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回忆说:“当时人员流动很大,新来的人很难融入到公司的圈子中来,管理者只用自己的亲信,一旦有外人进入,便会遭到很多人的排斥和刁难,我们暗地里称其为‘老鼠文化’。你如果不是管理者的亲信,就会感觉有很多人‘咬’你,直到把你‘咬’走。”
“老鼠文化”以黄宏生与陆强华之间的分手而结束。黄宏生也开始从另一个层面来观察、审视自己的公司,仔细检视的结果是,就像大多数成长中的企业所面临的一样,创维的问题在于缺乏明确的利润取向以及对客户的关注,把过多的精力放在了追逐竞争对手上,内部缺乏合理的绩效考核和培训体系,没有跨越职能、界限和等级通力合作的文化及对未来的共识。
黄宏生因此认为,企业要转型,首先要从领导班子入手。他说:“从企业文化的建设考虑,我决定聘用学院派的领导者,也就是思想型的经理人,而不再是那些经验型的。”
如今创维公司负责营销的总裁张学斌原是海南椰树集团的总经理,这位看上去斯文儒雅,有些谢顶的领导者谨慎低调、不事张扬,他很少在公众场合露面,与陆强华的风格迥异。张学斌是专业财务背景出身,对成本的控制和绩效考核很在行,他能够弥补对技术和研发有着偏好的黄宏生对成本控制的忽视。黄宏生觉得他和张学斌有着共同的时代背景,价值观上非常认同,但个性上却能互补。张学斌经常提醒黄宏生,产品的研发一定要量力而行,不能投入过度。黄宏生喜欢鼓动,喜欢给大家一个清楚动人的愿景,让别人想入非非;而张学斌则强调执行,会脚踏实地一步步去落实推进。
同样,负责研发的副总裁李鸿安和张学斌是同一类型的人。这个和蔼、身量不高、微胖的老教授是中国第一代电视机的设计者,谙熟技术方案,有着过人的解决问题的能力。研发人员说,李鸿安就像是一个鬼大夫,有时综合仪器都检测不到的问题,他东敲敲西敲敲就能找出问题所在。
创维北京分公司经理左英杰认为销售公司的现任领导者张学斌为人的低调、谨慎,影响了下面一大批人。这两个沉静内敛的领导者清楚地知道职业经理人的定位,兢兢业业地把自己的工作做好。
向TCL学习
痛定思痛的黄宏生觉得还是要向竞争对手学习。
TCL与创维公司毗邻,属于彩电业第一集团军中的领导者。2000年,TCL也在酝酿了很长时间后开始进入大刀阔斧的调整期。其后创维公司所进行的至关重要的营销策略转变,正是对TCL销售策略的继承和变通。
TCL彩电销售策略的创新性、精准性和有效性在业内颇受称道。它们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就开始施行“销售前移”的策略,在全国主要地区设置分公司,充分授权各地分公司实行二次定价。同时精耕细作,在大中城市高“举”销售大旗的同时,在小城市和乡村也遍“插”旗帜,成立城市工作小组和乡村工作小组,建立农村销售渠道。TCL彩电在2000年进行了大幅度裁员,将其数年内精耕细作、遍布全国的销售队伍从16000人精简到6000人,大幅度降低了成本并提高了效率。
2000年之前,创维公司的做法则恰恰相反。当TCL的销售网络过度枝繁叶茂而需要砍斫时,创维公司却仍然奉行高度集权的营销策略,“就像一只胳膊,上面被勒得太紧,以至于下面血脉不畅,缺乏生机和活力。”
左英杰觉得,那时分公司经理的权力不大,主要的任务是和经销商沟通关系,拉拢感情,平时大部分时间用在了吃喝玩乐上,对个人能力的培养自然非常有限。黄宏生则觉得当时的分公司的经理们过于胆大妄为,他们有将货物分配到经销商手里的权力,有时就会要求经销商提前付款,然后拿上100万元去花天酒地。
在公司管理上,存在着很深的分歧和误解,老板觉得手下人不务正业,需要严加防范;经理们觉得自己根本就不可能有所作为,得过且过,找个机会就黑公司一把。
为了解决销售体制上的这种弊端,在借鉴TCL销售策略的基础上,创维把“营销前移”进行得更彻底。集团整个销售政策包括品牌宣传和策划等全部前移,权力下放到各地分公司。如果销售业绩优秀,有更多的利润额,在集团有关部门批准后,分公司还可以动用一笔钱进行广告宣传或下一级的终端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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