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时代，魏征曾有“忠臣、良臣”一说，“臣以身许国，根据正道来做事，绝不敢对陛下有所欺蒙。但希望陛下让臣做良臣，不要做忠臣。” “良”是好的意思，相对而言不带感情色彩；“忠”是体恤，常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所以被人类赋以“褒义”，并常为人所称道。 “良”，是基于国家生存之道、以民为体来说的，对于组织来说，是基于组织的发展大计、长治久安，这是压倒一切的原则，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而“忠”，是基于国之主、组织的最高决策者（或许是自己的老板、以权力为象征）来说的，以人为原则，则未免失去偏颇。 古往今来，良臣有如魏征、张良、诸葛孔明、张学良者，而身极易遭不测，但却千古留名，为万世所景仰；忠臣，如和绅者，为“奴性气质”所驭，常受取阅于上司，为一时之红人，但终究逃不了历史与时间的惩罚。 柏拉图说，“人的意识是第一性的”，吾深以为然。也因此，许许多多的领导者就如此这般被“自己的意识”所迷惑。从来成功者都是被逼出来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如果环境和谐，个个乐在当今，哪来挑战未知的勇气？古往今来，多有领导者赏识忠臣而为良臣所恼／制，所以近待多有怕“怕掉脑袋”、“成了炮灰”者，一个个向“忠臣”发展，则久而久之，一团和气，内部的视角越来越小、盲点越来越多、创造性渐渐丧失，组织无从发展，消极的等待着被取而代之，或是汰旧换新。 现今的公司组织，以利润最大化为存在的依归，兼具“道德与责任”的双重困境，但终究逃不过以“利润”为核心的宿命。组织里主人翁少，打工者多，亦是一种商业交易，在道德信仰逐渐淡化的当今华夏，“有目的的”存在于组织的各个角落。 当家的人希望下属干（创造的利润）得越多越好，索取越少越好；非当家者，希望越轻松越好，组织的回馈越丰厚越好，事越少越好，最好不用动脑。但终究来讲，组织的存在就是一家人，除去一些灰色的情感、责任不谈，共同选择的结果，导致利益终究是一体的，只是风险不同、权重不一而已。但是共同的目标是有的，那就是：把利润做大。 把利润做大，组织做强，则须要全员的参与，古语云“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如果下属的创造性与优势不能发挥，则组织单靠几个“诸葛亮”终究成不了大事的，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就是诸葛亮太多了，所以无法“兴复汉室”。 走过多个企业，发现做为下属者很少能够担负起组织一员应有的角色，主要的表现是上级主管说一是一、说二是二，唯唯诺诺，虽心有不爽，但“寄人篱下”，也不好说什么，主观能动性差，不敢于挑战“主管”、挑战“权威”（当然，这是需要冒很大的风险的，往往弄不好碰一鼻子灰，更有甚者还可以毁了“钱”、“前”二途），这在很大程序上限制了组织的发展。 组织需要更大程度的去除“诸葛亮”身上的“戾气”，多学学曹操的优点，把组织的氛围协调成为一个开放、敢于建言、宽容犯错的环境。 做为上司，有义务承担起营造这个环境和引导部属的职责； 作为下属，要去除身上的“奴性”，敢于做一个“良臣”，提升自己、强化组织，要有当“炮灰”的心理准备。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不是每一个老板都是“盲”的，客观上讲，每一个组织、每一个老板都需要“良臣”，所在在这个市场上，“良臣”永远都是供不应求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