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飞猫与网友的回复: 网友说: 你看到的只是表面现象,在我们现实生活中确实充斥着大量的西方文明,比如我们现在使用的电脑及其软件,我们的现代科学,我们的工业文明,等等,不然我们难道还穿旗装,用算盘?把西方好的东西容合到中华文明中来,过去几千年都是如此,中华文化本来就是个不断进化的文化,东亚国家也过中国的农历节日,文化容合也没有什么不好的。还是那句话,师夷长技以制夷。 飞猫说:
“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是清朝鸦片战争失败後,以魏源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强调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反击外来侵略,这句话成为近代中国探索国家出路的先声。 问题是:清朝何时何地真正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人们听到的只是漂亮之言,看到的却是清王朝衰亡之事。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用市场换管理、换技术、换资金,究竟换到了多少?用学到东东可曾制夷过?我想这个问题很多中国人都可以回答您。
中华文化延续了五千年,证明了它的生命力,被别的文化容合是不可能的,大可不必忧心忡忡。 飞猫不认同您的这种观点。这是一种墨守陈规、抱残守旧的思想价值观。前人的思想、方法,后人就只是依葫芦画瓢吗?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吗? 中国经历了近代百年的屈辱史,从一穷二白、百废待兴的艰难格局里重新走上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使中国人重新站起来,挺直了腰脊,这与党的英明领导,党的功劳是分不开的,人们应该予以充分肯定的。 中国自经历了改革开放发展至今,贫富两极分化、社会道德风气日益低下的情况日趋严重,特别是农民的生活日趋艰难,很辛苦,很危险。对于两极分化,社会矛盾恶化的问题,西方一些国家如芬兰、新西兰、新加坡、瑞士、瑞典、澳大利亚……等,就做得非常好。人民安居乐业,生活幸福,没有较大的贫富差距问题。 在运用国家权力杠杆调节贫富差距方面,有“杀富济贫”的个人所得税、公司所得税、个人遗产税等,有社会福利救助政策,有义务制教育,有免费医疗等等,而中国目前的税收方面,还处于“杀贫济国”的阶断,工薪阶层占纳税总额比例的第一位,政府税收征管体系的漏洞、不合理之处尚存在不少。教育、医疗、房产、国营企业改革……等许多方面都存在许多问题。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近十几年,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加快,2003年中国国民人均收入已突破1000美元,2004年GDP增长9.5%。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些社会问题,基尼系数超过了0.4的国际警戒标准,经济纠纷、民事纠纷增加,群众上访事件日益增多。 世界经济发展,世界城市发展的一般规律表明,一个国家的国民人均生产总值达到1000美元至3000美元时,这个国家就进入了社会转型关键时期。这个时期,既是一个“黄金发展期”,也是一个“经济容易失控,社会容易失序,心理容易失衡,犯罪容易高发,伦理需要重建”的“矛盾凸显期”。这两种矛盾对立的社会现象是“同时并存”的,是一种正常的社会现象。“黄金发展期”意味着社会的“盛世”,对社会起着巩固、加强和发展作用;而“矛盾凸显期”意味着社会问题的叠加,对社会发展起着削弱、腐蚀甚至“颠覆”的作用。 在这个阶段,如果各种矛盾处理得好,平安渡过,一个国家就可能比较顺利地进入更高发展阶段的轨道。如果处理得不好,各种社会矛盾激化,酿成严重危机,将使社会陷入停滞,徘徊,甚至倒退,多少年缓不过劲来。世界上的一些国家和地区,曾在上个世纪70年代经济起飞后进入这个时期,但后来却走上了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一些发展顺利的国家和地区,比如东亚一些国家,如今人均GDP达到了1万到2万美元;而一些没有解决好社会矛盾和发展问题的国家和地区,至今人均GDP还停留在不足4000美元左右的水平,并且社会矛盾非常突出。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经济学界常说的“拉美陷阱”,“拉美病”和“拉美化”,指的是一些拉美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了严重失控现象。 …………
纵观历史,每一次大的政治经济变革都伴随着一场政治经济文化的变革,常常是是新的政治经济文化先于政治经济变革实践而形成,思想文化的大辩论、大鸣放、大字报,常常是国家政治经济急剧变革的先兆。一种对现实世界的无奈、迷茫、困惑,一种求是、求志同道合者、求解决之道……外显的强烈需求和表现。
例如洪秀全的“天朝田亩制度”、康有为的《大同书》、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近代的“五四运动”、“白话文运动”……。那些率先感受到先进的生产方式的先进的思想、观念通过各种渠道传播开来,并逐渐渗入到社会公众的生活方式当中,形成了新的政治文化,从而成为推动改革社会的巨大力量。在西方,反映早期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规律内在要求的自由、平等、人权等思想和理论广泛地传播并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可,并经过长期的历史的积淀内化为社会成员普遍认同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到后来,它成为资产阶级革命和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建立的大众心理基础。 先哲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历史上,任何一个统治阶级在思想文化领域如果不坚持以本阶级的思想作为统治思想,它在经济、政治等领域的统治地位也坚持不住。例如前苏联在思想理论文化建设方面差,形成了西方国家一枪不放就瓦解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原因之一。 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不仅在很短的时间里引进了几乎所有的西方社会科学学科,而且史无前例地建立了一套完整、规范的学科体系,形成了一支庞大的专业研究队伍。今天,在各个领域社会改革飞速进行、各种社会问题纷涌而至的特殊时代背景下,人们对中国社会科学的期望可以说是与日俱增。特别是,经过将近一百年的文化运动和思想革命的洗礼,中国人今天似乎更加意识到制度变革的重要性。比起当初的“维新”、“共和”来,只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制度变革才真正显示出其巨大的建设性力量,只有“改革开放”才开始把中国近代以来千呼万唤的制度变革落到实处。然而,令人深思的是,中国社会今天所经历的巨大变革绝不是某种出色的理论的产物,而是出于多年政治动荡的惨痛教训;在改革从“一波三折”到平稳发展的过程中,中国社会科学似乎也没有提出太多的理论资源来指导它,更加行之有效的原则却是“摸着石子过河”;最有趣的是,在改革带来了一系列思想、道德及制度的问题之后,似乎没有一个社会科学学说能对之作出真正令人信服的理论解释,或提出一套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 21世纪的今天,中华文明原有的巨大影响力正在日益失落中,西方文化正在日益侵蚀、影响中国人的大脑、思想阵地和行为生活(例如圣诞节、麦当劳、肯德基、可口可乐、迪斯尼、好莱坞大片等)。中华文明昔日的辉煌,已成为昨日之黄花,实值得大多数国人深思与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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