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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10月美国总统胡佛公开发表讲话支持日本：“日本为保卫日侨生命财产的安全起见，对满洲的进兵是不可避免的……我们是不能提出异议的”。英国首相张伯伦也说：“我的同情完全在日本方面”。 “前事不忘，后世之师”——这是我们经常对日本人说的一句话，意在提醒他们不要重蹈覆辙；今年的9月18日之夜，全国上百个城市将同时鸣响警报（见9月16日《辽沈晚报》），我们也应该在警报声中对自己重复一下这句话：想一想日本的侵略何以能够如此轻易的得逞？“9.18事变”曾被研究者称为“一场世界军事史上罕见的军事冒险”。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日本的综合国力根本支撑不了一场大规模战争。1931年日本全年仅生产飞机40架、火炮90门、步枪3613支；而在事变之后，东北军白白丢给日本的武器装备就包括飞机260架、重炮250门、步枪15万支，足够日本的兵工厂开足马力生产好几年。日军的战斗力也是很值得怀疑的，如在“9.18”四个多月之后爆发的上海“1.28”之役，面对装备简陋、军费甚至靠捐款的19路军，日军四易主帅、三次增兵，仍然久攻不下，最后靠了绝对优势的海空军才勉强“取胜”。而在“9.18”之时，日本却要以2万多关东军对11万东北军精锐。因此，对发动事变的日本少壮派军官来说，“9.18”其实是一场要么全赢，要么全输的豪赌。
但日本居然赌赢了。这其中的原因，正如驻北平的日本特务机关给关东军的秘密报告中所说：“中国军因依赖国联，而行无抵抗主义，故皇军得以顺调胜利……”。南京国民政府当时推行“不抵抗主义”的一个主要逻辑前提就是寄希望于国际社会的来主持正义。据后人回忆，张学良当时的想法是，如果不发一枪，那么就可以绝对证明中国人没错，是日本人侵略，国际社会就会站在中国一边。因此，“9.18”之后，国民政府不是积极备战收复失地，而是到“国联”去控诉，“国联”理事会就这个问题争论了3个月，既不敢谴责日本，也不制止日本扩大侵略。后来派出了李顿调查团，搞了一个明显偏袒日本的《报告书》，但日本仍不满意，宣布退出“国联”，“国联”也无可奈何。
“国联”如此，其他大国的态度又如何呢？苏联是“严守中立”的，美、英则早与日本做了利益交换，希望保护自己的在华利益，同时让日本进攻苏联。1931年10月美国总统胡佛公开发表讲话支持日本：“日本为保卫日侨生命财产的安全起见，对满洲的进兵是不可避免的……我们是不能提出异议的”。英国首相张伯伦也说：“我的同情完全在日本方面”。从1931年918事变到1932年底，美国向还日本供应了1.81亿美元的军火，大发中国的国难财。这一局面一直到10年之后的珍珠港事件爆发，才得到根本扭转。 “9.18事变”的一个最重要的结论就是：一个国家的主权也好，领土完整也好，民族尊严也好，都只能靠自己来维护，洋人是靠不住的！因为如果你连自己都靠不住，还怎么指望别人呢？所谓“自助者天助”，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在国际政治中，任何一个国家的领导人都不敢也不会为了一些抽象的“原则”来牺牲自己国家、民族的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说，背信弃义是民族国家的特权——因为维护国家、民族利益的原则才是高于一切原则的“元原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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