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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四娘
这是一头相对比较平淡的牛。想了很久该怎么写，恐怕写来不易，读来却失望。因为她是我同辈同龄的朋友，光环没有上辈的导师那么浓重，也没有年长我许多的SHETTY那样有经历。相处的角度和心境换了，从仰视变成了平视，未免觉得了了。她也许就是在国外正艰苦奋斗着的千万个年青人中很普通的一个。但我敬佩她，怜惜她，为了她的坚持。
我所认识的牛（五）四娘
四娘就是我在《此间少年曼城版》里写到的四娘。
四娘生于湖南长沙望城坡。12岁上下举家搬来广州。我在曼城中国学生会举办的春节晚会上第一次见到她，婷婷袅袅地站在台上主持节目，搭档的有东东，阿震和国内著名童星蒋××。蒋××那时正在曼城附近的斯托克港的一所语言学校学英文，再后来和国奥队留学小将张××传出绯闻。四娘，东东和阿震之后成为我的死党。那次春节晚会我是作为樱木的扇子（FANS－歌迷），在台下看演出。演出结束已是夜里11点，我们一伙上东东家里胡闹，把东东妈寄来的零嘴小吃扫荡一空。
我们聊天，我惊奇地发现四娘的父母曾经在湖南仪表（简称湘仪）集团工作，她曾经在望城坡住了12年。我想起我13岁以前的每一个暑假，都会去望城坡的姨祖母家度假，望城坡在长沙近郊，环境怡人。彼时姨祖母也在湖南仪表集团工作。姨祖父早年戎马，身体大有损伤，故早早离休，选在望城坡静养。我和四娘或许小时就曾见过，还有可能是久不联络，已经淡忘的童年玩伴。她甚至知道我姨祖母家院子外面的竹林，还跟我一样在上面刻自己的名字。因缘际会，让我们相逢在曼城，心里特别温暖，特别珍惜。
四娘在曼彻斯特大学（曼大）念法律硕士，一边念书一边工作。跟她一比，我每每觉得惭愧，每次我上曼城去，都觉得自己特别游手好闲。我不指望考优秀，不指望拿荣誉学位，虽然我也做过这样的白日梦。当我发现那是一个白日梦的时候，就很理直气壮地放弃了，除了全优的和被废的，所有人拿的学位都是一样，那我还费个什么力气？在国内读书的时候习惯了名列前茅，也该是时候习惯碌碌无为了。于是我毫不费力地保持在前50％的水平，悠哉游哉地四处游历。四娘跟我截然不同，她勤奋，好强，上进。她虽然知道一个国内读法律本科的中国学生几乎没有可能在英国拿法律硕士的荣誉学位，但是她毫不放弃。她还打算同时读CLE课程，考英国的律师执业牌照。
四娘下课去图书馆里码书，把学生们还回来的书一车车推到书库里，放到书们应该待着的书架里。起先我以为这是个很轻松的活，甚至很悠游，还能跟可爱的书们在一块。我去曼大图书馆找资料，凭着我的一张B大学生证，图书馆管理员就发给了我一张一个月有效的临时通行证，可以自由出入位于曼城的曼彻斯特大学，曼彻斯特理工，曼彻斯特商学院，曼彻斯特都市大学还有索佛德大学图书馆。当我看到四娘吃力地推着小车上斜坡，从紫色书库往红色书库里走的时候，我立马甩开手里的事情，上去帮她。四娘熟练地扫了一遍车上的书，抽这本，换那本，把它们砌成几摞，然后拿出一摞应该放在书架下层的书，找到他们在书格里的左邻右舍，放进去。放完下层，放中层。要轻手轻脚，免得影响在里面自修的人，我想这个工作粗枝大叶的我一定干不成。四娘纤细修长，可还没有长到能放得了书架高层的书，这些古老的书架长得快顶住天花板。她去书库里找凳子，凳子总是被不够高度的借书人从这里搬到那里，她踩着凳子上去放书，上上下下无数次。我知道站在凳子上找书的辛苦，仰得脖子要断掉，可怜的四娘不光要仰脖子，还要不停的做双手伸展运动，重复又重复。这份图书馆工原来一点也不悠游。我小声对四娘说：“我坐那边看书，你下班过来找我。”四娘点头，默不作声地接着干活。
9点半图书馆打第一次铃，开始赶人了，10点闭馆，四娘还没有来找我，不知道她在书库的哪个角落里继续忙碌着。不能在图书馆用电话，我简直跟她失去了联系，确切的说应该是靠她来找我的单线联系。第三次铃响，已经有管理员出现，来清扫残余分子。“四娘啊四娘，你在哪里”，我一边收拾东西，一边嘀咕。我背上书包，站在紫色书库的门口，我怕四娘过来的时候跟我错过了，不一会，看见她冲过来，气喘吁吁，“走了走了，下班！”
“你肚子饿不饿？”
“还好，樱木煮晚饭会留些给我，回家用微波炉转一下。”
“喂，陪我去吃印度阿差的KEBARB，我一个人吃不完呢。”
四娘迟疑了一会，“好吧，我们还可以在外面聊会天。”
我们去RUSHHOLME最出名的一家印度店，印度人真勤奋，这么晚了还灯火通明地做生意，RUSHHOLME这一区住的都是印度人，整条街的店都还开着，不像英国人早早收摊。我们俩都能吃辣，便叫了一个什么都放的KEBARB。KEBARB是用一张大大的饼，上面放肉（通常是鸡），青菜，沙拉，还有一些怪异的印度料理。放的内容少的时候，可以卷起来，叫WRAP，更秀气一些的用一个饼做的半圆形小口袋装内容来吃，叫PITTA。我们俩饥不择食，当然选最豪放的吃法，拿一张大大大大的饼堆满内容，先用叉子把堆得高高的内容吃掉一部分，再撕小块的饼来蘸料理吃。两个人相对而坐，对牢一份KEBARB大吃的情景，至今想起来都那么香甜。
四娘接到伦敦一家资深的法律咨询公司的面试通知，巨牛，叫EVERSHEDS，纵横欧亚英伦，在全球都排的上号。从来不紧张的她开始患得患失：
“Scarlett,你说他们会录用一个需要工作签证才能留下工作的人吗？”
“樱木，你说，不是象你公司那样，需要讲中文的人的工作，我能拿到工作签证吗？”
“东东，他们说有600个人申请5个见习律师的职位呢，面试的就有30个人，我能有希望吗？”
“阿震，我心慌，我该作些什么准备呢？”
……
“四娘，不用我们说什么，其实你心里早知道该怎么做，你只是想找我们印证一下而已。好吧，我告诉你，就当是玩儿，去演练一回，成了当作惊喜，不成也没什么好懊恼。”我拍拍她的小脸蛋。唉，那么辛苦地半工半读，胳膊腿瘦的跟卖火柴的小女孩似的，脸蛋上却永远是婴儿肥，肉嘟嘟的。
四娘端庄地去了伦敦，沮丧地回来。工作签证，该死的工作签证，那是她唯一的，最大的拦路虎。EVERSHEDS告诉她，就算她是所有面试者中最优秀的，还是很难申请到工作签证给她。除非在全欧盟都找不到人胜任，她才有机会。一年后学海底机器人的宛儿证实了“全欧盟都找不到人胜任”的童话。可四娘学法律。别说全欧盟，全曼城都一车一车的。四娘这次真的是沮丧了，她可能冀望太高吧。
四娘跟我说她想放弃，回国去，回广州去随便找个律师楼开始工作，可她又不甘心，她学了一半的CLE，她还有一年就能拿到的英国律师执业资格。我心里知道她不会放弃，她一定能过去这道坎，她是四娘啊。
四娘暑假开始全职工作，存下一年读CLE的钱。我以为那是妄想，以每小时4.2镑的最低工资计算，每天8小时，每周5个工作日，暑假9周，不吃不喝也只能赚到1512镑。四娘的算法跟我不同。她辞了图书馆的工作，去特拉夫德中心的中国餐馆楼外楼站门，当迎宾。餐馆管三餐，每小时4.2镑，每天12小时（早10店到晚10店），每周7个工作日，暑假9周，总共3175.2镑，另外还有小费。天，四娘简直是拿命来搏。果然就差点闹出人命来，一天四娘下午3点就摇摇晃晃地回来了，她在发烧。我正巧在曼城，听见有人开门进来，下楼来，看到她小脸蛋烧得通红，赶紧帮她翻出她的注册医生电话，打电话去预约，立即拉上她出门去看病。原来楼外楼的老板看她不舒服，又想剥削她，跟她说：“你不用迎宾了，把帐目做完你就可以回去”，哪知道她动力一来，刷刷刷两三小时就搞定，之后就摇晃着坐车回来了。
四娘在家躺了一天两晚，烧退了，又风风火火去上班，老板见她回来象见了失散的亲人：“大小姐，你可回来了，我又不敢催你，没了你，我这店啊，还真不成。”四娘伶俐乖巧，讲流利的国语，白话和英语，不论是当地的广东籍华裔，还是中国留学生，还是老外，都喜欢她。她手脚麻利，业务熟悉，能迅速把握客人的口味，推荐合适的菜式，一个人能顶三个人，老板也就拿她当三个人用。四娘当老板空气，心里想：当初还想让我拿3镑一小时的不合法低工资，嘴上说：“我有两个朋友在小羊城做事呢，挺开心的，在唐人街，离我家近，人工高，时间合理……”不待她说完，老板心里明白了，二话不说，给她把工资涨到5镑一小时。
四娘啊四娘，我为你骄傲，我为你心痛。
四娘的签证就要到期，她必须去延一次签证，她本来想拿着学CLE的录取通知书去延期，但她银行里的固定存款不够，她读书的钱还在楼外楼等她慢慢去挣呢。我跟她说可以借给她，她不要，她有自己的打算。她买了机票回广州，打算回来的时候在机场延签证，机场不用看存款，只用看学校录取信。四娘想念她长大的望城坡，回去长沙看亲戚朋友，回广州的时候大祸，把装着她返程曼彻斯特的机票的信封掉在了表妹家里。四娘想，这回可完蛋了。她不死心，打电话让表妹搭当天晚上的火车去广州，那时已经没有飞机可搭了。而返程曼彻斯特的航班就在第二天中午。四娘打电话去航空公司问能不能无票凭护照登机，得到的是国内通行的模棱两可的答案。她唯有寄希望于她表妹了。四娘清早在广州火车站的站台上等着，等得她心焦，越出事就越有事，火车居然晚点了。她还是等着，怎么也要等个明白，落个甘心。火车到的时候，四娘从窗户口找到表妹，拿过装着她机票的信封，拔腿就跑，穿过火车站广场集结着的盲流帮派的围追堵截，拦了车就往家里赶，打电话让她爸妈把行李拎到路口等着，到了路口，装上行李就奔机场，在车里隔着后窗玻璃跟爸妈挥挥手道别，不住地掉泪。
四娘有惊无险地上了飞机，回了曼城，在机场顺利地延了一年签证。没事人一样地去楼外楼继续站岗。她全部选早上的课，9点到12点，然后直奔楼外楼，1点开始上班，到晚上10点。楼外楼早上的生意开的晚，吃中餐的大多是华人，要到午市才开始上人，四娘已经俨然是楼外楼的一姐，她跟老板说她要上课，不再10点到餐馆做准备工作，每天1点之前出现，照看午市生意，老板也没什么好说的。老板还指望着她摇钱呢，好多个熟客广东老太太就要四娘点菜，四娘不到，她们不点。
我回国后的大半年里，四娘鲜少跟我写EMAIL，我知道她忙。有时估摸着时间她该下班了，打个电话给她，她通常都在回家的公车上瞌睡着，半梦半醒地跟我聊几句。四月，SARS满天飞的时候，我为了五斗米也不得不满天飞，去英国公干。我走之前泰航登报找某次航班的乘客，怀疑在机上感染了SARS。我跟我老板说我不想去出差，她跟我说：“你死也给我死去英国去，你不干也得这次从英国回来以后才不干”。我不是没有想过甩一个月工资在她的脸上，然后跟她说姑奶奶炒了你。我还有太多其他的顾虑。我约了一圈圈的人会谈，大家绝对可以理解我因为SARS取消行程。但我想念B大，我想念我在LEASOW DRIVE的朋友们，我还想回去补照毕业照。假如我四月不回去，我在LEASOW DRIVE的那帮好朋友两个月之后就会各奔东西，到时我要绕大半个地球才能见全他们。还有我在曼城的死党，他们全都知道我要回来，他们准备了最豪华的节目迎接我，他们还等着我带零嘴吃食回去。还有四娘，我不知道你怎样了。我那么想念你，你跟我一样苦苦地撑着，不知道是不是白话里讲的“死撑”。
四娘拿到英国律师牌照，得到新加坡LOH EBEN ONG & PARTNERS律师事务所的面试通知，她要去新加坡面试。我在曼城的3天也是她在楼外楼的最后3天。这一年她就是把楼外楼站穿啊。每日她回来，已是半夜，累得不成人形，我不知道该鼓励她还是劝慰她，我也不知道值得不值得。有何胜利可言，挺住意味着一切。我们每天每个人不都是在硬挺吗？英国已经没有飞广州的航班，我回香港的国泰航班被推迟了又推迟，传言四起，说国泰即将倒闭。我打趣四娘：“放你到我的箱子里，偷渡回去好不好？”
四娘疲惫地冲我笑笑：“就快到头了，没有什么过不去的，都会过去的。”
四娘迅速地办好新加坡签证，飞新加坡，面试。在SARS压城的时候，她以一种绝望中的渴望的心态去面试。新加坡彼时也截断了飞中国大陆的航班。四娘一个人在新加坡待了3周，直到通航。通航前，她最后一次打电话给LOH EBEN ONG & PARTNERS，怀着最后的不知是绝望还是希望，跟他们说：“我明天回广州。你们能否在我回广州之前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可是，直到她上飞机，LOH EBEN ONG & PARTNERS都没有打电话去酒店找她。
命运最后还是眷顾了她。她回去广州家里查电子邮箱，看到一封标题为WELCOME TO LOH EBEN ONG & PARTNERS的邮件，她的心又挣扎着活了过来，邮件说：打电话去酒店的时候你已经退房。欢迎你加入我们。
四娘这次很顺利地拿到新加坡的工作签证，6月SARS平息后开始上班。7月末的一天她写EMAIL给我：“下个星期的今天就是我××岁生日了，在全无亲人朋友的新加坡，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每天下班之后就回去公寓看书，看电视。同事们都对我很好，很照顾我，我知道我的律政生涯真的开始了，还有些不大敢相信……”
我回信给她：“我2周前刚过了自己的××岁生日。一个人也未必不快乐，一群人也未必不寂寞。有空的时候我也跟你一样看书看电视。我最近读很多亦舒，很喜欢《我们不是天使》。象我们这样生来无一长物的人，当然唯有靠自己。没有什么胜利可言，挺住意味着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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