员，政治领导人的工资的方法以消除他们的不公平心理。通过这种方法，还可以为他们降低来自家庭和经济的压力，从而全身心投入到事业和工作中去；
　　根据强化理论，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完善社会主义法制制度，做到有法可依；加强执法力度，做到执法必严；完善社会监督体制，坚决打击那些钻法律空隙的侥幸心理，坚决惩处用不正当和非法手段谋取暴利的领导者。从而达到减少和避免“59岁现象”的发生。
　　注意和那些50多岁的领导人之间的沟通、交流，为其排除心理的恐惧，不舍，疑虑等障碍，帮助其做好离职的心理准备，使其能以正确的积极的心态坦然接受，从而避免“59岁现象”的发生。
　　此外，“59岁现象”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枕边风”，所以要加强对其配偶和孩子等教育。
　　对企业经营者实行年薪制是恰当的，因为按照马克思按劳分配的原则讲，也是适宜的。他认为：一般职工的劳动体现为他生产的产品和提供的劳务，这比较容易度量，根据不同岗位实行月薪制、周薪制、日薪制、小时工资制或计件工资都是可以的，而企业经营者的劳动体现为经营成果，主要体现为利润和资本增值，而这不是一两天就能看得出来的，一般至少一年甚至更长，因此对他们实行年薪制是适合的。但我国对经营者实行年薪制也有几年了，成功经验不多，主要存在两方面的障碍：一是经营者的年薪由谁来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产权很清晰的情况下，经营者的年薪是由所有者来定的，董事长的收入由股东大会定，总经理的收入由董事会定。但是在产权不太明晰，所有者的代表法人、受托人不太关心被委托财产的情况下，由谁来定，就比较复杂了。现在他们的年薪，还是主管部门定的，而企业主管部门三任于一身，既是一部分所有者的代表，又是行政管理者、政治领导者，他既有政治目标，又有经济目标和社会目标，以三重身份和三重目标来确定经营者的收入，跟市场经济条件下主要根据经济目标确定经营者收入就不一样了。
　　上一段是贺阳先生的一个观点，我不太赞同。我感觉：
　　（1）首先得规范经营者，他们是腐败的源泉。有很多的经营者被审判时常常诉苦，说他们也是无辜的。其实只要他们腰板直，即使有官员想要他们行贿也是行不通的。记得在《商界》这本杂志中看到过过一篇文章，谈的就是腐败。云南的一位经理说的好：“只要你自己做的正，你就得敢和官员们顶。”
　　（2）其次得和群众达成一片。经常的与群众接触，考察官员的口碑以及业绩。群众的眼睛永远是雪亮的。
　　（3）提高退休金。退休金的比例应于官员的业绩与在群众心中的形象成正比，竞争上岗。群众应该监督官员，不能让他们做面子工程。局级最好30万，省级最好50-60万最好。这样让他们没有理由去腐败。

　　三．国外好的做法
　　国外股票期权的经验。首先在纺织行业中一些较好的企业中推行。即企业经营者有一定的购股权，自己掏一部分钱，银行贷给他一部分，购得股票后经营者就有收益权了，然后拿收益得来的钱还银行贷款，还清后，这股票就永远属于经营者了，他便有处置权、转让权、继承权。但是贷款未还清之前，经营者只能有收益权。实际上在美国，股票期权除了经营者之外，对重要的管理骨干、技术骨干也给购股权。比如现在以20元一股的价钱买企业的股票，也许五年企业搞好了，股票升值为100元，每股就可挣80元。这样就会使经营者看得更长远。怎么使股价上去，怎么使企业搞得更好，从而从根本上避免了短期行为。既使不是上市公司，也可采取相似的办法，可以给经营者一部分干股的购买权。
　　国企老总面前有两面镜子，一个是褚时健，一个是倪润峰。褚时健领导云南红塔集团17年，创造利税近千亿元，并打造了一个无形资产价值400多亿的红塔山品牌，可他晚节不保，私分数千万元外逃，一辈子的修行化为无期徒刑的牢狱之苦；倪润峰近20年来，从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国营长虹机械厂起步，把四川长虹打造成为全球最大的彩电研发和制造商， 他恪守本分，从一而终，带着四川省政府顾问的光环体面地退休。
　　有时候外国的东西不一定全是糟粕，股票期权就是个好方法。国家应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如经营者的期权收益等，使国有企业领导者的收入合法化。没有制度保证，把企业家的理性完全建立在个人的道德规范之上，就很难指望不出问题，特别是在他们行将离任的时候，占有权力的欲望会更加强烈，导致滥用权力，通过手中的权力实现自身价值的最大化。企业家也是人，我们总不能指望他们只做一个道德完善者，有时道德的东西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来支撑，在一片荒漠的物质沙滩上很难建立起道德的殿堂。在我国，像长城、三九、长虹这样的国企还很多，而像联想、TCL这样，成功地进行股份制改造，解决了企业激励机制和接班人问题的企业则不多。我们不能指望仅依靠企业家的个人能力和品德改变现状，否则，国企的进一步发展令人堪忧。 有鉴于此，必须在董事会中，建立一套有效的制衡与监督机制，并在这一前提下，设计一套薪酬制度来解决经营者的激励问题。目前来看，薪酬制度一般采取的形式有年薪制、持股分红、股票期权等， 国企老总的报酬实行“年薪＋股权＋期权”的形式，引入股权和期权的因素，把企业的利益与经营管理者的个人收入“捆”在一起。
　　我国的工资分配制度是不合理的，我也确实认为现在政府官员和企业家们的工资是比较低的，但是，我不认为当今社会贪污腐败的泛滥主要是由“低薪”引起的。“59岁现象”之所以发生，一部分是缘于这批家伙自身素质的低劣（尤其是那种贪得无厌的贪婪之心），缘于这批家伙利用了管理体制上的不健全，缘于我们社会用人制度上的问题。只有把这些问题解决了，才能从根本上遏制“59岁现象”。发达国家的“高薪养廉”对像我们这样人口众多、人口素质不高、经济又欠发达的社会是无法适应的，“高薪养廉”不仅解决不了“59岁现象”的腐败问题，反而会引起更多的、更深层次的社会问题。只有和群众结合起来才能取得最好的效果。
　　总之，国家应该出台一系列的法规和政策杜绝贪污现象的发生。我觉得反腐败还是个持久战，应该一代代的积累好的经验和方法。从思想上解除它。

参考文献：
　　《“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国企老总“59岁现象”》作者：蔡恩泽
　　《“59岁现象”及其高薪养廉》广州日报
　　《“59岁现象”和人力资本产权》作者：盛艳　盛乐　
　　《“59岁现象”简析》 作者: sandylake
　　小说《官运》
　　杂志《商界》
　　《五十九岁现象》作者：叶峰 　　

会飞的猫

提请领导层关注一下“49岁现象”

　　如今官方和民间对“59岁现象”都不陌生。“59岁现象”说的是某些临近退休年龄的官人抓住最后机会疯狂捞钱，结果把自己一世清白甚至身家性命都给搭进去了。本文说的“49岁现象”与此完全不同，“49岁现象”比“59岁现象”凄凉得多。媒体对此关注很少，“有关部门”似乎也没有特别的重视，所以特别写此帖以希望得到社会关注，特别希望得到领导集体的关注。

　　“49岁现象”是发生在国有破产和关闭企业里的特殊现象。按照现行规定，凡是纳入国家、省（市）级破产（关闭）计划的企业里符合提前退休条件的参保人员，可提前办理退休手续。办理提前退休的条件是：年龄满50周岁，或者连续工龄满30年，二者居其一者，就可申请提前退休。提前退休职工的养老金按当地企业职工养老金统筹标准计算，然后与法定退休年龄相比，每提前一年扣2％，不足一年按一年计算。假如一个企业职工在50岁时退休，因为比法定退休年龄提前了10年，他只能拿到当地社会统筹基本养老金的80％。这钱虽然不多，但也聊胜于无，总算有了“稀饭钱”。可有些人连这点可怜的“稀饭钱”也拿不到。比如年满49岁、48岁、47岁的职工。

　　破产和关闭企业里年龄不满50岁，工龄不足30年的职工怎么办呢？通行办法是一次性买断工龄。“买断工龄”的标准是什么呢？没有。各省市、各地区、各企业，都各不相同。要看具体企业而定。上周二，因为家里电视机出了故障，请一位专业维修师傅上门修理，我有机会接触一位被“买断工龄”的国企老职工。这是重庆无线电厂的技术工人，技术很好，而且讲信用，负责任，我们这一带很多人都找他修过电视机、VCD、功率放大器等等。为便于叙述，就称他为H师傅吧。

　　重庆无线电厂是老牌国有企业，80年代生产的“金鹊牌”电视机曾经风行一时，供不应求。后来因“种种原因”，其中就有原重庆市副市长秦昌典的“重大失误”、导致错误地用几千万元买回一堆废铁（过时报废设备）等原因，工厂一撅不振，最后以破产了结。几千名职工被做为破产企业人员打发掉。H师傅那一年49岁，工龄也差一年才满30年，不能享受提前退休的待遇。当时厂里此类职工也有一批，有关人员就以“铁心肠”处理，毫无通融余地。这些职工被买断工龄的价格是1002元/年，H师傅得到约3万元的“补偿”，从此就和工厂彻底脱离关系。据说，他们一起进厂的那一批人都是同样命运，大家拿着这不到3万元的补偿费伤伤心心地哭了一场，然后各走东西，为自己的妻儿家庭疲于奔命，颠沛流离，几年来有的人已经贫病而死，有的靠低保过日子。H师傅因为技术好，远近有些名声，靠帮人修家电勉强度日，维持到今天。

　　1994年联合国卫生组织对年龄的划分是这样的：44岁以下的成年人称为青年人；45岁至59岁为中年人；60岁至75岁为年轻的老年人；75岁至89岁为老年人；90岁以上称长寿老年人。可是在我们中国，49岁，48岁，47岁，是很尴尬的年龄。尽管按照联合国卫生组织的标准还属于中年人范围，可是在人力市场上已经“人老珠黄”。如今人力市场中盛行“35岁现象”，超过35岁的大学生已经不好找工作了，一个接近50岁的失业工人，重新就业谈何容易。

　　H师傅今年52岁，离可以领养老金的时候还有8年时间。他20岁参加工作，从学徒工干起，头一年月工资18.5元，第二年20.5元，第三年22元，三年期满转正，拿一级工工资，32元，再过一年定级，拿二级工工资，37元。80年代以后才逐年增加了一点工资，但也不多，最高时700多元。就这样在厂里干了29年，如今以不到3万元就被打发了，从49岁到60岁，这3万元还不够缴纳养老保险金的钱。H师傅说起这些备感凄凉。他的妻子情况还不如他，具体情况怎样，H师傅没有详细讲，我也不好细问。他们有一个女儿，上大学希望渺茫，H师傅尽力回避这个话题，但看得出他眼睛里充满无奈。H师傅说，唯一可以自我安慰的是，他和妻子以及女儿身体都比较好，几年里几乎连感冒都不得，假如有谁生场病，那就只有“彻底完蛋”。今后怎么办？他不敢想。

　　这就是“49岁现象”。全国的国有企业有多少与H师傅命运类似的人？他们的生存状态由何人关注？昨天权威媒体公布了国家决定给退休人员增加养老金的消息，强调要对退休较早、退休工资较低的人员“倾斜”。可是，与H师傅命运类似的人，他们连退休的待遇都享受不到，更别说增加养老金了。他们就不应该享受现代文明的成果，就不应该享受社会进步的欢乐吗？古人说：“一人向隅，满座不欢。”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改革，有权力忽视、有权力蔑视H师傅这些人的利益吗？我认为，如果H师傅以及比H师傅境况更糟的人不能得到改观，我们的改革成果必将打很大的折扣。

会飞的猫

49岁现象：知识分子缘何成“短命阶层”

文／陈艳

　　近日，国家有关部门公布的一个专项调查结果表明：我国知识分子平均寿命为58岁，低于全国平均寿命10岁左右；北京中关村知识分子平均死亡年龄为53.34岁，比10年前缩短了5.18岁。更有2002年对上海10家主要新闻媒体的联合调查表明，新闻工作者的平均死亡年龄为45.7岁，有人根据他们辞世的年龄特点，总结出“49岁现象”。
 
　　近年来有不少知识分子英年早逝，上个世纪80年代的“蒋筑英现象”又在知识分子身上重演。有资料显示：中年知识分子死亡率超过老年人的两倍，死亡年龄段多为45—55岁；最近5年来，中国科学院所属的7个研究所和北京大学的专家、教授共134人谢世，平均年龄53.3岁。

　　近年来英年早逝者就有：原新华社社长郭超人，小说家路遥、王小波，音乐家施光南，数学家张广厚、罗健夫，气象学家曾再顺，电力专家陈安乐，船舶专家华怡，物理学家蔡诗东、崔长庚、陈杨，力学家卓克聪……

　　生活、工作条件相对优越的知识分子为何反而成了“短命分子”？有关人士指出：对知识分子的健康监控和教育迫在眉睫。

　　脑子24小时运转：知识分子为工作透支生命

　　24岁的杨先生在中关村一家IT公司做程序员，体形很瘦，鼻梁上挂着一副眼镜，随身背着一个硕大的电脑包，一看就是典型的IT青年。“做我们这行特别费脑子，普遍流传的一种说法是，一个人最多做10年就不能再做了。”他说。

　　目前，杨先生已经做了近3年。最初是在清华大学附近的一家IT公司，那时候杨先生住在东直门，由于路上要花费2个小时，他每天早上6：30起床，顾不上吃早饭就往公司赶。“工作压力很大。”杨先生说，“主要是因为目前软件工程管理方面不完善，进度不易控制。比如说，预计一个项目可以在一星期内完成，而事实上编程过程中会出现一些问题，这时候为了赶时间就必须加班加点，保证项目在约定的时间内完成，否则要负相关责任。”

　　为了赶进度，杨先生平均每天晚上9点钟以后下班，甚至会在12点以后下班，极累的时候干脆就不回去，趴在办公桌上睡，睡醒了接着干。在这样的情况下，杨先生的晚饭通常是“随便乱吃点”。由于周六、日中总有一天用来加班，杨先生基本上没有锻炼身体的计划。

　　“去年有一段时间身体状况特别差，整天都没有精神，就是困。”在这样的情况下，杨先生辞职了。目前杨先生在另外一家压力相对较小的公司继续着自己的程序员生涯。

　　新闻工作者张先生目前就职于北京某家都市类报纸，在张先生所在的报社，每个记者每月要完成1万余字的稿子。为了给读者提供及时鲜活的新闻，记者们每天奔波在获取第一新闻的路上。

　　记者采访时张先生刚从医院看病回来。“干这个职业就怕生病。”张先生说，“发烧好几天了，还得天天出门采访，跟人打交道还要表现出愉悦、兴奋的样子。”三天前，发着低烧的张先生为参加一个博览会7点钟起床，坐了一个小时的车赶到会场，一直采访到中午12点，累得连吃午饭的胃口都没有。

　　由于新闻随时可能发生，记者的手机必须24小时开机，随时准备采访，这导致记者的生活十分不规律，甚至一日三餐都无法按时。“我们是日报，采访回来必须马上写稿子，写完才能放心吃饭。”张先生说。记者熬夜写稿也是常事，张先生最晚的一次是凌晨3点钟到家，连上楼的力气都没有了。

　　上大学时，张先生经常光顾健身房，现在，张先生已经没有时间去健身了，偶尔做几个俯卧撑当做锻炼。

　　宗先生则就职于紫竹桥一家著名的公关公司。“公关行业的工作强度和压力都比较大，要做好这份工作必须学会对时间的分配和对心理的调节。”宗先生说。

　　公关行业是服务行业，从业人员的时间必须得跟着客户走，所以不能按时下班是常事，加班也是常事。“每个周末都会有人加班，身边的人全都处于亚健康状态。”宗先生说。

　　为了调节自己的身体状态，宗先生坚持每天下班后走路回家，从公司到宗先生住的地方是3公里，宗先生把每天3公里的路程当作散步。每月宗先生还会抽出时间踢一次球，踢球的伙伴是在网络上结识的。

　　杨先生、张先生和宗先生的生活状态在许多知识分子身上都能看到，目前，“累”、“压力大”、“没时间锻炼”已经成为知识分子群体普遍存在的问题，在这种生活状态下，知识分子的身体状态堪忧。

　　心脑血管疾病成“头号杀手”：知识分子被潜在疾病包围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心脑血管疾病、高血压、疲劳综合症甚至过劳死等病症，正在威胁着知识分子的健康和生命。

　　“脑力劳动、精神紧张、饮食精细及高脂、城市空气严重污染、运动不足等，都是心、脑血管疾病的诱发因素。细数起来，知识分子把这些因素快占全了。”兰州医学院硕士研究生王先生告诉千龙网记者，心、脑血管疾病是知识分子健康的“头号杀手”。

　　高血压也是知识分子一个潜在的危险因素。王先生指出，它损害人体重要脏器，在遇到某些诱因时，便会引发高血压脑病、脑中风等。另外，经常不吃早饭、三餐不规律使很多年轻知识分子患上了胃病，还有的消化系统产生病变，而且还会使血脂升高。知识分子“静多动少”的工作特点导致腰肌劳损也成为他们的常见病。

　　医疗工作者、海波科技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凤兰则指出，“疲劳综合症”正在威胁着知识分子的生命。“一些知识分子长期超负荷工作，经常处于疲劳状态，当累积疲劳达到严重程度时，就会步入病态疲劳，形成疲劳综合症。”王凤兰说，“我有一个朋友死时只有42岁，诊断书清楚地写着——疲劳综合症。”

　　近年来，在知识分子中还出现了“过劳死”。兰州医学院的王先生提出，由于长期慢性疲劳而诱发的猝死称为“过劳死”。在劳动过程中，正常工作规律和生活规律遭到破坏，体内疲劳淤积，使血压升高、动脉硬化加剧，进而就会出现“过劳死”。

　　“工作紧张、过度劳累是‘过劳死’最大的原因，此外忽视健康的生活方式以及年轻人不注意自身的疾病征兆等，都是导致‘过劳死’的危险因素。”王先生说。

　　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心内科和医学心理学教授杨菊贤在一份报告中指出，知识分子的亚健康状态如果长期不纠正的话，在不久的将来，这些人中的2/3将死于心脑血管疾病，1/10将死于肿瘤，1/5将死于吸烟引起的肺部疾病、糖尿病等代谢病以及意外事故，只有1/10的人有望安享天年。

　　社会环境所迫：知识分子何以如此短命

　　知识分子的工作和生活条件都相对优越，为什么偏偏被众多疾病困扰，进而成了“短命阶层”？兰州大学哲学与社会学系李姓硕士研究生提出，我国的知识分子之所以寿命如此短暂，与社会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

　　这位硕士指出，与西方知识分子相比，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环境不够宽松，他们的忧虑多、心理负担重，种种问题和焦虑这对他们的身体造成了伤害。以大学教授为例，在西方，大学教授根本不用为科研经费的事情发愁，而在中国，大学教授拉赞助的情况多的是，大学教授还要分出精力来应付分房等生活上的问题。盘根错节的种种问题导致知识分子十分疲劳。

　　另外，知识分子的长期从事脑力劳动，压力大、处于疲劳状态也是导致他们身体状况差的原因。“过度劳累或者长时间精神紧张，会使身体的自主神经系统功能紊乱，引起体内主要的器官和系统失衡，比如发生心律不齐、内分泌失调等等，严重的就会导致全身的应激状态，从而引发疾病甚至死亡。”兰州医学院的王先生说。

　　心理负担重也在伤害着知识分子的身心健康。“知识分子的成就动机很强，他们长期处于心理亢奋期。甚至晚上睡觉的时候脑袋‘开天窗’，眼睛闭着，脑袋仍旧在不停地运转。他们对于工作的概念远不是解决温饱，而是要抓住机会，成就一番事业，为了事业他们甚至愿意搭上性命。”海波科技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凤兰说。

　　忽视健康的生活方式、不注意锻炼身体和放松自己也是导致知识分子体质差的主要因素。“知识分子必须学会放松，劳逸结合，但现在很多人连每天抽出30分钟去锻炼都做不到。”王凤兰说。

　　内外因共同作用：让知识分子学会珍爱健康

　　“让自己健康是知识分子义不容辞的责任，必须让他们认识到这一点。”兰州大学哲学与社会学系的李姓硕士研究生指出，“知识分子以极其认真、顽强的精神工作，也应该以这种精神去追求健康，因为只有他们健康才能为国家和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上海黄浦区中心医院内科副主任樊雨良提出，必须要对知识分子实行健康监控。“许多中年知识分子的病死是猝发的，但病因却是积累的、渐成的。据统计，50%的心肌梗死病人平时只会偶尔出现胸闷和胸痛的现象。而造成猝死的冠状动脉疾病、主动脉瘤、心瓣膜病、心肌病和脑出血，都是隐蔽性很强的疾病。常规体检的目的本来是发现并预防隐蔽性疾病，但我们没有一个系统来监控体检结果，进行健康干预，使体检的作用大打折扣。”

　　樊雨良建议，领导重用中年知识分子的同时，也要从健康上关心他们。单位应为知识分子建立健康档案，就象人事档案一样，有专人负责。每年体检后，都应归档以备查用；在体检项目上，也应根据知识分子工作特点，重点监控与高血压、高血脂、肾病、糖尿病特别是隐性冠心病等有关的数据；针对有些知识分子对健康体检不重视的情况，做好健康宣传和教育工作，甚至推出规定时间内未做健康体检就不予上岗等强制措施，促使知识分子提高疾病防护意识。

　　“党政领导们应将这些工作作为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实事来抓，要作为年终政绩、工作实绩考核的重要内容。”樊雨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