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调兵遣将争夺中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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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调兵遣将争夺中原

自古逐鹿在中原！

　　得中原者得天下！

　　千百年来，那些睥睨四方、指点江山的智者们，站在中华文明每一页新历史的开端，似乎总念叨这两句话，语重心长地告诫有志于天下的奸雄、枭雄或者英雄们：中原是最大的风水宝地，拥有它，才有美好的将来。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起于草根却心雄万夫，视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之辈如粪土的毛泽东当然也懂，而且作为“欲与天公试比高”的中共最高统帅，他比谁都心里有本帐。

　　他说：“中国的历史告诉我们，谁想统一中国，谁就要控制中原。今天的中原逐鹿，就看鹿死谁手了。”

　　说这句话的时候，国共两军第二次全面“互掐”(解放战争)、“大打出手”已经整整一年。

　　两年前的1945年中共“七大”上，毛泽东曾一再强调，“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末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

　　但世易时移，今非昔比，那时中共力量还弱小，他的“胃口”仅仅是一个“巩固的基础”，而现在已是“统一中国”，需要“控制中原”了。

　　与蒋介石殚精竭虑，不惜血本重点“照顾”的山东、陕北相比，还算风平浪静、波澜不惊的中原大地，因为他几个月前的一个重大“策划”而硝烟四起，也变得格外扑朔迷离起来。

　　1947年7月21至23日，在陕北靖边县小河村一架寒碜的凉棚下，被胡宗南紧追慢赶的毛泽东，主持了一次中共中央扩大会议。

　　会上，他似乎忘记了不远处胡宗南的枪炮声，兴致盎然提出了一个能让老“冤家”蒋介石睡梦里心惊肉跳的计划：用5年时间(从1946年7月算起)解决蒋介石。

　　很多人都唱“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但他到底还不是卜定阴阳、能掐会算的真神，不敢也不能拍拍胸脯打包票，肯定这位“只有天在上，更无山与齐”的蒋委员长，5年后会像幼儿园的小孩一样乖乖听话，真的如期完蛋。

　　何况，实力比他大得多的蒋委员长，还在一门心思琢磨着“解决”他呢。

　　因此，他又谨慎地补充说，“现在不公开讲出来，还是要准备长期斗争，五年到十年甚至十五年。”

　　为此，他以中原为圆心，主持决定：

　　北边的晋冀鲁豫南征野战军即刘邓大军(刘伯承、邓小平统率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挺进中原，千里跃进，直插大别山；

　　刘邓麾下的陈谢兵团(陈赓、谢富治指挥的晋冀鲁豫野战军4纵、9纵)由原计划西进增援陕北，改为渡黄河南下，挺进中原的豫西；

　　西边彭德怀的西北野战军原计划南下关中，改为独立坚持陕北内线作战，牵制胡宗南集团。

　　这一决策，与稍后不久毛泽东又将东边的华东野战军一分为二之举，构成了一个后来耳熟能详的军事专业术语——“三军配合，两翼牵制”。

　　华东野战军一分为二的情形是：陈毅、粟裕统率华东野战军主力(即通俗所称的西兵团)在鲁西南掩护刘邓大军跃进大别山，然后开进中原的豫皖苏；留在山东的东兵团(约占华野全军四分之一)则由谭震林、许世友指挥，牵制山东国民党军。

　　这一招，外行人或许一脸茫然看看热闹，内行人才比比划划不免惊叹。

　　毛泽东的目标只有一个：中原，中原！

　　这无疑是经略中原的大手笔。

　　一年后的8月23日，他的主要军事助手朱德还在解释他的意图，说：“自古以来谁在中原取得胜利，最后胜利属于谁的问题就能解决。”

　　就在小河会议结束的当天，毛泽东似乎意犹未尽，还要趁热打打铁。他电令远方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

　　这一战略“策划”，毛泽东由衷地偏爱，却并非心血来潮，偶然兴起。它如同一坛泸州老酒，酝酿的时间颇长。从5月到8月，毛泽东反复权衡修正，断断续续达4个月之久。

　　刘伯承、邓小平一武一文两位方面大员，也早已按照他的指令，开始跳跃的“预备动作”，6月30日就率部一举跨过浊流滚滚的黄河，抵达鲁西南(菏泽、济宁一带)，迈出了南下的第一步。

　　小河会议两周后的8月7日，他们又奉毛泽东之令，一马当先，将统率的晋冀鲁豫南征野战军兵分三路，形成三股蔚为壮观的“红流”，如离弦之箭脱笼之鹄，流向千里之外的大别山。

　　那位号称“天子门生”第一人，打仗水平进步不快升官最快的胡宗南，率23万之众进攻陕北、一心“捉拿毛泽东”以建盖世“奇功”之初，毛泽东的选择是艰难的。

　　没有任何“保险公司”敢于签署“保单”，也无任何一处可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但他不顾“万乘之躯”的金贵而独排众议，豪迈地坚持留在了陕北的穷山沟。

　　他还曾忙里偷闲，似乎有意“耍耍”胡宗南，潇洒地在自己枣园窑洞的桌屉里留下便条：“胡宗南到延安，势成骑虎。进又不能进，退又退不得。奈何！奈何！”

　　胡宗南见了便条后脸色的确难看，但毛泽东在这里的日子其实并不好过。

　　小河会议6天后的7月29日，他曾向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并陈赓、谢富治及彭德怀等几个战区的头头脑脑们“诉苦”，秘密发出了一份三A级的告急电报，说“现陕北情况甚为困难(已面告陈赓)”。

　　因此，当刘伯承、邓小平能抛开连续作战消耗很大，准备休整的念头，终于二话不说、义无反顾插向大别山时，他投向南方天空的目光是如此热切，似乎在说：中原逐鹿，鹿死谁手，就看你们的了！

　　位于湖北、河南、安徽三省交界处的大别山，横卧中原，逶迤绵亘，
流水下滩，白云出岫，以雄、奇、险、幽闻名于世，是难得的假日休闲之所。

　　不过，尽管“风景这边独好”，刘伯承、邓小平却无赏景的闲情雅致。毛泽东不答应，蒋介石也不欢迎。

　　这里更为独特之处还在于，曾是当年徐向前的红四方面军红红火火“闹腾”过的“老窝”。

　　刘邓大军的前身，正是红四方面军。

　　毛泽东将刘邓大军的落脚点选在此处，让当年“闹红”的将士们打回老家去，别有一番深意，是他棋盘中最看重的一步棋。

　　他曾反复考虑，估计了三种结果：

　　第一、付出代价，站不住脚，返回来；

　　第二、付出了代价，站不稳脚，在大别山周围打游击；

　　第三、付出代价，站稳了脚，恢复大别山根据地。

　　下、中、上三种前途，每一种前途就是一种或喜庆或无言的结局，与许多老部下、老百姓的身家性命紧密相连，甚至与整个中共和中国的命运息息相关。

　　中共从1921年浙江南湖的游船上走来，一路惊涛骇浪、风雨飘摇不容易。毛泽东当然期盼第三种“最好的前途”，因此小心翼翼慎之又慎，没有让刘伯承、邓小平一路人马单枪匹马孤军行动。

　　早在刘伯承、邓小平强渡黄河的前一天，毛泽东便已电令山东的陈毅、粟裕放下手中的一切大小事不管，火速分兵三路，配合刘邓行动：一部出鲁南，一部出鲁西，一部留山东正面。

　　3天后，他更是严令华东野战军“必须在7天或10天内，以神速动作”，“打开与刘、邓会师之道路”，并格外提醒说：“如动作迟缓，则来不及”。

　　山东是全国的主战场，是蒋介石倾全国精锐人马“倾情关注”的重点中的重点。

自古逐鹿在中原！

　　得中原者得天下！

　　千百年来，那些睥睨四方、指点江山的智者们，站在中华文明每一页新历史的开端，似乎总念叨这两句话，语重心长地告诫有志于天下的奸雄、枭雄或者英雄们：中原是最大的风水宝地，拥有它，才有美好的将来。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起于草根却心雄万夫，视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之辈如粪土的毛泽东当然也懂，而且作为“欲与天公试比高”的中共最高统帅，他比谁都心里有本帐。

　　他说：“中国的历史告诉我们，谁想统一中国，谁就要控制中原。今天的中原逐鹿，就看鹿死谁手了。”

　　说这句话的时候，国共两军第二次全面“互掐”(解放战争)、“大打出手”已经整整一年。

　　两年前的1945年中共“七大”上，毛泽东曾一再强调，“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末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

　　但世易时移，今非昔比，那时中共力量还弱小，他的“胃口”仅仅是一个“巩固的基础”，而现在已是“统一中国”，需要“控制中原”了。

　　与蒋介石殚精竭虑，不惜血本重点“照顾”的山东、陕北相比，还算风平浪静、波澜不惊的中原大地，因为他几个月前的一个重大“策划”而硝烟四起，也变得格外扑朔迷离起来。

　　1947年7月21至23日，在陕北靖边县小河村一架寒碜的凉棚下，被胡宗南紧追慢赶的毛泽东，主持了一次中共中央扩大会议。

　　会上，他似乎忘记了不远处胡宗南的枪炮声，兴致盎然提出了一个能让老“冤家”蒋介石睡梦里心惊肉跳的计划：用5年时间(从1946年7月算起)解决蒋介石。

　　很多人都唱“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但他到底还不是卜定阴阳、能掐会算的真神，不敢也不能拍拍胸脯打包票，肯定这位“只有天在上，更无山与齐”的蒋委员长，5年后会像幼儿园的小孩一样乖乖听话，真的如期完蛋。

　　何况，实力比他大得多的蒋委员长，还在一门心思琢磨着“解决”他呢。

　　因此，他又谨慎地补充说，“现在不公开讲出来，还是要准备长期斗争，五年到十年甚至十五年。”

　　为此，他以中原为圆心，主持决定：

　　北边的晋冀鲁豫南征野战军即刘邓大军(刘伯承、邓小平统率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挺进中原，千里跃进，直插大别山；

　　刘邓麾下的陈谢兵团(陈赓、谢富治指挥的晋冀鲁豫野战军4纵、9纵)由原计划西进增援陕北，改为渡黄河南下，挺进中原的豫西；

　　西边彭德怀的西北野战军原计划南下关中，改为独立坚持陕北内线作战，牵制胡宗南集团。

　　这一决策，与稍后不久毛泽东又将东边的华东野战军一分为二之举，构成了一个后来耳熟能详的军事专业术语——“三军配合，两翼牵制”。

　　华东野战军一分为二的情形是：陈毅、粟裕统率华东野战军主力(即通俗所称的西兵团)在鲁西南掩护刘邓大军跃进大别山，然后开进中原的豫皖苏；留在山东的东兵团(约占华野全军四分之一)则由谭震林、许世友指挥，牵制山东国民党军。

　　这一招，外行人或许一脸茫然看看热闹，内行人才比比划划不免惊叹。

　　毛泽东的目标只有一个：中原，中原！

　　这无疑是经略中原的大手笔。

　　一年后的8月23日，他的主要军事助手朱德还在解释他的意图，说：“自古以来谁在中原取得胜利，最后胜利属于谁的问题就能解决。”

　　就在小河会议结束的当天，毛泽东似乎意犹未尽，还要趁热打打铁。他电令远方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

　　这一战略“策划”，毛泽东由衷地偏爱，却并非心血来潮，偶然兴起。它如同一坛泸州老酒，酝酿的时间颇长。从5月到8月，毛泽东反复权衡修正，断断续续达4个月之久。

　　刘伯承、邓小平一武一文两位方面大员，也早已按照他的指令，开始跳跃的“预备动作”，6月30日就率部一举跨过浊流滚滚的黄河，抵达鲁西南(菏泽、济宁一带)，迈出了南下的第一步。

　　小河会议两周后的8月7日，他们又奉毛泽东之令，一马当先，将统率的晋冀鲁豫南征野战军兵分三路，形成三股蔚为壮观的“红流”，如离弦之箭脱笼之鹄，流向千里之外的大别山。

　　那位号称“天子门生”第一人，打仗水平进步不快升官最快的胡宗南，率23万之众进攻陕北、一心“捉拿毛泽东”以建盖世“奇功”之初，毛泽东的选择是艰难的。

　　没有任何“保险公司”敢于签署“保单”，也无任何一处可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但他不顾“万乘之躯”的金贵而独排众议，豪迈地坚持留在了陕北的穷山沟。

　　他还曾忙里偷闲，似乎有意“耍耍”胡宗南，潇洒地在自己枣园窑洞的桌屉里留下便条：“胡宗南到延安，势成骑虎。进又不能进，退又退不得。奈何！奈何！”

　　胡宗南见了便条后脸色的确难看，但毛泽东在这里的日子其实并不好过。

　　小河会议6天后的7月29日，他曾向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并陈赓、谢富治及彭德怀等几个战区的头头脑脑们“诉苦”，秘密发出了一份三A级的告急电报，说“现陕北情况甚为困难(已面告陈赓)”。

　　因此，当刘伯承、邓小平能抛开连续作战消耗很大，准备休整的念头，终于二话不说、义无反顾插向大别山时，他投向南方天空的目光是如此热切，似乎在说：中原逐鹿，鹿死谁手，就看你们的了！

　　位于湖北、河南、安徽三省交界处的大别山，横卧中原，逶迤绵亘，
流水下滩，白云出岫，以雄、奇、险、幽闻名于世，是难得的假日休闲之所。

　　不过，尽管“风景这边独好”，刘伯承、邓小平却无赏景的闲情雅致。毛泽东不答应，蒋介石也不欢迎。

　　这里更为独特之处还在于，曾是当年徐向前的红四方面军红红火火“闹腾”过的“老窝”。

　　刘邓大军的前身，正是红四方面军。

　　毛泽东将刘邓大军的落脚点选在此处，让当年“闹红”的将士们打回老家去，别有一番深意，是他棋盘中最看重的一步棋。

　　他曾反复考虑，估计了三种结果：

　　第一、付出代价，站不住脚，返回来；

　　第二、付出了代价，站不稳脚，在大别山周围打游击；

　　第三、付出代价，站稳了脚，恢复大别山根据地。

　　下、中、上三种前途，每一种前途就是一种或喜庆或无言的结局，与许多老部下、老百姓的身家性命紧密相连，甚至与整个中共和中国的命运息息相关。

　　中共从1921年浙江南湖的游船上走来，一路惊涛骇浪、风雨飘摇不容易。毛泽东当然期盼第三种“最好的前途”，因此小心翼翼慎之又慎，没有让刘伯承、邓小平一路人马单枪匹马孤军行动。

　　早在刘伯承、邓小平强渡黄河的前一天，毛泽东便已电令山东的陈毅、粟裕放下手中的一切大小事不管，火速分兵三路，配合刘邓行动：一部出鲁南，一部出鲁西，一部留山东正面。

　　3天后，他更是严令华东野战军“必须在7天或10天内，以神速动作”，“打开与刘、邓会师之道路”，并格外提醒说：“如动作迟缓，则来不及”。

　　山东是全国的主战场，是蒋介石倾全国精锐人马“倾情关注”的重点中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