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外资企业的打工生活永远那么紧张。每当我匆匆行进在繁华的外滩和淮海路上的时候，我的脑袋里除了紧张地思考如何和客户洽商，如何能够最省钱而又最快地赶到客户公司，如何在这个月多出几桩业绩，再不会有别的什么了。仿佛我和东方明珠、黄浦大桥、南京路无缘。在上海的这段生活里，我几乎没有到商业街闲逛过，我甚至不知道城隍庙在哪里。
我大概每个月可以挣到4000多块钱。除了房租、水电、自己生活开销，每月还有一些盈余。我打算在攒到足够的钱以后，一定要到我心中景仰的同济大学或者复旦大学再深造一下，也算了却我幼年时的一个愿望。
记得小时侯我的启蒙老师国平老师总是在我母亲面前夸我成绩好，只要不贪玩，以后一定进复旦、清华，一定会有出息。那时候我是国平老师的骄傲——我是国平老师的所有小学学生中中唯一一个语文、数学年年第一的学生，直到我上了初中、高中，国平老师也仍然关心着我的学习，时常向我的同学们和我的母亲打听我的学习情况。
后来我没能考取重点大学。背负着国平老师的太多期许，背负着母亲的殷殷期望，我悄悄离开家乡，来到省城。我一直愧于和我的老师见面。
国平老师从我上小学起，就担任我的班主任，直到我上四年级。他矮矮的个子，戴副眼镜，不苟言笑。自从分配到我们家乡工作以后，因为工作环境和收入不好，他一直没能找到对象结婚。
那时候，我们最怕的就是国平老师手中的教鞭了。每次老师因为我们调皮或者成绩下降，他总是用教鞭敲打讲台，于是大家就大气都不敢出，害怕那教鞭落到自己脑袋上。其实，国平老师从未体罚过任何一个学生。最起码我的印象里是这样。
我在大学里有过一个理想，就是能够考上研究生，最终出国留学，然后回来光宗耀祖，也算是对老师辛勤栽培我的一个报答。可是走出大学校门，我才发现，原来我的理想竟是那样模糊，那样遥远。
我被分配到县工业局统计科当了个小职员。科长分配给我的任务是每月到县里的各企业单位调研，收集产值、利税等等的数据。我的工资是276块钱。
每天早上我来到办公室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打扫卫生、打开水、到门卫室领取报纸、信件什么的，然后听大家聊天；如果科里有下乡调研的任务，我就作为跟班一起下到企业里去。母亲告诉我，我得好好表现，得争取入党，然后再慢慢熬到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再想办法弄到乡镇锻炼几年。母亲说，这是正经单位，得向老同志学，那样才能混上去，才能混好。
和我对办公桌坐着的是老胡——其实他并不老，那时侯才30来岁，刚刚结婚。他是华东理工大学管理工程系的本科毕业生，后来分配到单位，那时已经有十年工龄了，听说要提科级，那会儿正因为自己马上要提干而心情愉快呢。
我对机关单位的工作实在不满意。工资低不算，一天到晚尽是些繁杂事情。每天局里都有应酬，不是局长请别的单位领导吃饭，就是别的单位请局里领导吃饭；一个办公室的同事，大家各怀鬼胎，互相拆墙——特别是局里下发提干指标的时候。我一般不和别人谈些单位的事情，因为我觉得实在无聊。
但是一次和老胡聊天，他的一席话却让我感慨颇深。
——小同志，这是单位，不是大学课堂，得把你的傲气收起来啊！我那会儿上大学时还不和你一样？社会上大大小小的机关单位、局长县长，哪个放在眼里？我也发奋过，挑灯苦读过，也不是没有宏大理想。可是你理想再宏大，顶个屁用？理想能当饭吃？能让单位给分房子？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我不一样在社会上混？不和别人一样千篇一律、千人一面？
我感到脊背上冷飕飕的——我不甘于就这样生活。那样离自己的愿望太遥远了。
于是我选择了离职。
当然在外资企业也同样是如此。我也仍然得为自己的生存奔忙。不过好在我珍惜自己的来之不易的工作，我十分努力地去做，每个月，经理在我的考核意见上都会签上“敬业、认真、业绩优良”的评语。
但是我依然觉得有十分强烈的压力感。公司里的最新一次招聘，进来了六七个研究生，听说有几个就得分到我们部门，准备取代业绩一般的部员；再有，公司准备实行雇员本地化——这就意味着外省籍员工的聘用将逐渐停止，直至员工全部是上海本地人。
所以，我就更加卖力地工作，礼拜六的公休日我都泡在图书馆了解行业知识。
大概在我入职的七个月之后，也就是1997年的3月，公司正式启动雇员本地化。我看到一个又一个以前的同事被礼送出公司，同时一批陌生的上海籍员工开始接替他们的工作，我想我该找工作了。
经理找我谈话的时候，我已经作好了离开的思想准备。但是他的表态却让我觉得大喜过望。我被破例留了下来。之后，经理安排我到福建出差。我在即将出差的前一天晚上，给母亲打了电话，我说公司留用我了，马上派我出差，您放心好了，我挺好的。
母亲没说什么，只是说，你既然不用重新找工作，那就挺好，一定得好好干，对得起自己，更要对得起别人。末了，她告诉我，国平老师病重住院了，老师希望我能回去看看他。
哦。我一下子想起了我的启蒙老师国平。他那严肃的面孔和他的教鞭，他看着我的考卷时的喜悦和期盼，以及他对我的谆谆教诲。自从上了大学，我已经有7年没和老师见面了。
可是我得出差。于是我对母亲说，等出差回来，我尽快回来看望老师。
在福建出差一个多月，我们在业务拓展上取得了很大成功，为公司签定了价值1000多万元的业务合同。为了表示对我们的嘉奖，公司发来传真，让我们到武夷山旅游一个星期，作为奖励。
回到上海，公司为福建市场的成功开拓开了会，并且任命我担任福建分公司经理。立即筹备分公司开办事宜。所以我又马不停蹄，赶到福州，筹备分公司。
这一年年终总结，我们福建市场超额完成了公司布置的销售任务，并且还保持了费用比例最低。高兴之余，在拿到年终奖励之后，春节前我回到家和母亲、哥哥一起过年。
这时候，我才想到，我终于能有时间看望我的老师了。
但是母亲告诉我，国平老师已经过世了。她当时没有责备我。
我心里却如同锤子击打一样——我竟然没有去见老师最后一面！而他，教会我知识和做人的国平老师，就这样默默地永远远去了。没有任何预兆。
2001年的2月，正是寒冷的冬天，天色阴霾，寒风凛冽。我独自一人，来到老师的墓地。
墓地在老师生前的村庄不远处。周围是一片荒草，几棵杂树。在猎猎的寒风中，树上仅有的几片枯叶发出轻轻的“哗哗”声。不远处的小池塘中的水，已然结冰，几只鸭子在一个冰窟窿里“嘎嘎”地叫着。远处的村庄，安详而宁静，偶尔有狗的叫声。
老师的墓碑十分简单。上面刻着“国平之墓”几个字，字里红色的油漆已经几乎脱落殆尽；右上方是“生于1961年4月19日 卒于1998年9月22日”的字样；左下方是“韩桥村村委会立”。没有碑文。
按照国平的生前遗愿，他的坟墓和他母亲的目的在一起。坟墓久未修葺，左边已有部分跨塌；坟墓上尽是荒草，在寒风中抖动。
老师，自从我离开小学，离开家乡，如同您希望的那样，我一直在成长。
我懂得了什么是荣辱，什么是自尊；为什么要有报复，为什么要有追求。但是，我并没有如您期待的那样，成为官员或者是专家，或者拥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安定的祥和的家庭，我和许多许多人一样，在这个商业化社会的底层苦苦挣扎，挣钱养活自己；我学会了市侩、敷衍和虚伪；我象大城市的人们一样，对街头乞讨漠不关心，不认识周围的邻居。我似乎一直在追求，但我却不明白我为什么一定这样生活。我似乎忘却了您的教诲。
老师，我对不起您！
二十年来，就是在这座村庄，您默默地走完了自己短暂的一生。1979年那个凉爽的秋天，您成为我的启蒙老师，直到我毕业离开，直到数百数千的您的学生离开，您仍旧在这个地方，重复着小学教员的贫困生涯。
二十年来，您已经桃李满天下。您的学生中，出了一个三个海归博士，一个省里最年轻的厅长；有数十个学生成为年轻企业家；您的学生里，也有的和您一样，在这样的小村庄里成为教员。
二十年来，您一直没有离开过这所小学。您没有去过苏杭和南京游历，为了您的事业，您成为一个让您老母亲失望的单身者。您没有积蓄。
老师，我也知道，我没能实现您对我的期望。我是一个碌碌无为的普通人，在您病重住院时，我居然为了自己的工作，没能见您最后一面；我甚至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没能看望您。
如今我站在您的面前，等待您对我的批评；老师，说真的，我多想您能够对我扬起您手中的教鞭啊！
愿您安息。
2005.1.23.
[em01] | 
收藏
分享
有用
无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