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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 中国青年报
肖（化名），是某国家级研究中心下属某研究所的博士生，7月底刚刚通过论文答辩，工作已经找好了，中国科学院某研究所等她去报到。等待在她面前的将是怎样的科研生涯呢？
回顾3年的博士生生活，肖感触良多，在毕业聚会上她大哭了一场，但在我们的谈话中她笑声不断，看得出平常她是一个爱笑的人。放在今年毕业的上万名博士生和国内数以万计的青年科研人员中，肖很普通，正是这种普通，让我选择与她对话，我希望这番真实的对话能告诉我们科学界更一般的真相。当然，这只是一个博士的视角，其中可能难免偏颇之处。
一个国家科学上的创造力多半取决于青年科研群体的活力，透过她的困惑和心声，我们是否可以得到一些启示？
导师让你毕业，总能毕业
□你们毕业聚会时聊什么呢？
■昨天我们所里的博士生毕业聚会，我们谈到现在一律要求博士在SCI的期刊上发文章，挺头痛的。必须投到SCI期刊，而有的老板（导师）都没做到，题目本身到不了那个水平，这不是浮夸、不是“大跃进”吗？
□那你们博士做研究会造假吗？
■肯定存在，我觉得可能还比较普遍。其实你能不能毕业完全在于老板，不管你实验做得是真是假，是好是坏。
□论文答辩的评委是导师请的人？
■对呀。
□你答辩时有人“刁难”吗？
■没有。答辩过程共1个小时，前50分钟我介绍，剩下10分钟时间提问，当然要提前把论文给评委看。结果当场通过，之前我是认真准备的，但也就是那么回事，只要导师让你毕业，总能毕业。
□戴了博士帽照相吗？
■没有照。现在博士太多了，简直想把全国人民都变成博士。
技术员比我们博士牛
□中国的流感研究水平如何？
■比国际上的先进水平差得很远。在去年的世界流感大会上做大会陈述的，中国大陆研究人员一个也没有，他们认为中国人没有和他们平等对话的资格。香港有一个管轶，流感研究做得相当好，最近刚在NATURE上发了一篇文章，人也很“张狂”。
□怎么张狂？
■说话比较“大气”。当时到日本参加世界流感大会的有中国CDC（疾病控制中心）的一些官员，但后来到听研究报告时，好多官员都跑出去玩去了，管轶就对我说：你看，只剩下我们两个穷秀才了吧。他说得比较夸张，可能还有别人在听。
当时中国去的人不少，但国家CDC的官员用的是公款，而我们用的是课题经费，要不是日本方面给青年科学家每人资助1000美元，我是去不了的。不公平的事太多了。
□国内流感研究为什么水平低？
■国内真正做流感的人很少。有很多历史原因，1997年以前国内把流感看做小病，直到1997年香港禽流感感染人之后，国家才重视起来，这几年每年都爆发禽流感。而国外从1918年流感大爆发之后就开始重视研究，近100年了。
原来流感研究室特别穷，这两年WHO给了很多资助才有所改善。但研究室对人才培养没有一个长期的规划和可持续的考虑，真正有能力做流感研究的人很少。
□那你为什么不去流感研究室？
■我觉得那儿人际关系比较复杂，不太适应。比如技术员要管博士生，动不动把细胞培养室锁上，你想培养点细胞你得求他。
□听说王晓东的生命科学研究所很好，他们强调其他人员要为研究人员服务，一切为研究服务。
■可能从国外回来的理念比较好。国内研究所的怪现象是，技术员往往与领导相处时间更长，更熟，所以他们比你年轻博士牛气，有后台啊。
这种风气蔓延开来，这个国家就完了 □你知道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甘德怀考博事件”吗？
■我不知道。
□你们考博士的时候感觉公平吗？
■当然会有不公平了。
□自然科学的博士会不会好点儿？
■也一样，导师想要谁就要谁，笔试成绩不重要。我面试表现还可以，我们当时是9人中取两个，过线的就我们两个，另一个女孩原来读硕士时和我是同一宿舍的。这个女生非常“厉害”，她本科是学图书信息管理的，跟我们博导说她原来学“生物信息学”，导师一听就非常喜欢啊。
我读硕士时，一个同学英语只考了48分，后来也上了，答辩时论文做得太“完美”了，我们都听傻了。当时会场沉默了好一阵，后来这个同学老板的老板（导师的导师）开口说，这篇论文以前我听过，原来是她导师以前在日本做的工作。那个老板的老板说：这篇论文你能讲下来不错，我就问你一个问题，硕士这3年你学到了什么？请你讲讲。然后她就说，这3年有谁谁谁很多老师帮我呀，特不要脸。
□那不是抄袭吗？硕士难道不要求做自己的东西吗？
■是啊，这是她导师同意的。
身边类似这样的事情，很长时间里一直困扰我，影响我对世界的看法，因为我不懂。
□导师怎么能这样？
■可能和导师的性格也有关系。像我们老板从来不生气，对什么事都淡然，从来没见过他对什么恶势力坏现象动气。
□也是，现在有些博导自己都造假剽窃。
■造假太普遍了。这种风气蔓延开来，这个国家就完了，真的，好多老板都是这样，我们博士生在一起时常议论这些。
在国内申请经费很怪
□前不久的全球华人生物学家大会，你参加了吗？
■没有。
□会上一批海外科学家呼吁科研人员要把精力放在科研上，不应该把时间花在搞人际关系上。
■是啊，我们学生可能不明显，但我听说，老板得跑关系，申请经费时，认识的朋友、同学、同事啊当然好办一点。
□在很多人心目中，做科学研究还是神圣崇高的，出于热爱，没那么多功利是非。但最近我拜访一个北大留校的老同学，他对自己的生活好像很不满意，因为没地位的年轻人争经费拿课题很难，一年到头给老板打工，激情都被消磨掉了。
■在国内申请经费很怪。平时你即使有好的IDEA（主意），如果没有关系、地位，也很难申请到经费，那些钱不能用到正经干活的人身上；而当特殊的政治情境到来时，比如SARS、禽流感爆发期间，这方面的题目特别容易申请经费，不需要有好的IDEA，反正把那些钱花完了，没做出来，就编造呗，太普遍了，最后总能交差。
主编与我们研究室的头儿关系不好
□你的博士论文发表了吗？
■国内我这个领域最好的杂志也就是《病毒学报》和《中华实验病毒学》了。我向他们投过稿，被压住了，原因据说不是因为论文水平不行，而是因为杂志主编与我们研究室的头儿关系不好。我们另有一个博士的论文水平不行，可因为导师是院士，抢在我前面发了。那期杂志发了两篇博士论文，一篇老板是院士，一篇老板是所长，我找到杂志编辑，他们就说谁让你们头儿和主编关系不好？
□难道不看论文的质量吗？那院士不管自己的学生吗？
■那个院士学生的论文确实极差，他的学生也不是每个都差，这个差的每天都上网聊天，念3年博士恨不得聊了两年，好不容易要做点实验，又隔离了。院士他根本管不过来，他的精力主要在搞公司，他非常有钱。
他让我第一次感到科研必须脚踏实地
□在你接触过的科学家中，有你很敬佩的吗？
■想来想去，就是那个日本的科学家了，在流感领域他是世界上做得最好的，禽流感病毒表面抗原的致病机理、流感病毒的装配、反向遗传的技术等都是他最先做出来的。一看他就是一个聪明、努力的人。我在哈尔滨禽流感国家实验室听他讲，他从1983年开始做了20年流感，最初是念大学时看了一本科普书，因此对病毒学产生强烈的兴趣，后来在北海道大学念博士，到美国做博士后。他告诉我，他从一个IDEA到建立反向遗传的技术平台，花了7年时间；为了流感病毒装配机理，经历了8年研究，到去年才搞清楚——科研是一个积累的过程，他这样告诫我，以前没有一个人跟我说过。
跟他谈话，让我第一次感觉到科研是一个踏实的过程，必须脚踏实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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