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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国书店出版的《群书治要译注》正式公开发行。这部被世人称为“治世宝典“的珍贵典籍，在中国本土失传一千多年后，再次引起了领导干部、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的高度关注。
《群书治要》是唐初著名谏臣魏徵及虞世南、 褚亮、萧德言等受命于唐太宗李世民（599年-649年，626年-949年在位），以辑录前人著述作谏书，为唐太宗“偃武修文”、“治国安邦”，创建“贞观之 治”提供警示的匡政巨著。
《治要》取材于经、史、诸子百家，“上始五帝，下迄晋年”，以“务乎政术，存乎劝戒”为宗旨，从一万四千多部、八万九千多卷古籍中“采摭群书，剪截淫放”，呕心沥血数年，于贞观五年（631年）编辑成书，计六十五部约五十余万言。
《群书治要》的特点，一言以蔽之，曰“博而要”。魏征等人博采经、史、子典籍六十五种，又以“务乎政术”、“本乎治要”为原则，删其繁芜，择其精粹，浓缩成五十卷的珍本。魏征乃经国之大器，兼具高尚之道德与卓越的史识，这更使得《群书治要》成为一部“用之当今，足以鉴览前古；传之来叶，可以贻厥孙谋”的经典之作。
此书在唐朝末年的战乱中亡佚，幸而由日本遣唐使带到日本，成为日本天皇和他们大臣学习中华文化的经典。据日本尾张国校督臣细井德民在天明五年刊印《群书治要》时写的考例中记叙，早在公元13世纪日本镰仓幕府第五代武将军北条实时（亦称金泽实时），因其“好居书籍”，故在发现《群书治要》后，请中秘书写“以藏其金泽文库”，《群书治要》因此得以传世。后来，此书归德川家康，他在得到这个本子后，曾于1616年（日本元和二年）正月命令用活字排印。但此时的《群书治要》已经缺失卷第四、卷第十三和卷第二十，残存四十七卷了。半年后，《群书治要》印成五十一部，每部凡四十七册。不幸的是，此时德川家康突然去世，印本只是分赠给了德川家康的后裔尾张、纪伊两家藩主。事实上等于没有公开发行，所以流传在外间的不多。 1781年，也就是日本天明元年，尾张藩主家的大纳言宗睦，有感于《群书治要》未能流布，便从枫山官库中借得原“金泽文库”藏僧人抄本《群书治要》，重新校刊。1786年（日本天明六年）重印本告成，分赠诸藩主和各位亲臣。这就是今天流传于世的天明本《群书治要》。
这次由中国书店出版的《群书治要译注》一书，在《群书治要》原存的四十七卷上，又从原书中补录了亡佚的《春秋左氏传》（上）和《汉书》的首尾两卷，弥补了《群书治要》不全的缺憾，同时，对原文做了详细的注解和白话翻译，包括注解的小字，也一一进行了白话翻译。是迄今为止对《群书治要》注释、翻译最为详尽的一部书。
作为一部中国文化的珍贵宝典，《群书治要译注》一书的出版得到了多位领导干部以及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多所高校领导、学者、教授的关心和指导，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魏礼群、中央党校副校长陈宝生、原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原司法部部长高昌礼、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凌孜、原民政部副部长李宝库等均担任本书顾问。
《群书治要》一书是古圣先王和历代明君贤臣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智慧精华，是五千年中华文化的浓缩。在复兴中华文化、
增强中国文化软实力，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这部书对现代人尤其是领导干部，可以起到很好的参考作用。
古人云：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镜，可以知兴亡。作为唐太宗李世民创建贞观盛世施政指南的《群书治要》，可以说是今人学习传统文化的极佳读本，果能落实，必定能够达到君学可以治国、臣学可以辅政，商学可以治企，民学可以齐家的效果。
（《群书治要译注》 主编 刘余莉 副主编 马益玲 陈静瑜 萧祥剑 中国书店2012年5月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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