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企业家如何处理和政治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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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云频频被李克强总理点赞，很多人说民营企业迎来了又一个春天，民营企业与政治的关系越来越紧密。这挑起了我们最近几个月来研究的一个热门话题，就是民营企业家该怎么处理和政治之间的关系。
在此之前，最有代表性的是李途纯最近的一个自述：民营企业家做大了就被抓，上市等于坐牢。这惊动了不少人。十八大以来，伴随着贪官的被抓，一批相关联的企业家也相继倒下，这引发了不少反思。“从现在起我们要在商言商，以后的聚会我们只讲商业不谈政治……”，柳传志之前在小范围座谈时说的一席话，引发了一场风波。
从最近的几个案例来看，民营企业的歧视性待遇并不是最差的待遇，与地方政府的矛盾之下，企业家的生命权、人身权和产权缺乏保障才是最大的问题。最常见的一种情况是，由于宏观环境不佳，东部大量民营企业资金链紧张甚至断裂的情况较多。很多企业涉足于集资活动。在发生集资户挤兑或者聚众闹事时，只要企业主还不起借款，就往往被政府以“非法集资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甚至“集资诈骗罪”定罪。
曾经的湘西企业家曾成杰最近被以“集资诈骗罪”执行死刑。有证据表明其资产大于债务，也就是本来不会造成给集资户造成重大损失，但是地方政府在未通过合法程序即在关押曾成杰3个月之后强行低价处置其资产，资产价值从最初的评估报告23.8亿，层层递减，最终以3.3亿元出让给湖南省政府下属的国有企业，而关键的资产评估报告始终未公之于众，从而对集资户造成重大损失。
天则经济研究所的实地调查表明，曾成杰虽然涉足“非法集资”，但是并不构成诈骗。也就是说，曾成杰案中即便其有罪，但罪不至死。曾成杰的所有集资款，绝大多数都投入到房地产和矿业投资，而且集资户对此均知情，并非“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而且大量集资户支持曾成杰，坚信曾讲诚信、有人品。为了向政府要回集资款，一些集资户因为到北京上访，被当地政府抓回多次关押。今年7月12日，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曾成杰执行死刑，事先居然未通知其家属。整个案件反映了政府对民营企业家集资定罪的权宜用事和对民营企业家的草菅人命。
同样的事件在湖南也上演。因为与地方政府的矛盾，2010年6月12日晚7点，李途纯在北京仙山奶业办公室楼下被抓捕，随后被控“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涉嫌挪用资金罪”、“职务侵占罪”。按李途纯的自述，在监狱中，肖文伟、文迪波五次逼他签字放弃太子奶所有民事权利，并明确说明要将太子奶无偿送给他们。凡李途纯拒绝一次，肖文伟即指使公安抓捕一个，先后抓捕了自己正在清华读书的儿子，一个妹妹，一个弟弟，逼死毫无关联的舅舅高博文，多次诱捕李途纯妻子金晓琳，多次对李途纯母亲恐吓、威逼，多次对李途纯岳父、岳母等其他家人讯问。
问题出在：与地方政府的矛盾之下，企业家的人身权和产权缺乏保障，企业家与政治的微妙关系才是关键。当前中国社会贫富分化加剧，社会上对民营企业家财富来源合法性的追问也变得普遍，使得企业家在中国当前的形势下，心理不确定性再度急速上升，出现了不少移民海外者，而一些活动仍在国内的，也纷纷办理海外绿卡以备可能出现的麻烦。对政治风向异常敏感的中国式企业家们，内心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躁动！
中国的企业家该怎么谈政治？
中国企业家的社会地位进程是这样的。改革开放初，刚由计划经济放开市场时，从事私营工商业者曾经常面临“投机倒把罪”的指控。直到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将建立市场体制作为经济发展的基本制度，“从商”挣钱乃是光明正大之事的社会意识才普遍起来。
约10年后的本世纪初，中共提出“三个代表”的执政思想，企业家成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2001年，重庆、浙江和贵州进行企业家担任省级工商联会长试点，尹明善、徐冠巨和张芝庭相继当选。这是中国首次由私营企业家担纲工商联“掌门人”，他们后来相继成为省级政协副主席。中共十六大时，“企业家党代表”更成为当时最有热度的新闻。此时，民营企业家在体制中获得的政治生涯达到巅峰。再到现在马云频频被三任总理接见。
短短20年内的同一代人，民营企业家由半合法的可疑边缘人群，成为被体制认可、分享一定治理权的社会进步群体。
站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去理解企业家“谈不谈政治”的讨论，可能会有更丰富的认知。过去那么长的时间，中国社会处于一个转型时期，这注定了中国企业家既是改革的受益者，又是社会转型压力的主要承担者。所以中国企业家出事的概率很高，致使企业家成为中国的一大危险人群。
我们来探索一下这些出事的企业家们都有什么样的共性呢？
从制度经济学来看，一个企业必须面对两种环境—市场环境和非市场环境，形成市场战略和非市场战略。企业的政治行为就是试图通过运用政府的权力和影响，来谋取自身利益。在西方，企业的政治战略，主要通过制度途径，如政治捐款、游说、公关广告、基层动员等来影响公共政策。而在中国，政治战略是企业通过发展与政府官员的特殊关系而取得资源、得到保护或免除麻烦的行为。
为什么中国企业的政治战略会不同？表面上看来，这是由中国特殊的人际关系以及政治和司法体制的特点决定。其实还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中国经济转型的特殊时期。这包含着几个方面：与成熟国家相比，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对稀缺资源的控制仍然非常巨大；政府对企业的监管和规制模糊而又粗放，很多领域还存在规则空白。这使得执行者的自由裁决权相对较高，从而导致腐败的存在。
按制度经济学来说，体制转轨的过程，往往就是法网收紧的过程，每当制度转型进入一个新阶段，就会有一批为富不仁的“大鱼”被抛弃出局，成为体制的殉葬品。很显然，被殉葬的那种企业家，都是在政治战略上走偏了出现问题的。
另外，对过往企业失败原因的大量分析可以看出，中国企业家的出事还与其自身跛足的商业精神有关。对比西方清教徒从信仰出发的“荣神誉人”的商业精神，中国的企业家先天不足，普遍缺乏信仰，缺乏价值观，那就自然缺乏商业精神。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是在出现某种道德真空的环境下开始的。此后经历了文化、社会的冲洗，一些人的道德信念、伦理意识都十分淡薄，企业家也不例外。那些精神荒芜的企业家每天又与钱财打交道，其行为自然会变得缺乏节制。很多出事的企业家都是忽视了经营管理的最基本原则，在很多案例中能看到，当企业家冒险突进的时候，他本人也知道这将是一次无比凶险的“大跃进”。最后的倾覆变成了一个“理所当然”的败局。出事的企业家往往缺乏商业精神而忽视了最基本的政策法规。
从上面的这些分析来看，成功企业家应当与政治保持怎样的距离呢？
企业家不懂政治肯定是不行的。有一句话讲得十分到位，即：“中国企业家不懂政治，就做不好经济。经济与政治从来就如影随形。更别说在中国，中国的企业对于社会和国家而言，既是经济细胞，又是政治细胞。
曾在一篇文章中，看到过这样的事件案例：
有一年，总书记到万向集团去视察，问鲁冠球要政策、要贷款，还是要项目？鲁冠球说，这些我都不要，我要看文件。此后省委机要室多了一个送文件的部门，就是万向集团，鲁先生也就有了一个看红头文件的特权。有人说老鲁太懂政治了。
曾被浙商疯狂热捧的浙江工商局长郑宇民也说过：“我们这样一个国度，这样一个执政条件，企业家离开党的领导，离开政策，你就是盲人骑瞎马。”据说浙商有一个22条军规，其中第一条就是：每天看新闻联播。
中国大地上的企业家与新生力量的各种沟通，正是企业家以商人精明参与政治、影响政治、寻求庇护的过程，这是一种生存之道。
可见企业家必须懂政治，但关键的还是在如何具体处理好和政治的关系。
从前面所分析的出事企业家共性来看，企业家必须首先要处理好与政府部门之间的关系。企业要与政府谈恋爱，但不能结婚。就像冯仑所说的，要热恋但不能同床。就是说要尊重支持和配合政府部门，但不要与政府做交易，不要靠官员挣大钱。
看看胡雪岩是怎么死的，黄光裕是怎么栽的。因为和权力勾结而获罪的企业家有多少？昔日曾叱咤风云的大连企业家徐明和不久前曾举国轰动的因“非法集资罪”被处决的湖南企业家曾成杰为这部漫长的历史悲剧新添了两个最新鲜的情节。
第二个是企业家必须要处理好与政策法规之间的关系。不要犯傻，但要守法。企业不仅仅是做到不打劫越货，放火诈骗，这样的话对守法的理解过于狭隘。劳动合同法、产品质量法、环境保护法……这些都是法，就连政府发的公告、通知、办法，也具有法的意义。中国过往是强势政府，现在民主与法治逐渐兴起，在今天的世界，企业主更需要具有商业精神，来避免触碰政策法规。
以当前中国社会开始新一轮改革的背景下，民营企业家肯定会越来越受到重视，企业家和政治的关系也有了更深刻的含义：企业家就是企业家，不要做政治家，也不要做艺术家，但企业家一定要懂政治，讲政治。
（作者 许一力 系CCTV证券频道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