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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好文读来满口余香：无知无畏的疯狂
高小勇 转自：凯迪网络
2003年4月，可能成为一路高歌猛进的中国经济的转捩点。
说来不禁怆然噙泪。
没有什么决策错误或民心向背。新一代更谙经济自由和市场力量的新锐领导层，刚刚开始排兵布阵；以民营企业为主要突击力量的中国经济，在刚刚清点完一季度斩获正厉兵秣马重新集结；当政治文明建设以“少报道领导少报道会议”的不经意一笔，刚刚让新闻界被怂恿被鼓励，一大块被后来叫作“萨斯”的不测风云，森然驾临了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我们的经济。
在萨斯阴影越发森森糁人时，惟有沉着清醒，才能以最小的代价化险为夷、转危为安、运筹乾坤。国难时，无知无畏和惊慌恐惧这两种疯狂都需要制止。北京两位“无知无畏”的阁员被制止了。我们不是向往公民社会吗，那么就应该在这次国难面前学习作一回负责任的公民。
4月的一期南方周末和它的一位博士作者却表现了另一种无知无畏的疯狂。那位博士在该报发表文章断言《非典不会感染中国经济》；接着把这位博士当经常嘉宾的北京电视台经济节目主持人在画面上笑嘻嘻的向人们报道了这位博士的高见。这位博士1234地罗列了过去的宏观经济情况，说它很好；然后据此断言：由于此，非典不会使它将来变坏。那位博士的原文不难找，其中逻辑是否如此不难鉴别。非典这个约束条件出现了，不假设它将导致经济什么样的新的因果关系，却将尚不清楚本身将受何种影响的总量作为约束条件，论证它将影响非典于无影无踪。我当天晚上写了分析非典的经济影响文章，认为那位博士的说事方法有问题。这位博士反驳了我，并嘱人将反驳转交给我。我觉得这位博士的反驳与其说是反驳，毋宁说是不道德的暗示；不负责任地暗示他的妄断是政府言论管制的结果，他又成了大众道德偏见的受害者。与他那篇发表的文章一样，见不到些许科学精神却又少不了造作与滥情。
我从不以为，一个得罪忤逆大众和其他什么势力的科学假设推测是不道德的。哥白尼当年的太阳中心说，就很忤逆大众的地球中心说的“常识”，让地球上的人觉得很没面子；讲地球在太空中的位置很卑微，在当时的人们看来是“极不道德”，也“毫无良心”。但如果我们要求哥白尼讲道德，真相我们就不得而知。但他是认真的，所谓“认真”的，是指他坚持他那门学问的科学逻辑。这就是凡自许学者的人务必要敬畏的良心道德标准。这个标准，并不是看你的研究结果是不是刻意反对大众或政府，或是不是存心要拥戴附和大众及政府，而是看你对你从事的那门学问的逻辑，是否有始终如一的恪守和忠诚（实际上，逻辑彻底了常常会招致双方的怨恨，尤其对社会科学而言。这是大哲学家罗素经验之谈）。不按自己那门科学的逻辑妄断世界因果，是既无学术道德又无学术良心的。尤其是在政府通知媒体对非典报道不设底线的背景下，在国难当头时，在一张有影响的报纸上，做既不见科学假设也不见经济学逻辑的标新立异判断，以学者身份妄断国难，难道不应该被指出，不该遭谴责吗？难道我还要为此喝彩叫好，才“不失体统”？才不是“无耻小人”？才不象“公牛”？才是一个合格的斯文儒雅的编辑？真见鬼。
我在《中国经济猝迎不测风云》文章里简单用价格理论作了两个假设，一是把非典作局限条件，将它与民航生意萧条作了因果联系，说非典具有的危险已让消费者心理感觉乘机的代价已不仅仅是机票价格所反映的那个“价格”了，于是需求萎缩。在此基础上，我批评了那位博士对民航萧条的误读，把民航萧条作了个一般化的处理，抽象为大量买卖交易活动的减少，并用广交会的事实作了简单证明，最后作了第二个假设“蛙跳”：非典将使买卖交易活动大量减少，合乎逻辑的结果是：非典影响我国经济。至于对哪些行业是正面的，哪些行业是负面的，你完全可以根据非典这个局限条件对各个行业所蕴涵的成本收益去处理。经济学的逻辑，就是用你发现的局限条件下的成本收益将假设的因果关系联系起来，而不是王顾左右而言它。根据现代科学哲学对假设知识的要求，我这两个假设都留下了反驳实证途径。至于交易买卖活动量与GDP是个什么关系，这是常识，是无庸赘言的事，也无须经济学、价格理论再劳神，喜好统计，数理模型的人刚好大显身手。
理性推测非典后果，事关沉着清醒。我在文章里没有向上面那样说得那么理论，尽量从亲历小事大白话说来。很不幸，我们那位博士不懂，他说他是从GDP角度谈的，比如家庭劳动就不计入GDP。我真不知他的GDP有多高深莫测，神秘得竟与买卖交易活动量怎么不沾边；而且，我跟他谈的那个“活动量”就是经过“买卖交易”，要计入GDP的；你扯个家庭劳务出来干什么？显得你渊博？要给我们大摆GDP课程的筵席？事已至此，荒诞滑稽就再所难免了：他宣布，我说的与经济学无关。
一、相关案例
说一件事情现在怎么样，然后以事实解释事实，以这件事情本身当论据，一厢情愿地预测这件事情的将来。这是不少研究宏观经济从业人员的老套路，走的人多了，这块领域渐成气功师、算命先生练功卜卦的固定场所；注大注小随意，但务必喧哗，赚钱不赚钱，圈圈要扯圆，反正赌输赌赢又不会扣工资；同时，不少中国媒体注视经济问题的眼睛向来睁得无知却圆大，哪里分得清谁在洞察讲道理，谁在打妄练气功；于是，这种没什么成本只有被围观出名收益的赌博游戏，自然有趋之若骛的繁华和乐此不疲的追求，闹剧自然也要一出出演来。急性子看官可稍安勿躁。
比如非典之于中国经济的话题，不少人已是气沉丹田，运通任督二脉了。性急的早已“呀”的一声窜立台上瞪眼飞沫了。如最近新浪网上，赵晓与盛洪对练；宏观信息网上，王建则金鸡独立。
我之所以要提到上述几个经济学家和博士，是由于他们旧帐未还又在借钱。
在我对那位博士的非典无碍经济论表示异议后的某一天，赵晓博士给我打电话，说人们对非典过分恐慌。他说话急促且响亮，象一挺机枪猛烈喷吐于你。但看来大多放的是空枪。因为我现在能想起的就是他好象还扯到了美国的诺奖得主诺斯，非洲的奴隶。记得他提到的这两个东西，是因为我当时对这种举例表示了不屑；说因果关系，不在恰当假设中的事实和引证毫无意义。我的观察是，科学说事，若没有用那门特定学问的逻辑，独出机抒地构造出一个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假设，而是罗列一大堆事实，用事实解释事实，都是可疑而无须费心的垃圾。这种龙门阵，好一点的是新鲜故事琳琅满目，象一个没有一点审美感觉的满身披红挂彩的庸俗妇人；差的就是堆积数据，干瘪如风烛残年的老头。这些东西跟不滞于物、简洁优美的科学猜想根本不搭界。我让赵博士换个电话再说，他便失踪了。
其实，他撞上门来我是有话要问他的。就在前不久，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制片人找我咨询伊拉克战争节目如何作出新意，考虑央视局限，我建议作一期“伊拉克战争是不是为打垮欧元”。在此之前，王建发表长文说美国对伊动武是为打击欧元。此文影响很大，据我了解，此文影响了相当一批官员。我让刚从亚行东京办事处进修回来的原央行办公厅的高善文博士作个一般的价格理论分析，回答美国要保卫的所谓的金融霸权大致值多少钱，通过打伊等手段打垮欧元大致要花多少钱。文章分析结论出来，很难想象美国会照王建的安排，行得不偿失的傻事。我在央视用价格理论还为他们作了个简单咨询，我认为美国愿支付伊拉克战争的成本是为收益安全。911后的美国，恐怖主义带来的的不确定性，及反恐措施给买卖交易带来的不方便，都使现在的美国比以前“贵”了，需求是怕价格高起来的地方的；可以观察到的事实在发生：外国投资向来居全球之首的美国，近年资金流出大于流入；少了投资就少了交易，少了就业；少了交易和就业就少了利润和收入，少了利润和收入就少了购买，少了购买就少了GDP。那美国怎么让自己又“便宜”起来呢？那就是供给安全。而911就让美国人知道，安全这种产品仅靠国内的产出，是难以满足这种需求的。这种需求要在国外满足，911就是进口产品。而阿富汗、伊拉克是大致能满足安全需求的地方。在美国人看来，伊拉克就是孳生恐怖主义分子的地方，它与阿富汗都是一个国家，竟有意无意间都在向恐怖主义分子发信号，上它那里去安营扎寨，在它那里可得庇护。比如，萨达姆政权就向巴勒斯坦“人肉炸弹”家属定期抚恤，毫无人性地鼓励人们自杀。既然911从国外进口了恐怖，美国人看不出来又有什么理由不去国外进口安全。只有在那个地区给以色列找个弟弟，再加上原来的温和国家沙特、科威特构成的基本格局，有力抑制恐怖主义，美国才能便宜下来，才能重新繁荣。
“世界之胃”的重新繁荣，我看不出对世界有什么坏处，尤其对每年向美出口上千亿美金，2800万人以此为生的中国而言（以去年3000多亿美金中对美出口1200亿，推算7000多万外贸人口中的对美贸易人口）；也看不出世界经济的血脉-------石油，便宜下来会伤害谁的利益，是石油日渐枯竭日渐依赖进口的中国？因此，我实在看不惯那些成天在电视上替人谋划如何“大量杀伤美军”的所谓军事专家们。他们的爱国反战人道主义实在是离谱得很。美军大败，萨达姆麾下的恐怖分子履世界如平地，你就心满意足了？世界与中国经济就大大发达了？萨达姆治下的人道主义危机怎么不见你吱声？怎么不见你诉慈悲、你说人道、你去申请上街游行抗议？
无意间看到《经济半小时》播出我建议的伊战与欧元的节目，见到嘉宾赵晓博士与主持人竟扯到美国用导弹运送民主云云，我震惊地傻看着屏幕，欲哭无泪。如果那台电视机是我的，我拿不准是不是会将它砸个稀粑烂。赵晓起码自许是经济学家吧，美国什么时候不计成本地在世界推销过他那套关于个人与社会，政治与经济的价值观？美国人在他自己国内是舍得支付这些代价的，花样繁多开支不小的选举，耗费巨额交易成本的细致详纳的法律实践等等。美国人自私得很，对自己那套东西不花钱少花钱倒可以推销推销，让他掏钱到另一家搞民主那是没门的事。这次要在伊拉克搞民选，那是跟二战时占领日本一样，反正钱都花了，就搂草打兔子，顺便的事儿。美国人二战时什么时候才宣战的？他若不计成本推销他那一套，他干吗不在中苏两国没有原子弹时就把你灭了？不能说他不愿望和向往全世界的国家都跟他一个样式，但有成本代价的局限嘛。美国人可没有我们曾有过的政治哲学：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把老婆、朋友当听众，如此茶余饭后说说，快活一把没什么不可以；但在公共场合，一个自许为经济学家的人如此离谱地论说公共问题，实在是太骇人听闻了。我与此节目有瓜葛，我恼羞成怒。
接着，他和盛洪跳起了非典双人舞，在新浪网上继续宏观地是似而非。最有新意的是他把股市和非典联系在了一起，严肃郑重地警告当局要注意非典股市的危险。我实在不想再痛苦地理论下去了。我做个有约束条件的推测放在这里以待事实反驳：假设非典局限不变，且未有新的重大市场局限出现，股市机会多多。原因是，非典感染的危险使许多买卖交易活动成本增高，而资金总要找事做；在此局限下，股市交易显然让人感觉是一种比以往“便宜”的投资活动，因为买卖现在大多可以通过电话实现，没有被可能传染非典这个代价；让人感觉便宜的交易方式自有更多的交易需求。我做的这个交易活动替代假设，与我在浙江卫视看到的一条新闻事实，那天那家商店自行车销售是平时的5倍，其中道理与我假设同理，只不过一个是行业替代的发生，一个是推测一种交易活动将发生替代。实际上有许多“替代”在发生，想发财就留意去推测，而不是预测。
盛洪的错是最不可思议的，我至今也想不出他为何要出错。盛洪前两年主持搞了个很有名的模型，重要的结论是美国经济的一个百分点将影响中国经济七个百分点。2002年底，中美两个经济的事实情况，判决那个曾让盛洪深感得意的模型是垃圾。但不少研究所谓宏观经济的人，并没有从去年出的洋相中汲取教训。一是王建，即使去年底的中国经济增长情况让预测大跌眼镜，今年初他仍高深莫测地说，中国经济并不乐观。他的根据并不是现在的非典，而是欧洲的资金往美国去得并不痛快；美国不行，中国经济自然戏不大。这实际上说明他在那个时候都没明白2002年的经济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还拿着较长时间影响着宏观经济研究界和决策层的那个教条说事。那个教条说的是发达国家经济与中国经济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关系。盛洪那个模型证明的就是这个结论。当然在这个教条下，格外注意美欧经济的王建，根据美欧情形说中国的事就行了。但由于他对价格理论完全没有感觉，去年表达忧郁，今年初继续忧郁。在局限不变的情形下，命是可以算的，卦是可以卜的，可能蒙对可能蒙错，不会太离谱。但局限一变，丢人就丢大了。去年经济尘埃落定，有多少经济学家灰头土脸？
美国经济不景气，收入降低这个新出现的局限条件意味着什么？据我了解，最早察觉它将引来新的经济因果关系的人，是国家统计局综合司司长郑京平。去年10月前后，我在央视策划了个节目，由于实施的记者人不熟，我便带着摄制组去统计局找到郑。郑京平帮我们完成了2002年中国经济增长将首次突破10万亿大关的推测性新闻。好久没见，采访完后与郑聊天，他聊到了这个问题：美国经济不好，它就更应该买中国的便宜呀。
郑京平提到的这个新出现的局限非常重要。好的假设就是一个局限，可势如破竹地解释和理解一连串事实，并能逻辑地推测出大致的对，不会产生精确的错。卜卦算命就是罗列大堆事实，然后靠事实解释事实，预测没有逻辑必然性的结果。我为中国新闻周刊写了《大面积缺电泄露中国经济走势》一文，并让央视又头条报道了这条推测性新闻。用美国人相对变穷这个局限，与要买便宜构成一个因果假设，解释中国外贸增长强劲；解释外国人更要来中国生产便宜，导致2002年来华外国直接投资超过美国；解释外需拉动国内生产制造，生产又导致生产资料涨价，又导致煤炭电力等能源的紧张。并进一步假设，如果美国经济步日本后尘，成为世界性需求不足的第二个落水者，发达国家收入下降这个局限不消失，推测中国经济一两年内可以高枕无忧，2003年将比2002年更好。根据此，还建议把精力相对集中到制度创新上来，不仅要产品便宜，而且要让整个国家从制度上便宜下来，从而才可获取和保持在全世界的长久竞争力。
但非典降临，新的局限将导致新的因果关系。今年一季度经济的强劲增长终于让宏观经济学家们一致乐观起来，即使非典出现他们也认为问题不大。姑且不说那种老要事实来纠正的预测有什么用，恐怕他们这次又错了。
他们没有多想想，他们用来预测的宏观经济情况是什么带来的？是由于经济不景气而相对变穷了的西方人心理变化了的价格感觉带来的；相对穷了，才有了对便宜的需求，才感觉了中国的便宜，才产生了对中国便宜的需求，仅“世界之胃”去年1200亿美金的需求创造了中国百分之十的GDP。那么，非典之后的中国，被划为所谓“疫区”的中国，还会让人感觉便宜吗？尤其是对生命代价要价高得多的西方人来说，还会感觉中国便宜吗？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是中国经济的两个发动机，他们贡献着中国举足轻重的GDP。世界大投资商必读的大报，美国的《华尔街日报》的一篇分析文章，将世界历史上发生的几次流感也追朔到“中国的南方”，分析那里的猪与鸭，然后是人，如何相互酝酿疫源体的。这些分析报道会让人感觉珠三角很“贵”的，那里出来的产品也不会再让外国人感觉便宜了。上海的繁荣与外商高度糜集相关，若你是分外惜命的外国人，你知道非典的危险，在这样的成本下，你如何行为，如何选择？我去年去过两个三角洲调查，回想起它们的繁荣和生机，如今又面对这个问题，却只有以泪相迎。
非典使许多行业的买卖交易量在继续大量减少。广东的格兰仕，四川沱牌曲酒的朋友在电话告知我，现在市场活动的异常艰难。关键是人们现在认为去商场可能有很大的成本。格兰仕上门推销，并帮助客户家庭消毒；我希望自己能帮上忙，建议要信号明确的告诉客户你用什么消毒，在广告里明确；但他愤怒地说，电视台根本不讲信用，不依事前定好的合同，广告随意涨价-------我在电话里感到了他们焦灼、紧张、无奈和愤怒。
国难面前，学者、尤其是将与国难越来越高度相关的经济学者能做些什么？我想可能就是对国难条分缕析，澄清因果疑惑，好让人手起刀落。深夜独坐，我问究竟谁错了？我倒真心希望他们预测的结果对了，但我又觉得他们那样的方法对不了。那又从那里错起的呢？
二、假设与假设的起始点
三、总量经济为何遗忘价格理论
四、为何要出版海外学人点评国内宏观经济研究文章专集
全文约20000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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