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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管出错凸显治理缺陷
2004年可谓是上市公司高管的多事之年，有十多家上市公司的高管因种种原因或被捕或被免职。下面选出了一些问题企业高管并对其进行了简要介绍。
2004年的问题企业及高管
托普软件董事长宋如华：2004年3月，托普软件董事长宋如华妙手掏空托普软件后，称病以2元钱卖掉托普软件控股权，中报显示公司亏损6亿元。
三九集团董事长赵新先：2004年5月，掌舵三九集团近20年的赵新先被正式免去三九集团所有的职务。原因为最为上市公司三九医药大股东的三九集团利用关联交易挪用上市公司资金，同时因为多年的多元化经营是的三九集团身负高额债务。
长虹总裁倪润峰：2004年7月，倪润峰离开四川长虹。12月公司发布亏损公告，因其在美国的经销商APEX的应收欠款无法收回，导致公司亏损4.675亿美元。这很大程度上源于倪在任时，长虹急于扩展海外市场，导致决策失误造成的后果。据传，倪润峰已经被四川省有关部门重点“关注”，并开始接受调查。
伊利的郑俊怀：2004年10月，包括伊利股份董事长郑俊怀在内地的5名高管因涉嫌挪用上市公司资金为个人谋利被捕。
创维数码董事局主席黄宏生：2004年11月，包括公司主席黄宏生在内的10名创维数码高管被香港廉政公署带走协助调查，原因是涉嫌盗取公司资金，当天在香港联交所上市的创维数码停牌。
中航油总裁陈久霖：2004年11月，中航油向新加坡法院申请破产保护，一个因成功进行海外收购曾被称为“买来个石油帝国”的企业，却因从事投机行为造成5.54亿美元的巨额亏损，总裁陈久霖被新加坡警方拘捕，接受管理部门的调查。
今年出现问题的企业高管不止上面这几个，但是上面的却绝对是引人注目的。这些企业或在国内或在国外上市，既有国企业也有私企，犯错误的高管都在业内有很大的影响，这些人或因贪财被捕或因决策失误给企业带来巨大损失而被免职，无疑例外，他们都犯了错误。尽管受到处分的是高管个人，但究其问题，还在于公司治理层面存在问题。这些问题也是我国其他企业所面临的问题，同时也是政府当局需要注意和在未来的管理中需要改进的。
首先，上市公司如何由人治向制度治转变，说得更确切点，企业如何由“专政”走向民主。企业在成长过程中，无疑都经历了由小到大的过程，企业的领导人尤其是创始人也要由企业家向职业经理人或其他的身份转型，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的企业领导人明显还没有成功的转型。从上面介绍的人员来看，多为上市公司的董事长或总经理，且都是对企业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人。从他们所做出的贡献来看，他们是值得表扬的，但是也正是因为这些人长期以来所形成的强势和在企业内部的影响，使得这些公司虽然上市了，但是内部的管理与为上市前无异，使得上市公司设置的董事会、监事会形同虚设。
我国的企业与国外的企业相比，成立的时间都不算长，上面的企业从成立至今最多的也不过20年，所处的阶段对于这些企业而言应该算是发展期，从创立的发展应该说企业的创始人是最总要的，这时候企业成功与否与企业的企业家有很大的关系，但企业家如何在企业转型后由企业家或者说实干家转为职业经理人，更确切的说企业如何由创业之初的人治转向法治转向由制度治，是我国目前上市企业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个问题按我国企业目前所在的环境来看是不可能在短期内解决的。因为，这是企业经过多年的发展形成的，不可能因为上市了便在短期内得到全面的改善，但是可以通过制定相应的措施和加大违规高管的违规成本使问题得到一定的控制，同时也应该强化董事会、监事会职能，明确董事们的职责。所以说解决该问题应从两方面入手，在企业内部强化董事会监事会职能，对董事长的权利加以制衡，企业外部要加强对企业的监管。
在上面受到处分的高管中，有的是因为个人决策失误给企业带来了巨大的损失而受到处分的，这也反映了我国目前上市公司人治的另一个弊病。在这种人治的情况下，企业的发展全仗个人的领导决策，个人决策正确，企业经营自然无碍，但若决策失误，给企业经营带来的损失却要全体股东承担，长虹因为盲目扩张引起的决策失误给企业带来了巨额损失，倪润峰已经卸任，那么这些由他个人决策失误所造成的损失由谁来承担呢？即使对他进行罚款或者判刑，也不足以弥补企业所受到的损失。
这些高管出错所反映的另一个问题就是董事会形同虚设。这个问题在我国上市公司中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了，多数人将该问题的出现归咎于法律法规不完善，不具可行性，这只是原因之一，现实是董事会形同虚设的成因很多，下面就简单得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
这首先源于这些成功的企业都有强势的领导人。目前一些成功的企业多有其成功的领导人或者说是企业的教父，如倪润峰之与四川长虹，张瑞敏之与海尔，任正非之与华为，中国的公司里这样的人还有很多，企业里的很多规章制度和决策都是由这些人制定的，企业上市后如何保证决策的民主，就很成一个问题。目前我国的法律仅对董事会的职责进行得规定，对于董事与董事长的关系、彼此的权利、董事的评估、决策后果的承担等一系列问题尚未有明确的规定，这使得董事们仍唯董事长决策是从，决策的后果仍由董事长一人或少数位高权重者承担。董事会只是通过决议，而不是制定企业未来发展战略。我国虽然照搬了国外的公司治理模式，但却是新瓶装旧酒，并未对原有的管理机制进行深层次的改进。
其次，事不关己，高高挂起。高管违规出错，受到惩罚的是高管，与自己无关，如果自己提出质疑，必受到高管或顶头上司的不满或排斥，且提出问题受到伤害的很可能是自身的利益，不提出则不承担风险，两相权衡，自然是不提出问题，明哲保身为妙。
再次，董事们对董事会到底该如何运作也不是很清楚，仍沿袭了改制前的运作方式。目前我国大多数公司上市，都是抱着圈钱的目的，上市之初，也是为了满足上市规定，才匆匆设立了董事会，董事的选聘也不是很严格，说是选举产生，其实是任命产生的，这种情况下，董事是很难独立的。再次，从我国上市公司发布的公告来看，多数决议都是全数通过，董事会只是显示决策民主性、分担董事长个人决策风险的部门。多数董事并没有履行为企业未来制定战略、选择优秀人才的作用，有的甚至也不知道自己还有这些使命，当然这在我国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中也没有规定董事们具有这些责任。
造成董事会形同虚设的原因还有很多，解决起来也不能一蹴而就。首先，应制定专门针对董事会的法律法规，对董事会的形成、运作方式、董事的权责进行明确界定，同时还要定期对董事进行考核，这听起来有些苛刻，但是如果不如此，就不足以强化董事们对自身权责的认识。其次，建立董事问责机制。董事不履行责任要承担风险，同时也要对自己的决策负责，只有强化董事的责任，才能迫使那些“沉睡”的董事醒过来。当然，在增加董事行权风险的同时，也应考虑到对表现突出的董事进行奖励，虽然认真履行责任是董事的工作，但在目前的情况下，为了鼓励更多的董事积极行权，更使董事们的责权平衡，进行适当的鼓励还是应该的。最后，应该不断组织董事进行学习，使董事能以更开阔的思路处理公司事务，这不但对董事个人有益，对企业和广大股东更是有益。
高管频频出现问题，也表明了我国对上市公司的监管上存在问题。这些企业都是我国上市公司中的明星企业，是当地政府官员的业绩保证，也是各地的纳税大户，同时企业的领导人在地方也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与当地的监管部门不可避免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监管者或者当地的政府对这些企业的监管就不会很严格，如伊利股份在2年前就处于监管失控的状态，此外董事长郑俊怀还是内蒙古自治区的人大代表，在这种情况下，可想而知，对伊利的监管会是什么样的。这种因企业业绩优良而放松对企业的监管，降低了违规操作事发的可能性，从而为企业高管营造违规环境的事情在我国的其他公司内也是屡见不鲜的。要想避免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政府监管部门必须一视同仁，不因企业的一好而放松对企业的监管，反而应该对这样的企业严加监管，只有这样，才能使企业的治理日趋完善，只有当诚信真正的融入到企业的文化中去，融入到每个人的行为中去，监管的任务才算真正的实现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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