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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与大师之间的激情碰撞，在管理学界莫过于戴明与德鲁克在目标管理方面的截然不同的观点。
在这一碰撞当中，谁都难以说是赢家。德鲁克显得有些无奈，因为绝大部分人误解了他所谓“目标管理”的真正含义；戴明则显得有些孤独，因为媒体对目标管理这一“划时代意义的概念”的追捧，把他苦口婆心的反对声彻底地淹没了下去。
戴明为何反对目标管理我在前面简单梳理了一下，事实上，戴明的反对并非没有道理。尤其对于目前正在热烈追捧目标设定、考核、奖惩的中国企业来说，戴明的反对更加的振聋发聩。
目标设定有其固有的难点，有两个难点是与生俱来的，所以往往带来操作中的困难。
一是难以达到目标的完整性。
也就是说，我们很难设定一个既符合SMART原则，又能准确反映我们真正想要得到的东西的目标。举个例子来说，我们希望得到的教授们能够具备足够的研究能力，但是我们一般会采用在权威学术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数量来作为衡量的标准。
我们都知道这样设定的缺陷：教授们有足够的理由去通过其他的方式来促成自己的发表。至少我所知道的很多研究生，为完成论文发表的任务，不惜出钱购买版面。
这个难点带来了大量的博弈。员工出于自利，会采取各种方式来使得自己的帐面表现尽可能的好看，但未必是朝着公司希望的方向努力。比如公安局以出车历程考察警察勤勉，导致的警车没事绕城跑；以抓获犯人考察警察勤勉，导致多人冤枉入狱。
二是难以达到目标的可控性。
我们都知道，达成一项目标的影响因素至少有两个，一是个人的努力，二是一些随机因素的影响。我们往往难以在设定目标和评估的时候剔除随机因素的影响，因而结果运用时就带来很多的不公平。
比如同样两个业务人员，一个非常努力，但是所在区域由于竞争对手重金推广，导致业绩很不理想。另一个吊儿郎当，但所在区域有一重量级代理冲公司品牌投奔，导致业绩一不小心大幅上涨。在他们两个孰优孰劣的问题上（尤其在对这一过程并不非常了解的情况下），我们该如何判断？
这两个固有的缺点，加上很多人执着于将目标实现的结果一定要与奖惩挂钩，是导致戴明炮轰目标管理与绩效考评的主要原因。
德鲁克的无奈在于，人们曲解了他的伟大思想。在国内有关德鲁克目标管理的解读当中，管理学家杂志的专栏作家刘文瑞的观点可勘一读。他认为，德鲁克提出目标管理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是在西方专业化分工成熟的情况下，为消除过度分工带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问题基础上。
“西方的目标管理，有两个重要的前提，一是专业化，二是程序化。从亚当?斯密以来专业化的发展，从经济学强调的技术分工，到管理学强调的职能分工，再到政治学和社会学强调的社会分工，西方已经变成了一个广义的专业化社会。这种高度发展的专业化，在经营管理上为“做得好”创造了充分条件。但“做得好”不等于“做好事”，专业之优不等于效果之优。另外，从泰罗、法约尔以来的管理技术发展，使企业经营的过程得到了高度重视，从计划、决策、战略，到组织、人事、激励、沟通，再到控制、监督，每个环节都有深入的研究，为恰当安排经营活动提供了科学依据。但局部科学不等于全局合理，片段之优不等于整体之优。在这种背景下，德鲁克提出了目标管理，其基本目的，就是消除过分专业化和过分程序化带来的只见局部不见整体的局限，谋求整体经营效果的改善。”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搜一下刘文瑞的“目标管理的错位与过时”一读。
而目前所谓“目标管理是洋垃圾”等愤青论调等，则是在对目标管理及目标管理的缺点都没有深刻理解下的盲目否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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