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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人们的实际社会地位与他们对生活的满意程度
人们的实际社会地位对他们是否满意自己的生活状况有很大的影响。根据‘
我国社会稳定研究课题组’的调查有如下结果。
下岗失业人员对自己生活状况最不满意。从就业角度看,绝大多数在岗人员
对自己的生活状况是满意的,而下岗失业人员中1999年有70% 的人对自己的生活
状况不满意,2000年这一比例近占一半( 见表9)。
低收入人群对自己生活状况最不满意。从收入水平看,虽然在不同年份人们
对自己生活状况的满意程度有所变化,但明显存在一种相关关系,即收入水平越
高,对生活状况越满意;反之,收入水平越低,对生活状况越不满意。年收入在
三千元以下的群体对自己的生活状况最不满意( 见表10) 。
收入水平下降的人对自己生活状况最不满意。从收入增减的角度看,绝大多
数收入增加的人对自己的生活状况表示满意,而绝大多数收入下降的人对自己的
生活状况表示不满,1999年这一比例占2/3,2000年占1/2(见表11) 。
若以1 分表示对生活状况不满意,用5 分表示很满意来反映不同收入组或不
同类型人群的满意程度。根据‘我国社会稳定研究课题组’资料19,从不同年龄
组比较,31-50 岁之间的4 个年龄组满意程度最低,在3.02-3.15 分之间;从不
同收入组比较,最低收入满意度最低,只有2.82分,而最高收入组满意度最高,
为3.69分;从不同职业分类比较,下岗失业和非技术工人满意度最低,分别为2.67
分和2.97分,离退休、干部或经理、高级技术人员满意度最高,分别为3.48分,
3.47分和3.46分;从不同文化程度比较,初中和高中文化程度被访者满意度最低,
分别为3.14分和3.16分,而研究生及以上文化程度被访者满意度最高,为3.90分,
其次是大学文化程度者,为3.46分;从不同城市比较,上海和贵阳居民满意度最
低,分别为2.98分和3.00分,而厦门居民满意度最高,为3.53分(见表12)。
显然社会的下岗失业者、低收入者和收入水平下降者、边缘人群或者弱势人
群是输家,是不满意者的主体,社会的高收入人群、主流人群或者强势人群是赢
家,是满意者的主体。这种大范围的不满情绪已经变成破坏中国社会稳定的催化
剂,它的迅速积累甚至有可能演化为社会动荡的导火索,或者当出现突发性事件
时,这些不满情绪会起到‘火上浇油’的作用,成为‘燎原之势’。
4.4 不满者是影响社会稳定的高风险人群。
对自己生活状况满意的人中,超过一半认为我国的形势是稳定的或比较稳定
的。而在对自己生活状况不满的人群中,持同样看法的人要少得多。相反,这群
人中有相当大的比例认为我国的形势较不稳定或不稳定。这种对稳定与否的判断
是主观的,与客观形势的稳定程度没有一一对应的关系( 见表13) 。20但是,勿
庸置疑,人们的主观判断可能影响客观形势。为什么对自己生活状况不满的人倾
向与认为形势不稳定呢?一方面,这当然是由于他们也许看到了其他人忽略了的
不稳定因素;但另一方面,很可能是由于不满使他们暗暗期待某种变动。因此,
当一个社会里相当多的人认为形势不稳定时,不稳定就可能变成一种自我实现的
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sy)。
对自己生活状况不满还可能影响人们的行为。这从表7 可以看出来。当被问
到会采取什么方式表达自己的不满时,总的来说,我国城市居民是相当理性的。
绝大多数人会选择通过正常渠道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或向新闻单位反映、或诉
诸法律。也有一些人会以消极方式表达不满,如发牢骚讲怪话。只有极少数人会
采取激烈的方式表达不满,如聚众游行请愿,或罢工罢课。表14中值得注意的有
两点:一是对生活状况不满的人比其他人更倾向于采取激烈手段表达自己;二是
在2001年,倾向使用激烈手段表达自己的人在比重上翻一一番,既包括那些对自
己生活状况不满的人,也包括那些对自己生活状况满意的人。这两点都不是好征
兆。
表14:满意程度与行为激烈程度
您对目前生活水平满意吗?
1999年满意不满意 2000 年满意不满意 2001 年满意不满意 3.7 9.3 5.2 7.1
10.2 16.2
是否会采取以下方式解决问题:聚众游行请愿罢工罢课, 1.6 4.8 0.7 1.6
1.5 5.1
结论与讨论:经济发展是硬道理,社会公正也是硬道理
经济繁荣并不必然或自动导致社会稳定。从中国历史来看,严重的社会危机
往往发生在经济繁荣期;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验看,不公平、不公正的增长突
然因社会危机而停滞、衰退甚至崩溃。
在过去24年里,中国创造了世界经济增长的奇迹。尤其是1997年以来,在亚
洲金融危机的阴影里,我国经济仍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即使是在目前世界经
济衰退的情况下,虽然面临种种不利因素,我国经济增长的势头也没有停下来。
但就是在宏观经济稳定、GDP 持续增长的背景下,目前我国各类不稳定因素却在
大幅度增加,例如过去五年受理的劳动争议案件年平均增长30% 以上,几乎每3
年翻一番。又如,1996年底我国传统民政‘三无人员’只有50万人,到1997年底
我国最低生活保障人员(简称低保对象)达到89.2万人;据民政部最新统计,到
2002年1 月底,全国享受低保人数达到1235万人,比2000年年底增加了2 倍,其
中90%以上是困难职工和失业家庭成员。全国没有纳入低保范畴的仍有约500 万
人。232002年1 月我国城镇低保人数是1997年底的近14倍。这些社会指标增长率
都大大超过经济增长率。
一个十分流行的主流派的观点是‘发展万能论’,主张‘靠发展解决一切问
题’。这里的‘发展’实际上是‘增长’,与经济学与社会学的发展观相差甚远,
是典型的‘增长至上论’。很明显,希望用经济增长来解决社会不稳定问题既不
现实,又不会达到社会稳定的目标,正如上述所言,中国一直是世界上经济增长
最快的国家之一,但中国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也显著增加。
为什么我国的经济高增长并没有带来人类安全,人心稳定和社会稳定呢?原
因很简单。并不是所有的增长都会带来社会稳定。各国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只
有公平的增长才会带来社会稳定;不公平的增长则往往带来社会不稳定甚至是社
会动荡。不幸的是,90年代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越来越像是‘无就业增长’(不
创造就业机会的经济增长,jobless growth)、‘不公平增长’(unequal growth)。
结果,下岗失业和收入分配不公变成了社会不稳定的根源。
市场力量和市场机制必然自发地导致收入差距扩大和各个阶级分化,只有政
府有意愿或有意识地主动地在全社会公平分配收入和财富,才能抑制和缩小收入
差距,纠正社会不平等和社会不公正,真正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从这个意
义上看,政府的职能不是直接介入市场经济活动本身,而是创造良好、公平的市
场环境,不是优惠一部分人或地区,歧视其他人和地区,而是维持和保证公平竞
争的统一市场。在过去一段时期里,政府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方针和
‘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都或多或少地加速了这种分化,而没能抑制这种
分化的形成和扩大。无论是对经济体制的选择,还是对发展策略的选择,我们都
自觉不自觉地默认甚至鼓励了阶级分化。现在到了必须反思我们增长模式的时候
了。否则,阶级分化只会进一步加剧,甚至有可能导致阶级间你死我活的斗争。
那时候才认识到公正的重要性则为时晚矣!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古今中外的历史
经验告诉我们,没有社会公正,而用其它方式实现长治久安无异于缘木求鱼。
另外,我们必须正视经济增长放缓、甚至出现经济衰退的可能性。早在一百
多年以前,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 就注意到,社会大动荡往往不是
发生在经济长期停滞的地方,而是发生在经历了经济增长的地方。根据他的观察,
最可能发生动荡的时刻是经济停止增长、开始出现下滑的那个拐点。法国革命正
是发生在这样一个时刻。后来,研究革命和动荡的学者把与托克维尔类似的观点
称之为‘倒J ’假设( 图四) 。他们找到了很多证明‘倒J ’假设正确的证据。
为什么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或对外开放过程中容易产生社会不稳定呢?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国际经济学教授丹尼。罗得瑞克(Dani Rodrik )在总
结东亚金融危机的教训时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公式:经济增长=-外部冲击×(潜
在社会冲突+ 冲突管理机构)。该公式表明:(1 )外部冲击对一国或地区的经
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而外部冲击如亚洲金融危机、石油危机或世界经济衰退均
属于不可预测、不可控制的随机事件;(2 )潜在地社会矛盾越多,冲突越大,
外部冲击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就越大,例如收入差距越大、社会收入分配越不
平等、民族矛盾越剧烈,那么经济增长下降的幅度就越大,社会分裂的可能性就
越大;(3 )在给定的外部冲击和现存的社会矛盾状况下,社会管理机构越脆弱,
其调节社会矛盾的能力越低,在全社会进行公平分配的意愿越小,人民广泛参与
政治民主和利益表达的机会越少,弱势群体越容易受到忽视,那么,一旦遇到经
济动荡和外部冲击,就会加剧原有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也
就越大。这正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社会不稳定、社会动荡不止、
政府不断更迭的原因。最近的一个典型案例是,经历了长达3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
长,但社会却越来越不平等、政治越来越腐败的印尼苏哈托政权在受到亚洲金融
危机冲击后垮台了,这个民族国家在危机中走向混乱,GDP 下降了20% 以上。
目前,我国经济增长的外部环境十分不利。依靠广大的内部市场,我国经济
应该能够维持一定的增长速度。但‘天有不测风云’。凡事需做最坏打算,未雨
绸缪才能防患于未然。如表15所示,一旦经济增长大幅放缓,或者外部挑战强烈
冲击,就很容易引起中国内部社会矛盾冲突时,如果不能及时处理,或者受外部
干预,就会形成全局性的突发性事件,不排除1989年的政治风波事件或者类似印
度尼西亚事件的出现。
已经有学者强烈意识到,中国将发生严重的社会危机。例如中央党校的周天
勇教授早在1999年就发出严重警告,未来10年,中国发生社会不稳定状态的可能
性要比过去20年大得多,国民经济因社会失稳而突然陷入负增长的概率也较高。
他指出,当金融体系崩溃,失业和下岗劳动力规模太大,城镇日益扩大的贫困阶
层的不满情绪不断高涨,社会将陷入动荡状态,国民经济将因负增长而蒙受巨大
损失。可惜这种‘真知灼见’都被社会广为流行的‘歌舞升平’所淹没,被决策
者所忽视。
我们认为,不能简单用加速经济增长的方式来化解这些不稳定因素。我们的
分析表明,社会分配不公平是不稳定的终极根源。因此,遏制分配不公平、纠正
社会不公正现象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社会伦理问题,而且是危及社会稳定的社会问
题以及国家政权合法性稳定的政治问题。对一个由中国共产党执政并代表最广大
人民群众利益的社会主义国家而言,经济发展固然是硬道理,社会公正也是硬道
理。
表15:社会稳定与社会动荡的可能性(本表格比较复杂,删略)
注释:
1 根据世界银行专家研究,中国基尼系数由1981年的0.281 上升为1995年的
0.388 ,是世界上同期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见世界银行:《中国收入分配差异
》,中文版,中国财经出版社,1998年。)
3 沈致远、李训经、雍炯敏:‘研究突发事件:数学金融学的重要课题’,
《科学》,1999年,第51期,第2 期,第6-9 页。
4 中央党校周天勇教授认为,目前最容易导致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在城市是
由于企业不景气、收入减少、下岗、养老和医疗得不到保障的城市贫困人口,而
且这个贫困人口群在增加,又集中在城市,城市中许多支出费用又是固定的,收
入减少很容易使他们陷入困境;农村中的贫困人口虽然大幅度减少,但是农民收
入增长的空间缩小,各种税费负担由于吃皇粮的人数比率太高而加重,如果再加
上外出受限制,向外流动的成本加大,以及一些农村的合作基金会、股金会和互
助基金会不能兑付,也很容易引发农村的社会不稳定。
5 引自《社会蓝皮书: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2002年),第38页。
6 《中国统计摘要》(2001),第39页。
7 详细计算参见胡鞍钢:‘当前我国经济形势与宏观调控政策’,2001年6
月15日,《中国国情研究分析报告》,第53期
8 胡鞍钢:‘中国90年代后半期腐败造成的经济损失’,《国际经济评论》,
2001年5-6 期,第12-21 页。
9 胡鞍钢:‘巨大的腐败黑洞:公开披露各类腐败的经济损失’,2002年2
月28日,《中国国情研究分析报告》,第20期。
10详细计算分析参见王有强、崔启源:‘第一章理论分析和框架’摘自胡鞍
钢主编:《地区与发展:西部开发新战略》,中国计划出版社,2001年。
11陈宗胜,周云波:‘非法非正常收入对居民收入差别的影响及其经济学解
释’,《经济研究》2001年第4 期,第14页至23页。
12详细分析参见胡鞍钢:‘当前我国经济形势与宏观调控政策’,2001年6
月15日,《中国国情研究分析报告》,第53期
13对北京市法轮功练习者的调查表明,大部分练功者就业状况处于劣势,且
缺乏足够社会保障。‘法轮功’练习者就业状况比较集中,其中的离退休人员、
下岗及无业人员和郊区农村人口的比例较高,共占75%。
14见《毛泽东选集》(合订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8年,第3 页。
15杨宜勇,张本波:‘中国城镇居民社会心态的调查报告’,引自《2001年
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27页至43页。
16需要说明的是,1999年的调查将满意程度仅分为满意和不满意两类;而2000
年与2001年的调查中将满意程度分为满意、较满意、一般、较不满意和不满意五
类。为了三年同比方便,我们将后两年数据中前三者合并为‘满意’,后两者合
并为‘不满意’。这里,对满意与否回答‘一般’的人其实不能说是‘满意’的。
因此后两年的数据可能夸大了满意程度。
17据周天勇研究,80年代初吸收了因上山下乡而需要返城就业的1000万知识
青年;1979年失业率高达5.4 %,在1979年到1985年间,城镇累计新增就业人数
5452万人,使城镇失业率降低到1.8 %,是中国历史上失业率最低的时期。
18参见200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领导人的讲话。
19杨宜勇,张本波:‘中国城镇居民社会心态的调查报告’,引自《2001年
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27页至43页。
20衡量客观形势是否稳定可以采纳诸如犯罪率和罢工罢课、游行示威等群体
事件发生率作为指标。
21杨宜勇,张本波,2002年
22乔健:‘处在改革前沿的中国职工’,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
形势分析与预测》(2002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246 页。
23引自《中国财经报》,2002年2 月9 日。
原载:北京《战略与管理》杂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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